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柯皮耶沃附近的採金場勞動的流放者不領現金工資，而領內部流通券。可不是嘛，要全蘇聯通用的紙幣有什麽用?反正這些人不能到別處去，在礦場的小賣部憑內部流通券就可以買到(滯銷的)東西嘛!
本書已對囚犯和農奴作過詳盡比較。可以回想一下，俄國歷史上處境最壞的並不是農奴，而是隸屬於工廠的工人。這些隻能在礦場小賣部使用的內部流通券令人聯想到沙皇時代阿爾泰地區的砂金礦和工廠。十八、十九世紀那裏的人們常常故意犯罪，以便脫離所隸屬的礦場而去服苦役，可以生活得比較輕鬆些。直到十九世紀末期阿爾泰地區採金礦的“工人們還沒有權利拒絕星期天勞動”!拒絕就會被罰款(和強迫勞動比較一下看!)，廠礦辦的小賣部專賣劣質商品，抬高價格，剋扣分量。“是這些小鋪子，而不是那經營不善的金礦，構成金礦主的主要收入來源。”(謝苗諾夫-天山斯基，《俄國》，第十六卷。)這裏的“金礦主”一詞今天完全可以讀作“金礦托拉斯”。
怎麽搞的?古拉格群島上的一切怎麽這樣千篇一律，毫無特色?……
一九五二年的一天，身材弱小的婦女赫·斯沒去上工。因為天氣太冷而她又沒有氈靴。為此，木材加工合作社的領導卻派她在沒有氈靴的情況下去當三個月的伐木工!還是這位婦女，她在懷孕期間請求派一點輕勞動，不要再叫她去搬運木材。給她的答覆是：“你不願意幹可以辭職!”蹩腳醫生又把她的產期算錯一個月，到了臨產前兩三天才讓她休息。在那裏，在內務部統治一切的泰加森林，同誰去講理呢?
但這還不等於生活已真正絕望。那些被送到集體農莊的特種移民才是真正嚐到了生活絕望的滋味。現在有些人爭論說(倒也並非奇談怪論)：“一般地說，集體農莊總比勞改營好過些吧?”我們則要反問一句：“如果把勞改營和集體農莊結合起來，那也好過嗎?”其實，特種移民的處境正是這二者的結合。表現農莊特點的是，他們在這裏不領固定口糧，隻在播種時期能領七百克麵包，麥子是發了黴的，烤出的麵包是土黃色的，吃起來牙磣(大概是不久前清掃倉底的麥子)。表現勞改營特點的是，這裏也可以把人關進羈押室：生產隊長向管理處告狀，管理處給警備隊一個電話，就把人關起來。至於這些人領到的工資，真是可憐得很：瑪麗亞·蘇姆貝格在農莊勞動的頭一年平均每個勞動日可分得二十克糧食(一隻小鳥在路邊啄食的糧食也比這多!)和十五個史達林時期的戈比(折合赫魯雪夫時期的一個半戈比)。她用全年收入買了……一個小鋁盆。
那麽，這些人靠什麽活命呢?靠波羅的海沿岸寄來的郵包。因為畢竟沒有把整個民族都強製遷移來。
那麽誰給加爾梅克人寄郵包呢?誰給從克裏米亞趕來的韃靼人寄呢?
請您到這些人的墳上去問問他們自己吧!
不知道是根據他們的故鄉波羅的海沿岸國家部長會議的同一項決議，還是根據西伯利亞的原則性，總之，在一九五三年，“我們的慈父”去世之前，對波羅的海沿岸來的特種移民還有一條特別規定;除了使用十字鎬、鐵鍬和鋸的重體力勞動之外，不許安排他們作任何其他工作!“你們必須在這裏學會做人!”如果用人單位把誰的工作安排得稍高了一點，警備隊便會出麵幹涉，並且親自把那個人拉下來當一般工人。礦務局的療養院旁邊有個果園，連果園的地都不允許特種移民去翻耕，否則就會是“對在那裏休養的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侮辱”。警備隊長甚至不準瑪麗亞·蘇姆貝格擔任飼養牛犢的工作：“把你強製遷移到這裏不是讓你來休養的!割草去!”農莊主席費了很大力氣才把她留下來。(她為農莊救活了好幾頭患波狀熱的牛犢。她很喜歡西伯利亞的牲口，覺得出愛沙尼亞的牲口更馴良，而這裏的從未受過撫愛的奶牛則親熱地舔她的手。)
有一次(在楚雷姆河)需要緊急往駁船上裝糧食。於是就讓特種移民連續勞動三十六小時，不給任何報酬和鼓勵。在這一晝夜半的時間裏隻有兩次給二十分鍾吃飯的時間和一次三小時的休息。“你們不幹，就把你們趕到北邊更遠的地方去!”一個老工人被麻袋壓倒了，共青團員監工用腳踢他起來。
每星期要到警備隊報到一次。距離隊有好幾公裏遠?老太太八十歲了?那就弄匹馬把她馱來吧!每次報到時都要警告每個人：要逃跑就判你二十年苦役!
行動特派員的辦公室就在附近。有時也會把你叫去問得。也許用較好的工作誘惑你，也許就威脅——把你的獨生女兒單獨流放到北極圈以北去!
他們什麽事情作不出呢?……他們的手什麽時候在什麽事情上受過良心的製止呢?……
他們會給你派任務：監視某人，或者收集可以把某人關進監獄的材料。
警備隊的任何一個中立一走進特種移民的家門，移民全家，包括老年婦女，都必須立即起立，未經允許不得坐下。
這麽看來，讀者會不會認為這些特種移民都是被剝奪了公民權的?……
不，那可不是，不是!他們享有完全的公民權!也並沒有收回他們的身份證。他們完全有權參加普遍、平等、秘密、直接的選舉。每逢這崇高而激動人心的時刻，他們有權勾掉選票上除自己要選的人之外的幾個候選人名字，他們享有這一神聖權利。也並不禁止他們簽名購買公債，(可以回想一下共產黨員季亞科夫在勞改營中的苦惱!)自由的集體農莊莊員們罵罵咧咧地勉強簽名購買五十盧布公債，而愛沙尼亞人則被勒索到四百盧布;“你們都有錢啊!誰不簽名買公債，我們今後就不替他收轉郵包!還要把他流放到更北的地方去!”
而且，真會流放去的，為什麽不流放呢?……
啊，真煩死人!老是這些同樣的事：可真是的，我們開始寫這第六部的時候原是打算要講某些新東西的呀!不是要講勞改營，而是要講流放。而且這一章我們也是要講點新東西的呀：不是講行政流放，而是講特種移民。
可是，講來講會，結果還是講了些同樣的事。
現在還需要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講述許多別處的、另一類型的流放地區見?另外一些地方的?另外一些年代的?另外一些民族的?需要嗎?
那麽談哪些呢?……
不同民族的移民村互相交錯著，人們可以隔村遙遙相望。但是，不同的民族仍然表現出了各自的特點、生活方式、興趣和傾向。
所有被強製遷移的民族中，日耳曼人表現了突出的勤勞。他們比誰都更徹底地拋棄了過去的故鄉生活。(其實，他們在伏爾加河或馬內奇河沿岸的故鄉算個什麽嗎?)像當年在沙皇葉卡捷琳娜賞賜的肥沃多產的份地上勞動一樣，他們今天要在史達林賜予的這嚴峻的、貧瘠不毛的土地上紮根。他們全力以赴開發這流放區，把它看作自己最後居住的地方。他們安排生活時毫不指望第一次大赦，也沒指望沙皇的恩典，而是一開始就作了永久打算。一九四一年流放來的時候，日耳曼人名副其實一無所有，但是這些勤奮而不知疲倦的人並沒有灰心喪氣，他們在流放地同樣開始了講求方式方法的合理勞動。地球上有哪個荒原是日耳曼人所不能變成繁榮興旺地區的呢?難怪俄國人從前有句老話：“日耳曼人就像柳樹，隨便插在哪裏，就在哪裏把根紮住。”不論是礦山、農業機械站，還是國營農場，領導者都對日耳曼人讚不絕口，他們再找不到更好的工人了。到五十年代初期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強製遷移者中間，甚至同當地居民相比，已經成為最殷實的人家了。他們的住宅最寬敞潔淨，他們養的豬最肥，奶牛產奶最多。他們的女孩子都是最受人愛慕的，這不僅因為她們父母富有，而且因為在勞改營地區橫遭敗壞的習俗中她們都守身如玉，品行端莊。
本書已對囚犯和農奴作過詳盡比較。可以回想一下，俄國歷史上處境最壞的並不是農奴，而是隸屬於工廠的工人。這些隻能在礦場小賣部使用的內部流通券令人聯想到沙皇時代阿爾泰地區的砂金礦和工廠。十八、十九世紀那裏的人們常常故意犯罪，以便脫離所隸屬的礦場而去服苦役，可以生活得比較輕鬆些。直到十九世紀末期阿爾泰地區採金礦的“工人們還沒有權利拒絕星期天勞動”!拒絕就會被罰款(和強迫勞動比較一下看!)，廠礦辦的小賣部專賣劣質商品，抬高價格，剋扣分量。“是這些小鋪子，而不是那經營不善的金礦，構成金礦主的主要收入來源。”(謝苗諾夫-天山斯基，《俄國》，第十六卷。)這裏的“金礦主”一詞今天完全可以讀作“金礦托拉斯”。
怎麽搞的?古拉格群島上的一切怎麽這樣千篇一律，毫無特色?……
一九五二年的一天，身材弱小的婦女赫·斯沒去上工。因為天氣太冷而她又沒有氈靴。為此，木材加工合作社的領導卻派她在沒有氈靴的情況下去當三個月的伐木工!還是這位婦女，她在懷孕期間請求派一點輕勞動，不要再叫她去搬運木材。給她的答覆是：“你不願意幹可以辭職!”蹩腳醫生又把她的產期算錯一個月，到了臨產前兩三天才讓她休息。在那裏，在內務部統治一切的泰加森林，同誰去講理呢?
但這還不等於生活已真正絕望。那些被送到集體農莊的特種移民才是真正嚐到了生活絕望的滋味。現在有些人爭論說(倒也並非奇談怪論)：“一般地說，集體農莊總比勞改營好過些吧?”我們則要反問一句：“如果把勞改營和集體農莊結合起來，那也好過嗎?”其實，特種移民的處境正是這二者的結合。表現農莊特點的是，他們在這裏不領固定口糧，隻在播種時期能領七百克麵包，麥子是發了黴的，烤出的麵包是土黃色的，吃起來牙磣(大概是不久前清掃倉底的麥子)。表現勞改營特點的是，這裏也可以把人關進羈押室：生產隊長向管理處告狀，管理處給警備隊一個電話，就把人關起來。至於這些人領到的工資，真是可憐得很：瑪麗亞·蘇姆貝格在農莊勞動的頭一年平均每個勞動日可分得二十克糧食(一隻小鳥在路邊啄食的糧食也比這多!)和十五個史達林時期的戈比(折合赫魯雪夫時期的一個半戈比)。她用全年收入買了……一個小鋁盆。
那麽，這些人靠什麽活命呢?靠波羅的海沿岸寄來的郵包。因為畢竟沒有把整個民族都強製遷移來。
那麽誰給加爾梅克人寄郵包呢?誰給從克裏米亞趕來的韃靼人寄呢?
請您到這些人的墳上去問問他們自己吧!
不知道是根據他們的故鄉波羅的海沿岸國家部長會議的同一項決議，還是根據西伯利亞的原則性，總之，在一九五三年，“我們的慈父”去世之前，對波羅的海沿岸來的特種移民還有一條特別規定;除了使用十字鎬、鐵鍬和鋸的重體力勞動之外，不許安排他們作任何其他工作!“你們必須在這裏學會做人!”如果用人單位把誰的工作安排得稍高了一點，警備隊便會出麵幹涉，並且親自把那個人拉下來當一般工人。礦務局的療養院旁邊有個果園，連果園的地都不允許特種移民去翻耕，否則就會是“對在那裏休養的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侮辱”。警備隊長甚至不準瑪麗亞·蘇姆貝格擔任飼養牛犢的工作：“把你強製遷移到這裏不是讓你來休養的!割草去!”農莊主席費了很大力氣才把她留下來。(她為農莊救活了好幾頭患波狀熱的牛犢。她很喜歡西伯利亞的牲口，覺得出愛沙尼亞的牲口更馴良，而這裏的從未受過撫愛的奶牛則親熱地舔她的手。)
有一次(在楚雷姆河)需要緊急往駁船上裝糧食。於是就讓特種移民連續勞動三十六小時，不給任何報酬和鼓勵。在這一晝夜半的時間裏隻有兩次給二十分鍾吃飯的時間和一次三小時的休息。“你們不幹，就把你們趕到北邊更遠的地方去!”一個老工人被麻袋壓倒了，共青團員監工用腳踢他起來。
每星期要到警備隊報到一次。距離隊有好幾公裏遠?老太太八十歲了?那就弄匹馬把她馱來吧!每次報到時都要警告每個人：要逃跑就判你二十年苦役!
行動特派員的辦公室就在附近。有時也會把你叫去問得。也許用較好的工作誘惑你，也許就威脅——把你的獨生女兒單獨流放到北極圈以北去!
他們什麽事情作不出呢?……他們的手什麽時候在什麽事情上受過良心的製止呢?……
他們會給你派任務：監視某人，或者收集可以把某人關進監獄的材料。
警備隊的任何一個中立一走進特種移民的家門，移民全家，包括老年婦女，都必須立即起立，未經允許不得坐下。
這麽看來，讀者會不會認為這些特種移民都是被剝奪了公民權的?……
不，那可不是，不是!他們享有完全的公民權!也並沒有收回他們的身份證。他們完全有權參加普遍、平等、秘密、直接的選舉。每逢這崇高而激動人心的時刻，他們有權勾掉選票上除自己要選的人之外的幾個候選人名字，他們享有這一神聖權利。也並不禁止他們簽名購買公債，(可以回想一下共產黨員季亞科夫在勞改營中的苦惱!)自由的集體農莊莊員們罵罵咧咧地勉強簽名購買五十盧布公債，而愛沙尼亞人則被勒索到四百盧布;“你們都有錢啊!誰不簽名買公債，我們今後就不替他收轉郵包!還要把他流放到更北的地方去!”
而且，真會流放去的，為什麽不流放呢?……
啊，真煩死人!老是這些同樣的事：可真是的，我們開始寫這第六部的時候原是打算要講某些新東西的呀!不是要講勞改營，而是要講流放。而且這一章我們也是要講點新東西的呀：不是講行政流放，而是講特種移民。
可是，講來講會，結果還是講了些同樣的事。
現在還需要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講述許多別處的、另一類型的流放地區見?另外一些地方的?另外一些年代的?另外一些民族的?需要嗎?
那麽談哪些呢?……
不同民族的移民村互相交錯著，人們可以隔村遙遙相望。但是，不同的民族仍然表現出了各自的特點、生活方式、興趣和傾向。
所有被強製遷移的民族中，日耳曼人表現了突出的勤勞。他們比誰都更徹底地拋棄了過去的故鄉生活。(其實，他們在伏爾加河或馬內奇河沿岸的故鄉算個什麽嗎?)像當年在沙皇葉卡捷琳娜賞賜的肥沃多產的份地上勞動一樣，他們今天要在史達林賜予的這嚴峻的、貧瘠不毛的土地上紮根。他們全力以赴開發這流放區，把它看作自己最後居住的地方。他們安排生活時毫不指望第一次大赦，也沒指望沙皇的恩典，而是一開始就作了永久打算。一九四一年流放來的時候，日耳曼人名副其實一無所有，但是這些勤奮而不知疲倦的人並沒有灰心喪氣，他們在流放地同樣開始了講求方式方法的合理勞動。地球上有哪個荒原是日耳曼人所不能變成繁榮興旺地區的呢?難怪俄國人從前有句老話：“日耳曼人就像柳樹，隨便插在哪裏，就在哪裏把根紮住。”不論是礦山、農業機械站，還是國營農場，領導者都對日耳曼人讚不絕口，他們再找不到更好的工人了。到五十年代初期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強製遷移者中間，甚至同當地居民相比，已經成為最殷實的人家了。他們的住宅最寬敞潔淨，他們養的豬最肥，奶牛產奶最多。他們的女孩子都是最受人愛慕的，這不僅因為她們父母富有，而且因為在勞改營地區橫遭敗壞的習俗中她們都守身如玉，品行端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