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放回去一些“行政流放”的老人，這是因為有人在莫斯科替他們奔走，現在他們恢復了名譽。波動遍及各個角落，所有流放者心裏都熱乎乎地：莫非我們也要動一動?莫非我們也……對
可笑!好像這個製度真會發善心似的。不能相信!勞改營教給我flj的就是：不能相信!我個人更是沒有必要相信，因為在那裏，在宗主國本土，我一個近親好友也沒有，而在這裏，在流放地，我幾乎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也許這隻是由於我從來沒有過這麽好的生活吧。
不錯，流放的第一年我被病魔折磨得很厲害，疾病像是監獄看守的盟友，一心要扼殺我。整整一年，科克切列克的所有醫生都不能確診我的病。我勉強支持著上課，睡眠時間很少，食量很小。從前在勞改營寫下來保存在記憶裏的和到流放地後寫的東西，我都必須盡快寫成文字並埋在地下。(啟程去塔什幹的那個夜晚，一九五三年的最後一個夜晚，我記得十分清楚：我感到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全部文學活動就要結束了。真嫌太短，太少!)
可是，病好了。這才開始了我長達兩年的真正美好的流放生活。隻在一點上有些苦悶，感到美中不足，便是我沒能結婚：這期間我未能找到一個能夠把這孤獨之身託付給她、把我的全部寫作和秘密寶藏託付給她的婦女。盡管如此，這整個期間我的情緒高昂、飽滿，我是幸福的，沒有感到不自由。學校裏分上下午兩部上課，我願意教多少節課就教多少節，我在教課中找到了幸福。我的課從不使學生感到厭倦乏味。每天我還可以抽出些時間來寫作，而且在這段時間裏精神從來不緊張：剛一坐下，筆下的字就自然地一行一行寫出來。每到星期天，隻要不趕我去替集體農莊創蘿蔔，我就一直寫作，全天時間都用在這上麵!我還同時開始寫小說(十年之後被查封了)。我還有許多素材，夠我寫很長時間的。至於出版，反正得在我死後。
我手頭有了些錢，便首先買了一所單獨的僻靜的小土房，定做了一個堅固的寫字檯。晚上仍睡在那兩隻空木箱上。我還買了一架能收短波的收音機，夜間把窗簾拉起來，把耳朵貼在收音機上，透過瀑布般的幹擾聲捕捉那微弱的、禁止我們收聽的西方廣播，傾聽著渴望聽到的消息。聽不清的地方就隻好按它的思路自己補充了。
幾十年的謊言把我們害得好苦，如今哪怕是支離破碎的真相的一些小小片斷也都是我們所渴望得到的!不然的話，便不值得花費這許多時間了;西方在患幼稚病，它已經無力繼續以其智慧和堅定精神豐富我們這些群島上成長起來的人們了。
我的小土房位於村鎮的最東頭。籬笆外麵就是灌溉渠道，草原。每天早晨可以看到地平線上的日出。草原上隻要有點微風，就足夠人敞開胸膛盡情呼吸了。黃昏和夜晚，不管是明月當空還是漆黑，我都同樣在草原上散步，忘情地呼吸草原的空氣。土房周圍一百米之內沒有其他住宅。
我已經安於這種生活。就算不是“永久”吧，至少也準備在這裏住上二十年(我不相信完全的自由會在二十年內到來。我是有些估計錯了).我似乎已不想再到別處去(盡管一看見俄羅斯中部的地圖就抑製不住心潮起伏)。對我來說，整個世界並不是外在的世界，不是那個吸引人的世界，而是我親自經歷的那個世界，它就在我的體內。我的全部任務就是要描寫那個世界。
我感到自己很有信心。
當年拉季舍夫的好友庫圖佐夫在寫給被流放的拉季舍夫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我的朋友，我對你說這些話是很痛苦的，但我還是要說……你的處境也有它有利的一麵。你現在遠離一切小人，同一切令人目眩的事物隔絕，這樣，你就能夠更好地……在你自己的世界裏漫遊了;你可以冷靜地觀察自己，從而也就可以對於那些以前往往是透過虛榮和世俗的帷幕看待的事物作出偏執觀念較少的判斷。這樣，或許很多東西將會以嶄新的麵貌呈現在你眼前。”
正是這樣。我十分珍視這種得到淨化的觀點，因而我也完全自覺地珍視我的流放。
可是，流放本身卻越來越不穩定，它已開始動盪。警備司令部現在簡直變得可以說和藹可親了。它的人員進一步減少，對逃跑者現在規定隻判五年勞改，實際上五年也不一定判。對一個又一個的民族宣布今後不必定期向警備司令部匯報，隨後又批準他們返回故鄉。喜悅和希望擾亂了我們流放地的寧靜。
突然，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一九五五年九月又來了一個“阿登納大赦”。在這之前，阿登納訪問莫斯科時曾徵得赫魯雪夫同意釋放所有的在押德國人。尼基塔(赫魯雪夫)便下令釋放他們。可這時忽然發現有點荒唐：德國人倒是全釋放了，而給他們幫過忙的俄國人卻仍在眼長達二十年的刑期。但是，這些人大就是在德國人占領時期當過偽警察和村長的，還有弗拉索夫分子，公開宣布赦免他們又似乎不妥。怎麽辦?最簡單的還是按照我國言傳工作的一般原則辦事：微末小事大叫大喊，重要事件一筆帶過。於是，十月革命後幾十年來最大的一次政治大赦就在一個不是#目的、“什麽也不是”的普通日子——一九月九日宣布了，隻在《消息報》一份報紙上發表，而且不登在第一版上，也沒有發表任何
評論和文章。
噢，怎能叫人不激動呢?我看到了“關於赦免曾同德國人合
作的人員”的消息!怎麽會這樣?那麽我呢?這與我無關?因為
我本來一直在蘇聯紅軍中服役?算啦，見你們的鬼去!這樣我就
更心安理得了。這時我的朋友列·季、科佩列夫從莫斯科寫信來
說，他憑著這項赦免令在莫斯科警察局爭得了臨時落戶的權利。但
是，很快警察局又把他傳去了。“你是在同我們搞什麽鬼名堂?你
並沒有同德國人合作過呀!”“是沒有。”“那就是說，你一直在蘇
軍中服役?”“是的。”“那麽，二十四小時之內你滾出莫斯科去!”
當然，我的朋友還是沒有走，可是，他寫道：“晚上十點之後就有
些提心弔膽，一聽見大門鈴響就擔心是來趕我走的。”
我可是很高興：我這裏有多好!把手稿藏起來(我每天睡覺
之前都把它藏起來)就可以像天使般睡覺了，高枕無憂!
呆在這潔淨的沙漠地帶，我想像著首都那熙熙攘攘、紛亂嘈
雜、追求虛榮的生活。那裏一點也不吸引我。
可是莫斯科朋友們的來信卻極力敦促：“你怎麽想的?為什麽
還呆在那裏?……應該要求複查你的案件!現在正在複查!”
我為了什麽呢?……在這裏，我可以整小時地觀察螞蟻的生
活：它們在我的房基土坯上鑽出一個洞來，排著隊把自己的貨
物——一顆葵花子皮搬運進洞儲備過冬，它們並沒有班長、看守
和勞改營的長官管理。忽然，一天早晨，雖然房前扔著不少瓜子
可笑!好像這個製度真會發善心似的。不能相信!勞改營教給我flj的就是：不能相信!我個人更是沒有必要相信，因為在那裏，在宗主國本土，我一個近親好友也沒有，而在這裏，在流放地，我幾乎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也許這隻是由於我從來沒有過這麽好的生活吧。
不錯，流放的第一年我被病魔折磨得很厲害，疾病像是監獄看守的盟友，一心要扼殺我。整整一年，科克切列克的所有醫生都不能確診我的病。我勉強支持著上課，睡眠時間很少，食量很小。從前在勞改營寫下來保存在記憶裏的和到流放地後寫的東西，我都必須盡快寫成文字並埋在地下。(啟程去塔什幹的那個夜晚，一九五三年的最後一個夜晚，我記得十分清楚：我感到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全部文學活動就要結束了。真嫌太短，太少!)
可是，病好了。這才開始了我長達兩年的真正美好的流放生活。隻在一點上有些苦悶，感到美中不足，便是我沒能結婚：這期間我未能找到一個能夠把這孤獨之身託付給她、把我的全部寫作和秘密寶藏託付給她的婦女。盡管如此，這整個期間我的情緒高昂、飽滿，我是幸福的，沒有感到不自由。學校裏分上下午兩部上課，我願意教多少節課就教多少節，我在教課中找到了幸福。我的課從不使學生感到厭倦乏味。每天我還可以抽出些時間來寫作，而且在這段時間裏精神從來不緊張：剛一坐下，筆下的字就自然地一行一行寫出來。每到星期天，隻要不趕我去替集體農莊創蘿蔔，我就一直寫作，全天時間都用在這上麵!我還同時開始寫小說(十年之後被查封了)。我還有許多素材，夠我寫很長時間的。至於出版，反正得在我死後。
我手頭有了些錢，便首先買了一所單獨的僻靜的小土房，定做了一個堅固的寫字檯。晚上仍睡在那兩隻空木箱上。我還買了一架能收短波的收音機，夜間把窗簾拉起來，把耳朵貼在收音機上，透過瀑布般的幹擾聲捕捉那微弱的、禁止我們收聽的西方廣播，傾聽著渴望聽到的消息。聽不清的地方就隻好按它的思路自己補充了。
幾十年的謊言把我們害得好苦，如今哪怕是支離破碎的真相的一些小小片斷也都是我們所渴望得到的!不然的話，便不值得花費這許多時間了;西方在患幼稚病，它已經無力繼續以其智慧和堅定精神豐富我們這些群島上成長起來的人們了。
我的小土房位於村鎮的最東頭。籬笆外麵就是灌溉渠道，草原。每天早晨可以看到地平線上的日出。草原上隻要有點微風，就足夠人敞開胸膛盡情呼吸了。黃昏和夜晚，不管是明月當空還是漆黑，我都同樣在草原上散步，忘情地呼吸草原的空氣。土房周圍一百米之內沒有其他住宅。
我已經安於這種生活。就算不是“永久”吧，至少也準備在這裏住上二十年(我不相信完全的自由會在二十年內到來。我是有些估計錯了).我似乎已不想再到別處去(盡管一看見俄羅斯中部的地圖就抑製不住心潮起伏)。對我來說，整個世界並不是外在的世界，不是那個吸引人的世界，而是我親自經歷的那個世界，它就在我的體內。我的全部任務就是要描寫那個世界。
我感到自己很有信心。
當年拉季舍夫的好友庫圖佐夫在寫給被流放的拉季舍夫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我的朋友，我對你說這些話是很痛苦的，但我還是要說……你的處境也有它有利的一麵。你現在遠離一切小人，同一切令人目眩的事物隔絕，這樣，你就能夠更好地……在你自己的世界裏漫遊了;你可以冷靜地觀察自己，從而也就可以對於那些以前往往是透過虛榮和世俗的帷幕看待的事物作出偏執觀念較少的判斷。這樣，或許很多東西將會以嶄新的麵貌呈現在你眼前。”
正是這樣。我十分珍視這種得到淨化的觀點，因而我也完全自覺地珍視我的流放。
可是，流放本身卻越來越不穩定，它已開始動盪。警備司令部現在簡直變得可以說和藹可親了。它的人員進一步減少，對逃跑者現在規定隻判五年勞改，實際上五年也不一定判。對一個又一個的民族宣布今後不必定期向警備司令部匯報，隨後又批準他們返回故鄉。喜悅和希望擾亂了我們流放地的寧靜。
突然，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一九五五年九月又來了一個“阿登納大赦”。在這之前，阿登納訪問莫斯科時曾徵得赫魯雪夫同意釋放所有的在押德國人。尼基塔(赫魯雪夫)便下令釋放他們。可這時忽然發現有點荒唐：德國人倒是全釋放了，而給他們幫過忙的俄國人卻仍在眼長達二十年的刑期。但是，這些人大就是在德國人占領時期當過偽警察和村長的，還有弗拉索夫分子，公開宣布赦免他們又似乎不妥。怎麽辦?最簡單的還是按照我國言傳工作的一般原則辦事：微末小事大叫大喊，重要事件一筆帶過。於是，十月革命後幾十年來最大的一次政治大赦就在一個不是#目的、“什麽也不是”的普通日子——一九月九日宣布了，隻在《消息報》一份報紙上發表，而且不登在第一版上，也沒有發表任何
評論和文章。
噢，怎能叫人不激動呢?我看到了“關於赦免曾同德國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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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來一直在蘇聯紅軍中服役?算啦，見你們的鬼去!這樣我就
更心安理得了。這時我的朋友列·季、科佩列夫從莫斯科寫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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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快警察局又把他傳去了。“你是在同我們搞什麽鬼名堂?你
並沒有同德國人合作過呀!”“是沒有。”“那就是說，你一直在蘇
軍中服役?”“是的。”“那麽，二十四小時之內你滾出莫斯科去!”
當然，我的朋友還是沒有走，可是，他寫道：“晚上十點之後就有
些提心弔膽，一聽見大門鈴響就擔心是來趕我走的。”
我可是很高興：我這裏有多好!把手稿藏起來(我每天睡覺
之前都把它藏起來)就可以像天使般睡覺了，高枕無憂!
呆在這潔淨的沙漠地帶，我想像著首都那熙熙攘攘、紛亂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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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莫斯科朋友們的來信卻極力敦促：“你怎麽想的?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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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了什麽呢?……在這裏，我可以整小時地觀察螞蟻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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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勞改營的長官管理。忽然，一天早晨，雖然房前扔著不少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