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二十世紀的氣息總算起到了一點作用。但不是對內務部人員，而是對那些已變得冷酷無情的車臣族老人起了作用。他們還是沒有命令復仇者下手!他們往阿拉木圖發了一封緊急電報。又有幾位在整個民族中最受尊重的老年人從阿拉木圖匆匆趕來了。召開了元老會議。對胡達耶夫的大兒子進行了詛咒並且宣判了他的死刑，決定：不論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隻要他遇到車臣人的刀子，那把刀就應該把他處死。然後，把胡達耶夫家族的三個人叫出來，對他們宣布說：“你們可以隨便走動，沒有人會觸動你們了。”
於是，阿布杜爾拿起書本上學來了。學校的黨組織委員和團組織委員帶著偽善的微笑歡迎他。在隨後的座談會上和課堂上，人們繼續向他歌頌共產主義覺悟，似乎那令人難堪的事件根本沒有發生過。阿布杜爾那消瘦的、變黑了的臉上毫無表情。他又一次深深地懂得了世界上什麽是最強的力量：那就是血族復仇。
我們歐洲人隻知道在書本上讀，在學校裏講一些崇高的話語，以表明自己蔑視這條野蠻的法律，蔑視這毫無意義的殘酷屠殺。但是，看來這類屠殺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它不會使這些山地民族根絕，反而會使這些民族堅強。並不需要很多人為這條血的復仇的法律而犧牲，但這條法律卻可以對周圍的一切人產生威懾力量!記住這條法律的山地民族中會有哪一個人敢於隨隨便便地侮辱另一個人呢，就像我們常常由於酒醉，由於道德敗壞，或者簡直就是為了好玩而隨便彼此互相侮辱那樣?還有哪一個非車臣人敢於同車臣人糾纏，敢於說他是盜賊，說他粗野，或者敢於指摘他買東西不排隊就往前鑽呢?要知道，對你這些話的回答可能不是一句話，不是一句罵，而是擁向你肋下的一把刀子!就算你自己也拿出刀來(可是你身邊不會帶著刀子，文明人嘛!)，你也不會還他一刀：否則你的全家就可能死於刀下!車臣人在哈薩克斯坦的大地上可以大搖大擺地走路，他們傲視一切，不論是“國家的主人”還是非主人，都得恭恭敬敬地給他們讓開路。血的復仇發出的光芒形成一個恐怖“場”，它也就用這種“場”力維護並加強著這個小小的山地民族。
“要使別人駭怕，就要狠打自己人!”山民的祖先在那久遠的古代不可能想出比這更好的約束人的規範了。
可是，社會主義國家難道向他們提出了什麽更好的建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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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刑滿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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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的監獄和勞改營生活期間，我沒有聽到任何曾被流放的人講過一句流放地的好話。但是，關於流放生活的幻想卻早在最初關進偵查監獄和遞解監獄的時候就產生了。那時，牢房的六麵石壁緊緊地擠壓著你，使你透不過氣，隻有關於流放的幻想靜悄悄地閃著顫抖的微光，它像海市蜃樓，使得陰暗潮濕的床板上的囚犯那消瘦的胸膛不禁陣陣起伏：
“啊，流放!如果能判流放就好了!”
我自已不僅沒有擺脫這種通常的想法，而且，可以說，我的流放幻想還特別強烈。在新耶路撒冷的粘土採掘場時，我一聽到鄰村的雞叫就幻想流放。我從卡盧加關卡的屋頂望著屬於別人的。龐大的首都，內心也曾禱告：讓我遠遠地離開這裏，把我流放到遠處去吧!我甚至天真地向最高蘇維埃提出過申請，請求把我的八年勞改改為終身流放，哪怕去最遙遠偏僻的地方也行，大象“對此的回答是根本不理睬。(我當時絕沒有想到終身流放早已註定，不過它不是把勞改改為流放，而是在勞改之後流放。)
一九五二年，埃克巴斯圖茲關押著三千人的“俄羅斯人”勞改點“釋放”了十個人。犯第五十八條的囚犯被領出勞改營大門!——這在當時是十分不可理解的現象。埃克巴斯圖茲營建立三年來還沒有釋放過一個人呢。何況這些人中間誰的刑期也沒有滿。這麽說，是那些在戰爭初期判刑十年而倖存下來的少數軍人得以釋放了。
我們急切地盼望著他們從獄外來信。有幾個人間接或直接寫信來了。我們得知：他們離開勞改營後幾乎全被流放了，雖然原判決書上根本沒有提流放。但是誰也沒有對此感到奇怪!監獄當局和我們都很清楚：問題並不在於法律條文，不在於判處的刑期，不在於寫在紙上的手續。問題的實質是：政權是強者，它有權對我們這些一旦被劃為“敵人”的人踐踏、鎮壓、扼殺、直至我們死亡。不論是政權當局還是我們，都覺得隻有這才是唯一正常的秩序，我們已經習慣於這樣，安於這樣了。
史達林時期的最後幾年，人們擔心的不是流放者的命運，而是那些虛假的獲釋者的命運，是那些表麵上住在勞改營外、沒有警衛看守、已經離開內務部的灰色羽翼保護的人的命運。不知為什麽，政權當局認為流放是一種補充懲罰手段，其實，流放不過是囚犯久已習慣的那種不負責任的生存的繼續，是他賴以繼續頑強地活下去的宿命論基礎。流放可以使我們免除自己選擇居住地點之苦，免於苦思冥想和再犯錯誤。流放你去的地方就是對你最適當、最好的地方。整個蘇聯國土上隻有在這唯一的地方人們才不會責怪我們為什麽要到這裏來。隻有在這裏我們才有無可爭議的最後權利占有三平方俄尺的土地睡覺。而像我這樣從勞改營出來後任何地方都沒有任何親人等待的孤獨者，似乎也隻有在流放地才可能遇到自己的貼心人。
在我們國家，逮捕時是刻不容緩的，但釋放時就決不會著急了。如果某個不幸的希臘民主主義者或土耳其社會黨人在監獄裏比規定時間多關了一天，那麽恐怕全世界的報紙都要為此喊叫起來吧。而我感到十分高興的卻是：服滿刑期之後隻在勞改營裏多留了幾天就把我……釋放了嗎?不，把我押解上了流放的旅程。然後，又押解了一個月，這已經不是刑期，而是我自己的自由時間了。
雖然是在武裝士兵押解下離開勞改營，我們還是遵守監獄裏的最後的迷信信條：無論如何絕不能回頭望一眼這最後的監獄，(據說回頭一望，你將來就還得回到這裏!)並且要正確地處理自己在監獄裏使用過的小飯勺。(但是，怎樣才算正確?有人說，應該帶走它，否則就得再回來取;也有人說，應該把它扔給監獄，否則監獄就會追著你要。我用的小勺是我親自在鑄造車間鑄的，所以我把它帶走了。)
又一次經過巴夫洛達、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亞的遞解站。雖然我們已算是刑滿釋放的人，但還是要對我們搜身，沒收不許帶的東西，趕進狹窄擁擠的牢房，塞進黑烏鴉囚車或“澤克”車廂，和刑事犯關在一起。警衛部隊的軍犬照樣向我們狂吠，衝鋒鎗手照樣喊叫;“不許回頭!”
不過，在鄂木斯克遞解監獄我們遇到一位好心的看守。他在吩咐別的事情時順便向我們五個從埃克巴斯圖茲營來的人問道：“是什麽神保佑了你們?”“怎麽回事?要把我們往哪兒送?”我們幾個人立即興奮起來。我們明白：去的地方可能不錯。“往南方唄!”看守見我們自己都不知道，有些奇怪。
於是，阿布杜爾拿起書本上學來了。學校的黨組織委員和團組織委員帶著偽善的微笑歡迎他。在隨後的座談會上和課堂上，人們繼續向他歌頌共產主義覺悟，似乎那令人難堪的事件根本沒有發生過。阿布杜爾那消瘦的、變黑了的臉上毫無表情。他又一次深深地懂得了世界上什麽是最強的力量：那就是血族復仇。
我們歐洲人隻知道在書本上讀，在學校裏講一些崇高的話語，以表明自己蔑視這條野蠻的法律，蔑視這毫無意義的殘酷屠殺。但是，看來這類屠殺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它不會使這些山地民族根絕，反而會使這些民族堅強。並不需要很多人為這條血的復仇的法律而犧牲，但這條法律卻可以對周圍的一切人產生威懾力量!記住這條法律的山地民族中會有哪一個人敢於隨隨便便地侮辱另一個人呢，就像我們常常由於酒醉，由於道德敗壞，或者簡直就是為了好玩而隨便彼此互相侮辱那樣?還有哪一個非車臣人敢於同車臣人糾纏，敢於說他是盜賊，說他粗野，或者敢於指摘他買東西不排隊就往前鑽呢?要知道，對你這些話的回答可能不是一句話，不是一句罵，而是擁向你肋下的一把刀子!就算你自己也拿出刀來(可是你身邊不會帶著刀子，文明人嘛!)，你也不會還他一刀：否則你的全家就可能死於刀下!車臣人在哈薩克斯坦的大地上可以大搖大擺地走路，他們傲視一切，不論是“國家的主人”還是非主人，都得恭恭敬敬地給他們讓開路。血的復仇發出的光芒形成一個恐怖“場”，它也就用這種“場”力維護並加強著這個小小的山地民族。
“要使別人駭怕，就要狠打自己人!”山民的祖先在那久遠的古代不可能想出比這更好的約束人的規範了。
可是，社會主義國家難道向他們提出了什麽更好的建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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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的監獄和勞改營生活期間，我沒有聽到任何曾被流放的人講過一句流放地的好話。但是，關於流放生活的幻想卻早在最初關進偵查監獄和遞解監獄的時候就產生了。那時，牢房的六麵石壁緊緊地擠壓著你，使你透不過氣，隻有關於流放的幻想靜悄悄地閃著顫抖的微光，它像海市蜃樓，使得陰暗潮濕的床板上的囚犯那消瘦的胸膛不禁陣陣起伏：
“啊，流放!如果能判流放就好了!”
我自已不僅沒有擺脫這種通常的想法，而且，可以說，我的流放幻想還特別強烈。在新耶路撒冷的粘土採掘場時，我一聽到鄰村的雞叫就幻想流放。我從卡盧加關卡的屋頂望著屬於別人的。龐大的首都，內心也曾禱告：讓我遠遠地離開這裏，把我流放到遠處去吧!我甚至天真地向最高蘇維埃提出過申請，請求把我的八年勞改改為終身流放，哪怕去最遙遠偏僻的地方也行，大象“對此的回答是根本不理睬。(我當時絕沒有想到終身流放早已註定，不過它不是把勞改改為流放，而是在勞改之後流放。)
一九五二年，埃克巴斯圖茲關押著三千人的“俄羅斯人”勞改點“釋放”了十個人。犯第五十八條的囚犯被領出勞改營大門!——這在當時是十分不可理解的現象。埃克巴斯圖茲營建立三年來還沒有釋放過一個人呢。何況這些人中間誰的刑期也沒有滿。這麽說，是那些在戰爭初期判刑十年而倖存下來的少數軍人得以釋放了。
我們急切地盼望著他們從獄外來信。有幾個人間接或直接寫信來了。我們得知：他們離開勞改營後幾乎全被流放了，雖然原判決書上根本沒有提流放。但是誰也沒有對此感到奇怪!監獄當局和我們都很清楚：問題並不在於法律條文，不在於判處的刑期，不在於寫在紙上的手續。問題的實質是：政權是強者，它有權對我們這些一旦被劃為“敵人”的人踐踏、鎮壓、扼殺、直至我們死亡。不論是政權當局還是我們，都覺得隻有這才是唯一正常的秩序，我們已經習慣於這樣，安於這樣了。
史達林時期的最後幾年，人們擔心的不是流放者的命運，而是那些虛假的獲釋者的命運，是那些表麵上住在勞改營外、沒有警衛看守、已經離開內務部的灰色羽翼保護的人的命運。不知為什麽，政權當局認為流放是一種補充懲罰手段，其實，流放不過是囚犯久已習慣的那種不負責任的生存的繼續，是他賴以繼續頑強地活下去的宿命論基礎。流放可以使我們免除自己選擇居住地點之苦，免於苦思冥想和再犯錯誤。流放你去的地方就是對你最適當、最好的地方。整個蘇聯國土上隻有在這唯一的地方人們才不會責怪我們為什麽要到這裏來。隻有在這裏我們才有無可爭議的最後權利占有三平方俄尺的土地睡覺。而像我這樣從勞改營出來後任何地方都沒有任何親人等待的孤獨者，似乎也隻有在流放地才可能遇到自己的貼心人。
在我們國家，逮捕時是刻不容緩的，但釋放時就決不會著急了。如果某個不幸的希臘民主主義者或土耳其社會黨人在監獄裏比規定時間多關了一天，那麽恐怕全世界的報紙都要為此喊叫起來吧。而我感到十分高興的卻是：服滿刑期之後隻在勞改營裏多留了幾天就把我……釋放了嗎?不，把我押解上了流放的旅程。然後，又押解了一個月，這已經不是刑期，而是我自己的自由時間了。
雖然是在武裝士兵押解下離開勞改營，我們還是遵守監獄裏的最後的迷信信條：無論如何絕不能回頭望一眼這最後的監獄，(據說回頭一望，你將來就還得回到這裏!)並且要正確地處理自己在監獄裏使用過的小飯勺。(但是，怎樣才算正確?有人說，應該帶走它，否則就得再回來取;也有人說，應該把它扔給監獄，否則監獄就會追著你要。我用的小勺是我親自在鑄造車間鑄的，所以我把它帶走了。)
又一次經過巴夫洛達、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亞的遞解站。雖然我們已算是刑滿釋放的人，但還是要對我們搜身，沒收不許帶的東西，趕進狹窄擁擠的牢房，塞進黑烏鴉囚車或“澤克”車廂，和刑事犯關在一起。警衛部隊的軍犬照樣向我們狂吠，衝鋒鎗手照樣喊叫;“不許回頭!”
不過，在鄂木斯克遞解監獄我們遇到一位好心的看守。他在吩咐別的事情時順便向我們五個從埃克巴斯圖茲營來的人問道：“是什麽神保佑了你們?”“怎麽回事?要把我們往哪兒送?”我們幾個人立即興奮起來。我們明白：去的地方可能不錯。“往南方唄!”看守見我們自己都不知道，有些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