“對人類單有愛還不夠，對人們首先應該善於容忍。”而在臨死之前，他又寫下了他自己的兩句話：
“我過去總是用自己的尺度評判一切。但現在我已是另外一個人了，我不再用苗已的尺度評判了。”
這使人感到震驚。這不是很神秘嗎?是不是托爾斯泰老人還魂了?
塔爾諾夫斯基是個出類拔萃的人，可是他在刑滿之後自願留在科雷馬了。他在寫詩，但並不把這些詩寄給任何人。他沉思著。寫道：
註定我呆在這天涯地邊，
是上帝判定我沉默無言，
因為我曾看到惡人該隱，
卻未能把他的頭頸斬斷。
遺憾的是;我們全都漸漸地死去，不能完成任何值得敬仰的事業。
此外，回到自由的獄外之後囚犯們還要和許多人見麵。父子相會，夫妻相會。而這些會麵也常常並不稱心如意。十年，十五年來同我們在一起的孩子們，長大之後不可能同我們感情融洽：有時彼此簡直形同路人，甚至像是敵人。忠貞地等待丈夫的婦女中受到應得的報償的隻是極少數：因為這麽長時間彼此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人的一切全改變了，隻剩下姓名沒變、他和她的生活經歷過於不同，他們已經不可能情投意合了。
這些事還是留給人們去寫電影劇本或小說吧，本書無法全包括進來。
但是，這裏也不妨援引一個事例。讓我何1來聽聽瑪麗娜·卡達茨卡妮的敘述吧。
“頭十年期間我的丈夫總共給我寫了六百封信。後十年期間隻寫了一封，而且這封信寫得叫人看了不想再活下去。經過十九年之後，當他第一次得到休假時，他並沒有到我和兒子這裏來，而是到親戚那裏去了。隻是過路途中決定在我和兒子這裏呆四天。我和兒子去車站接他，不料車站宣布那列火車當天不能到達了。我徹夜未能成眠。天亮時剛剛躺下休息，聽到了叩門聲。一個陌生的聲音說：‘我找瑪麗婭·維涅季克托芙娜!’我打開門。走進來一個上了年紀的胖男子，穿著外套，戴著呢帽。他什麽也沒說，徑直走進屋裏。我因為剛有些睡意，好像也忘記了自己正在等待丈夫。我們兩人呆呆地站著。他問：‘你沒有認出我來?’‘沒有。’我心裏還在想，這是怎麽回事?大概是個什麽親戚吧。我親戚很多，也都多年不見了。這時，我看到他那緊閉的嘴唇，想起自己正在等丈夫——一下子就昏過去了。這時兒子回來了，他正在生病。就這樣，我們三個人，在這唯一的一間屋子裏整整坐了四天，沒有走出去一步。他和兒子兩人很拘束，而我同丈夫也幾乎沒有談什麽，隻是一般的談幾句。他講了他個人的生活。根本沒有問及我和兒子這些年沒有他是怎麽活過來的。他又回西伯利亞去了，臨別時都沒有看我一眼。我告訴他;我的丈夫早已死在阿爾卑斯山裏了(戰時他在義大利，是同盟國軍隊解放他的人”
也有另一種比較愉快的會麵。_可能你會遇見原先的看守或勞改營長官。突然，你會發現在切別爾津旅遊基地擔任體育指導的斯拉瓦是原先的諾裏爾斯克勞改營的看守。或者米沙·巴克斯特突然在列寧格勒糕點商店裏看到一個熟悉的麵孔，那人也注意到他了。原來那是勞改營分部的長官古薩克大尉，現在換上了便服。“喂，你等等，你等等!你在我的什麽地方蹲過把?……噢，我想起來了。因為不好好勞動，我們還沒收過你的郵包!”(是啊，他全記得!.但是，他們覺得這一切都很自然。似乎他們就該永遠騎在我們頭上，月前隻不過是短暫的間歇而已!)
還可能遇見(別爾斯基就遇見了)部隊指揮員魯迪科上校。是他當初為了避免麻煩，才匆匆忙忙下令逮捕你的。他現在穿著便服，戴著高貴的禮帽，伊然一個學者，一個受尊重的人!一也可能遇到你原來的偵查員，就是在偵訊中打過你，把你關進臭蟲房的那個。他現在領取著優厚的養老金。例如赫瓦特，審訊並殺死偉大的瓦維洛夫的人，他現在就住在高爾基大部。上帝呀，再別讓我們遇見這種人吧!因為這隻會打擊我們的心靈，而他們倒是無動於衷的。
還有可能遇到你的告密者。就是那個送你進監獄的人。他現在也飛黃騰達了。天火雷電並沒有懲罰他!那些回到故鄉的囚犯必然會遇到告密陷害自己的人。有些心直口快的人憤憤不平地出主意說：“喂，你上法院去告他!單單為了讓他在公眾麵前現現原形也好嘛!”(也確實如此而已，不可能有更大的指望。現在大家都懂得這一點了……)但是已經恢復名譽的人隻好回答說：“唉，算了吧……唉，行啦……”
因為對這種案件的審判是朝著那個需要套上一百頭牛拉的方向的。
阿維尼爾·鮑裏索夫不耐煩地擺擺手說：“讓生活去懲罰他們吧!”
也隻能這樣。
作曲家赫某對蕭士塔高維奇說：“這位勒女士是我們協會的會員，當初就是她把我送進監獄的。”蕭士塔高維奇激動地說;“你寫份控訴材料，我們把她從音樂家協會開除出去!”(想得可好!)赫某卻連忙擺手說：“噢，不!謝謝吧!當初揪著我這把鬍子在地上拖來拖去。我可不想再來一次!”一
哪裏還談得上什麽報復?格·波列夫訴苦說：“原先把我關進監獄的那個壞蛋，在我被釋放之後差一點兒又把我關進去!幸虧我及時地拋掉了家庭，離鄉出走了，不然，說不定真就把我關進去了!”
拉就是我們國內的做法!這就是蘇維埃式的做法2
什麽叫做惡夢?什麽叫做海市蜃接?這一切究竟是過去?還是現在?……
一九五五年，埃夫羅伊姆遜來找蘇聯副總檢察長薩林，把一大本控告李森科的刑事控訴狀遞交給這位副總檢察長。但薩林對他說：“我們無權受理這個案件，請你去找黨中央。”
蘇聯的檢察長們從什麽時候起變得無權受理案件了呢?或者說，他們為什麽不早三十年變得無權受理呢?
洛佐夫斯基和謝廖金兩人現在都很闊綽，就是他二人作偽證把丘爾佩涅夫送進蒙古地牢的。丘爾佩涅夫獲釋後，約了一位共同在軍隊服役過的熟人一起到莫斯科市蘇維埃大樓中的生活服務部辦公室去找謝廖金。那位共同的朋友對謝廖金說。“讓我來介紹一下吧，這位是和咱們在哈勒欣河一起戰鬥過的，記得他吧?”“不，不記得。”“他是丘爾佩涅夫。你不記得這個人?”“不。不記得。戰爭把大家都衝散了。”“你難道不知道這個人後來的遭遇?”“我不懂你這話是什麽意思、”“啊!你真是個壞蛋，下流坯!”
也隻能說這些!他們告到謝廖金所屬的黨的區委員會，兩人聽到的回答則是：“這不可能!謝廖金的工作一直是很認真負責的。
他會認真負責地工作!……
一切事情照舊，一切人也都照舊。雷聲轟隆過一陣子，並沒有落下幾個雨點。
一切都照舊。以至於研究北方民族語言的專家克雷諾維奇吸釋放後又回到同一個研究所的同一個研究室，還同那些當年把他關進去的、仇恨他的人在一起工作。他還是要每天來上班。脫下外衣，同這些人坐在一起討論。
“我過去總是用自己的尺度評判一切。但現在我已是另外一個人了，我不再用苗已的尺度評判了。”
這使人感到震驚。這不是很神秘嗎?是不是托爾斯泰老人還魂了?
塔爾諾夫斯基是個出類拔萃的人，可是他在刑滿之後自願留在科雷馬了。他在寫詩，但並不把這些詩寄給任何人。他沉思著。寫道：
註定我呆在這天涯地邊，
是上帝判定我沉默無言，
因為我曾看到惡人該隱，
卻未能把他的頭頸斬斷。
遺憾的是;我們全都漸漸地死去，不能完成任何值得敬仰的事業。
此外，回到自由的獄外之後囚犯們還要和許多人見麵。父子相會，夫妻相會。而這些會麵也常常並不稱心如意。十年，十五年來同我們在一起的孩子們，長大之後不可能同我們感情融洽：有時彼此簡直形同路人，甚至像是敵人。忠貞地等待丈夫的婦女中受到應得的報償的隻是極少數：因為這麽長時間彼此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人的一切全改變了，隻剩下姓名沒變、他和她的生活經歷過於不同，他們已經不可能情投意合了。
這些事還是留給人們去寫電影劇本或小說吧，本書無法全包括進來。
但是，這裏也不妨援引一個事例。讓我何1來聽聽瑪麗娜·卡達茨卡妮的敘述吧。
“頭十年期間我的丈夫總共給我寫了六百封信。後十年期間隻寫了一封，而且這封信寫得叫人看了不想再活下去。經過十九年之後，當他第一次得到休假時，他並沒有到我和兒子這裏來，而是到親戚那裏去了。隻是過路途中決定在我和兒子這裏呆四天。我和兒子去車站接他，不料車站宣布那列火車當天不能到達了。我徹夜未能成眠。天亮時剛剛躺下休息，聽到了叩門聲。一個陌生的聲音說：‘我找瑪麗婭·維涅季克托芙娜!’我打開門。走進來一個上了年紀的胖男子，穿著外套，戴著呢帽。他什麽也沒說，徑直走進屋裏。我因為剛有些睡意，好像也忘記了自己正在等待丈夫。我們兩人呆呆地站著。他問：‘你沒有認出我來?’‘沒有。’我心裏還在想，這是怎麽回事?大概是個什麽親戚吧。我親戚很多，也都多年不見了。這時，我看到他那緊閉的嘴唇，想起自己正在等丈夫——一下子就昏過去了。這時兒子回來了，他正在生病。就這樣，我們三個人，在這唯一的一間屋子裏整整坐了四天，沒有走出去一步。他和兒子兩人很拘束，而我同丈夫也幾乎沒有談什麽，隻是一般的談幾句。他講了他個人的生活。根本沒有問及我和兒子這些年沒有他是怎麽活過來的。他又回西伯利亞去了，臨別時都沒有看我一眼。我告訴他;我的丈夫早已死在阿爾卑斯山裏了(戰時他在義大利，是同盟國軍隊解放他的人”
也有另一種比較愉快的會麵。_可能你會遇見原先的看守或勞改營長官。突然，你會發現在切別爾津旅遊基地擔任體育指導的斯拉瓦是原先的諾裏爾斯克勞改營的看守。或者米沙·巴克斯特突然在列寧格勒糕點商店裏看到一個熟悉的麵孔，那人也注意到他了。原來那是勞改營分部的長官古薩克大尉，現在換上了便服。“喂，你等等，你等等!你在我的什麽地方蹲過把?……噢，我想起來了。因為不好好勞動，我們還沒收過你的郵包!”(是啊，他全記得!.但是，他們覺得這一切都很自然。似乎他們就該永遠騎在我們頭上，月前隻不過是短暫的間歇而已!)
還可能遇見(別爾斯基就遇見了)部隊指揮員魯迪科上校。是他當初為了避免麻煩，才匆匆忙忙下令逮捕你的。他現在穿著便服，戴著高貴的禮帽，伊然一個學者，一個受尊重的人!一也可能遇到你原來的偵查員，就是在偵訊中打過你，把你關進臭蟲房的那個。他現在領取著優厚的養老金。例如赫瓦特，審訊並殺死偉大的瓦維洛夫的人，他現在就住在高爾基大部。上帝呀，再別讓我們遇見這種人吧!因為這隻會打擊我們的心靈，而他們倒是無動於衷的。
還有可能遇到你的告密者。就是那個送你進監獄的人。他現在也飛黃騰達了。天火雷電並沒有懲罰他!那些回到故鄉的囚犯必然會遇到告密陷害自己的人。有些心直口快的人憤憤不平地出主意說：“喂，你上法院去告他!單單為了讓他在公眾麵前現現原形也好嘛!”(也確實如此而已，不可能有更大的指望。現在大家都懂得這一點了……)但是已經恢復名譽的人隻好回答說：“唉，算了吧……唉，行啦……”
因為對這種案件的審判是朝著那個需要套上一百頭牛拉的方向的。
阿維尼爾·鮑裏索夫不耐煩地擺擺手說：“讓生活去懲罰他們吧!”
也隻能這樣。
作曲家赫某對蕭士塔高維奇說：“這位勒女士是我們協會的會員，當初就是她把我送進監獄的。”蕭士塔高維奇激動地說;“你寫份控訴材料，我們把她從音樂家協會開除出去!”(想得可好!)赫某卻連忙擺手說：“噢，不!謝謝吧!當初揪著我這把鬍子在地上拖來拖去。我可不想再來一次!”一
哪裏還談得上什麽報復?格·波列夫訴苦說：“原先把我關進監獄的那個壞蛋，在我被釋放之後差一點兒又把我關進去!幸虧我及時地拋掉了家庭，離鄉出走了，不然，說不定真就把我關進去了!”
拉就是我們國內的做法!這就是蘇維埃式的做法2
什麽叫做惡夢?什麽叫做海市蜃接?這一切究竟是過去?還是現在?……
一九五五年，埃夫羅伊姆遜來找蘇聯副總檢察長薩林，把一大本控告李森科的刑事控訴狀遞交給這位副總檢察長。但薩林對他說：“我們無權受理這個案件，請你去找黨中央。”
蘇聯的檢察長們從什麽時候起變得無權受理案件了呢?或者說，他們為什麽不早三十年變得無權受理呢?
洛佐夫斯基和謝廖金兩人現在都很闊綽，就是他二人作偽證把丘爾佩涅夫送進蒙古地牢的。丘爾佩涅夫獲釋後，約了一位共同在軍隊服役過的熟人一起到莫斯科市蘇維埃大樓中的生活服務部辦公室去找謝廖金。那位共同的朋友對謝廖金說。“讓我來介紹一下吧，這位是和咱們在哈勒欣河一起戰鬥過的，記得他吧?”“不，不記得。”“他是丘爾佩涅夫。你不記得這個人?”“不。不記得。戰爭把大家都衝散了。”“你難道不知道這個人後來的遭遇?”“我不懂你這話是什麽意思、”“啊!你真是個壞蛋，下流坯!”
也隻能說這些!他們告到謝廖金所屬的黨的區委員會，兩人聽到的回答則是：“這不可能!謝廖金的工作一直是很認真負責的。
他會認真負責地工作!……
一切事情照舊，一切人也都照舊。雷聲轟隆過一陣子，並沒有落下幾個雨點。
一切都照舊。以至於研究北方民族語言的專家克雷諾維奇吸釋放後又回到同一個研究所的同一個研究室，還同那些當年把他關進去的、仇恨他的人在一起工作。他還是要每天來上班。脫下外衣，同這些人坐在一起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