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如此。從新西伯利亞把我們送往南方了。火車朝著溫暖地帶開會!那裏有大米、葡萄、蘋果。怎麽回事?難道貝利亞同忐沒能在偌大一個蘇聯結我們找到塊更壞的地方?難道真的會有這種流放?(我已經在暗自盤算將來寫一組關於流放的詩，題為《美好的流放之歌》。)
在江布爾市火車站上把我們從“澤克’”車廂卸下來，看管仍然十分嚴厲。上卡車時仍是通過警衛士兵形成的一條走廊，還是叫我們直接坐在車鬥裏，仿佛已經服滿刑期後我們還會企圖逃跑似的。夜深了，一彎新月以它微弱的光輝照著卡車走過的黑暗林蔭路，這是一條真正的楊樹林蔭路!這就算流放!我們不是到了克裏米亞吧?剛剛二月底，我們那裏的額爾齊斯河還被堅冰封著，可這裏已是春風拂麵了。
把我們送到監獄。監獄接收時沒有搜身，沒讓進浴室。可詛咒的四壁也不顯得那麽陰森了i我們拿著自己的口袋、提包等進入牢房。早晨，管鑰匙的打開牢門，無精打采地說：“出來!把各自的東西全拿上!”
魔爪逐漸鬆開了……
紅色的、春天的早晨在院子裏迎接了我們。朝霞溫暖著獄牆。大院當中停著一輛卡車等待我們，車上已有兩個犯人，他們和我們並成一批。應該深深地吸幾口氣，向四周看看，享受一下這不可多得的美景!但是，怎麽能錯過這結識新交的機會呢?兩個新犯人中有個年紀很大的人，瘦瘦的臉，一頭白髮，一對不住流淚的灰色眼睛。他直挺挺地坐在自己那堆揉亂的衣物上，嚴肅認真，象個接見外國使節的沙皇。乍一看，他像是聾子或外國人，不大可能同我們找到共同語言。我剛一跨進車鬥，就決定同他搭話。於是他用漂亮的俄語作了自我介紹，聲音堅定而有力：
“我是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瓦西裏耶夫。”
一瞬間，我們之間進發出一個會心的火花!是不是朋友，內心往往會立即感覺到。這個人是朋友。在監獄裏。想了解人就要分秒必爭。誰知道下一分鍾會不會使你們分手?可我們現在不是在監獄呀!也一樣!……於是，我戰勝汽車馬達的鬧聲，盡量地“採訪”他，因而沒有注意到卡車什麽時候離開監獄的水泥地駛上了大街的石路，忘了不能回頭看最後的監獄的戒律。(有多少個“最後的”監獄啊!?)竟也沒有張望一眼我們短暫的自由旅程。卡車很快開進了內務部州分局的寬敞的後院。又向我們發出了禁令：不許離開這裏到大街上去!
看模樣，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足有九十歲，他的眼睛已經昏然無光，勝十分消瘦，頭髮完全白了。其實他是七十三歲。原來他就是俄國工程界早期的一位傑出水利工程大師和水文地理學家!這位瓦西裏耶夫曾是“俄國工程師協會”的著名重要成員。(“俄國工程師協會”是怎麽回事?我第一次聽說它。這是俄國工程技術界一個陣容強大的社會團體。可是到了蘇維埃時期，這一切就全都被消滅了。)瓦西裏耶夫直到現在還堅定地以這段經歷為榮，他得意地回憶道：“我們當時就是不肯看風使舵，就是不承認幹手杖上能長出甜美的棗子來。”
當然，他們的協會為此被解散了。
我們被送到一個叫謝米列奇耶的地方。這個廣大地區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遍布了瓦西裏耶夫的足跡和他的馬蹄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瓦西裏耶夫就完成了楚伊穀地引水工程，納裏揚河水電站工程和通過楚伊裏山的隧道工程的技術計算工作。戰前他就已經自己著手實現這一宏偉計劃了。他在一九一二年從國外購進六台“電力挖掘機”，在這裏展開了工作。(這六台機器都經過了革命的洗禮，並且在三十年代在奇爾奇克工程工地上被當作蘇聯挖掘機械的新產品而使用。)現在，這位瓦西裏耶夫由於“破壞活動”坐過十五年監獄，又在上烏拉爾斯克的政治隔離營度過最近三年之後，請求給他恩典——允許他在這裏，在謝米列奇耶，度過他的流放期，直至死亡，因為他一生的事業正是從這裏開始的。(但是，假如不是貝利亞本人記得二十年代有過一個叫瓦西裏耶夫的工程師曾經計劃過合理分配外高加索幾個共和國的水利資源的話，肯定連這一點恩典也不會給他的。)
所以，瓦西裏耶夫今天在卡車裏坐在自己行李袋上時的神情才會像斯芬克斯那樣深沉而令人難以理解。今天不僅是他獲得自由的第一天，也是他回到自己青春時代、回到激勵感召過他的土地上來的第一天。不，人生並不是那麽短促的，如果你能在生活的道路上立下幾塊裏程碑的話!
不久前，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的女兒在莫斯科的阿爾巴特大街上張貼著《勞動報》的報欄前停了下來。勇敢的記者不惜筆墨(這筆墨是有很高報酬的)繪影繪聲地描寫了他的楚伊穀地之行，他指出：布爾什維克建設者們修建的引水工程使這個地區煥發了青春。他描述了納裏揚河階梯式水電站工程的宏偉、水利工程技術的長足發展、農莊莊員今天的幸福生活。最後，(不知誰向他提供的材料?)’他突然用這樣幾句話結束了全篇文章：“但是，如今卻很少有人知道，這些改造大自然的工程都是實現了一位天才的俄國工程師瓦西裏耶夫當年的設想。可惜這位工程師在官僚統治的俄國沒有得到承認。更遺憾的是這位滿懷豪情的青年工程師未能活到他的美好願望勝利實現的今天!”這寶貴的幾行字在瓦西裏耶夫女兒眼裏變得模糊不清、連成了一片。她從報欄裏扯下報紙，把它貼在自己的胸前，在民警的警笛聲中匆匆走開了。
當年那位“滿懷豪情的青年工程師”並沒有死，他這時正蹲在上烏拉爾斯克政治隔離營的陰暗潮濕的牢房裏。風濕病(或是別的什麽骨科疾病)損害了這位老人的脊椎，使他直不起腰來。幸運的是，當時牢房裏不隻他一個人，還有個瑞典囚犯。那個瑞典難友用按摩法治好了他的腰脊病。
蘇聯監獄裏很少有瑞典人。記得我住的牢房裏也住過“個瑞典人，叫阿爾維德……
“是阿爾維德·安德遜嗎?”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立即高興地問道。(他的講話和動作都很敏捷。)
真巧!原來替他治好腰痛的正是這個阿爾維德!啊，人生的路多麽狹窄，多麽狹窄啊!這又引起了我們對群島的回憶。三年前阿爾維德原來是從那裏被送到上烏拉爾斯克的政治隔離營去的。看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億萬富翁的父親似乎並沒有出麵保護這位可愛的先生。
這時候我們開始單個地被傳到州警備司令部去問話(它就設在州國家保安部機關的院子裏)。那裏有一名上校、一名少校和許多尉官，他們管理著整個江布爾州的全部流放者。上校當然不會親自問我們話，少校也隻是像瀏覽報紙標題似的看看我們的麵孔。給我們辦手續的是些尉官，他們都會寫一手漂亮的鋼筆字。
勞改營的經驗一再提醒我：留神!這短短的幾分鍾可要決定你的命運!機不可失!應該要求、堅持、抗議!要聚精會神地應付，要隨機應變。快點把理由想好，說明你為什麽應該留在州中心或者應該到最近的、最好的地方去。(這樣要求的理由是存在的，隻是我當時還不知道：由於在勞改營醫務所動的手術不徹底，這時我的腫瘤已經轉移一年多了。)
在江布爾市火車站上把我們從“澤克’”車廂卸下來，看管仍然十分嚴厲。上卡車時仍是通過警衛士兵形成的一條走廊，還是叫我們直接坐在車鬥裏，仿佛已經服滿刑期後我們還會企圖逃跑似的。夜深了，一彎新月以它微弱的光輝照著卡車走過的黑暗林蔭路，這是一條真正的楊樹林蔭路!這就算流放!我們不是到了克裏米亞吧?剛剛二月底，我們那裏的額爾齊斯河還被堅冰封著，可這裏已是春風拂麵了。
把我們送到監獄。監獄接收時沒有搜身，沒讓進浴室。可詛咒的四壁也不顯得那麽陰森了i我們拿著自己的口袋、提包等進入牢房。早晨，管鑰匙的打開牢門，無精打采地說：“出來!把各自的東西全拿上!”
魔爪逐漸鬆開了……
紅色的、春天的早晨在院子裏迎接了我們。朝霞溫暖著獄牆。大院當中停著一輛卡車等待我們，車上已有兩個犯人，他們和我們並成一批。應該深深地吸幾口氣，向四周看看，享受一下這不可多得的美景!但是，怎麽能錯過這結識新交的機會呢?兩個新犯人中有個年紀很大的人，瘦瘦的臉，一頭白髮，一對不住流淚的灰色眼睛。他直挺挺地坐在自己那堆揉亂的衣物上，嚴肅認真，象個接見外國使節的沙皇。乍一看，他像是聾子或外國人，不大可能同我們找到共同語言。我剛一跨進車鬥，就決定同他搭話。於是他用漂亮的俄語作了自我介紹，聲音堅定而有力：
“我是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瓦西裏耶夫。”
一瞬間，我們之間進發出一個會心的火花!是不是朋友，內心往往會立即感覺到。這個人是朋友。在監獄裏。想了解人就要分秒必爭。誰知道下一分鍾會不會使你們分手?可我們現在不是在監獄呀!也一樣!……於是，我戰勝汽車馬達的鬧聲，盡量地“採訪”他，因而沒有注意到卡車什麽時候離開監獄的水泥地駛上了大街的石路，忘了不能回頭看最後的監獄的戒律。(有多少個“最後的”監獄啊!?)竟也沒有張望一眼我們短暫的自由旅程。卡車很快開進了內務部州分局的寬敞的後院。又向我們發出了禁令：不許離開這裏到大街上去!
看模樣，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足有九十歲，他的眼睛已經昏然無光，勝十分消瘦，頭髮完全白了。其實他是七十三歲。原來他就是俄國工程界早期的一位傑出水利工程大師和水文地理學家!這位瓦西裏耶夫曾是“俄國工程師協會”的著名重要成員。(“俄國工程師協會”是怎麽回事?我第一次聽說它。這是俄國工程技術界一個陣容強大的社會團體。可是到了蘇維埃時期，這一切就全都被消滅了。)瓦西裏耶夫直到現在還堅定地以這段經歷為榮，他得意地回憶道：“我們當時就是不肯看風使舵，就是不承認幹手杖上能長出甜美的棗子來。”
當然，他們的協會為此被解散了。
我們被送到一個叫謝米列奇耶的地方。這個廣大地區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遍布了瓦西裏耶夫的足跡和他的馬蹄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瓦西裏耶夫就完成了楚伊穀地引水工程，納裏揚河水電站工程和通過楚伊裏山的隧道工程的技術計算工作。戰前他就已經自己著手實現這一宏偉計劃了。他在一九一二年從國外購進六台“電力挖掘機”，在這裏展開了工作。(這六台機器都經過了革命的洗禮，並且在三十年代在奇爾奇克工程工地上被當作蘇聯挖掘機械的新產品而使用。)現在，這位瓦西裏耶夫由於“破壞活動”坐過十五年監獄，又在上烏拉爾斯克的政治隔離營度過最近三年之後，請求給他恩典——允許他在這裏，在謝米列奇耶，度過他的流放期，直至死亡，因為他一生的事業正是從這裏開始的。(但是，假如不是貝利亞本人記得二十年代有過一個叫瓦西裏耶夫的工程師曾經計劃過合理分配外高加索幾個共和國的水利資源的話，肯定連這一點恩典也不會給他的。)
所以，瓦西裏耶夫今天在卡車裏坐在自己行李袋上時的神情才會像斯芬克斯那樣深沉而令人難以理解。今天不僅是他獲得自由的第一天，也是他回到自己青春時代、回到激勵感召過他的土地上來的第一天。不，人生並不是那麽短促的，如果你能在生活的道路上立下幾塊裏程碑的話!
不久前，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的女兒在莫斯科的阿爾巴特大街上張貼著《勞動報》的報欄前停了下來。勇敢的記者不惜筆墨(這筆墨是有很高報酬的)繪影繪聲地描寫了他的楚伊穀地之行，他指出：布爾什維克建設者們修建的引水工程使這個地區煥發了青春。他描述了納裏揚河階梯式水電站工程的宏偉、水利工程技術的長足發展、農莊莊員今天的幸福生活。最後，(不知誰向他提供的材料?)’他突然用這樣幾句話結束了全篇文章：“但是，如今卻很少有人知道，這些改造大自然的工程都是實現了一位天才的俄國工程師瓦西裏耶夫當年的設想。可惜這位工程師在官僚統治的俄國沒有得到承認。更遺憾的是這位滿懷豪情的青年工程師未能活到他的美好願望勝利實現的今天!”這寶貴的幾行字在瓦西裏耶夫女兒眼裏變得模糊不清、連成了一片。她從報欄裏扯下報紙，把它貼在自己的胸前，在民警的警笛聲中匆匆走開了。
當年那位“滿懷豪情的青年工程師”並沒有死，他這時正蹲在上烏拉爾斯克政治隔離營的陰暗潮濕的牢房裏。風濕病(或是別的什麽骨科疾病)損害了這位老人的脊椎，使他直不起腰來。幸運的是，當時牢房裏不隻他一個人，還有個瑞典囚犯。那個瑞典難友用按摩法治好了他的腰脊病。
蘇聯監獄裏很少有瑞典人。記得我住的牢房裏也住過“個瑞典人，叫阿爾維德……
“是阿爾維德·安德遜嗎?”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立即高興地問道。(他的講話和動作都很敏捷。)
真巧!原來替他治好腰痛的正是這個阿爾維德!啊，人生的路多麽狹窄，多麽狹窄啊!這又引起了我們對群島的回憶。三年前阿爾維德原來是從那裏被送到上烏拉爾斯克的政治隔離營去的。看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億萬富翁的父親似乎並沒有出麵保護這位可愛的先生。
這時候我們開始單個地被傳到州警備司令部去問話(它就設在州國家保安部機關的院子裏)。那裏有一名上校、一名少校和許多尉官，他們管理著整個江布爾州的全部流放者。上校當然不會親自問我們話，少校也隻是像瀏覽報紙標題似的看看我們的麵孔。給我們辦手續的是些尉官，他們都會寫一手漂亮的鋼筆字。
勞改營的經驗一再提醒我：留神!這短短的幾分鍾可要決定你的命運!機不可失!應該要求、堅持、抗議!要聚精會神地應付，要隨機應變。快點把理由想好，說明你為什麽應該留在州中心或者應該到最近的、最好的地方去。(這樣要求的理由是存在的，隻是我當時還不知道：由於在勞改營醫務所動的手術不徹底，這時我的腫瘤已經轉移一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