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人也十分熱情地投入了新的勞動。不錯，他們並未放棄有朝一口遷回庫班去的幻想，但在流放地也沒有吝惜自己的汗水。他們的住宅不像日耳曼人那麽寬綽，但在種菜和養牛方麵迅速趕上了後者。哈薩克斯坦集市上希臘人賣的奶渣、黃油、蔬菜都是上等的。
朝鮮人在哈薩克斯坦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當然，他們遷來的時間也早。到五十年代初期他們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放：不必按期到警備隊去報到，可以自由地從這個州去另一個州，隻是不能越出哈薩克共和國的範圍。他們的成就不在住房和小院方麵(在這些方麵他們的生活無才說是不很舒適的，甚至是原始的，後來的年輕人才開始轉向歐洲生活方式)。朝鮮人善於學習，他們很快就填滿了哈薩克斯坦的各所學校(從戰爭年代開始就不在這方麵歧視他們了)，他們已成為哈薩克共和國知識階層的中堅。
其他民族則各自隱瞞著退回故土的幻想，在生活上和思想上各有不同的發展。但總的說來都已屈服於這個製度，並未給大權在握的警備隊製造多少麻煩。
加爾梅克人沒有站住腳，漸漸地在悲傷中死絕了。(我沒有看到他們。)
但是，有一個民族卻絲毫未受到奴性心理的影響，況且不是個別人，不是幾個反叛分子，而是整個民族都沒有馴服。這就是車臣人。
前麵我們已經看到車臣人是怎樣對待從勞改營逃跑出來的囚犯的。看到了整個傑茲卡茲甘的流放居民中隻有車臣人曾勇敢地企圖支持肯吉爾營的起義。
但是，依我看，在所有特種移民中，唯有車臣人在心理上表明了自己是囚犯。自從人們背信棄義地把他們趕出故鄉那一天起，他們就對一切都再也不相信了。他們蓋起一些叫“薩克利亞”的平頂小房，低矮、黑暗、破破爛爛，像是一腳就可以踢倒似的。他們的“家當”也如此;隻考慮當天、當月、當年，什麽都不積蓄，不貯備，沒有任何長遠打算。他們隻知道吃、喝。年輕人稍微講究一點衣著。一年年過去了，他們還是和剛遷來時同樣一無所有。任何一個車臣人都沒有在任何地方企圖向領導討好過，他們在領導麵前總是驕傲的，甚至是公開抱有敵意的。他們鄙視普及教育的法律和國家學校所教的知識，更不讓女孩子去上學，怕在那裏被敗壞。男孩子也不是全上學的。他們不讓婦女到集體農莊去幹活，自己也不願意在農莊土地上出力。他們大多數人設法當汽車司機：保養機器不丟臉，況且他們那種高級騎手的性格和愛好也可以在汽車的奔馳中得到某種滿足。當司機還可以滿足他們偷竊的願望。不過，他們也採取直接行動滿足這最後一種願望。是車臣人把“被偷了”“被偷光了”這類概念帶給了和平的、樸實的、沉睡的哈薩克斯坦的。他們會把成群的家畜趕走，把全家的東西渝光，有時則幹脆強搶。當地居民和那些輕易在領導麵前屈服的特種移民們，在車臣人眼裏是和領導人屬於同一類的。車臣人隻尊重敢於反抗的人。
說也奇怪，大家都懼怕車臣人。誰也不能妨礙他們這樣生活。甚至控製這個國家已經三十年之久的蘇維埃政權也奈何不了他們，無法強迫他們尊重蘇維埃國家的法律。
怎麽會這樣?這裏有一個故事也許能說明其原因所在。我在科克切列克中學任教的時候，九年級有個叫阿布杜爾·胡達耶夫的車臣男孩子。他毫不給人好感，他也不企圖給人好感，好像怕自己墮落到使人高興的樣子似的。他總是有意地表現得冷漠、十分驕傲和殘酷。但誰也不能不承認他頭腦清晰、思路有條理。上數學和物理課時他從來不停留在同班同學的水平上，總是深入思考，不斷探討真理，提出一些很深刻的問題來。他也和其他特種移民孩子一樣，在學校免不了要承擔一些所謂“社會工作”——最初是少先隊組織找他，然後是共青團和學生會：辦牆報、交流學習經驗、座談會。總之，他要付出車臣人十分不願付出的精神學費。
阿布杜爾和老母親一起生活。家族中隻剩下一個哥哥，其他人全沒有活下來。阿布杜爾的哥哥是個到處闖蕩的刑事犯，已經不止一次為偷竊和殺人蹲過勞改營，但他幾次都趕上大赦或折算刑期而被提前釋放出來。有一次，阿布杜爾的哥哥來到科克切列克，接連兩天飲酒作樂，飲酒時和一個當地的車臣人口角起來，那人逃走，他報出刀子就追。恰巧路上有個不相幹的車臣老太太看見了。她想勸阻他，張開兩臂擋住了他的去路。如果他遵守車臣人的規矩，他這時就該在老婦人麵前放下刀，不再去追。但與其說他是個車臣人，不如說已經是個十足的強盜了——隻見他手起刀落，砍死了老婦人。這時他那醉醋酸的頭腦才忽然想到：按車臣人的規矩他將會有何下場。於是他立即跑到民警機關去自首了。民警機關當然是很高興地把他關進了監獄。
他倒是躲到監獄去了。但他還有母親、弟弟、和另一個同宗的車臣人老頭胡達耶夫，論輩數該是阿布杜爾的叔父。殺人的事很快傳遍了科克切列克的車臣人居住區。這時胡達耶夫家族剩下來的這三個人立即聚集到阿布杜爾家裏，準備了一些食物和水，把門窗全部訂死，像躲進堡壘一樣躲藏起來。按習俗，被害的老婦人那一家族的車臣人必須殺死胡達耶夫家族中的一個人以報仇;胡達耶夫家族中的人鮮血不流，受害者家族中的人就沒有資格在世上作人。
阿布杜爾·胡達耶夫一家被團團圍住了。阿布杜爾當然不能上學去。全校、全市都知道了這件事。都知道我們學校有個高年級學生，共青團員，優秀生阿布杜爾現在每一分鍾都有被刀捅死的危險;也許就是現在，當同學們聽到鈴聲在教室就座的時候，或許就在文學課老師講解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時候，明晃晃的刀子正捅進他的胸膛。大家都知道這件事，都惦念著他，課間休息時都在談論他，但是，最後，大家都低著頭往下看。不論是學校的黨組織，共青團，還是教務處長、校長、區教育局，誰都沒有去拯救阿布杜爾·胡達耶夫，甚至誰都沒敢走近像驚擾的蜂房般亂鬧鬧的車臣人居住區裏的胡達耶夫家。是啊，假如僅僅是這些人沒有去，那還情有可原!問題是：從前在我們眼裏一直顯得那麽威嚴可怖的黨的區委會、區蘇維埃執委會、同警備司令部和民警機關一起隱藏在土牆裏邊的內務部派出機關等等，也都在血的復仇者的急促的呼吸麵前望而卻步了。原來，古老的、野蠻人的法律剛剛呼出了一口氣，一切蘇維埃政權就在這科克切列克蕩然無存了。看來。這個政權的手也並沒有從州中心江布爾市伸出多遠，因為整整三天中既沒有看見從江布爾市有一架飛機載著軍隊來，也沒有接到任何態度堅定的指示;隻是下令以現有力量加強監獄的警衛工作。
這樣，車臣人和我們所有的人便都看清楚了。在這個地球上什麽才是真正的力量?什麽是幻影?
還是車臣族的幾位老人表現出了真正的明智!他們到內務部機關去了一次，請求把胡達耶夫家的大兒子交給他們懲處。內務部機關小心地婉言拒絕了。老頭們第二次到內務部機關去，請求舉行公審並當場處決胡達耶夫的大兒子。如能作到這一點，他們答應給胡達耶夫一家解圍;不對他家的其他人進行血的復仇。不可能想出比這更合情合理的妥協方案了。但是，公審?這怎麽行?!事先答應當眾處決?這怎麽行?!胡達耶夫又不是政治犯，他是一個盜賊，他是社會親近分子呀!對觸犯第五十八條的囚犯的權利可以踐踏，但不能踐踏一個多次殺人犯的權利!請示了州領導，上麵果然拒絕了。“那麽，一小時之後胡達耶夫的弟弟就會被殺死!”車臣族的老人們解釋說。對此，內務部的官員們隻是聳聳肩膀：這與我們沒有關係!是啊，還沒有犯下的罪行，他們是不能去審理的!
朝鮮人在哈薩克斯坦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當然，他們遷來的時間也早。到五十年代初期他們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放：不必按期到警備隊去報到，可以自由地從這個州去另一個州，隻是不能越出哈薩克共和國的範圍。他們的成就不在住房和小院方麵(在這些方麵他們的生活無才說是不很舒適的，甚至是原始的，後來的年輕人才開始轉向歐洲生活方式)。朝鮮人善於學習，他們很快就填滿了哈薩克斯坦的各所學校(從戰爭年代開始就不在這方麵歧視他們了)，他們已成為哈薩克共和國知識階層的中堅。
其他民族則各自隱瞞著退回故土的幻想，在生活上和思想上各有不同的發展。但總的說來都已屈服於這個製度，並未給大權在握的警備隊製造多少麻煩。
加爾梅克人沒有站住腳，漸漸地在悲傷中死絕了。(我沒有看到他們。)
但是，有一個民族卻絲毫未受到奴性心理的影響，況且不是個別人，不是幾個反叛分子，而是整個民族都沒有馴服。這就是車臣人。
前麵我們已經看到車臣人是怎樣對待從勞改營逃跑出來的囚犯的。看到了整個傑茲卡茲甘的流放居民中隻有車臣人曾勇敢地企圖支持肯吉爾營的起義。
但是，依我看，在所有特種移民中，唯有車臣人在心理上表明了自己是囚犯。自從人們背信棄義地把他們趕出故鄉那一天起，他們就對一切都再也不相信了。他們蓋起一些叫“薩克利亞”的平頂小房，低矮、黑暗、破破爛爛，像是一腳就可以踢倒似的。他們的“家當”也如此;隻考慮當天、當月、當年，什麽都不積蓄，不貯備，沒有任何長遠打算。他們隻知道吃、喝。年輕人稍微講究一點衣著。一年年過去了，他們還是和剛遷來時同樣一無所有。任何一個車臣人都沒有在任何地方企圖向領導討好過，他們在領導麵前總是驕傲的，甚至是公開抱有敵意的。他們鄙視普及教育的法律和國家學校所教的知識，更不讓女孩子去上學，怕在那裏被敗壞。男孩子也不是全上學的。他們不讓婦女到集體農莊去幹活，自己也不願意在農莊土地上出力。他們大多數人設法當汽車司機：保養機器不丟臉，況且他們那種高級騎手的性格和愛好也可以在汽車的奔馳中得到某種滿足。當司機還可以滿足他們偷竊的願望。不過，他們也採取直接行動滿足這最後一種願望。是車臣人把“被偷了”“被偷光了”這類概念帶給了和平的、樸實的、沉睡的哈薩克斯坦的。他們會把成群的家畜趕走，把全家的東西渝光，有時則幹脆強搶。當地居民和那些輕易在領導麵前屈服的特種移民們，在車臣人眼裏是和領導人屬於同一類的。車臣人隻尊重敢於反抗的人。
說也奇怪，大家都懼怕車臣人。誰也不能妨礙他們這樣生活。甚至控製這個國家已經三十年之久的蘇維埃政權也奈何不了他們，無法強迫他們尊重蘇維埃國家的法律。
怎麽會這樣?這裏有一個故事也許能說明其原因所在。我在科克切列克中學任教的時候，九年級有個叫阿布杜爾·胡達耶夫的車臣男孩子。他毫不給人好感，他也不企圖給人好感，好像怕自己墮落到使人高興的樣子似的。他總是有意地表現得冷漠、十分驕傲和殘酷。但誰也不能不承認他頭腦清晰、思路有條理。上數學和物理課時他從來不停留在同班同學的水平上，總是深入思考，不斷探討真理，提出一些很深刻的問題來。他也和其他特種移民孩子一樣，在學校免不了要承擔一些所謂“社會工作”——最初是少先隊組織找他，然後是共青團和學生會：辦牆報、交流學習經驗、座談會。總之，他要付出車臣人十分不願付出的精神學費。
阿布杜爾和老母親一起生活。家族中隻剩下一個哥哥，其他人全沒有活下來。阿布杜爾的哥哥是個到處闖蕩的刑事犯，已經不止一次為偷竊和殺人蹲過勞改營，但他幾次都趕上大赦或折算刑期而被提前釋放出來。有一次，阿布杜爾的哥哥來到科克切列克，接連兩天飲酒作樂，飲酒時和一個當地的車臣人口角起來，那人逃走，他報出刀子就追。恰巧路上有個不相幹的車臣老太太看見了。她想勸阻他，張開兩臂擋住了他的去路。如果他遵守車臣人的規矩，他這時就該在老婦人麵前放下刀，不再去追。但與其說他是個車臣人，不如說已經是個十足的強盜了——隻見他手起刀落，砍死了老婦人。這時他那醉醋酸的頭腦才忽然想到：按車臣人的規矩他將會有何下場。於是他立即跑到民警機關去自首了。民警機關當然是很高興地把他關進了監獄。
他倒是躲到監獄去了。但他還有母親、弟弟、和另一個同宗的車臣人老頭胡達耶夫，論輩數該是阿布杜爾的叔父。殺人的事很快傳遍了科克切列克的車臣人居住區。這時胡達耶夫家族剩下來的這三個人立即聚集到阿布杜爾家裏，準備了一些食物和水，把門窗全部訂死，像躲進堡壘一樣躲藏起來。按習俗，被害的老婦人那一家族的車臣人必須殺死胡達耶夫家族中的一個人以報仇;胡達耶夫家族中的人鮮血不流，受害者家族中的人就沒有資格在世上作人。
阿布杜爾·胡達耶夫一家被團團圍住了。阿布杜爾當然不能上學去。全校、全市都知道了這件事。都知道我們學校有個高年級學生，共青團員，優秀生阿布杜爾現在每一分鍾都有被刀捅死的危險;也許就是現在，當同學們聽到鈴聲在教室就座的時候，或許就在文學課老師講解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時候，明晃晃的刀子正捅進他的胸膛。大家都知道這件事，都惦念著他，課間休息時都在談論他，但是，最後，大家都低著頭往下看。不論是學校的黨組織，共青團，還是教務處長、校長、區教育局，誰都沒有去拯救阿布杜爾·胡達耶夫，甚至誰都沒敢走近像驚擾的蜂房般亂鬧鬧的車臣人居住區裏的胡達耶夫家。是啊，假如僅僅是這些人沒有去，那還情有可原!問題是：從前在我們眼裏一直顯得那麽威嚴可怖的黨的區委會、區蘇維埃執委會、同警備司令部和民警機關一起隱藏在土牆裏邊的內務部派出機關等等，也都在血的復仇者的急促的呼吸麵前望而卻步了。原來，古老的、野蠻人的法律剛剛呼出了一口氣，一切蘇維埃政權就在這科克切列克蕩然無存了。看來。這個政權的手也並沒有從州中心江布爾市伸出多遠，因為整整三天中既沒有看見從江布爾市有一架飛機載著軍隊來，也沒有接到任何態度堅定的指示;隻是下令以現有力量加強監獄的警衛工作。
這樣，車臣人和我們所有的人便都看清楚了。在這個地球上什麽才是真正的力量?什麽是幻影?
還是車臣族的幾位老人表現出了真正的明智!他們到內務部機關去了一次，請求把胡達耶夫家的大兒子交給他們懲處。內務部機關小心地婉言拒絕了。老頭們第二次到內務部機關去，請求舉行公審並當場處決胡達耶夫的大兒子。如能作到這一點，他們答應給胡達耶夫一家解圍;不對他家的其他人進行血的復仇。不可能想出比這更合情合理的妥協方案了。但是，公審?這怎麽行?!事先答應當眾處決?這怎麽行?!胡達耶夫又不是政治犯，他是一個盜賊，他是社會親近分子呀!對觸犯第五十八條的囚犯的權利可以踐踏，但不能踐踏一個多次殺人犯的權利!請示了州領導，上麵果然拒絕了。“那麽，一小時之後胡達耶夫的弟弟就會被殺死!”車臣族的老人們解釋說。對此，內務部的官員們隻是聳聳肩膀：這與我們沒有關係!是啊，還沒有犯下的罪行，他們是不能去審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