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重要，一這是最重要的!問題並不是要剝奪什麽富農，而是要把農民強行趕進集體農莊。除非把農民嚇得要死，就不可能把革命給予農民的土地再收回來，不可能再把這些人作為農奴束縛在這塊土地上。
農村的糧食已經被搜光過好多次，兇惡的武裝積極分子們這時又來了。在院子裏用刺刀紮地麵，在屋子裏用榔頭敲牆。有時候拆開牆——裏麵有麥子流出來。他們用刀切開枕頭;這更多是為了嚇唬人。房主的小丫頭在就要被人搶走的口袋上紮個洞，讓它漏出一點小麥，——“賊丫頭!”——女積極分子朝她喊，用皮靴把她踢開，把女孩衣襟裏的麥子灑掉。也不許她一粒一粒地揀起來。
這是第二次國內戰爭，是一次針對農民的戰爭。這確實是“偉大的轉折”，但卻沒有說清是轉折了什麽?是轉折了俄羅斯的脊椎骨!
不，我們這樣對待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是不夠公允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們確實描寫過剝奪富農的行動。隻不過把它描寫得十分平穩順利，而且對它寄予莫大的同情和好感，似乎那是在圍獵一群吃人的豺狼。“不過，有些情景是沒有描寫的，比如，長長的農村街道，路旁的門窗全都打死了，你從街上走過去，便可以看見：母親把嬰兒放在腿上，母子雙雙死在門前台階上;或者在板牆根下蹲著一個老頭，伸著手向你討一塊麵包，你走過去了。而當你返回來的時候，他卻已經倒斃在那裏了。
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裏也看不到這樣的情景：村蘇維埃主席帶著一個女教員(作為搜查見證人)走進一家農舍，農舍裏的板床上躺著一對老夫婦。(這個老頭兒原先開茶館，那還用說，不是惡霸是什麽?誰會走在半路上想喝熱茶!)村蘇維埃主席舉著那幹式手槍叫喊：“快給我下來!你這隻唐波夫狼!”老太婆嚇得哭起來，主席為了增加點恐怖氣氛，朝天棚放了一槍(那響聲在農家小屋裏聽起來是震耳欲聾的)。兩個老人被趕走，全死在路上了。
當然更看不到他們描寫下麵這種剝奪富農的手段了：在頓河的哥薩克村裏，忽然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去“開會”，會場早已用機關槍包圍起來了。把“開會”的人全部抓起來，強製押到別處去!押走男人後再遷移那些婦女就一點也不費事了。
描寫給我們看的，甚至拍成電影給我們看的，是剝皮鬼們隱藏起來的整圍整倉的糧食。可是我們卻看不到人們是怎樣強迫哭合著的婦女丟下了她辛苦積攢下的一點點東西，她的命根子——家畜、房子和鍋碗瓢勺。(如果你家裏有人能“保存住自己”，而且他有神通的話，後來他就能夠爭取到莫斯科替自己家“恢復”中農成份。可是，當他再回到農村時，卻已無法找到他那“中農”的家當了：早已被那些積極分子和他們的老婆們抄光了。)
也不讓我們看到人們隨身帶的那些小小的包袱。要知道，被趕走的人們上路時，是每家隻許帶一個很小的包袱乘坐公家的馬車的。特瓦爾多夫斯基一家大難臨頭的那天，他家裏既沒有油，也沒有烤好的麵包，還是鄰居送來一些路上吃的東西救了他們，可這個鄰居庫茲瑪有很多孩子，也不富裕呀!——這一切都不會讓我們知道的。
來得及逃跑的人，便跑到城市去躲避這場瘟疫，有人還騎走一匹馬。但是，那年月把馬賣給誰呢：自從農民瘟疫開始以來。農村用的馬已經成為富農的可靠標誌。因此，馬主人隻好把馬拴在馬市的柱子上，最後依依不捨地拍拍它，趁著沒被人發覺時迅速悄悄離去。
一般認為那場瘟疫發生在一九二九—一九三0年。但它造成的屍臭卻久久籠罩在俄羅斯農村上空。一九三二年，在庫班地區的農村，剛剛脫粒完的糧食全部直接從脫粒機旁上繳給國家，顆粒不留。農民隻好邊收割，邊脫粒，邊吃。脫粒工作完了，糧食也沒有了。甚至沒有一粒可以按勞動日分配的糧食。在這種情況下，怎樣製止那些痛哭號叫的女人?這裏還剩下誰是沒有被剝奪徹底偽富農呢?還能強製遷移誰呢?(讀者如果想知道清除了“富農”之後的早期集體農莊的情況，可以看看斯克裏普尼科娃提供的證明：一九三o年她親眼看到幾個農村婦女從索洛維茨監獄用小郵包把黑麵包幹寄給家鄉的人!!)。
再看看季莫費·帕夫洛維奇·奧夫欽尼科夫的經歷吧。他一八八六年生於米赫涅夫斯克鄉的基什金諾村(離列寧高爾克村不遠，就沿著那條大路)，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參加過國內戰爭。打完了仗，他回到政府分給他的土地上，成了家。他為人聰明、有文化，見過世麵，有一雙巧手。他通過自學掌握了一些獸醫知識，對附近各村的事情很熱心。幾年辛勤勞動的結果，他蓋了一所不錯的住房，辟了個小園子，把一匹小馬餵養成了一匹高頭駿馬。不料，新經濟政策使他頭腦發昏了，於不該萬不該，他不該像相信土地一樣相信這新經濟政策。他和另一個農民合夥開了個作坊，製造廉價香腸。(我們的農村到現在已經四十年沒看見過香腸了。如今，人們是會搔著後腦勺這樣說的：其實，村裏開個製香腸的作坊有什麽不好?!)他們兩人自己幹活，一個工人也沒有僱傭，而且製成的香腸是由合作社經銷的。他們幹了兩年(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政府便開始用重捐稅扼殺他們了，大大誇大了對他們的收入的估算(收入額是由財務稽核員估算的，再加上那些除了當積極分子之外什麽也不會幹的害紅眼病的懶漢們在財政局吹了不少冷風，所以給他們估得很高)，合夥人被迫關閉了作坊。一九二九年，季莫費第一批主動加入了集體農莊，把一頭母牛、一匹好馬和全部農具都交給農莊了。他在集體農莊的土地上全力以赴地勞動，還替農在飼養大了兩頭牛。農莊垮台了，許多人從農在逃走，可是這時已經有五個孩子的季莫費往哪裏去呢?而在財政局人們的眼裏他還是個財主呢(“他幫別人給牲口治病不是也有收入嗎!”)。所以，即使加入了農莊之後，還是不斷地向他索取高額稅款。他無法支付，就從他家裏拿走東西。他家有三隻羊。有一次，他的十一歲的小兒子把羊趕出去，逃脫了財產登幾，可是不久羊還是被人牽走了。後來又來登記財產，在這可憐的家裏確實一無所有了，可是財政局那些無恥之徒竟然把栽在木桶裏的三棵小橡皮樹也登記進去了。這時季莫費忍無可忍，便當著他們的麵就用斧子把三棵橡皮樹劈了。這是幹什麽?!第一，他毀壞了已經不屬於他而屬於國家的財產;第二，他掄動斧頭煽動反對蘇維埃政權;第三，他的行為詆毀了集體農莊製度!
而基什金諾村集體農在這時已經搖搖欲墜了，誰也不願意再去幹活，誰也不再相信它，已經有將近一半人逃走了。因此，這正是需要殺一儆百的時候。於是：這個惡性不改的“耐潑曼”季莫費·奧夫欽尼科夫，他鑽進集體農莊原來就是為了把農莊搞垮的!現在根據村蘇維埃主席肖科洛夫的決定。沒收他家的一切財產!這是一九三二年，這時大規模強製遷移已經結束，所以沒有流放他的妻子和六個孩子(包括一個吃奶的嬰兒)，隻沒收了他家的房子，把一家人拋到街頭。(他妻子帶著六個孩子歷盡千辛萬苦，在一年之後來到阿爾漢格爾斯克找到了娘家父親。奧夫欽尼科夫一家人都是活到八十歲左右的，隻有季莫費一個人在這種生活折磨下五十三歲就離開了人間。)
農村的糧食已經被搜光過好多次，兇惡的武裝積極分子們這時又來了。在院子裏用刺刀紮地麵，在屋子裏用榔頭敲牆。有時候拆開牆——裏麵有麥子流出來。他們用刀切開枕頭;這更多是為了嚇唬人。房主的小丫頭在就要被人搶走的口袋上紮個洞，讓它漏出一點小麥，——“賊丫頭!”——女積極分子朝她喊，用皮靴把她踢開，把女孩衣襟裏的麥子灑掉。也不許她一粒一粒地揀起來。
這是第二次國內戰爭，是一次針對農民的戰爭。這確實是“偉大的轉折”，但卻沒有說清是轉折了什麽?是轉折了俄羅斯的脊椎骨!
不，我們這樣對待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是不夠公允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們確實描寫過剝奪富農的行動。隻不過把它描寫得十分平穩順利，而且對它寄予莫大的同情和好感，似乎那是在圍獵一群吃人的豺狼。“不過，有些情景是沒有描寫的，比如，長長的農村街道，路旁的門窗全都打死了，你從街上走過去，便可以看見：母親把嬰兒放在腿上，母子雙雙死在門前台階上;或者在板牆根下蹲著一個老頭，伸著手向你討一塊麵包，你走過去了。而當你返回來的時候，他卻已經倒斃在那裏了。
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裏也看不到這樣的情景：村蘇維埃主席帶著一個女教員(作為搜查見證人)走進一家農舍，農舍裏的板床上躺著一對老夫婦。(這個老頭兒原先開茶館，那還用說，不是惡霸是什麽?誰會走在半路上想喝熱茶!)村蘇維埃主席舉著那幹式手槍叫喊：“快給我下來!你這隻唐波夫狼!”老太婆嚇得哭起來，主席為了增加點恐怖氣氛，朝天棚放了一槍(那響聲在農家小屋裏聽起來是震耳欲聾的)。兩個老人被趕走，全死在路上了。
當然更看不到他們描寫下麵這種剝奪富農的手段了：在頓河的哥薩克村裏，忽然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去“開會”，會場早已用機關槍包圍起來了。把“開會”的人全部抓起來，強製押到別處去!押走男人後再遷移那些婦女就一點也不費事了。
描寫給我們看的，甚至拍成電影給我們看的，是剝皮鬼們隱藏起來的整圍整倉的糧食。可是我們卻看不到人們是怎樣強迫哭合著的婦女丟下了她辛苦積攢下的一點點東西，她的命根子——家畜、房子和鍋碗瓢勺。(如果你家裏有人能“保存住自己”，而且他有神通的話，後來他就能夠爭取到莫斯科替自己家“恢復”中農成份。可是，當他再回到農村時，卻已無法找到他那“中農”的家當了：早已被那些積極分子和他們的老婆們抄光了。)
也不讓我們看到人們隨身帶的那些小小的包袱。要知道，被趕走的人們上路時，是每家隻許帶一個很小的包袱乘坐公家的馬車的。特瓦爾多夫斯基一家大難臨頭的那天，他家裏既沒有油，也沒有烤好的麵包，還是鄰居送來一些路上吃的東西救了他們，可這個鄰居庫茲瑪有很多孩子，也不富裕呀!——這一切都不會讓我們知道的。
來得及逃跑的人，便跑到城市去躲避這場瘟疫，有人還騎走一匹馬。但是，那年月把馬賣給誰呢：自從農民瘟疫開始以來。農村用的馬已經成為富農的可靠標誌。因此，馬主人隻好把馬拴在馬市的柱子上，最後依依不捨地拍拍它，趁著沒被人發覺時迅速悄悄離去。
一般認為那場瘟疫發生在一九二九—一九三0年。但它造成的屍臭卻久久籠罩在俄羅斯農村上空。一九三二年，在庫班地區的農村，剛剛脫粒完的糧食全部直接從脫粒機旁上繳給國家，顆粒不留。農民隻好邊收割，邊脫粒，邊吃。脫粒工作完了，糧食也沒有了。甚至沒有一粒可以按勞動日分配的糧食。在這種情況下，怎樣製止那些痛哭號叫的女人?這裏還剩下誰是沒有被剝奪徹底偽富農呢?還能強製遷移誰呢?(讀者如果想知道清除了“富農”之後的早期集體農莊的情況，可以看看斯克裏普尼科娃提供的證明：一九三o年她親眼看到幾個農村婦女從索洛維茨監獄用小郵包把黑麵包幹寄給家鄉的人!!)。
再看看季莫費·帕夫洛維奇·奧夫欽尼科夫的經歷吧。他一八八六年生於米赫涅夫斯克鄉的基什金諾村(離列寧高爾克村不遠，就沿著那條大路)，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參加過國內戰爭。打完了仗，他回到政府分給他的土地上，成了家。他為人聰明、有文化，見過世麵，有一雙巧手。他通過自學掌握了一些獸醫知識，對附近各村的事情很熱心。幾年辛勤勞動的結果，他蓋了一所不錯的住房，辟了個小園子，把一匹小馬餵養成了一匹高頭駿馬。不料，新經濟政策使他頭腦發昏了，於不該萬不該，他不該像相信土地一樣相信這新經濟政策。他和另一個農民合夥開了個作坊，製造廉價香腸。(我們的農村到現在已經四十年沒看見過香腸了。如今，人們是會搔著後腦勺這樣說的：其實，村裏開個製香腸的作坊有什麽不好?!)他們兩人自己幹活，一個工人也沒有僱傭，而且製成的香腸是由合作社經銷的。他們幹了兩年(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政府便開始用重捐稅扼殺他們了，大大誇大了對他們的收入的估算(收入額是由財務稽核員估算的，再加上那些除了當積極分子之外什麽也不會幹的害紅眼病的懶漢們在財政局吹了不少冷風，所以給他們估得很高)，合夥人被迫關閉了作坊。一九二九年，季莫費第一批主動加入了集體農莊，把一頭母牛、一匹好馬和全部農具都交給農莊了。他在集體農莊的土地上全力以赴地勞動，還替農在飼養大了兩頭牛。農莊垮台了，許多人從農在逃走，可是這時已經有五個孩子的季莫費往哪裏去呢?而在財政局人們的眼裏他還是個財主呢(“他幫別人給牲口治病不是也有收入嗎!”)。所以，即使加入了農莊之後，還是不斷地向他索取高額稅款。他無法支付，就從他家裏拿走東西。他家有三隻羊。有一次，他的十一歲的小兒子把羊趕出去，逃脫了財產登幾，可是不久羊還是被人牽走了。後來又來登記財產，在這可憐的家裏確實一無所有了，可是財政局那些無恥之徒竟然把栽在木桶裏的三棵小橡皮樹也登記進去了。這時季莫費忍無可忍，便當著他們的麵就用斧子把三棵橡皮樹劈了。這是幹什麽?!第一，他毀壞了已經不屬於他而屬於國家的財產;第二，他掄動斧頭煽動反對蘇維埃政權;第三，他的行為詆毀了集體農莊製度!
而基什金諾村集體農在這時已經搖搖欲墜了，誰也不願意再去幹活，誰也不再相信它，已經有將近一半人逃走了。因此，這正是需要殺一儆百的時候。於是：這個惡性不改的“耐潑曼”季莫費·奧夫欽尼科夫，他鑽進集體農莊原來就是為了把農莊搞垮的!現在根據村蘇維埃主席肖科洛夫的決定。沒收他家的一切財產!這是一九三二年，這時大規模強製遷移已經結束，所以沒有流放他的妻子和六個孩子(包括一個吃奶的嬰兒)，隻沒收了他家的房子，把一家人拋到街頭。(他妻子帶著六個孩子歷盡千辛萬苦，在一年之後來到阿爾漢格爾斯克找到了娘家父親。奧夫欽尼科夫一家人都是活到八十歲左右的，隻有季莫費一個人在這種生活折磨下五十三歲就離開了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