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住地用眼睛瞟著局長辦公室虛掩著的門,壓低聲音簡短扼要地向我介紹了學校的情況:有兩個十年製學校,還有幾個七年製學校;區裏非常缺數學教員,這裏沒有一個教員受過高等教育;至於物理教員,這裏從來沒有看見過。辦公室的鈴聲。打字員雖然很胖,卻霍地站起來,迅速向門口跑去——這也是她的職務呀!她很快轉身回來,用“官腔”高聲叫我進去。


    正麵桌上鋪著紅色台布。兩個胖視察員舒適地坐在旁邊的長沙發上,局長坐在史達林畫像下的大安樂椅上。局長是個哈薩克女人,小巧玲瓏,挺討人喜歡。她的舉止和派頭像是貓與蛇的結合。畫像上的史達林不懷善意地向我微笑著。


    讓我在門口坐下了,離得遠遠地。像個受審的人。我們開始了無聊而冗長的談話。每次同我用俄語談上一兩句,他們自己就得用哈薩克語談上十分鍾,這時我隻好傻瓜似地呆在一旁。他們詳細約問我什麽時候在什麽地方教過書,擔心我已經把自己的專業辨識和教學法忘掉了。接著便吞吞吐吐地說:現在沒有空缺,區裏各學校的數學和物理教員都滿員,真遺憾,連半個教員的工資經費都不好籌措,而教育我們的青年一代可是一項責任重大的工作,等等。最後,終於歸到主題:問我是為什麽坐牢的?我的具體罪狀是什麽?沒有等我回答,那個貓蛇已經提前把眼睛眯縫起來,似乎我所犯罪行的血紅閃光已經刺痛了她那黨員的眼睛。我把目光從她的頭上移向上麵撤縣那張兇惡的臉,就是這個撒旦毀掉了我整個生活的。在他的像片前麵我怎樣談我和他的關係呢?


    我隻好嚇一嚇這些教育家了。在這種情況下囚犯們是會用這一招兒的。我回答說:你們所問的問題屬於國家機密,我無權在這裏講。我想知道的事很簡單:這裏要不要我這個教員?


    他們又用哈薩克語長時間地討論起來。誰有膽量把個國家罪犯僱到學校來?不過,他們找到了出路:他們叫我寫份自傳,填張表格,一式兩份。這是早已習慣的!紙上什麽都可以寫。我不是一小時前才填過嗎?我填了表格,又回到州保安機關的大院。


    我懷著莫大的興趣在大院裏繞了一圈,看了看他們自己設立的監獄。我看到,他們也學著大人的樣子在圍牆上挖了個小洞作為給犯人轉遞物品的“窗口”。其實,圍牆很矮,完全可以從牆上把籃子送過來。可是,如果沒有“送飯口”、還算什麽國家保安部?我在院子裏漫步,覺得這裏呼吸起來比在那發了黴的區教育局反倒更輕鬆些。從區教育局的角度看來,保安部顯得高深莫測,它能使教育視察員聞聲喪膽。現在,我就在這裏,這個部是我最親愛的部呀。這裏有三名警備司令部的官員(其中有兩名校官),他們奉命公開監視我們。我們就是他們的謀生手段。這裏沒有什麽悶葫蘆要猜,彼此之間的關係一目了然。


    幾個警備司令部的官員倒還和氣。他們允許我們夜間不睡在上鎖的屋子裏,可以睡在院裏的幹草上。露宿!我們已經忘記這意味著什麽了!……多少年來一直是上鎖,一直是鐵柵欄,看到的是四壁和頂棚。怎麽能睡得著!我在院裏,在監獄旁邊的院裏,沐浴著柔和的月光踱來踱去。已經卸下的馬車、水井、飲牲口槽、一小垛幹草、馬棚頂下麵的馬影——這一切顯得那麽和平、古老,看不到一點保安部的殘酷印記。剛到三月三日,可是入夜後卻毫無涼意,幾乎和白天一樣,微風吹得人暖烘烘的。草原上的科克切列克村上空時而響徹叫驢的吼聲,聲音時起時伏,充滿激情,它向母驢表明自己的愛和充沛的精力,大概母驢的叫聲中也表達著同樣的感情吧。我是不善於辨別聲音的。聽,這種低沉有力的聲音是不是駱駝在叫?假如這時我能放聲高呼,我也會對著月亮怒吼的:我要在這裏呼吸!我要在這裏活動!


    我會通不過那幾張表格的屏障?不可能!在這充滿號角般叫聲的夜晚,我感到自己高於那些膽小如鼠的官吏。我要去教書!要重新感到自己是人!要大踏步走進教室,以熱情的目光環視孩子們的麵孔!我的手指一伸向黑板上的圖——全教室的人立即屏住呼吸、鴉雀無聲!圖上加了一條線,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全班學生如釋重負地籲一口氣。


    我不能睡。我來回走,在月光下不停地走。驢子在歌唱。駱駝在歌唱。我的整個身體也在歌唱: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最後,我躺到敞棚下的幹草上,和其他難友並排躺著。離我們兩步遠的牲口槽旁,幾匹馬站在那裏整夜地嚼著幹草。我感到,對於我們這半自由的第一個夜晚來說,普天下再也找不到比這嚼草聲更親切的聲音了。


    嚼吧,沒有惡意的生物!嚼吧,馴良的馬、吃草吧……


    第二天使允許我們去租賃私人住房。我根據自己的經濟條件找到一間雞窩似的小屋:它隻有一扇不太透光的窗戶,很低,甚至在當中屋頂最高的地方我也不能完全直起腰來。雖然我在監獄裏幻想流放時說過:“我隻需一間低矮的土房”,但連頭也抬不起來還是未免不大愉快。不過,總算是間獨立的屋子了。地是土地,把勞改營的棉農銷在地上就成為我的“床鋪”。這時,幸而有一位流放的工程師,鮑曼專科學校的教師亞歷山大·克利緬季耶維奇·茲達紐克維奇幫了大忙,他借給我兩隻木箱,我把衣服鋪在上麵就可以建得很舒服。我自己還沒有煤油燈(什麽也沒有!每一件需要的東西都得自己買,仿佛你是第一次來到這個世界上)。不過,我並不因為沒有燈而難過。這些年來,在牢房、禁閉室、工棚,一直都是在刺眼的公家的燈光下睡覺的,今天躺在黑暗中我倒感到十分安適。看,黑暗也能成為自由的一部分!我在黑暗和寂靜中躺在兩隻木箱上,細細玩味著這黑暗中的寧靜!(很可能會從廣場上的擴音器中傳來廣播聲音,但是科克切列克廣場上的擴音器不知為什麽已經三天不響了。)


    我還能有什麽更多的希望呢?……


    但是,三月六日的早晨超出了我所渴求的一切願望!我的女房東,從諾夫哥羅德被放逐來的信多娃老大娘,跑過來小心翼翼地對我耳語道:


    “你去聽聽廣播!他們對我說了,可我真不敢重複。”


    確實,廣播又開始了。我向中央廣場走去。廣場上。在裝著擴音喇叭的柱子周圍,陰沉沉的天空下已經集聚了大約二百人,這對於科克切列克村來說已經是很多了。人群中有不少哈薩克人。許多老年人從禿頭上脫下華麗的棕黃色小帽,拿在手裏,樣子都十分悲傷。年輕人們則冷淡得多。有兩三個拖拉機手沒有摘帽子。我當然也沒摘帽子。我還沒有聽清楚廣播員的聲音(他的戲劇性表演使他的聲音顯得特別傷心),但我已經有些明白了。


    這是我和我的朋友們早在大學時代就祈求盼望的時刻!是古拉格群島上全體囚犯(除正統派分子外)所祈求盼望的時刻!亞洲的獨裁者死掉了!這個惡棍“蹬腿兒”了!啊!這時刻在我們那裏,在特種勞改營,會發出什麽樣的公開歡呼啊!可是,現在站在我旁邊的是中學女教員,俄羅斯族的女孩子,她們卻在失聲痛哭:“我們往後可怎麽活呀?……”她們失去了生身的慈父……我真想向整個廣場,向她們大聲喊叫:“放心吧,你們會照樣活下去!不會再槍斃你們的父親了!不會再把你們的未婚夫抓去坐牢了!你們自己也不會再作為反革命家屬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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