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舌頭總像是說不出“船艙”和“病房”這些詞，總想說成“牢房”
沙維林說;“我至今一看到狼狗還是心驚膽戰的。
丘爾佩涅夫如今一走進樹林就不能平靜地呼吸，也不能欣賞自然風光，他說：“我一看，這片鬆樹林不錯。枝杈很少，伐倒之後無須再燒掉砍下的枝杈，能夠出一批很好的方材……”
米爾采沃村裏幾乎半居民是在勞改營呆過的(雖然大多是犯的盜竊罪)。_如果你釋放後住進了這個村。怎麽能忘掉過去呢?你來到梁贊火車站。看見車站的圍牆上有三根柱子是損壞的，可是從來也沒有修過，好像就應該這樣。這是因為囚犯列車通常正是停在這裏的，運囚犯的。“烏鴉車”也一直開到這兒，一車屁股對著缺口，囚犯們一下火車就被轟著往這個牆洞裏鑽.(這樣方便，無須押著囚犯走過嘈雜的月台)。全蘇無知普及協會“給你開出一張出差證(一九五七年)，原來是叫你去第二勞改區，即附設在監獄的婦女勞改區去作報告的。你走過崗樓。一項熟悉的軍帽從小窗口裏盯著你、你同教育科的一位代表一起穿過監獄大院，衣裳破舊的女囚犯首先討好地趕著向你們兩人打招呼。你坐在政治處主任辦公室稍事休息，陪同者為了不使你寂寞而同你聊天_一你會想像到，就在這個時候正在從囚室往外趕女犯們，在小夥房裏正在奪下囚犯夥夫手裏的鍋：喂，快去聽報告!快點：快!囚犯們擠滿禮堂。禮堂裏發出一股潮濕味。走廊也潮濕，牢房裏可能更潮。整個報告中不幸的婦女們一直咳嗽：那是老年人的、悶聲悶氣的。連續的咳嗽，是那裂人心腸的短促的幹咳。她們的穿戴與其說像婦女，不如說是對婦女的諷刺，年輕人們也都像老太婆一樣粗壯拙笨，個個疲憊不堪，盼望著報告盡快結束。你感到恥辱，恨不得化作一陣煙霧散掉。很不得不講這些“科學技術的成就”，而對她們高喊：“婦女們!這一切你們要忍到哪一天算完呀?!……”你的眼睛立即發現幾個穿得不錯的、甚至穿著毛線衣的鮮明形象。顯然她們是當雜役的。好了，你可以把目光停在她們身上，不去聽那咳嗽聲，可以順利地宣讀講稿了。這幾個人目不轉睛地盯著你……是在聽嗎?不，她們明明不是在聽你講話，她們不需要關於宇宙的知識。因為她們很少看到男人，所以在那裏仔細端詳你呢……這時，你會設想：假如現在把你的身份證拿走，你就得留在這裏了。這幾堵牆，距離你熟悉的街道和熟悉的無軌電車站隻有幾米遠的這幾堵牆，就將把你同整個外界隔開，它們就不再是牆而變成許多難熬的歲月了……不，不，你馬上要離開這裏!花四十戈比就可以乘電車到家，吃一頓美味的晚飯。但你總忘不掉：這些婦女仍將留在這裏，仍將這樣咳嗽下去，成年地咳嗽下去。
每逢我被捕的紀念日，我都要過一個“囚犯日”——早晨切下六百五十克麵包，放兩小塊糖，倒上一杯熱水。午飯我要求給我煮一份爛菜湯加一小勺稀飯。於是，我很快便回到原來的境地：天快黑的時候我把麵包渣拾進嘴裏，把盤子舔幹淨。往目的景象歷歷在目，往日的感受刺得我的心隱隱作痛!
我把自己身上那幾塊號碼布也帶出了勞改營，至今保存著。是啊，隻我一個人這樣嗎?不，在這一家，在那一家，到處人們都把它像保存的聖物一樣拿出來給我看。
有一天。我走在新斯洛博德大街上。布蒂爾卡監獄!“探監室”。我走進去。裏麵擠滿了婦女，夾雜著個別男人。有人在遞交東西，有人在談話。噢，外界給我們送的東西原來就是通過這裏送進去的。真有趣：我若無其事地走過去看“探視規則”。可是這時一個大嘴臉的中土盯了我一眼，走過來問道：“公民”，你有什麽事?”他大概看出我不像來探監的，怕我搞什麽名堂。這麽說，我身上大概總是帶著一種因犯氣味吧?
要是去憑弔死者呢?去憑弔那些自己人，也就是你也應該被刺刀紮死同他們躺在一起的那些人呢?奧列涅夫雖已衰老，但他還是在一九六五年去憑弔了一次。他背起背包，拿上手杖來到了從前衛生營的所在地，從那裏進了山，當時死人就埋在這裏(高凱爾基村不遠)。山上到處是白骨和頭顱骨。當地居民把這個小崗子叫做白骨山。
加利婭·b·住在遙遠的北方城市，那裏是半年黑夜，半年白天。整個世界上她沒有一個親人，她的所謂“家”隻是一個嘈雜退出的角落。她想休息時便拿著書到飯館去。要一杯酒，慢慢喝著，看看書，抽支煙，“悲痛地思念俄羅斯”。她最喜愛的朋友是樂隊隊員和看門的人。她說。“許多從那裏回來的人都隱瞞著過去那段經歷。可是我卻以自己那段經歷自豪。
雖然沒有固定地點，但過去的囚犯們每年總要在某個地方舉行一次難友集會.他們在一起飲酒、回憶。戈利岑談到這類集會時說。“說來也怪，回憶過去時並不總是些阻暗的、痛苦的場麵。許多東西回憶起來倒使人覺得心裏暖洋洋的呢!
這也是人的一種本質!而且並不是最壞的本質。
金茲伯格(金茲堡)高興地回憶說：“我在勞改營時號碼前麵的編號字母是‘n’，而我獲釋之後身份證號碼前麵的編號字母是‘3k’(澤克)，有意思吧!”
看到這樣的來信心裏確實感到溫暖.是的，果真的，在許多來信中，從前的囚犯的來信總使人讀後感受不同!多麽不尋常的生命力啊!如果目的明確。它將產生多大的推動力啊!在我們這個時代，要是你收到一封不是無病呻吟的，而是真正充滿樂觀主義的來信，那它肯定是從前的囚犯寄來的。一這些人對世界上的一切都已習慣，因而不論麵對什麽，都不會灰心喪氣。
我為自己屬於這一強有力的種族而感到自豪!我們原本不是一個種族，是別人使我們成為同一種族的!別人把我們焊到一起了。如果我們處在昏暗和渙散的、人人自危、互相警惕的獄外世界的話，我們永遠不會如此堅固地焊接到一起。那些正統派分子和眼線們一到獄外就自動離去了。我們無須約定互相支持，我們也無須互相考驗。_我們一見麵，看看眼神，說一兩句話，就清楚了。難道還需要解釋什麽嗎?我們是會互相援救的。我們到處都有朋友。我們的人有幾百萬!
監獄給了我們一權衡量人和事的新標尺，它從我們眼前去掉了那層經常障住未經風霜的人們的眼睛的世俗油汙。這時我們得出了多麽出人意料的結論啊!
娜·斯托利亞羅娃是一九三四年從巴黎自願要求回國的。她落進了這個捕獸器.它奪去了她一生中最寶貴的時期。但是，斯托利亞羅娃不僅不悔恨自己回國，不痛苦，她反而說：“當時我不顧周圍一切人的勸告，不聽自己理智的聲音，而毅然回到了俄國。看來我是做對了!我當時根本不了解俄國，但我的內心已經猜到她是什麽樣子了。”
卡爾普尼奇-布拉文在國內戰爭時期曾任旅長。他過去是一帆風順的，他脾氣急躁、易怒。那時候，特別科科長把名單拿給他、他看都不看一眼就用鈍鉛筆簽字批準槍決，而且他不是在名單上都簽字，而是在名單末尾簽，不用大寫字母，而隻用小寫字母、不帶縮寫點地寫上兩個字母：“bm”(這意味著：對名單上所有的人全部處死!)後來，他戴上了菱形章，再往後則是在科雷馬的勞改營蹲了二十年零半年。如今，他住在大森林中的一個孤零零的村子裏，澆菜，養雞，有時做點兒木工活。他並不申請恢復名譽，一提到伏羅希洛夫他就罵娘。他每天聽廣播，看報，並且對於每一篇電台廣播稿和報紙上的每一篇文章都在筆記本上寫下自己憤怒的回答。但是，又過了若幹年，這位山村的哲學家卻意味深長地從某本書上抄下了這樣一句格言：
沙維林說;“我至今一看到狼狗還是心驚膽戰的。
丘爾佩涅夫如今一走進樹林就不能平靜地呼吸，也不能欣賞自然風光，他說：“我一看，這片鬆樹林不錯。枝杈很少，伐倒之後無須再燒掉砍下的枝杈，能夠出一批很好的方材……”
米爾采沃村裏幾乎半居民是在勞改營呆過的(雖然大多是犯的盜竊罪)。_如果你釋放後住進了這個村。怎麽能忘掉過去呢?你來到梁贊火車站。看見車站的圍牆上有三根柱子是損壞的，可是從來也沒有修過，好像就應該這樣。這是因為囚犯列車通常正是停在這裏的，運囚犯的。“烏鴉車”也一直開到這兒，一車屁股對著缺口，囚犯們一下火車就被轟著往這個牆洞裏鑽.(這樣方便，無須押著囚犯走過嘈雜的月台)。全蘇無知普及協會“給你開出一張出差證(一九五七年)，原來是叫你去第二勞改區，即附設在監獄的婦女勞改區去作報告的。你走過崗樓。一項熟悉的軍帽從小窗口裏盯著你、你同教育科的一位代表一起穿過監獄大院，衣裳破舊的女囚犯首先討好地趕著向你們兩人打招呼。你坐在政治處主任辦公室稍事休息，陪同者為了不使你寂寞而同你聊天_一你會想像到，就在這個時候正在從囚室往外趕女犯們，在小夥房裏正在奪下囚犯夥夫手裏的鍋：喂，快去聽報告!快點：快!囚犯們擠滿禮堂。禮堂裏發出一股潮濕味。走廊也潮濕，牢房裏可能更潮。整個報告中不幸的婦女們一直咳嗽：那是老年人的、悶聲悶氣的。連續的咳嗽，是那裂人心腸的短促的幹咳。她們的穿戴與其說像婦女，不如說是對婦女的諷刺，年輕人們也都像老太婆一樣粗壯拙笨，個個疲憊不堪，盼望著報告盡快結束。你感到恥辱，恨不得化作一陣煙霧散掉。很不得不講這些“科學技術的成就”，而對她們高喊：“婦女們!這一切你們要忍到哪一天算完呀?!……”你的眼睛立即發現幾個穿得不錯的、甚至穿著毛線衣的鮮明形象。顯然她們是當雜役的。好了，你可以把目光停在她們身上，不去聽那咳嗽聲，可以順利地宣讀講稿了。這幾個人目不轉睛地盯著你……是在聽嗎?不，她們明明不是在聽你講話，她們不需要關於宇宙的知識。因為她們很少看到男人，所以在那裏仔細端詳你呢……這時，你會設想：假如現在把你的身份證拿走，你就得留在這裏了。這幾堵牆，距離你熟悉的街道和熟悉的無軌電車站隻有幾米遠的這幾堵牆，就將把你同整個外界隔開，它們就不再是牆而變成許多難熬的歲月了……不，不，你馬上要離開這裏!花四十戈比就可以乘電車到家，吃一頓美味的晚飯。但你總忘不掉：這些婦女仍將留在這裏，仍將這樣咳嗽下去，成年地咳嗽下去。
每逢我被捕的紀念日，我都要過一個“囚犯日”——早晨切下六百五十克麵包，放兩小塊糖，倒上一杯熱水。午飯我要求給我煮一份爛菜湯加一小勺稀飯。於是，我很快便回到原來的境地：天快黑的時候我把麵包渣拾進嘴裏，把盤子舔幹淨。往目的景象歷歷在目，往日的感受刺得我的心隱隱作痛!
我把自己身上那幾塊號碼布也帶出了勞改營，至今保存著。是啊，隻我一個人這樣嗎?不，在這一家，在那一家，到處人們都把它像保存的聖物一樣拿出來給我看。
有一天。我走在新斯洛博德大街上。布蒂爾卡監獄!“探監室”。我走進去。裏麵擠滿了婦女，夾雜著個別男人。有人在遞交東西，有人在談話。噢，外界給我們送的東西原來就是通過這裏送進去的。真有趣：我若無其事地走過去看“探視規則”。可是這時一個大嘴臉的中土盯了我一眼，走過來問道：“公民”，你有什麽事?”他大概看出我不像來探監的，怕我搞什麽名堂。這麽說，我身上大概總是帶著一種因犯氣味吧?
要是去憑弔死者呢?去憑弔那些自己人，也就是你也應該被刺刀紮死同他們躺在一起的那些人呢?奧列涅夫雖已衰老，但他還是在一九六五年去憑弔了一次。他背起背包，拿上手杖來到了從前衛生營的所在地，從那裏進了山，當時死人就埋在這裏(高凱爾基村不遠)。山上到處是白骨和頭顱骨。當地居民把這個小崗子叫做白骨山。
加利婭·b·住在遙遠的北方城市，那裏是半年黑夜，半年白天。整個世界上她沒有一個親人，她的所謂“家”隻是一個嘈雜退出的角落。她想休息時便拿著書到飯館去。要一杯酒，慢慢喝著，看看書，抽支煙，“悲痛地思念俄羅斯”。她最喜愛的朋友是樂隊隊員和看門的人。她說。“許多從那裏回來的人都隱瞞著過去那段經歷。可是我卻以自己那段經歷自豪。
雖然沒有固定地點，但過去的囚犯們每年總要在某個地方舉行一次難友集會.他們在一起飲酒、回憶。戈利岑談到這類集會時說。“說來也怪，回憶過去時並不總是些阻暗的、痛苦的場麵。許多東西回憶起來倒使人覺得心裏暖洋洋的呢!
這也是人的一種本質!而且並不是最壞的本質。
金茲伯格(金茲堡)高興地回憶說：“我在勞改營時號碼前麵的編號字母是‘n’，而我獲釋之後身份證號碼前麵的編號字母是‘3k’(澤克)，有意思吧!”
看到這樣的來信心裏確實感到溫暖.是的，果真的，在許多來信中，從前的囚犯的來信總使人讀後感受不同!多麽不尋常的生命力啊!如果目的明確。它將產生多大的推動力啊!在我們這個時代，要是你收到一封不是無病呻吟的，而是真正充滿樂觀主義的來信，那它肯定是從前的囚犯寄來的。一這些人對世界上的一切都已習慣，因而不論麵對什麽，都不會灰心喪氣。
我為自己屬於這一強有力的種族而感到自豪!我們原本不是一個種族，是別人使我們成為同一種族的!別人把我們焊到一起了。如果我們處在昏暗和渙散的、人人自危、互相警惕的獄外世界的話，我們永遠不會如此堅固地焊接到一起。那些正統派分子和眼線們一到獄外就自動離去了。我們無須約定互相支持，我們也無須互相考驗。_我們一見麵，看看眼神，說一兩句話，就清楚了。難道還需要解釋什麽嗎?我們是會互相援救的。我們到處都有朋友。我們的人有幾百萬!
監獄給了我們一權衡量人和事的新標尺，它從我們眼前去掉了那層經常障住未經風霜的人們的眼睛的世俗油汙。這時我們得出了多麽出人意料的結論啊!
娜·斯托利亞羅娃是一九三四年從巴黎自願要求回國的。她落進了這個捕獸器.它奪去了她一生中最寶貴的時期。但是，斯托利亞羅娃不僅不悔恨自己回國，不痛苦，她反而說：“當時我不顧周圍一切人的勸告，不聽自己理智的聲音，而毅然回到了俄國。看來我是做對了!我當時根本不了解俄國，但我的內心已經猜到她是什麽樣子了。”
卡爾普尼奇-布拉文在國內戰爭時期曾任旅長。他過去是一帆風順的，他脾氣急躁、易怒。那時候，特別科科長把名單拿給他、他看都不看一眼就用鈍鉛筆簽字批準槍決，而且他不是在名單上都簽字，而是在名單末尾簽，不用大寫字母，而隻用小寫字母、不帶縮寫點地寫上兩個字母：“bm”(這意味著：對名單上所有的人全部處死!)後來，他戴上了菱形章，再往後則是在科雷馬的勞改營蹲了二十年零半年。如今，他住在大森林中的一個孤零零的村子裏，澆菜，養雞，有時做點兒木工活。他並不申請恢復名譽，一提到伏羅希洛夫他就罵娘。他每天聽廣播，看報，並且對於每一篇電台廣播稿和報紙上的每一篇文章都在筆記本上寫下自己憤怒的回答。但是，又過了若幹年，這位山村的哲學家卻意味深長地從某本書上抄下了這樣一句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