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隻是學習。還有學校裏一些憑選舉擔當的職務和青年團的職務。還有從十六歲以後可以參加的普選。這些可憐的孩子渴望著平等，哪怕是平等的假象也好!不少孩子以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感到自豪，認真地在小組會上作政治時事講話。有一個年輕的日耳曼族姑娘，維克托麗婭·努斯，她考進了兩年製的師範專科學校。我勉勵她說;不必以自己的流放者家庭出身為恥辱，應該以它為驕傲。可是完全出乎意外，她像著一個病人似地看了看我，什麽也沒說。當然，也有一些人不急於參加共青團，那就強拉他們進去;上麵已經同意你入團了，可你卻不久，為什麽?科克切列克有幾個日耳曼族小姑娘是秘密教派的信徒，她們就是被迫加入共青團的，不加入的話，她們全家會被趕到更遠的沙漠裏去。啊，你們這些誘惑青年的人!真該給你們脖子上掛個大磨盤，把你們沉到河裏……)
我這裏講的全是科克切列克中學“俄羅斯人班”的情況。(其實，這些班幾乎全不是純粹的俄羅斯人班，而是日耳曼人、希臘人、朝鮮人、少數庫德人和車臣人、本世紀初期遷移到這裏的烏克蘭人的後裔，哈薩克人“負責幹部”的子女等占多數，這些“負責幹部”的家庭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學俄語。)哈薩克人一般居民的孩子則組成“哈薩克人班”，這些班的學生十分靦腆怯生，大部分(沒有被官氣沾染壞的家庭的)孩子都很直爽、誠懇、有傳統的善惡觀念。他們在沒有被妄自尊大的虛偽教育損害之前大多如此。這些班裏是用哈薩克語講課，但那種授課幾乎等於無知的擴大再生產，因為第一代教員就是勉勉強強拿到畢業證書的，而這些一知半解的人卻又擺出一副大學問家的麵孔到處去誤人子弟。一些哈薩克女孩子們在完全無知的情況下也能混到一個“及格”而從中學和師範學校畢業。因此，當這些處於原始愚昧狀態的孩子們接觸到真正的教學時，他們的全部身心便會被吸引住，他們不僅認真地聽，專注地看，而且嘴裏也在不住地重複著老師講的話。
麵對孩子們這種學習熱情，我在科克切列克的教學任務十分繁重，而且在這三年中(很可能以後還有許多年)我隻為此一點就感到很幸福、分給我的課時不夠用來改正過去教學中的錯誤和彌補漏教的課程，於是我就給學生規定課外補習時間，組織學習小組，帶領他們實習，組織天文學觀測……學生們極熱情地參加這些活動，比看電影還積極。我還擔任班主任工作，而且給我的班全是哈薩克學生，這個班我也很喜歡。
但是，我的一切喜悅都局限於教室的四壁之內和上下課的鈴聲之間。在教員休息室、校長辦公室和區教育局，則到處使人感到那種全國普遍的通常的沉悶。對我來說，還要加上流放地位所造成的特殊的難堪。我來之前，教員中間就有日耳曼人和受到“行政流放”的人。這些人都受歧視。人們一有機會就提醒我們：允許我們進入教師行列是當局的莫大恩惠;搞得不好，隨時可能失去這種寬大待遇。流放來的教員最怕(當然，別的教員也處於依附地位，也怕)給區首長的孩子們判的分數不高而得罪領導二他們還怕全班的平均分數不高而惹惱校長。所以大家都抬高分數，這就更促進了整個哈薩克斯坦的無知的擴大再生產。此外，流放者教員(和哈薩克人單身教員)還要“納貢”和“捐款”：每月要從他們工資中扣除三十五盧布，誰也不知道作什麽用。校長(別爾傑諾夫)可能突然宣布他的小女兒過生日，那麽每個教員就得各出五十盧布送禮;此外，校長或區教育局長時而會把這位或那位教員請到辦公室去，提出要向他“借”三五百盧布。(不過，這倒是本地區的風俗。或曰“製度的共同特點”。學生們在畢業晚會前也要每人交出一隻羊或半隻羊，這樣就保證能拿到畢業證書，完全文盲也無妨。畢業晚會照例變成本地區黨的積極分子們狂飲作樂的酒宴。)另外，區一級的領導人都是某地函授學校的學員，他們的所有考卷全要由學校的教員們負責代答。(考卷是按老爺派頭通過教導主任交下來的，因此，奴隸教員們連拜見自己為之代答的函授生的“殊榮”都得不到。)
我對這一切全採取僵硬的不妥協態度。這是因為我立即看出自己是別人所“不能代替的”。不知道是由於這種態度，還是因為時代正在變得不那麽嚴峻，或是這兩者一起幫助了我，總之，我沒有把脖子伸進這個枷鎖去。隻有分數判得公平，學生們才會努力學習，所以我判學生考卷時從不考慮誰爸爸是區委書記。我也不“納貢”，不“借”給領導錢(區教育局的蛇局長就無恥地向我“張過嘴”!)。每年五月，貧窮的國家便要用公債形式搜刮掉我們一個月的工資，這已經夠受了。(勞改犯人被剝奪了購買公債的權利。現在我自由了，流放確實把購買公債的權利還給了我。)不過，我的“原則性’‘也就到此為止了。
我旁邊有一位生物和化學教員格奧爾吉·斯捷潘諾維奇·米特羅維奇。他是塞爾維亞人，在科雷馬坐過十年牢，現在年紀大了，有病。他是一直堅持為科克切列克地區的公正而鬥爭的。他被區地政局解僱後到中學來當教員，因而又把這鬥爭帶進了學校。在科克切列克，無法無天的現象比比皆是。這種現象由於無知、野蠻人的自作聰明和各種宗族和裙帶關係而變得更加複雜。這裏的不法行為互相牽連著，不為局外人所知，也無法插手進去。但是，米特羅維奇卻同它進行忘我的、奮不顧身的鬥爭(當然，他是經常引用列寧的話作為根據的)。他在教務會議上揭露，在全區教員大會上揭露，他給那些不學無術的官僚子弟、校外考生判不及格，不讓某些學生憑著“贈送的羊”拿到畢業證書。他不止一次地向州領導控訴，往阿拉木圖寄信，給赫魯雪夫本人打電報(他竟徵集到七十名家長簽名作為自己的後盾，到別的區去發電報。因為在本區內這種電報當然是發不出去的。)他要求上麵派人來，派視察員來檢查。視察員來了，可是也一起反對他。於是他又寫信上告。學校召開特別教務會議“整”他，指責他對孩子們進行“反蘇宣傳”(這離逮捕法辦隻有一發之隔了!)，而且嚴肅地指責他“過於粗暴地對待了”幾隻吃掉少先隊員們種的菜的羊。開除過他幾次，又幾次給他恢復了工作。他又要求補償他被迫沒有工作期間的工資。把他調往其它學校，他不去，又開除他……他戰鬥得很帶勁!如果再有我同他在一起，那我們便能好好折騰他們一陣子!
但是，我一點也沒有幫他的忙。我保持沉默。我設法避開關鍵性的表決(總不能投票反對他吧)，我去參加學生的小組活動或去輔導。對那些黨員校外考生，我也不妨礙他們取得及格分數，我想：你們自己屬於掌權階層，去欺騙你們自己的政權吧!我以這種態度掩護自己的任務：我在寫作，不停地寫作。我保重自己，為的是進行另一場戰鬥，將來的戰鬥。而且，這個問題也還可以提得更廣泛些：米特羅維奇的鬥爭是正確的嗎?需要嗎?
我這裏講的全是科克切列克中學“俄羅斯人班”的情況。(其實，這些班幾乎全不是純粹的俄羅斯人班，而是日耳曼人、希臘人、朝鮮人、少數庫德人和車臣人、本世紀初期遷移到這裏的烏克蘭人的後裔，哈薩克人“負責幹部”的子女等占多數，這些“負責幹部”的家庭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學俄語。)哈薩克人一般居民的孩子則組成“哈薩克人班”，這些班的學生十分靦腆怯生，大部分(沒有被官氣沾染壞的家庭的)孩子都很直爽、誠懇、有傳統的善惡觀念。他們在沒有被妄自尊大的虛偽教育損害之前大多如此。這些班裏是用哈薩克語講課，但那種授課幾乎等於無知的擴大再生產，因為第一代教員就是勉勉強強拿到畢業證書的，而這些一知半解的人卻又擺出一副大學問家的麵孔到處去誤人子弟。一些哈薩克女孩子們在完全無知的情況下也能混到一個“及格”而從中學和師範學校畢業。因此，當這些處於原始愚昧狀態的孩子們接觸到真正的教學時，他們的全部身心便會被吸引住，他們不僅認真地聽，專注地看，而且嘴裏也在不住地重複著老師講的話。
麵對孩子們這種學習熱情，我在科克切列克的教學任務十分繁重，而且在這三年中(很可能以後還有許多年)我隻為此一點就感到很幸福、分給我的課時不夠用來改正過去教學中的錯誤和彌補漏教的課程，於是我就給學生規定課外補習時間，組織學習小組，帶領他們實習，組織天文學觀測……學生們極熱情地參加這些活動，比看電影還積極。我還擔任班主任工作，而且給我的班全是哈薩克學生，這個班我也很喜歡。
但是，我的一切喜悅都局限於教室的四壁之內和上下課的鈴聲之間。在教員休息室、校長辦公室和區教育局，則到處使人感到那種全國普遍的通常的沉悶。對我來說，還要加上流放地位所造成的特殊的難堪。我來之前，教員中間就有日耳曼人和受到“行政流放”的人。這些人都受歧視。人們一有機會就提醒我們：允許我們進入教師行列是當局的莫大恩惠;搞得不好，隨時可能失去這種寬大待遇。流放來的教員最怕(當然，別的教員也處於依附地位，也怕)給區首長的孩子們判的分數不高而得罪領導二他們還怕全班的平均分數不高而惹惱校長。所以大家都抬高分數，這就更促進了整個哈薩克斯坦的無知的擴大再生產。此外，流放者教員(和哈薩克人單身教員)還要“納貢”和“捐款”：每月要從他們工資中扣除三十五盧布，誰也不知道作什麽用。校長(別爾傑諾夫)可能突然宣布他的小女兒過生日，那麽每個教員就得各出五十盧布送禮;此外，校長或區教育局長時而會把這位或那位教員請到辦公室去，提出要向他“借”三五百盧布。(不過，這倒是本地區的風俗。或曰“製度的共同特點”。學生們在畢業晚會前也要每人交出一隻羊或半隻羊，這樣就保證能拿到畢業證書，完全文盲也無妨。畢業晚會照例變成本地區黨的積極分子們狂飲作樂的酒宴。)另外，區一級的領導人都是某地函授學校的學員，他們的所有考卷全要由學校的教員們負責代答。(考卷是按老爺派頭通過教導主任交下來的，因此，奴隸教員們連拜見自己為之代答的函授生的“殊榮”都得不到。)
我對這一切全採取僵硬的不妥協態度。這是因為我立即看出自己是別人所“不能代替的”。不知道是由於這種態度，還是因為時代正在變得不那麽嚴峻，或是這兩者一起幫助了我，總之，我沒有把脖子伸進這個枷鎖去。隻有分數判得公平，學生們才會努力學習，所以我判學生考卷時從不考慮誰爸爸是區委書記。我也不“納貢”，不“借”給領導錢(區教育局的蛇局長就無恥地向我“張過嘴”!)。每年五月，貧窮的國家便要用公債形式搜刮掉我們一個月的工資，這已經夠受了。(勞改犯人被剝奪了購買公債的權利。現在我自由了，流放確實把購買公債的權利還給了我。)不過，我的“原則性’‘也就到此為止了。
我旁邊有一位生物和化學教員格奧爾吉·斯捷潘諾維奇·米特羅維奇。他是塞爾維亞人，在科雷馬坐過十年牢，現在年紀大了，有病。他是一直堅持為科克切列克地區的公正而鬥爭的。他被區地政局解僱後到中學來當教員，因而又把這鬥爭帶進了學校。在科克切列克，無法無天的現象比比皆是。這種現象由於無知、野蠻人的自作聰明和各種宗族和裙帶關係而變得更加複雜。這裏的不法行為互相牽連著，不為局外人所知，也無法插手進去。但是，米特羅維奇卻同它進行忘我的、奮不顧身的鬥爭(當然，他是經常引用列寧的話作為根據的)。他在教務會議上揭露，在全區教員大會上揭露，他給那些不學無術的官僚子弟、校外考生判不及格，不讓某些學生憑著“贈送的羊”拿到畢業證書。他不止一次地向州領導控訴，往阿拉木圖寄信，給赫魯雪夫本人打電報(他竟徵集到七十名家長簽名作為自己的後盾，到別的區去發電報。因為在本區內這種電報當然是發不出去的。)他要求上麵派人來，派視察員來檢查。視察員來了，可是也一起反對他。於是他又寫信上告。學校召開特別教務會議“整”他，指責他對孩子們進行“反蘇宣傳”(這離逮捕法辦隻有一發之隔了!)，而且嚴肅地指責他“過於粗暴地對待了”幾隻吃掉少先隊員們種的菜的羊。開除過他幾次，又幾次給他恢復了工作。他又要求補償他被迫沒有工作期間的工資。把他調往其它學校，他不去，又開除他……他戰鬥得很帶勁!如果再有我同他在一起，那我們便能好好折騰他們一陣子!
但是，我一點也沒有幫他的忙。我保持沉默。我設法避開關鍵性的表決(總不能投票反對他吧)，我去參加學生的小組活動或去輔導。對那些黨員校外考生，我也不妨礙他們取得及格分數，我想：你們自己屬於掌權階層，去欺騙你們自己的政權吧!我以這種態度掩護自己的任務：我在寫作，不停地寫作。我保重自己，為的是進行另一場戰鬥，將來的戰鬥。而且，這個問題也還可以提得更廣泛些：米特羅維奇的鬥爭是正確的嗎?需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