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已經不像從前那樣了……我已經不是服刑初期的我。似乎有某種最高雅的、清靜悠閑的心情降臨到我身上，我自己也樂於處於這種狀態。我高興的不是有機會運用在勞改營學到的取巧經驗，我現在不屑於想出一個搖尾乞憐的藉口。人是不可能知道自己將來會怎樣的。你處在最好的地方也可能遭到最大的災禍，而在最壞的地方說不定會有最大的幸福找到你頭上來。而且我這時正在關心地詢問老工程師瓦西裏耶夫的經歷，根本沒有來得及打聽哪個州哪個區最好，哪裏不好。
弗·亞·瓦西裏耶夫的檔案裏大概有句什麽起保護作用的批示，所以軍官們允許他自己步行到市內去，親自到州水利建設局詢問一下可否在那裏找到工作。而對我們這些人，則一概指定必須去科克切列克區。這是本州北部沙漠地帶的一角，接近哈薩克斯坦中部的寸草不生的別特巴克達爾沙漠的邊緣。哼，去找你的葡萄園吧!……
軍官們把每個人的姓名規規矩矩地填入粗糙的褐色紙張印製的表格，填上日期，遞到我們麵前——簽字吧!
我不是在什麽地方遇到過類似的場麵嗎?對，那是向我宣布特別庭判決的時候。那時候也是如此：我的全部任務就是拿起鋼筆簽個名字。差別隻是：那時候的紙張是莫斯科生產的很光滑的紙。鋼筆和墨水則同樣都很糟糕。
那麽，“今天”對我“宣布”的又是什麽呢?是宣布：我，某某人，自即日起永遠地流放到某某地區，置於國家保安部的地區部門的公開監督之下;如果擅自離開本區範圍，則根據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命令交付審判，可判處二十年苦役刑。
是啊，有什麽說的，完全“合法”嘛!絲毫不奇怪。我們都心甘情願地簽了字。
幾年之後，我得到了一本《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刑法典》。我十分滿意地看到它的第三十五條是：判處流放的期限為三年至十年;而作為監禁刑的附加刑時，流放期不得超過五年。(這曾是蘇聯法律工作者的驕傲：他們從一九二二年的刑法典開始就已經在蘇聯的立法中取消了無限期褫奪公權以及一般的無限期鎮壓措施，隻有最可怕的一項例外，即無限期地驅逐出蘇聯國境。而且據說這一點是“蘇聯立法與資產階級立法的一項重要原則性區別”。見：《從監獄到教育機構》一書。)法律固然是這樣的，但為了節約內務部工作人員的勞動，還是寫永久流放比較簡單，這就無須再關心什麽時候滿刑並且再找藉口重新延期了。
另外，刑法典第三十五條還規定：流放隻能由法院以特別判決的形式判處。好吧，就算是由特別庭判處也行啊!可是，這裏實際上連特別庭也不是，而是值班中尉大筆一揮，我們就被“判”終身流放了。
這時我的腦海裏忽然來了詩興，浮現出幾句諷刺詩，雖然稍嫌長些：
鐵匠的大錘忽地挖起，
把我脆弱的命運砸成爛泥。
要我簽名，我隻好揮筆：
接受國家保安部公開監督，
永久流放。我都同意!
有阿爾卑斯山、玄武岩、銀河係。
有多少星辰閃爍，向人間示意。
我豈敢同它們的永久性相比，
有幸當一名永久的流回，我已滿意。
可你這保安部能不能永久呢?
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從城裏回來了。我把這幾行歪詩讀給他聽。我們兩人都笑起來，像孩子，像囚犯，像無罪的人們一樣笑起來了。弗·亞·瓦西裏耶夫的笑聲清脆爽朗，很像斯特拉霍維奇的笑聲，而且他們的性格也很相像：兩人都深深進入了精神生活，因而肉體的痛苦便再也無法破壞他們的內心平衡。
其實，目前瓦西裏耶夫並沒有什麽值得高興的事。原來他不是流放到這裏的，當然，是“弄錯了”。隻有伏龍藝市的機關才有權派他到原來工作過的楚伊穀地去工作。本地的水利工程處隻負責修建灌溉渠道。水利工程處處長，一個稍有點文化但卻十分自傲的哈薩克人，賞賜給這位楚伊引水工程創始人的榮譽是：讓他在辦公室門外稍候，等處長向區委電話請示之後方才同意接受這位創始人為“見習水利技術員”，就像安排一個剛從中專畢業的小姑娘一樣。安排到伏龍芝市去嗎?不行!那是另一個共和國。
怎樣才能用一句話來描寫俄國的全部歷史呢?那就是：它是個把一切希望和才華統統扼殺的國家。
但是，這位白髮老人總還是感到了幾分欣慰。他想：不少科學家了解他，也許將來還會把他調到別處去。他也在表格上簽了字，承認自己是永久流放到此地的，如果擅自離開，甘願被判苦役，坐牢到九十三歲!我幫他把東西拿到大門口，即拿到我一步也不能超過的界限。他就要走出去，去找個善良的人家設法租下一席安身之地了。他甚至示威性地說，有可能的話，就把老伴從莫斯科接到這裏來。孩子們?……孩子們不會來的，他們認為不應該放棄莫斯科的住房。還有別的親屬嗎?有一個兄弟。但是，這個兄弟的命運是十分不佳的：他是個歷史學家，可卻沒有理解十月革命的意義，竟離開了祖國。現在這個可憐的人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拜占庭史。我們又笑起來了，我們一起替他的兄弟感到遺憾。我們擁抱告別了。就這樣，我眼前又閃過去一個傑出的人，他永遠地離開了我。
我們這些剩下來的人不知為什麽仍舊天天被關在小屋裏，晚間我們擠在粗糙的地板上睡覺，勉強可以伸伸腿，直直腰。這同我八年前開始服刑時住的拘押室完全一樣。我們已被釋放，可是晚上仍被鎮在屋裏;告訴我們：如果願意，可以拿個馬桶到屋裏來。與監獄不同的隻是這些日子再不免費供給夥食了，我們必須拿出自己的錢交給他們到市場去買回東西哈。
過了三個晝夜，總算盼來了真正的押送人員，帶卡賓槍的。他們命令我們在領取路費和夥食費的單據上簽字。路費立即被押送人員收去。(說是去買火車票，其實，他們一嚇唬查票員，就可以免費乘車了，路費落入他們自己腰包，算是“外快”。)我們排成兩行，拿著各自的東西走向火車站。我們又走過那條楊樹林蔭路。鳥兒在歌唱，一片春天的氣息。可是才三月二日呀!我們都還穿著棉衣，很熱，但都為來到南方而高興。不說別人，至少在囚犯心目中寒冷是最難熬的。
慢慢爬行的火車又把我們往回頭路上拖了整整一天，然後我們在楚站下車，步行了大約十公裏。隨身帶的東西和皮包使我們都出了一身透汗。我們跌跌撞撞地走著，但還是拖著自己的東西。要知道，從勞改營裏拿出來的每一塊破布都會對我們這可憐的軀體有用!我身上穿著兩件棉衣(一件是清點物資時撈到的)，還有我那件飽經災患的軍大衣，它在前線和勞改營的地上已經磨得不像樣子，但現在我怎麽忍心扔掉這件滿是灰塵的褐色軍大衣呢?
天黑下來了，我們還沒有到達目的地。那就是說，今夜又得住在監獄裏，住在新特洛伊茨科耶村的監獄。我們早已是自由人，可還老是住監獄，監獄。牢房、硬地板、窺視孔、放風、倒剪手、涼水……一切照舊，隻是不發給口糧了：我們是自由人嘛!
弗·亞·瓦西裏耶夫的檔案裏大概有句什麽起保護作用的批示，所以軍官們允許他自己步行到市內去，親自到州水利建設局詢問一下可否在那裏找到工作。而對我們這些人，則一概指定必須去科克切列克區。這是本州北部沙漠地帶的一角，接近哈薩克斯坦中部的寸草不生的別特巴克達爾沙漠的邊緣。哼，去找你的葡萄園吧!……
軍官們把每個人的姓名規規矩矩地填入粗糙的褐色紙張印製的表格，填上日期，遞到我們麵前——簽字吧!
我不是在什麽地方遇到過類似的場麵嗎?對，那是向我宣布特別庭判決的時候。那時候也是如此：我的全部任務就是拿起鋼筆簽個名字。差別隻是：那時候的紙張是莫斯科生產的很光滑的紙。鋼筆和墨水則同樣都很糟糕。
那麽，“今天”對我“宣布”的又是什麽呢?是宣布：我，某某人，自即日起永遠地流放到某某地區，置於國家保安部的地區部門的公開監督之下;如果擅自離開本區範圍，則根據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命令交付審判，可判處二十年苦役刑。
是啊，有什麽說的，完全“合法”嘛!絲毫不奇怪。我們都心甘情願地簽了字。
幾年之後，我得到了一本《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刑法典》。我十分滿意地看到它的第三十五條是：判處流放的期限為三年至十年;而作為監禁刑的附加刑時，流放期不得超過五年。(這曾是蘇聯法律工作者的驕傲：他們從一九二二年的刑法典開始就已經在蘇聯的立法中取消了無限期褫奪公權以及一般的無限期鎮壓措施，隻有最可怕的一項例外，即無限期地驅逐出蘇聯國境。而且據說這一點是“蘇聯立法與資產階級立法的一項重要原則性區別”。見：《從監獄到教育機構》一書。)法律固然是這樣的，但為了節約內務部工作人員的勞動，還是寫永久流放比較簡單，這就無須再關心什麽時候滿刑並且再找藉口重新延期了。
另外，刑法典第三十五條還規定：流放隻能由法院以特別判決的形式判處。好吧，就算是由特別庭判處也行啊!可是，這裏實際上連特別庭也不是，而是值班中尉大筆一揮，我們就被“判”終身流放了。
這時我的腦海裏忽然來了詩興，浮現出幾句諷刺詩，雖然稍嫌長些：
鐵匠的大錘忽地挖起，
把我脆弱的命運砸成爛泥。
要我簽名，我隻好揮筆：
接受國家保安部公開監督，
永久流放。我都同意!
有阿爾卑斯山、玄武岩、銀河係。
有多少星辰閃爍，向人間示意。
我豈敢同它們的永久性相比，
有幸當一名永久的流回，我已滿意。
可你這保安部能不能永久呢?
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從城裏回來了。我把這幾行歪詩讀給他聽。我們兩人都笑起來，像孩子，像囚犯，像無罪的人們一樣笑起來了。弗·亞·瓦西裏耶夫的笑聲清脆爽朗，很像斯特拉霍維奇的笑聲，而且他們的性格也很相像：兩人都深深進入了精神生活，因而肉體的痛苦便再也無法破壞他們的內心平衡。
其實，目前瓦西裏耶夫並沒有什麽值得高興的事。原來他不是流放到這裏的，當然，是“弄錯了”。隻有伏龍藝市的機關才有權派他到原來工作過的楚伊穀地去工作。本地的水利工程處隻負責修建灌溉渠道。水利工程處處長，一個稍有點文化但卻十分自傲的哈薩克人，賞賜給這位楚伊引水工程創始人的榮譽是：讓他在辦公室門外稍候，等處長向區委電話請示之後方才同意接受這位創始人為“見習水利技術員”，就像安排一個剛從中專畢業的小姑娘一樣。安排到伏龍芝市去嗎?不行!那是另一個共和國。
怎樣才能用一句話來描寫俄國的全部歷史呢?那就是：它是個把一切希望和才華統統扼殺的國家。
但是，這位白髮老人總還是感到了幾分欣慰。他想：不少科學家了解他，也許將來還會把他調到別處去。他也在表格上簽了字，承認自己是永久流放到此地的，如果擅自離開，甘願被判苦役，坐牢到九十三歲!我幫他把東西拿到大門口，即拿到我一步也不能超過的界限。他就要走出去，去找個善良的人家設法租下一席安身之地了。他甚至示威性地說，有可能的話，就把老伴從莫斯科接到這裏來。孩子們?……孩子們不會來的，他們認為不應該放棄莫斯科的住房。還有別的親屬嗎?有一個兄弟。但是，這個兄弟的命運是十分不佳的：他是個歷史學家，可卻沒有理解十月革命的意義，竟離開了祖國。現在這個可憐的人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拜占庭史。我們又笑起來了，我們一起替他的兄弟感到遺憾。我們擁抱告別了。就這樣，我眼前又閃過去一個傑出的人，他永遠地離開了我。
我們這些剩下來的人不知為什麽仍舊天天被關在小屋裏，晚間我們擠在粗糙的地板上睡覺，勉強可以伸伸腿，直直腰。這同我八年前開始服刑時住的拘押室完全一樣。我們已被釋放，可是晚上仍被鎮在屋裏;告訴我們：如果願意，可以拿個馬桶到屋裏來。與監獄不同的隻是這些日子再不免費供給夥食了，我們必須拿出自己的錢交給他們到市場去買回東西哈。
過了三個晝夜，總算盼來了真正的押送人員，帶卡賓槍的。他們命令我們在領取路費和夥食費的單據上簽字。路費立即被押送人員收去。(說是去買火車票，其實，他們一嚇唬查票員，就可以免費乘車了，路費落入他們自己腰包，算是“外快”。)我們排成兩行，拿著各自的東西走向火車站。我們又走過那條楊樹林蔭路。鳥兒在歌唱，一片春天的氣息。可是才三月二日呀!我們都還穿著棉衣，很熱，但都為來到南方而高興。不說別人，至少在囚犯心目中寒冷是最難熬的。
慢慢爬行的火車又把我們往回頭路上拖了整整一天，然後我們在楚站下車，步行了大約十公裏。隨身帶的東西和皮包使我們都出了一身透汗。我們跌跌撞撞地走著，但還是拖著自己的東西。要知道，從勞改營裏拿出來的每一塊破布都會對我們這可憐的軀體有用!我身上穿著兩件棉衣(一件是清點物資時撈到的)，還有我那件飽經災患的軍大衣，它在前線和勞改營的地上已經磨得不像樣子，但現在我怎麽忍心扔掉這件滿是灰塵的褐色軍大衣呢?
天黑下來了，我們還沒有到達目的地。那就是說，今夜又得住在監獄裏，住在新特洛伊茨科耶村的監獄。我們早已是自由人，可還老是住監獄，監獄。牢房、硬地板、窺視孔、放風、倒剪手、涼水……一切照舊，隻是不發給口糧了：我們是自由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