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名保鏢，即兩名烏克蘭彪形大漢，腰間挎著馬刀時刻跟著庫茲涅佐夫，寸步不離。
他們這是為了保衛?還是為了報復?
(馬克耶夫還斷言，起義期間庫茲涅佐夫還有一位臨時夫人，她也是班傑拉分子。)
格列布·斯魯欽科夫才三十歲。也就是說，他被德軍俘虜時隻有十九歲。現在他和庫茲涅佐夫一樣穿上了從儲藏室取出的舊軍裝，極力表現出一副軍人氣概。他稍微有點跛腳，但這點被他那敏捷的動作掩蓋了。
談判時他態度鮮明、激烈。勞改營當局想出了一個辦法;把“過去的少年犯”(即在未滿十八歲時被捕，現已滿二十一、二歲的人)帶到營外，單獨釋放。這大概未必是騙局，因為當時其它很多地方確實也在釋放這種人或者已給他們減刑。可是斯魯欽科夫卻回答說;“你們問過從前的少年犯本人嗎?他們願不願意把同伴們丟在這裏而自己從一個營區轉到另一個營區去?”(在暴動委員會會議上他堅持說：“這些少年犯是我們的可靠力量，不能放他們走!”將軍們想在暴亂中釋放這些人的用意主要也在於他們是“一股可靠力量”。至於帶出去之後會不會再把他們分別關進營區外麵的禁閉室，那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奉公守法的馬克耶夫還是調查了願意辦理“釋放手續”的原少年犯，結果，他證實：在符合釋放條件的四百零九名原少年犯中，隻有十三名願意出去。這個證明出自竭力取悅當局而敵視這次起義的馬克耶夫之口，是值得驚奇的;四百名年富力強、風華正茂的青年人，而且其中大部分還不是政治犯，不僅放棄了自由，而且也放棄了自身得救的機會，自覺自願地留在這註定失敗的暴動者中間了……
針對將軍們發出的武力威脅，斯魯欽科夫的回答是：“你們派兵來吧!你們多派些衝鋒鎗手來!我們會把玻璃屑撒進他們的眼睛，繳下他們的衝鋒鎗!把你們整個肯吉爾衛戍部隊打個落花流水!把你們那些羅因腿軍官們一直趕到卡拉幹達，踩著你們的脊背進入卡拉幹達!那裏都是我們的人!”。
另外一些人提供的關於斯魯欽科夫的證詞也是可以相信的。據說，他曾舉起芬蘭式短刀搖晃著說：“誰要逃跑，這刀就朝誰的胸膛紮!”他還在工棚裏宣布：“誰不出去參加自衛，誰就準備吃我一刀!”這也是一切軍人政權和軍事狀態發展的必然邏輯……
新生的勞改營政府，同古今一切政府一樣，沒有內部保安部門是無法生存的，此項工作也由斯魯欽科夫領導(他的“軍事部”設在婦女勞改點的行動人員辦公室)。因為沒有希望戰勝外部力量，所以斯魯欽科夫懂得：這個職位對他來說意味著不可避免的死刑。在暴亂的日子他曾告訴勞改營的囚犯;統治者們曾經板秘密地向他提出過一項建議，要他在囚犯中挑起民族殘殺(戴金肩章的人們對此寄託了很大希望)，這樣來給當局製造一個派兵進入營區的良好藉口。主子們答應：如果斯魯欽科夫能辦到這一點，事後就可以保全他一條命。但是斯魯欽科夫斷然拒絕了這筆交易。(主人還向其他人提過一些什麽建議呢?別的人卻守口如瓶!)不僅如此，當斯魯欽科夫聽到謠傳說勞改營裏將要對猶太人採取暴行時，他立即發出警告：對傳播這種謠言的人要當眾鞭笞。謠言立即被製止了。
斯魯欽科夫不可避免地要同正統派分子發生衝突。這一衝突終於發生了。應該指出，這些年來所有苦役營的正統派分子不約而同地都在譴責“屠宰”眼線的行為，他們甚至不贊成囚犯為爭取自身權利而進行任何鬥爭。他們這樣作固然有他們的低級算盤(不少正統派分子是勞改營“教父”的走狗)，但同時也還有一套“理論”根據：他們承認來自上麵的，當局採取的任何形式的，甚至大規模的鎮壓和消滅，把它看作無產階級專政的表現;但是同樣的行動，甚至是突然迸發的、個別的、分散的行動，隻要它是從下麵發動的，他們便把它看作匪徒的暴行，而且還要說是“班傑拉分子”式的(這些正統派分子中間從來沒有人承認過烏克蘭有權分立，因為在他們看來，承認這一點就等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了)。政治苦役犯們拒絕從事奴隸勞動，對鐵柵欄和隨意槍殺犯人感到憤慨。這都使勞改營內的那些馴順的共產黨員傷心、苦惱、心驚膽戰。
肯吉爾的情況也是這樣。這時正統派便傾巢而出了。(這裏有根金、阿普費爾茨維格、塔拉拉耶夫斯基;顯然還有阿科耶夫，其他幾個人的姓名我們不清楚。此外還有一個長期裝病的人，他長年躺在醫院裏，說他、“腳底下總在旋轉”，這類知識分子式的鬥爭方式他們倒是承認的。而在暴動委員會中他們的代表顯然就是馬克耶夫。)他們從鬥爭一開始就指責“本來就不該開始”，界牆上的豁口被堵死之後，他們又指責說不應該挖地道。他們認為這一切都是殘餘的班傑拉分子挑起來的。現在他們主張盡早地讓步。(是啊，被打死的十六個人不是他們勞改點的人;至於管那個福音派教徒鳴不平，簡直可笑!)在馬克耶夫的筆記裏到處流露出他們這一派別的激怒情緒。他們覺得周圍一切都十分愚蠢，所有的人也都愚不可耐;四麵八方都有危險——當局會給他們加判刑期;班傑拉分子會讓他們背上吃一刀。馬克耶夫寫道：“他們想用鐵器恐嚇大家，讓大家都毀滅。”他說肯吉爾營的暴動是“血腥的遊戲”，是耍弄“假王牌”，是班傑拉分子們的“外行文娛演出”，他還經常把這次事件稱為“結婚典禮”。馬克耶夫認為暴動領導者所追求的完全是淫佚放蕩、逃避勞動和推遲應受的懲罰(他認為判給人們的懲罰自然是公正的)。
這種看法忠實地反映出正統派分子對五十年代勞改營裏的自由運動的態度。不過，馬克耶夫為人是相當謹慎的，他甚至還參加了暴動的領導班子。而另一個叫塔拉拉耶夫斯基的人則公開提出了這些指責，因而斯魯欽科夫領導的內部安全部便以“進行敵視起義的煽動”的罪名把他關進了監獄。
是的，就是這樣。起義的、解放了監獄的囚犯們如今辦起了自己的監獄。這是嘲笑，但這嘲笑也是古已有之的。不過，由於各種罪名(也有人給當局去通風報信)關進監獄的總共隻有四個人，而且沒有槍斃一個人(相反，這幾個人後來倒是有了證據，可以在勞改營領導麵前證明自己沒有參加叛亂了)。
監獄，一般地說，在整個起義期間成了大家參觀的場所，特別是三十年代修建的黑暗的舊監獄部分。那裏有在屋頂隻留著一個進出口而沒有窗戶的單身牢房，裏麵一張無腿“木床”，也就是把一塊床板直接放在水泥地上供囚犯睡眠，床板上顯然比牢房本身還要陰冷潮濕;“木床”旁邊的水泥地上，像餵狗盆似的放著一個粗陶製的大碗。
委員會的宣傳部組織囚犯們去參觀這些舊監獄，特別讓那些過去沒住過這種監獄，今後也許不可能住的人們去。當將軍們來到營區時，也領他們去參觀。(但他們毫未對此感到驚訝!)宣傳部還請求將軍們組織鎮裏的自由工人到這裏參觀，因為工地上一旦沒有囚犯幹活，那些人反正也是不會幹活的。將軍們甚至真的派了一些人來，當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些經過挑選的人，他們參觀後一點也沒有表示憤慨。
他們這是為了保衛?還是為了報復?
(馬克耶夫還斷言，起義期間庫茲涅佐夫還有一位臨時夫人，她也是班傑拉分子。)
格列布·斯魯欽科夫才三十歲。也就是說，他被德軍俘虜時隻有十九歲。現在他和庫茲涅佐夫一樣穿上了從儲藏室取出的舊軍裝，極力表現出一副軍人氣概。他稍微有點跛腳，但這點被他那敏捷的動作掩蓋了。
談判時他態度鮮明、激烈。勞改營當局想出了一個辦法;把“過去的少年犯”(即在未滿十八歲時被捕，現已滿二十一、二歲的人)帶到營外，單獨釋放。這大概未必是騙局，因為當時其它很多地方確實也在釋放這種人或者已給他們減刑。可是斯魯欽科夫卻回答說;“你們問過從前的少年犯本人嗎?他們願不願意把同伴們丟在這裏而自己從一個營區轉到另一個營區去?”(在暴動委員會會議上他堅持說：“這些少年犯是我們的可靠力量，不能放他們走!”將軍們想在暴亂中釋放這些人的用意主要也在於他們是“一股可靠力量”。至於帶出去之後會不會再把他們分別關進營區外麵的禁閉室，那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奉公守法的馬克耶夫還是調查了願意辦理“釋放手續”的原少年犯，結果，他證實：在符合釋放條件的四百零九名原少年犯中，隻有十三名願意出去。這個證明出自竭力取悅當局而敵視這次起義的馬克耶夫之口，是值得驚奇的;四百名年富力強、風華正茂的青年人，而且其中大部分還不是政治犯，不僅放棄了自由，而且也放棄了自身得救的機會，自覺自願地留在這註定失敗的暴動者中間了……
針對將軍們發出的武力威脅，斯魯欽科夫的回答是：“你們派兵來吧!你們多派些衝鋒鎗手來!我們會把玻璃屑撒進他們的眼睛，繳下他們的衝鋒鎗!把你們整個肯吉爾衛戍部隊打個落花流水!把你們那些羅因腿軍官們一直趕到卡拉幹達，踩著你們的脊背進入卡拉幹達!那裏都是我們的人!”。
另外一些人提供的關於斯魯欽科夫的證詞也是可以相信的。據說，他曾舉起芬蘭式短刀搖晃著說：“誰要逃跑，這刀就朝誰的胸膛紮!”他還在工棚裏宣布：“誰不出去參加自衛，誰就準備吃我一刀!”這也是一切軍人政權和軍事狀態發展的必然邏輯……
新生的勞改營政府，同古今一切政府一樣，沒有內部保安部門是無法生存的，此項工作也由斯魯欽科夫領導(他的“軍事部”設在婦女勞改點的行動人員辦公室)。因為沒有希望戰勝外部力量，所以斯魯欽科夫懂得：這個職位對他來說意味著不可避免的死刑。在暴亂的日子他曾告訴勞改營的囚犯;統治者們曾經板秘密地向他提出過一項建議，要他在囚犯中挑起民族殘殺(戴金肩章的人們對此寄託了很大希望)，這樣來給當局製造一個派兵進入營區的良好藉口。主子們答應：如果斯魯欽科夫能辦到這一點，事後就可以保全他一條命。但是斯魯欽科夫斷然拒絕了這筆交易。(主人還向其他人提過一些什麽建議呢?別的人卻守口如瓶!)不僅如此，當斯魯欽科夫聽到謠傳說勞改營裏將要對猶太人採取暴行時，他立即發出警告：對傳播這種謠言的人要當眾鞭笞。謠言立即被製止了。
斯魯欽科夫不可避免地要同正統派分子發生衝突。這一衝突終於發生了。應該指出，這些年來所有苦役營的正統派分子不約而同地都在譴責“屠宰”眼線的行為，他們甚至不贊成囚犯為爭取自身權利而進行任何鬥爭。他們這樣作固然有他們的低級算盤(不少正統派分子是勞改營“教父”的走狗)，但同時也還有一套“理論”根據：他們承認來自上麵的，當局採取的任何形式的，甚至大規模的鎮壓和消滅，把它看作無產階級專政的表現;但是同樣的行動，甚至是突然迸發的、個別的、分散的行動，隻要它是從下麵發動的，他們便把它看作匪徒的暴行，而且還要說是“班傑拉分子”式的(這些正統派分子中間從來沒有人承認過烏克蘭有權分立，因為在他們看來，承認這一點就等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了)。政治苦役犯們拒絕從事奴隸勞動，對鐵柵欄和隨意槍殺犯人感到憤慨。這都使勞改營內的那些馴順的共產黨員傷心、苦惱、心驚膽戰。
肯吉爾的情況也是這樣。這時正統派便傾巢而出了。(這裏有根金、阿普費爾茨維格、塔拉拉耶夫斯基;顯然還有阿科耶夫，其他幾個人的姓名我們不清楚。此外還有一個長期裝病的人，他長年躺在醫院裏，說他、“腳底下總在旋轉”，這類知識分子式的鬥爭方式他們倒是承認的。而在暴動委員會中他們的代表顯然就是馬克耶夫。)他們從鬥爭一開始就指責“本來就不該開始”，界牆上的豁口被堵死之後，他們又指責說不應該挖地道。他們認為這一切都是殘餘的班傑拉分子挑起來的。現在他們主張盡早地讓步。(是啊，被打死的十六個人不是他們勞改點的人;至於管那個福音派教徒鳴不平，簡直可笑!)在馬克耶夫的筆記裏到處流露出他們這一派別的激怒情緒。他們覺得周圍一切都十分愚蠢，所有的人也都愚不可耐;四麵八方都有危險——當局會給他們加判刑期;班傑拉分子會讓他們背上吃一刀。馬克耶夫寫道：“他們想用鐵器恐嚇大家，讓大家都毀滅。”他說肯吉爾營的暴動是“血腥的遊戲”，是耍弄“假王牌”，是班傑拉分子們的“外行文娛演出”，他還經常把這次事件稱為“結婚典禮”。馬克耶夫認為暴動領導者所追求的完全是淫佚放蕩、逃避勞動和推遲應受的懲罰(他認為判給人們的懲罰自然是公正的)。
這種看法忠實地反映出正統派分子對五十年代勞改營裏的自由運動的態度。不過，馬克耶夫為人是相當謹慎的，他甚至還參加了暴動的領導班子。而另一個叫塔拉拉耶夫斯基的人則公開提出了這些指責，因而斯魯欽科夫領導的內部安全部便以“進行敵視起義的煽動”的罪名把他關進了監獄。
是的，就是這樣。起義的、解放了監獄的囚犯們如今辦起了自己的監獄。這是嘲笑，但這嘲笑也是古已有之的。不過，由於各種罪名(也有人給當局去通風報信)關進監獄的總共隻有四個人，而且沒有槍斃一個人(相反，這幾個人後來倒是有了證據，可以在勞改營領導麵前證明自己沒有參加叛亂了)。
監獄，一般地說，在整個起義期間成了大家參觀的場所，特別是三十年代修建的黑暗的舊監獄部分。那裏有在屋頂隻留著一個進出口而沒有窗戶的單身牢房，裏麵一張無腿“木床”，也就是把一塊床板直接放在水泥地上供囚犯睡眠，床板上顯然比牢房本身還要陰冷潮濕;“木床”旁邊的水泥地上，像餵狗盆似的放著一個粗陶製的大碗。
委員會的宣傳部組織囚犯們去參觀這些舊監獄，特別讓那些過去沒住過這種監獄，今後也許不可能住的人們去。當將軍們來到營區時，也領他們去參觀。(但他們毫未對此感到驚訝!)宣傳部還請求將軍們組織鎮裏的自由工人到這裏參觀，因為工地上一旦沒有囚犯幹活，那些人反正也是不會幹活的。將軍們甚至真的派了一些人來，當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些經過挑選的人，他們參觀後一點也沒有表示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