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人民爭得了自由，而自由初期的流放就是這個樣子。完全擺脫流放的道路就是這樣的。
流放，它實際上是一個羊圈，暫時關在這裏的羊都是預定要宰殺的。在蘇維埃政權最初一些年代被流放的人並不是這個世界上的一般居民，而是等待著被召到那個世界去的人。(“歷史反革命”或普通農民當中有一些聰明人早在二十年代就看清了將來的事。因此這些人在服滿第一次三年流放期後仍!日謹慎地留在原地了，例如，留在了阿爾漢格爾斯克，並不到別處去。這樣做的人中間有些人避免了再次被捕入獄。)
請看，“從舒申斯克村的和平流放，從有可可粉的圖魯漢斯克的和平流放生活，發展到今天我們這個時代，流放變成了什麽樣子!
奧維德的悲傷在我們國內就是由這些東西加以補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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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農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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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章裏談一件小事。講講一千五百萬農奴，談談一千五百萬人的生命。
當然，這是些沒學問的人。不會拉提琴。不知道誰是梅耶霍德或者研究原子物理是多麽有趣。
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國死亡和失蹤人數不到兩百萬。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個數字為兩千萬(這是赫魯雪夫的說法，照史達林的說法僅僅是七百萬。約瑟夫是不是沒有好好照管自己的資本?)。可寫了多少頌歌啊!樹了多少方尖碑，為哀悼犧牲者鳴了多少槍啊!多少部長篇小說和長詩啊!——四分之一世紀內浸透了蘇聯文學的不全是這一潭鮮血嗎。
但是卻沒有一本書寫那場不聲不響的、翻臉不認人的瘟疫，它啃掉了我國一千五百萬莊稼漢，——這還是往最少裏說，而且隻算到一九三二年一!——不是挨著個兒啃。而是專挑最好的，專挑俄國人民的脊梁骨。還有在隨之而來的人為的布爾什維克大饑荒中餓死的六百萬人呢，關於他們，我們的祖國以及和我們接壤的歐洲也一聲沒吭。在豐饒的波爾塔瓦平原，村裏，路上，莊稼地裏，到處躺著沒人收的屍體。車站旁邊的小樹林根本邁不進腳——腐爛的屍體臭氣熏天，其中也有嬰兒。那些爬到了醫院門口死的，死因全寫為“蛋白缺乏性浮腫”。庫班的情形恐怕更要嚇人。在白俄羅斯，許多地方收屍要靠外來的小隊，本地已經沒有能幹這個的人了。
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曉，事後又削颳得十分幹淨，把任何一個低聲耳語都壓製下去了。所以，今天盡管還有許多人主動向我講述勞改營的情況，而我不得不拒絕他們，“弟兄們，我不需要啦。這類素材我已經有、一大堆了，書裏放不下了!”可是，關於流放農民的情況卻沒有人送什麽材料來。我真希望誰能在什麽地方對我們講講這些事!
是的，我確信，描寫這個題材所需要的不隻是本書的一章，也不隻是個別作家的一本書。可是，我卻連寫一章的材料也搜集不起來。
盡管如此，我還是下決心寫這一章。我把這一章當作一個記號，一個標誌，看作最初幾塊小石頭，讓它暫且標誌出這個地方。我期望著將來總會有一天在這裏重建起救世主耶穌的新殿堂。
這一切都是從什麽引起的呢?是從農民是小資產階級這一教條引起的嗎?(可是，按他們那些人的說法，誰又不是“小資產階級”呢?根據他們那精確得出奇的公式來看，除了工業工人—一這裏還不能包括熟練工人——和管理企業的要人們之外，其餘一切人，實際上是全體老百姓，不論農民、職員、演員、飛行員，還是教授、大學生、醫生，統統都可以說是“小資產階級”。)或者是由於最上層的強盜式的如意算盤(搶劫一些人，嚇住另一些人)所引起的呢?
我們從柯羅連科一九二一年(柯羅連科臨死之前，高爾基還沒有移居國外的時候)寫給高爾基的最後幾封信中可以看到：對農民的這種強盜般的突然襲擊在當時就已經開始了，其進行方式同一九三o年的方式幾乎完全一樣。(現在公之於眾的這方麵的材料，一年比一年多。)
無奈他們當時勇氣有餘，力不從心，這才不得不住手。他們是暫時後退了。
但是，他們並未放棄這個念頭。整個二十年代他們一直在使用這張王牌，利用一切機會進行汙辱和譴責：“富農!富農!富農!”這樣，就在城市居民的思想意識中牢固地灌輸進了一種信念：同“富農”是不共戴天的：
據我們判斷，這場滅絕性的農民瘟疫開始準備的時間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當時聯共(布)中央根據北高加索邊疆區委書記安德烈耶夫的報告決定禁止富裕農民(“富農”)加入集體農莊——這樣就把他們劃分出來，準備消滅了。這項決定於一九二九年七月被正式批準——這時殺人名單已經編好，沒收和強製遷出已經動手。一九三0年伊始，在聯共驚)中央一月五日關於加速實現集體化的決議中對已在進行的(已經排練完畢、安排停當的)事情做了公開宣布(黨有“充分根據能夠在實際工作中從限製富農剝削傾向的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這一階級的政策”)。
繼黨中央決議之後，一向隻有唯命是從能力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也不敢拖延，旋即於一九三0年二月一日以立法形式把黨的意誌變作法律了。它們授權州和區的執委會可以“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展開反對富農的鬥爭，直至採取(也隻能如此)完全沒收富農財產並將他們從個別區和邊區遷出的辦法。”
說到最後一句話，屠夫才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隻說了從哪裏遷出，但沒說遷到哪裏。傻頭傻腦的人可能理解為——遷到三十俄裏以外，挨邊的什麽地方……
另外，“先進理論”似乎並沒有提到“富農的應聲蟲”(“二富農”)這個詞。但是，根據對刈機的工作麵的寬度來看，不把二富農掛帶進去是不行的。關於“二富農”這個詞的意義和代價我們已經分析過了。既然已經宣布“要徵集包裝材料”，少先隊員們正在挨戶收集農民的麻袋，交給極端貧窮的國家，而你卻不願意交出來，心痛自己那一點點好東西，(這在商店裏買不到呀!)那麽，你不就是二富農嗎?!那就該流放你!
於是，“二富農”這個頭銜就在整個蘇維埃俄國，在尚未從內戰的流血激盪中冷靜下來的蘇維埃俄國到處流行起來!那個人隻說了幾個字，未加任何解釋，但其含義似乎已經非常清楚。於是，一切都簡單化了，絲毫也不必多加思索。於是，內戰時期的一條野蠻法律又恢復了，那就是：讓他們十個人給我們一個人償命!讓他們一百個人給我們一個人償命!(據我所知，這並不是俄羅斯人的法律;俄國歷史上難道有過這種事嗎?)隻要有一個積極分子(多半是個二流子，碎嘴子;所有的人都馬上能回憶起來，帶頭沒收富農財產的是些小偷和酒鬼)在農民進行防衛時被打死，就要消滅幾百個最勤勞，最會過日子，最靈巧的莊稼人，即那些曾維持著俄羅斯民族的穩定性的人們。
流放，它實際上是一個羊圈，暫時關在這裏的羊都是預定要宰殺的。在蘇維埃政權最初一些年代被流放的人並不是這個世界上的一般居民，而是等待著被召到那個世界去的人。(“歷史反革命”或普通農民當中有一些聰明人早在二十年代就看清了將來的事。因此這些人在服滿第一次三年流放期後仍!日謹慎地留在原地了，例如，留在了阿爾漢格爾斯克，並不到別處去。這樣做的人中間有些人避免了再次被捕入獄。)
請看，“從舒申斯克村的和平流放，從有可可粉的圖魯漢斯克的和平流放生活，發展到今天我們這個時代，流放變成了什麽樣子!
奧維德的悲傷在我們國內就是由這些東西加以補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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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是些沒學問的人。不會拉提琴。不知道誰是梅耶霍德或者研究原子物理是多麽有趣。
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國死亡和失蹤人數不到兩百萬。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個數字為兩千萬(這是赫魯雪夫的說法，照史達林的說法僅僅是七百萬。約瑟夫是不是沒有好好照管自己的資本?)。可寫了多少頌歌啊!樹了多少方尖碑，為哀悼犧牲者鳴了多少槍啊!多少部長篇小說和長詩啊!——四分之一世紀內浸透了蘇聯文學的不全是這一潭鮮血嗎。
但是卻沒有一本書寫那場不聲不響的、翻臉不認人的瘟疫，它啃掉了我國一千五百萬莊稼漢，——這還是往最少裏說，而且隻算到一九三二年一!——不是挨著個兒啃。而是專挑最好的，專挑俄國人民的脊梁骨。還有在隨之而來的人為的布爾什維克大饑荒中餓死的六百萬人呢，關於他們，我們的祖國以及和我們接壤的歐洲也一聲沒吭。在豐饒的波爾塔瓦平原，村裏，路上，莊稼地裏，到處躺著沒人收的屍體。車站旁邊的小樹林根本邁不進腳——腐爛的屍體臭氣熏天，其中也有嬰兒。那些爬到了醫院門口死的，死因全寫為“蛋白缺乏性浮腫”。庫班的情形恐怕更要嚇人。在白俄羅斯，許多地方收屍要靠外來的小隊，本地已經沒有能幹這個的人了。
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曉，事後又削颳得十分幹淨，把任何一個低聲耳語都壓製下去了。所以，今天盡管還有許多人主動向我講述勞改營的情況，而我不得不拒絕他們，“弟兄們，我不需要啦。這類素材我已經有、一大堆了，書裏放不下了!”可是，關於流放農民的情況卻沒有人送什麽材料來。我真希望誰能在什麽地方對我們講講這些事!
是的，我確信，描寫這個題材所需要的不隻是本書的一章，也不隻是個別作家的一本書。可是，我卻連寫一章的材料也搜集不起來。
盡管如此，我還是下決心寫這一章。我把這一章當作一個記號，一個標誌，看作最初幾塊小石頭，讓它暫且標誌出這個地方。我期望著將來總會有一天在這裏重建起救世主耶穌的新殿堂。
這一切都是從什麽引起的呢?是從農民是小資產階級這一教條引起的嗎?(可是，按他們那些人的說法，誰又不是“小資產階級”呢?根據他們那精確得出奇的公式來看，除了工業工人—一這裏還不能包括熟練工人——和管理企業的要人們之外，其餘一切人，實際上是全體老百姓，不論農民、職員、演員、飛行員，還是教授、大學生、醫生，統統都可以說是“小資產階級”。)或者是由於最上層的強盜式的如意算盤(搶劫一些人，嚇住另一些人)所引起的呢?
我們從柯羅連科一九二一年(柯羅連科臨死之前，高爾基還沒有移居國外的時候)寫給高爾基的最後幾封信中可以看到：對農民的這種強盜般的突然襲擊在當時就已經開始了，其進行方式同一九三o年的方式幾乎完全一樣。(現在公之於眾的這方麵的材料，一年比一年多。)
無奈他們當時勇氣有餘，力不從心，這才不得不住手。他們是暫時後退了。
但是，他們並未放棄這個念頭。整個二十年代他們一直在使用這張王牌，利用一切機會進行汙辱和譴責：“富農!富農!富農!”這樣，就在城市居民的思想意識中牢固地灌輸進了一種信念：同“富農”是不共戴天的：
據我們判斷，這場滅絕性的農民瘟疫開始準備的時間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當時聯共(布)中央根據北高加索邊疆區委書記安德烈耶夫的報告決定禁止富裕農民(“富農”)加入集體農莊——這樣就把他們劃分出來，準備消滅了。這項決定於一九二九年七月被正式批準——這時殺人名單已經編好，沒收和強製遷出已經動手。一九三0年伊始，在聯共驚)中央一月五日關於加速實現集體化的決議中對已在進行的(已經排練完畢、安排停當的)事情做了公開宣布(黨有“充分根據能夠在實際工作中從限製富農剝削傾向的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這一階級的政策”)。
繼黨中央決議之後，一向隻有唯命是從能力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也不敢拖延，旋即於一九三0年二月一日以立法形式把黨的意誌變作法律了。它們授權州和區的執委會可以“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展開反對富農的鬥爭，直至採取(也隻能如此)完全沒收富農財產並將他們從個別區和邊區遷出的辦法。”
說到最後一句話，屠夫才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隻說了從哪裏遷出，但沒說遷到哪裏。傻頭傻腦的人可能理解為——遷到三十俄裏以外，挨邊的什麽地方……
另外，“先進理論”似乎並沒有提到“富農的應聲蟲”(“二富農”)這個詞。但是，根據對刈機的工作麵的寬度來看，不把二富農掛帶進去是不行的。關於“二富農”這個詞的意義和代價我們已經分析過了。既然已經宣布“要徵集包裝材料”，少先隊員們正在挨戶收集農民的麻袋，交給極端貧窮的國家，而你卻不願意交出來，心痛自己那一點點好東西，(這在商店裏買不到呀!)那麽，你不就是二富農嗎?!那就該流放你!
於是，“二富農”這個頭銜就在整個蘇維埃俄國，在尚未從內戰的流血激盪中冷靜下來的蘇維埃俄國到處流行起來!那個人隻說了幾個字，未加任何解釋，但其含義似乎已經非常清楚。於是，一切都簡單化了，絲毫也不必多加思索。於是，內戰時期的一條野蠻法律又恢復了，那就是：讓他們十個人給我們一個人償命!讓他們一百個人給我們一個人償命!(據我所知，這並不是俄羅斯人的法律;俄國歷史上難道有過這種事嗎?)隻要有一個積極分子(多半是個二流子，碎嘴子;所有的人都馬上能回憶起來，帶頭沒收富農財產的是些小偷和酒鬼)在農民進行防衛時被打死，就要消滅幾百個最勤勞，最會過日子，最靈巧的莊稼人，即那些曾維持著俄羅斯民族的穩定性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