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開來一輛卡車,昨天的押送人員也來了,他們當然沒在營房裏過夜。我們還得往草原深處走六十公裏。卡車在窪地拋了錨,大家不得不跳下車(從前當因犯的時候沒有權力下車),從泥濘中往外推它。我們都用力推,為的是早些走過這是致多少有些變化的路程,盡快到達那永久流放地。押送人員則在周圍站成半圓形,“保護”著我們。


    草原迅速從車旁掠過。放眼望去,兩旁是望不見邊際的灰色野草,它又粗又硬,牲口都不能吃。很少看到哈薩克人村莊,它們孤零零的,周圍隻有幾棵樹。終於在地平線上出現了幾棵楊樹樹梢(哈薩克語“科克切列克”,就是“綠色的楊樹”的意思)。


    到了!卡車在車臣人和哈薩克人的土坯房中間穿過,揚起滿街塵土,招來一群怒氣沖沖的狗。拖著小小的四輪車的溫順的小驢急忙閃到一旁。一家院子裏的駱駝慢慢地回過頭來,隔牆向我們投來輕蔑的一瞥。也有居民,但我們的眼睛隻看到婦女,這些不尋常的。被遺忘的婦女。看,那個黝黑的女人站在門口手搭涼棚注視著我們的汽車;看,那裏還有三個穿紅花連衣裙的正朝這邊走來。她們都不是俄羅斯人。“沒關係,會找到未婚妻的!”——當過遠洋輪船長的四十歲的維·伊·瓦西連科對著我的耳朵喊道。他在埃克巴斯圖茲勞改營時就一直是很順利的,他管理洗衣房。現在他得到了自由,更可以施展本領,尋找自己的輪船了。


    汽車經過區百貨商店、茶館、診療所、郵局、區執委、木板牆圍起來的區黨委會的瓦房和區文化館的草房,停在國家保安部和內務部州分局的大門前。我們滿身是土,從車上跳下來,走進房前的小花園,大家也顧不得這是在中央大街上,就脫下上衣開始洗臉擦身子。


    內務部州分局機關的對麵有一所平房,很高,顯得有些奇怪:四根多利斯式的圓柱莊嚴地支撐著房前的假柱廊,柱腳下還有兩層光滑的石階,但是,往房頂上一看——草屋頂卻已經發黑了。禁不住心髒劇烈地跳動起來:這是一所學校!十年製中學!但是,討厭的心髒啊,你慢些跳吧,你先別出聲:這學校與你沒有關係!


    一個捲髮的、穿得幹幹淨淨的少女穿過中央大街朝那座令人羨慕的學校大門走去。她的短上衣緊緊裹住纖細的腰身,看去象一隻黃蜂。她的步態是那麽輕盈,甚至令人懷疑她的腳是否踏著地麵。她是教員!很年輕,不像是大學畢業的。也許,她是七年製中學畢業後又讀了師專?我真羨慕她!她與我這個壯工之間的鴻溝有多麽深啊!我和她屬於不同的階層,我永遠也不敢去挽起她的胳臂走……


    這時候已有人在替我們這些新來的人辦手續了。我們依次被叫進安靜的辦公室。是誰問話?當然是“教父”,是行動特派員!流放地也有行動特派員,他就是這裏的首腦人物!


    第一次見麵非常重要:因為今後我們與他們之間的捉迷藏不是玩一次,一個月,而是要永久玩下去的。現在,我跨過他的門坎,我們彼此仔細地審視著對方。他是一個很年輕的哈薩克人,他用寡言和表麵上的禮貌把自己包住,我則用一副傻頭傻腦的麵孔把自己藏起來。我們雙方都明白:我們之間將要進行的、看來是無關緊要的對話,諸如,“請你把這張表填一下”,“我該用什麽筆寫呢?”之類,實際上也就是一場決鬥。這時,對我來說,重要的是表現出:我連這點小事都不知道該怎麽辦。你看,我平常就是這樣的,大大咧咧,沒什麽心眼兒。而你這個青銅怪物則應該記住:“對這個人不必特別監視,他會安分守己地過日子的,看來這些年的勞改營生活對他有所幫助。”


    我應該填寫什麽?當然,是一張調查表,還有自傳。新檔案就要從這調查表開始建立,卷宗已經準備好,就放在桌上。今後關於我的告密情和官員們對我的鑑定、評語等將會源源不斷補充到這個卷宗裏來。等材料積累到大致夠立一個新案時,便會從上級來一道命令:立即逮捕(這所房子後麵就是監獄的土坯房),再給我判上十年刑。


    我把最初的一張紙呈上去。行動特派員看了一遍,把它裝進活頁文件夾。


    “對不起,您能不能告訴我區教育局在哪兒?”我突然像是心不在焉地、,客氣地問道。


    他也很客氣地告訴了我,並沒有驚奇地揚起眉毛。由此,我得出結論:我可以去找工作,州的保安部門不會反對的。(自然,作為一個有經驗的囚犯,我不會便到直接去問他:“我可以在教育係統找工作嗎?”)


    “訪問,我什麽時候可以自己到那裏去,不由人押送什


    他聳了聳肩膀:


    “一般地說,今天,你們還得在這……最好不出這個大門。不過,要是為了工作問周,也可以去一趟。”


    現在是我自己走在大街上了!是否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自己走”這個偉大字眼呢?我自己走!我的身旁和身後都沒有人端著衝鋒鎗了!我回頭看看,確實沒有!我高興的話,可以靠右邊的路走,順著學校的院牆走,院牆內有一口肥豬正在用嘴拱地;高興的話,也可以沿著左邊的路走,那邊區教育局的院牆外麵正有幾隻雞在尋找食物。


    我走向區教育局。走過了大約二百米的路程。我那一直彎著的腰有點直起來了。走路的姿勢也不那麽拘謹了。通過這二百米,我從一個公民等級進入了上一個等級。


    我穿著從前在前線穿的舊毛料製服上衣,下麵是一條很舊的斜紋布褲子,腳上還是勞改營發的豬皮皮鞋,勉強把包腳布的兩個角塞進去。我就這樣走進了區教育局。


    裏麵坐著兩個胖子,哈薩克人,座位旁邊擺著兩個小牌,表明兩人都是區教育局的視察員。


    “我想在學校找個工作。”我對他們說,覺得自己的信心越來越強,甚至感到很輕鬆,好像我是在問他們盛水的玻璃瓶放在哪裏似的。


    他們有些緊張。畢竟不是常有新教員到這草原上的土房裏來找工作的。雖然這科克切列克區的麵積比整個比利時還大,但這裏具有七年級文化水平的人卻屈指可數,他們彼此全都認識。


    “您是什麽學校畢業?”他們用相當純正的俄語問我。


    “大學物理數學係。”


    他們甚至嚇了一跳。彼此交換了一個眼色,接著便用急促的哈薩克語談起來。


    “那麽……您是從哪兒來的?”


    好像還不清楚,還必須找自己對他們解釋似的。哪個傻瓜會跑到這種地方來找工作呢、何況現在是三月?


    “我是一小時前被流放到這裏的。”


    兩人立即擺出一副無所不知的麵孔,先後鑽進局長辦公室去。他們走了,我這時才發現旁邊的打字員在注視著我。她是二位五十來歲的俄羅斯婦女。眼神一閃,像一個火花,我立即感到我們是同鄉:她也是從古拉格群島來的!哪兒的人?為什麽?從哪一年起?這位娜傑日達·尼古拉耶夫娜·格列科娃出身於新切爾卡斯克的哥薩克家庭,一九三七年被捕,她這個普通打字員在內務部機關的各種手段的“幫助”下,不得不相信自己是某個臆想的恐怖組織的成員。於是,十年勞改。而後是再次判刑。然後是永久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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