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甚至就是那個團裏的人!)會反駁我：如果他這樣看，那就該早在兵役局給他穿上漂亮軍服的時候聲明這一點，而不該到了抱住大樹的時候才說!是的，從邏輯上我並不想替他辯護，從邏輯上我也應該蔑視他，恨他，應該在同他握手之後感到厭惡才對。
但是，我卻一點也沒有這類感覺!這是否稅為我不是那個團的人，沒有體驗到當時的境況?還是因為我想到了那個團的命運實際上還取決於其他上百種因素呢?或者因為我從未看到姆一澤趾高氣揚的樣子，隻看到了他陷於絕境的樣子呢?我們每天見麵都誠摯地熱烈地握手，我一次也沒有感到有什麽不體麵的。
一個人在一生中會發生各種各樣的變形!他可能變成對自己和對別人來說都是完全另外一個人!而我們卻往往根據命令，根據法律，根據一時心血來潮，或者由於自己的盲目，而心甘情願地、高興地拿起石頭朝著那個完全不同的人的其中一個打擊。
但是，假如你手中的石頭掉下來呢?……假如你自己陷入深重的災難中呢?那時，你就會產生某種新的觀點了——對罪行，對罪人，對他人和對自己，都會產生某種新的觀點。
在這本厚厚的書裏我講了許多寬恕的話。人們以驚奇而憤怒的口吻反駁我：還有個界限沒有?總不能對什麽人都寬恕吧!
我回答說：並不是什麽人都寬恕。我隻寬恕倒下的人。隻要那個偶像還高踞在統治者台上，額上顯出一道無上威嚴的皺紋，還在冷酷無情地、隨心所欲地糟踏我們的生活，那你就給我挑選更重些的石頭吧，不，讓我們十個人一起抬起一根大原木來朝他撞去!
但是，當這個偶像一旦滾落下來，一旦倒在地上，當這大地的撞擊能使悔悟的犁耙在他臉上耕出第一道犁溝時，那就放下你舉起的石頭吧!
因為他自己正在回到人類中來。
不該剝奪神指給他的這條道路!
除了上述種種之外，總的說來，我們科克切列克作為一個流放地，也同整個南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地區一樣，還算是比較優越的。這是流放到有人居住的村莊，這裏有水，土地也不是最壞的(如果是楚河流域，庫爾代地區，土地還很肥沃呢)。許多人能夠被分配到城市裏(留在江布爾、奇姆肯特、塔拉斯，甚至留在阿拉木圖和伏龍芝)，而且這些人的無權地位同其他公民比較起一來並不很突出。這些城市的物價便宜，比較容易找到工作，尤其在那些工業市鎮。因為當地居民對工業、手工業和腦力勞動向來不感興趣。即使那些落到農村的人，也不全被無情地趕進集體農莊。科克切列克村共有四千人口，大部分是流放者，但隻有哈薩克人參加集體農莊勞動，其他人大都在農業機械站或別的什麽地方找到個職位，工資雖說不高，但都可以分到四分之一公頃水澆菜地，可以養牛羊，餵豬。有一批西部烏克蘭人是經過五年勞改營之後作為行政流放被送到這裏的，他們的情況很能說明問題。他們給當地的建築公司做土坯，勞動相當艱苦。但他們認為，盡管這個地區氣候幹旱，土地是粘土，澆水不足莊稼會枯死，但這裏沒有集體農莊，生活比在可愛的烏克蘭沃土上的集體農莊裏要好過得多。因此，當他們接到釋放命令時，竟一致決定永遠留在這裏。
科克切列克的行動人員很懶惰;這可以說是哈薩克人的普遍懶惰性格中唯一對我們有利的一點。我們中間也有告密考，但我們卻感覺不到這些人的明顯威脅。
行動人員和告密者的無所作為，製度變得溫和起來，這主要是因為赫魯雪夫時代的到來。時代的這種力量，經過多級傳動裝置的撞擊和搖晃之後雖然大大減弱了，但畢竟還是傳到了科克切列克。
起初，是用“伏羅希洛夫大赦”進行欺騙。(雖然大赦是由共同執政的“七諸俟”發布的，但在古拉格群島上我們把它稱為“伏羅希洛夫大赦”。)雖然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史達林就曾戲弄過政治犯，但那次教訓不夠深刻，早已被人遺忘了。流放地也同勞改營裏一樣經常開著“小道消息”之花。現在又有人在暗地傳說要大赦了。盲目信仰的力量是驚人的!就拿h·h·格列科娃來說吧。她經過十五年的折磨，兩次被判刑，可她這時竟在她小土坯房的牆上掛起了一張伏羅希洛夫的照片，而且相信它會帶來奇蹟。說來也怪，奇蹟果然發生了!政府就是以伏羅希洛夫的名義和簽字又嘲弄了我們一次。那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的確，在一個為悲痛所震驚的國家裏，為悲痛所震驚的統治者們為什麽恰恰必須在一九五三年三月把罪犯們釋放出來呢?這件事表麵上不可能作出合理解釋。難道隻因為感覺到日子不好過了嗎?安葬史達林之後，他們就開始收買人心了。提出的理由’是：“由於我國已經根除了犯罪現象”!(既然如此，監獄裏關的是些什麽人?那豈不無人可赦了?!)但是，他們照舊站在史達林的水平上，仍然奴隸般地沿著同一條思路思考，所以他們隻對流氓和土匪實行大赦，對第五十八條犯人的赦免則隻限於“五年刑期以下的人，包括五年刑期的在內”。不了解情況的人會根據正派國家的作風推斷，會認為規定“五年刑期以下”就會使四分之三的政治犯回家了。實際上，我們的難友中被判這種“幼兒園刑期”的人最多不過百分之一二。(可是這樣卻放出了大批小偷，使他們像蝗蟲一般撲向老百姓。隻是許久之後民警機關費了很大力氣才把那些大赦出獄的土匪重新抓回來。)
我們科克切列克對大赦的反映也很有趣。這裏恰好有一些人是已經服滿五年“幼兒園刑期”的，但滿刑後沒有釋放，而是未經法院判決就強行流放到這裏來了。他們中間有烏克蘭人，也有諾夫哥羅德人，大都是孤獨的婦女和老人。他們最老實.也最不幸。他們聽到大赦的消息很興奮，以為終於可以回家鄉去了。但是，兩個月後卻接到一紙冷冰冰的解釋：這批人的(補充的、未經法院判決的)流放不是為期五年，而是永久性的，所有流放之前的原五年刑期已不起作用，這些人不在大赦之例……有一位叫東尼婭·卡紮丘克的婦女，她本來是個自由人。她從烏克蘭到這裏來看望被流放的丈夫時，當局為了“整齊劃一”起見把她也填寫成了流放移民。聽到大赦消息後她向警備司令部提出了請求。但人們“合理地”駁回了：你從未被判過五年刑，和你丈夫不一樣，你的流放沒有期限，所以大赦不涉及你。
這樣的話，什麽德拉古、梭倫、查士丁尼連同他們的法典”就都得統統見鬼去了!……
這樣，誰也沒有從大赦中得到什麽。但是，隨著歲月的推移，特別是貝利亞完蛋之後，真正的緩和卻在不知不覺中悄悄來到了我們這流放的國度。判五年刑期的人被釋放回家。流放者的子女可以到附近的大學去上學了。在工作單位無人再指著鼻子說“你是流刑犯!”。一切都有所緩和。有的流放者甚至得到了職務上的升遷。
警備司令部裏有些辦公桌空了出來。“這位警備部軍官哪去了?”“他嗎?他不在這裏工作了。”警備司令部的編製在壓縮，人員大大減少!態度比從前和氣了。神聖的匯報製度如今也不那麽神聖了。“今天上午沒來按時匯報?行啊，下次再說吧!”忽而給這個民族，忽而又給那個民族恢復了部分權利、流放者可以在本區範圍內自由旅行，申請去其他州的手續簡化了許多。人們越來越多地傳說：“快要放回家鄉了。回家鄉!嚴確實，那些因當過俘虜而被流放的土庫曼人回家鄉去了。接著又放回了庫德人。有些人開始變賣房產，房價大大跌落。
但是，我卻一點也沒有這類感覺!這是否稅為我不是那個團的人，沒有體驗到當時的境況?還是因為我想到了那個團的命運實際上還取決於其他上百種因素呢?或者因為我從未看到姆一澤趾高氣揚的樣子，隻看到了他陷於絕境的樣子呢?我們每天見麵都誠摯地熱烈地握手，我一次也沒有感到有什麽不體麵的。
一個人在一生中會發生各種各樣的變形!他可能變成對自己和對別人來說都是完全另外一個人!而我們卻往往根據命令，根據法律，根據一時心血來潮，或者由於自己的盲目，而心甘情願地、高興地拿起石頭朝著那個完全不同的人的其中一個打擊。
但是，假如你手中的石頭掉下來呢?……假如你自己陷入深重的災難中呢?那時，你就會產生某種新的觀點了——對罪行，對罪人，對他人和對自己，都會產生某種新的觀點。
在這本厚厚的書裏我講了許多寬恕的話。人們以驚奇而憤怒的口吻反駁我：還有個界限沒有?總不能對什麽人都寬恕吧!
我回答說：並不是什麽人都寬恕。我隻寬恕倒下的人。隻要那個偶像還高踞在統治者台上，額上顯出一道無上威嚴的皺紋，還在冷酷無情地、隨心所欲地糟踏我們的生活，那你就給我挑選更重些的石頭吧，不，讓我們十個人一起抬起一根大原木來朝他撞去!
但是，當這個偶像一旦滾落下來，一旦倒在地上，當這大地的撞擊能使悔悟的犁耙在他臉上耕出第一道犁溝時，那就放下你舉起的石頭吧!
因為他自己正在回到人類中來。
不該剝奪神指給他的這條道路!
除了上述種種之外，總的說來，我們科克切列克作為一個流放地，也同整個南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地區一樣，還算是比較優越的。這是流放到有人居住的村莊，這裏有水，土地也不是最壞的(如果是楚河流域，庫爾代地區，土地還很肥沃呢)。許多人能夠被分配到城市裏(留在江布爾、奇姆肯特、塔拉斯，甚至留在阿拉木圖和伏龍芝)，而且這些人的無權地位同其他公民比較起一來並不很突出。這些城市的物價便宜，比較容易找到工作，尤其在那些工業市鎮。因為當地居民對工業、手工業和腦力勞動向來不感興趣。即使那些落到農村的人，也不全被無情地趕進集體農莊。科克切列克村共有四千人口，大部分是流放者，但隻有哈薩克人參加集體農莊勞動，其他人大都在農業機械站或別的什麽地方找到個職位，工資雖說不高，但都可以分到四分之一公頃水澆菜地，可以養牛羊，餵豬。有一批西部烏克蘭人是經過五年勞改營之後作為行政流放被送到這裏的，他們的情況很能說明問題。他們給當地的建築公司做土坯，勞動相當艱苦。但他們認為，盡管這個地區氣候幹旱，土地是粘土，澆水不足莊稼會枯死，但這裏沒有集體農莊，生活比在可愛的烏克蘭沃土上的集體農莊裏要好過得多。因此，當他們接到釋放命令時，竟一致決定永遠留在這裏。
科克切列克的行動人員很懶惰;這可以說是哈薩克人的普遍懶惰性格中唯一對我們有利的一點。我們中間也有告密考，但我們卻感覺不到這些人的明顯威脅。
行動人員和告密者的無所作為，製度變得溫和起來，這主要是因為赫魯雪夫時代的到來。時代的這種力量，經過多級傳動裝置的撞擊和搖晃之後雖然大大減弱了，但畢竟還是傳到了科克切列克。
起初，是用“伏羅希洛夫大赦”進行欺騙。(雖然大赦是由共同執政的“七諸俟”發布的，但在古拉格群島上我們把它稱為“伏羅希洛夫大赦”。)雖然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史達林就曾戲弄過政治犯，但那次教訓不夠深刻，早已被人遺忘了。流放地也同勞改營裏一樣經常開著“小道消息”之花。現在又有人在暗地傳說要大赦了。盲目信仰的力量是驚人的!就拿h·h·格列科娃來說吧。她經過十五年的折磨，兩次被判刑，可她這時竟在她小土坯房的牆上掛起了一張伏羅希洛夫的照片，而且相信它會帶來奇蹟。說來也怪，奇蹟果然發生了!政府就是以伏羅希洛夫的名義和簽字又嘲弄了我們一次。那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的確，在一個為悲痛所震驚的國家裏，為悲痛所震驚的統治者們為什麽恰恰必須在一九五三年三月把罪犯們釋放出來呢?這件事表麵上不可能作出合理解釋。難道隻因為感覺到日子不好過了嗎?安葬史達林之後，他們就開始收買人心了。提出的理由’是：“由於我國已經根除了犯罪現象”!(既然如此，監獄裏關的是些什麽人?那豈不無人可赦了?!)但是，他們照舊站在史達林的水平上，仍然奴隸般地沿著同一條思路思考，所以他們隻對流氓和土匪實行大赦，對第五十八條犯人的赦免則隻限於“五年刑期以下的人，包括五年刑期的在內”。不了解情況的人會根據正派國家的作風推斷，會認為規定“五年刑期以下”就會使四分之三的政治犯回家了。實際上，我們的難友中被判這種“幼兒園刑期”的人最多不過百分之一二。(可是這樣卻放出了大批小偷，使他們像蝗蟲一般撲向老百姓。隻是許久之後民警機關費了很大力氣才把那些大赦出獄的土匪重新抓回來。)
我們科克切列克對大赦的反映也很有趣。這裏恰好有一些人是已經服滿五年“幼兒園刑期”的，但滿刑後沒有釋放，而是未經法院判決就強行流放到這裏來了。他們中間有烏克蘭人，也有諾夫哥羅德人，大都是孤獨的婦女和老人。他們最老實.也最不幸。他們聽到大赦的消息很興奮，以為終於可以回家鄉去了。但是，兩個月後卻接到一紙冷冰冰的解釋：這批人的(補充的、未經法院判決的)流放不是為期五年，而是永久性的，所有流放之前的原五年刑期已不起作用，這些人不在大赦之例……有一位叫東尼婭·卡紮丘克的婦女，她本來是個自由人。她從烏克蘭到這裏來看望被流放的丈夫時，當局為了“整齊劃一”起見把她也填寫成了流放移民。聽到大赦消息後她向警備司令部提出了請求。但人們“合理地”駁回了：你從未被判過五年刑，和你丈夫不一樣，你的流放沒有期限，所以大赦不涉及你。
這樣的話，什麽德拉古、梭倫、查士丁尼連同他們的法典”就都得統統見鬼去了!……
這樣，誰也沒有從大赦中得到什麽。但是，隨著歲月的推移，特別是貝利亞完蛋之後，真正的緩和卻在不知不覺中悄悄來到了我們這流放的國度。判五年刑期的人被釋放回家。流放者的子女可以到附近的大學去上學了。在工作單位無人再指著鼻子說“你是流刑犯!”。一切都有所緩和。有的流放者甚至得到了職務上的升遷。
警備司令部裏有些辦公桌空了出來。“這位警備部軍官哪去了?”“他嗎?他不在這裏工作了。”警備司令部的編製在壓縮，人員大大減少!態度比從前和氣了。神聖的匯報製度如今也不那麽神聖了。“今天上午沒來按時匯報?行啊，下次再說吧!”忽而給這個民族，忽而又給那個民族恢復了部分權利、流放者可以在本區範圍內自由旅行，申請去其他州的手續簡化了許多。人們越來越多地傳說：“快要放回家鄉了。回家鄉!嚴確實，那些因當過俘虜而被流放的土庫曼人回家鄉去了。接著又放回了庫德人。有些人開始變賣房產，房價大大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