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麽辦吧。我們知道，醫學界得出的最新結論是：人根本不需要睡眠八小時，四小時就足夠了!所以，我現在命令你們：都要早晨七點開始工作，夜裏兩點結束。午飯和晚飯時間可以各休息一小時。”
聽到他的這段訓詞，我們中間似乎沒有一個人覺得可笑，隻是覺得可怕。大家都蜷縮著沉默不語，最後也隻能鼓起勇氣來討論了下……晚飯的一小時放在什麽時間最合適。
是的，流放者的命運就是這樣。人們早就告訴過我，流放者的命運就是由這一類的命令決定的。在座的都是流放者、都擔心自己失掉工作：一旦被解僱，在科克切列克將長期找不到工作。況且，歸根結底，這又不是替主任個人幹，而是替國家幹嘛，工作需要嘛!這樣，在他們看來那醫學界的最新結論也就完全可以忍受了。
啊，真想站起來嘲笑這個自鳴得意的野豬一番!哪怕隻是痛快一時也好!但是，那就會被說成十足的“反蘇維埃煽動”，說你是在號召破壞一項極重要的工作!要知道，你一生中已多次從一種狀態轉入另一種狀態——中學生、大學生、公民、士兵、囚犯、流放者，——不論你處於什麽狀態，你總是在領導掌握之中的，你總是必須鞠躬、沉默。
假如他說的是工作到晚上十點，我也許就老老實實坐到十點了。可是他的命令卻等於宣布精神死刑：他等於叫我在自由的流放地停止寫作!不，見你的鬼去吧!連同你那商品減價一起見鬼去!勞改營的經驗給我暗示了出路：口頭不必說反對，隻須默默不執行。我同大家一起溫順地傾聽了主任的命令。可是，一到下午五點，我便離開辦公桌回家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九點鍾才又來到辦公室。別的同事這時早已在那裏計算，至少是裝出一種在計算的姿勢。他們像著野人似的看了看我。姆-澤雖然心裏贊同我的作法，但他自己卻不敢，他偷偷告訴我：昨晚主任在我的空辦公桌前麵大發雷霆，說一定要把我再趕到一百公裏外的沙漠去。
說老實話，我確實有些害怕：當然，內務部是什麽事都幹得出的。說不定真會趕走。那時你就別想再看到這區中心市鎮了!但是，我很幸運：我登上古拉格群島的時候戰爭已經結束，即最危險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如今來到流放地，又碰上史達林之死。在這一個月的時間裏，某種新鮮氣息已經慢慢飄到我們這個邊遠地區，飄進了區警備司令部。
一個新時期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開始了，這就是群島歷史上最寬大的三年時期。
主任沒有把我叫去，他自己也沒有來找我。這一天，我在那些不斷打瞌睡、不斷計算錯誤的同事中間以清晰的頭腦進行工作，並且決定今天仍舊平到下午五點，準時離開辦公室。反正會有個什麽結果的，不管是什麽，就讓它快來吧。
在我的一生中，我已多次認識到：人可以犧牲許多東西，但不應犧牲核心的東西。我決定不犧牲早在特種勞改營的行列中就已開始構思的劇本。我勝利了。整整一個星期，晚上大家都在工作，隻有我的辦公桌空著。大家也習以為常了。主任在走廊遇到我時把臉扭過去。
但是，命運註定我無須整頓“哈澤克斯坦”的農村合作社工作了。有一天，一個哈薩克人(中學教務主任)忽然來到區消費合作社。此人在我來之前是科克切列克唯一的大學畢業生，而且以此自豪。但是我的出現並沒有引起他的嫉妒。他到底是想在第一屆學生畢業之前充實教學力量，還是有意要往區教育局那位蛇局長的湯裏撒點胡椒粉，我不得而知，反正，他跑來對我說：“快去把你的畢業證書拿來!”我像孩子一般急忙跑回去取來了。他裝進衣袋，立即驅車去江布爾市參加職工代表大會。三天之後，他又來找我，把州教育局的一份委令的抄件放在我麵前。一這文件是由同一個無恥之徒簽署的，一個月前他曾確認科克切列克區“各學校數學教員編製已滿”，現在，四月，他委任我為數學教員兼物理教員，而且把我派到三周後即將進行結業考試的兩個畢業班去!(教務主任是冒著危險的。倒不是像我想的那樣在政治上冒著危險，而是他擔心這些年的勞改營生活會不會使我把數學忘掉。考試幾何和三角那天，他沒有叫我當著學生的麵打開試卷，而是把我領到校長辦公室，把幾個數學教員都請來，叫我當場解答試題，他站在我的身後。我的答卷與標準答卷的答案完全一致，這使他和所有教員高興得像過節一樣。要在這裏成為笛卡爾是多麽容易啊!後來我才知道，每年七年級數學統考時，區裏常常接到各村教員打來的電話：題出得不對吧?得出的答案不一樣呀?……因方那些教員自己也隻是七年製畢業嘛……)
我可以走進教室，拿起粉筆了。內心的幸福不可名狀。這一天我才獲得真正的釋放，獲得真正的公民權!至於流放地的其它條件，現在對我都無所謂了。
在埃克巴斯圖茲的時候，囚犯的隊伍時常從那裏的中學旁邊走過。我當時望著活躍在校園裏的孩子們，望著女教師樸素大方的服裝，把那裏看作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叮叮的鈴聲震得我心痛。那些年的暗無天日的監獄和勞改營生活實在把我折磨苦了。當時我覺得，哪怕在這貧瘠不毛的埃克巴斯圖茲當一名流放者，能夠按照這鈴聲拿著教室日誌走進教室，像要揭示什麽不尋常的東西似地以神秘的麵孔開始講課，那就會是使我心醉的最大幸福了。(我之所以產生這種嚮往，一方麵，當然，是由於我當教師的天賦，但大概也有另外的原因，即未得到滿足的自我評價和長年無人需要的才幹與奴隸般的低下地位之間的鮮明對比。)
但是，由於這些年來我隻顧注視古拉格群島和國家的生活，卻忽略了一個最簡單的事實：在戰爭年代初戰後這些年，我們的學校已經死亡了，它早已不復存在，剩下來的隻有膨脹起來的校舍和空蕩蕩的鈴聲。首都的學校，偏僻山村的學校全已經死亡。當精神死亡像毒氣一樣蔓延全國的時候，首先受害窒息的，除了孩子們、除了學校之外，還能是誰呢?
不過，我也隻是在幾年之後，當我從流放的國度回到俄羅斯這個宗主國本土時，才認識到這一事實。在科克切列克我連想都沒有想到這一點。當時黑暗勢力的整個發展趨勢盡管是在走向死亡，但流放者的孩子們還活著，還沒有窒息!
這是些特殊的孩子。他們是在整個成長時期始終意識到自己的受壓迫地位的。學校購教務會議和其他誇誇其談的會議上，一提及這些孩子，總是說(對孩子們本人也同樣說)：他們是在蘇維埃紅旗下成長起來的，是為了建設共產主義而生活的，他們在行動上受到的某些限製隻是暫時性的，他們同別的孩子沒有其他差別……但是，每個孩子自己卻親身體驗到他們身上套著枷鎖，他們從剛剛記事的幼年起就感受到它了。整個豐富多采的、充滿生活樂趣的(像畫報上和電影裏所反映的那種)生活世界完全沒有他們的份兒，甚至參軍也很少有他們的份兒。得到警備司令部的批準後到城市去參加考試，被學校錄取，順利地讀完大學——這一切都十分渺茫，希望很小。所以，這些孩子關於這個無所不包的廣大世界所能了解的一切，隻限於在這中學裏取得的知識。許多年來這所學校就是流放者家庭的孩子們最初的、也是最後的受教育場所。另外，沙漠地帶的人生活貧苦，但對這些孩子們來說，這倒可以避免把精力分散在各種娛樂上，這些娛樂對於二十世紀的、從倫敦直到阿拉木圖的青年起著多大的腐蝕作用啊!宗主國本土上的孩子們已經不習慣學習了，他們失去了學習興趣，把學習看作一種不得不盡的義務，因為在成年之前總要找個地方呆著。但是，這些流放者的孩子則不然。如果好好教育他們，他們是把學習看成生活中唯一重要的東西的，學習對他們就是一切。他們如饑似渴地學習，好像這樣才可以使他們脫離二等公民的地位，同那些一等公民的孩子們平起平坐。他們的自尊心隻有在認真學習中才能得到滿足。
聽到他的這段訓詞，我們中間似乎沒有一個人覺得可笑，隻是覺得可怕。大家都蜷縮著沉默不語，最後也隻能鼓起勇氣來討論了下……晚飯的一小時放在什麽時間最合適。
是的，流放者的命運就是這樣。人們早就告訴過我，流放者的命運就是由這一類的命令決定的。在座的都是流放者、都擔心自己失掉工作：一旦被解僱，在科克切列克將長期找不到工作。況且，歸根結底，這又不是替主任個人幹，而是替國家幹嘛，工作需要嘛!這樣，在他們看來那醫學界的最新結論也就完全可以忍受了。
啊，真想站起來嘲笑這個自鳴得意的野豬一番!哪怕隻是痛快一時也好!但是，那就會被說成十足的“反蘇維埃煽動”，說你是在號召破壞一項極重要的工作!要知道，你一生中已多次從一種狀態轉入另一種狀態——中學生、大學生、公民、士兵、囚犯、流放者，——不論你處於什麽狀態，你總是在領導掌握之中的，你總是必須鞠躬、沉默。
假如他說的是工作到晚上十點，我也許就老老實實坐到十點了。可是他的命令卻等於宣布精神死刑：他等於叫我在自由的流放地停止寫作!不，見你的鬼去吧!連同你那商品減價一起見鬼去!勞改營的經驗給我暗示了出路：口頭不必說反對，隻須默默不執行。我同大家一起溫順地傾聽了主任的命令。可是，一到下午五點，我便離開辦公桌回家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九點鍾才又來到辦公室。別的同事這時早已在那裏計算，至少是裝出一種在計算的姿勢。他們像著野人似的看了看我。姆-澤雖然心裏贊同我的作法，但他自己卻不敢，他偷偷告訴我：昨晚主任在我的空辦公桌前麵大發雷霆，說一定要把我再趕到一百公裏外的沙漠去。
說老實話，我確實有些害怕：當然，內務部是什麽事都幹得出的。說不定真會趕走。那時你就別想再看到這區中心市鎮了!但是，我很幸運：我登上古拉格群島的時候戰爭已經結束，即最危險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如今來到流放地，又碰上史達林之死。在這一個月的時間裏，某種新鮮氣息已經慢慢飄到我們這個邊遠地區，飄進了區警備司令部。
一個新時期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開始了，這就是群島歷史上最寬大的三年時期。
主任沒有把我叫去，他自己也沒有來找我。這一天，我在那些不斷打瞌睡、不斷計算錯誤的同事中間以清晰的頭腦進行工作，並且決定今天仍舊平到下午五點，準時離開辦公室。反正會有個什麽結果的，不管是什麽，就讓它快來吧。
在我的一生中，我已多次認識到：人可以犧牲許多東西，但不應犧牲核心的東西。我決定不犧牲早在特種勞改營的行列中就已開始構思的劇本。我勝利了。整整一個星期，晚上大家都在工作，隻有我的辦公桌空著。大家也習以為常了。主任在走廊遇到我時把臉扭過去。
但是，命運註定我無須整頓“哈澤克斯坦”的農村合作社工作了。有一天，一個哈薩克人(中學教務主任)忽然來到區消費合作社。此人在我來之前是科克切列克唯一的大學畢業生，而且以此自豪。但是我的出現並沒有引起他的嫉妒。他到底是想在第一屆學生畢業之前充實教學力量，還是有意要往區教育局那位蛇局長的湯裏撒點胡椒粉，我不得而知，反正，他跑來對我說：“快去把你的畢業證書拿來!”我像孩子一般急忙跑回去取來了。他裝進衣袋，立即驅車去江布爾市參加職工代表大會。三天之後，他又來找我，把州教育局的一份委令的抄件放在我麵前。一這文件是由同一個無恥之徒簽署的，一個月前他曾確認科克切列克區“各學校數學教員編製已滿”，現在，四月，他委任我為數學教員兼物理教員，而且把我派到三周後即將進行結業考試的兩個畢業班去!(教務主任是冒著危險的。倒不是像我想的那樣在政治上冒著危險，而是他擔心這些年的勞改營生活會不會使我把數學忘掉。考試幾何和三角那天，他沒有叫我當著學生的麵打開試卷，而是把我領到校長辦公室，把幾個數學教員都請來，叫我當場解答試題，他站在我的身後。我的答卷與標準答卷的答案完全一致，這使他和所有教員高興得像過節一樣。要在這裏成為笛卡爾是多麽容易啊!後來我才知道，每年七年級數學統考時，區裏常常接到各村教員打來的電話：題出得不對吧?得出的答案不一樣呀?……因方那些教員自己也隻是七年製畢業嘛……)
我可以走進教室，拿起粉筆了。內心的幸福不可名狀。這一天我才獲得真正的釋放，獲得真正的公民權!至於流放地的其它條件，現在對我都無所謂了。
在埃克巴斯圖茲的時候，囚犯的隊伍時常從那裏的中學旁邊走過。我當時望著活躍在校園裏的孩子們，望著女教師樸素大方的服裝，把那裏看作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叮叮的鈴聲震得我心痛。那些年的暗無天日的監獄和勞改營生活實在把我折磨苦了。當時我覺得，哪怕在這貧瘠不毛的埃克巴斯圖茲當一名流放者，能夠按照這鈴聲拿著教室日誌走進教室，像要揭示什麽不尋常的東西似地以神秘的麵孔開始講課，那就會是使我心醉的最大幸福了。(我之所以產生這種嚮往，一方麵，當然，是由於我當教師的天賦，但大概也有另外的原因，即未得到滿足的自我評價和長年無人需要的才幹與奴隸般的低下地位之間的鮮明對比。)
但是，由於這些年來我隻顧注視古拉格群島和國家的生活，卻忽略了一個最簡單的事實：在戰爭年代初戰後這些年，我們的學校已經死亡了，它早已不復存在，剩下來的隻有膨脹起來的校舍和空蕩蕩的鈴聲。首都的學校，偏僻山村的學校全已經死亡。當精神死亡像毒氣一樣蔓延全國的時候，首先受害窒息的，除了孩子們、除了學校之外，還能是誰呢?
不過，我也隻是在幾年之後，當我從流放的國度回到俄羅斯這個宗主國本土時，才認識到這一事實。在科克切列克我連想都沒有想到這一點。當時黑暗勢力的整個發展趨勢盡管是在走向死亡，但流放者的孩子們還活著，還沒有窒息!
這是些特殊的孩子。他們是在整個成長時期始終意識到自己的受壓迫地位的。學校購教務會議和其他誇誇其談的會議上，一提及這些孩子，總是說(對孩子們本人也同樣說)：他們是在蘇維埃紅旗下成長起來的，是為了建設共產主義而生活的，他們在行動上受到的某些限製隻是暫時性的，他們同別的孩子沒有其他差別……但是，每個孩子自己卻親身體驗到他們身上套著枷鎖，他們從剛剛記事的幼年起就感受到它了。整個豐富多采的、充滿生活樂趣的(像畫報上和電影裏所反映的那種)生活世界完全沒有他們的份兒，甚至參軍也很少有他們的份兒。得到警備司令部的批準後到城市去參加考試，被學校錄取，順利地讀完大學——這一切都十分渺茫，希望很小。所以，這些孩子關於這個無所不包的廣大世界所能了解的一切，隻限於在這中學裏取得的知識。許多年來這所學校就是流放者家庭的孩子們最初的、也是最後的受教育場所。另外，沙漠地帶的人生活貧苦，但對這些孩子們來說，這倒可以避免把精力分散在各種娛樂上，這些娛樂對於二十世紀的、從倫敦直到阿拉木圖的青年起著多大的腐蝕作用啊!宗主國本土上的孩子們已經不習慣學習了，他們失去了學習興趣，把學習看作一種不得不盡的義務，因為在成年之前總要找個地方呆著。但是，這些流放者的孩子則不然。如果好好教育他們，他們是把學習看成生活中唯一重要的東西的，學習對他們就是一切。他們如饑似渴地學習，好像這樣才可以使他們脫離二等公民的地位，同那些一等公民的孩子們平起平坐。他們的自尊心隻有在認真學習中才能得到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