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天過去了。將軍們通過瞭望塔上的士兵的眼睛，通過現在呆在瞭望塔上的看守們的眼睛(看守們認得囚犯，因此便讓他們從那裏觀察並記住囚犯們在幹些什麽)，甚至通過(也許是攜帶照像機的)飛行員的眼睛，一刻也沒有停止對營區活動的觀察。但是，將軍們不得不遺憾地得出結論：營區內沒有互相殘殺，沒有暴行和摧殘，沒有強姦，營區自己不會垮台，也找不到派兵進去“救援”的藉口。
勞改營屹立不動。談判的性質也就漸漸地改變了。戴金肩章的人們組成各種小組不斷地到營區來勸說、談話。他們誰都可以來，但來人手裏必須拿著小白旗。走過總務科的崗樓，即目前進入營區的主要人口之後，還必須在壁壘前麵接受檢查——要由一個穿黑棉襖的烏克蘭姑娘拍拍將軍們的衣袋，看看是否帶著手槍或手榴彈之類。但是，另一方麵，暴動者的指揮部則保證這些人的人身安全!……
將軍們被領到可以去的地方(當然不能去總務科大院的秘密房間)，允許他們同囚犯談話，還替他們召集各勞改點的囚犯大會。開會時將軍們仍然和從前一樣閃著金色肩章坐在主席台上，擺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犯人們推舉自己的代表講話。但是，這個話有多麽難講啊!怎麽講呢?現在在這裏講話等於在書寫自己的新判決書。更何況這些灰黑色的囚犯與天藍色的將軍們對生活的理解和認識是大相逕庭的，他們彼此所理解的真理過於懸殊，甚至幾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啟發這些養得腦滿腸肥、身軀高大的生物，可以感動這些發光的冬瓜頭。一個共產黨員、十月革命的參加者、列寧格勒的老工人的講話似乎使將軍們十分氣惱。老工人質問他們：既然軍官們在總務科大院裏可以隨意取用東西，可以利用從選礦廠偷來的鉛塊強迫囚犯替他們製造鉛砂去偷偷打獵，既然他們可以命令囚犯去替他們自己種菜園，而勞改營的長官洗澡時要人們替他鋪好毯子，要樂隊在外麵為他奏樂，那麽，訪問，這還叫做什麽共產主義?!
為了盡少聽到這類糊徐人的叫喊，雙方的座談後來便採取了高級外交談判的直接談判形式。六月間某日，在婦女營區裏把飯桌撰成一排，在長桌的一邊就座的是戴金色肩章的將軍們，身後站著經批準進入營區保衛他們的衝鋒鎗手。長桌的另一邊就座的是委員會的各位委員，身後也站著保衛人員——他們手持馬刀、梭鏢和彈弓等，十分嚴肅。這些人後麵則擠滿了囚犯，他們是來“聽聽雙方的討價還價”並“吶喊助威”的。(會議長桌上也不是沒有“酒食”的——從總務科大院的溫室裏取來了鮮黃瓜，從夥房裏拿來一些酸乳、克瓦斯。佩戴金肩章的人們竟也毫不客氣地大嚼其黃瓜……)
起義者的要求，或曰請求，是早在起義的最初兩天就通過了的，現在隻須不斷地重複它就行了，即：
——懲辦槍殺福音會會員的兇手;
——懲辦一切對星期天夜晚總務科大院的屠殺應負罪責的人;
——懲辦毆打婦女的人;
——釋放所有因罷工被非法關進秘密監獄的同誌們;
——去掉號碼布，拆除工棚窗上的鐵柵欄，不要鎖工棚;
——不要修復各勞改點之間的內牆;
——和自由工人一樣實行人小時勞動製;
——提高勞動報酬(甚至沒敢提出要與自由工人同工同酬);
——允許與直係親屬自由通信，時而允許探視;
——立即開始複查案件。
盡管這裏沒有一項要求足以動搖國家製度的基礎，也並沒有違反憲法(而許多項目隻不過是請求回到從前的狀態)，但是統治者們卻不可能接受其中哪怕最不重要的一條，因為這些個隻有脖頸後時—點頭髮修剪得很整齊的肥大的腦袋，這些個被軍帽遮蓋著的禿瓢，都早已不習慣承認自己的任何錯誤和罪過了。如果真理不是在上級機關的秘密指令中表現出來，而是從黎民百姓的口中說出來的，那麽他們便絕不承認這是真理，而且還會對它感到厭惡。
但是，八千名囚犯在包圍中長期巋然不動，這畢竟會使這些將軍臉上無光;這既會損傷他們的聲譽，也可能毀掉他們的前程。所以，他們還是答應了。他們應允說，所有這些要求幾乎全可照辦，隻是(為了裝腔作勢)提出一條;不把婦女勞改點單獨隔開這一項很難辦到，甚至也“不應該這樣”。(好像過去二十年來普通勞改營裏沒有這樣實行過似的!)不過，“可以考慮一些別的辦法”，例如，規定一些固定的會麵日之類。至於在營區組成調查委員會開始調查(開槍殺人事件)的問題，將軍們竟也當場同意了。(但是，斯魯欽科夫識破了他們的詭計，堅持不要提這一條：否則眼線們就會以向調查委員會提供證詞為藉口把營區裏的一切全都”捅”出去。)複查案件?當然羅，案件是要複查的，但需要稍等些時候。目前刻不容緩的是要出工!出工!出工!
這一點囚犯們當然看得很清楚：這是要把囚犯們分成一隊一隊的，用武器迫使他們伏在地上，然後逮捕帶頭人。
於是代表們隔著桌子回答說：不行!人群中也有人喊：不行!斯捷普拉格管理處作得太過分了!我們對斯捷普拉格的領導信不過!我們對內務部信不過!
“其事連內各部也不信任?”在座的副部長對這種叛逆感到震驚，不禁摸了摸額頭，“是誰使你們這麽仇恨內務部的?”
這不能理解嗎?
“派黨中央主席團成員來吧!我們要見黨中央主席團成員!那我們就相信!”囚犯們喊道。
“可別後悔呀!說不定對你們會更加不利!”將軍們威脅說。
這時庫茲涅佐夫站起來講話了。他昂首挺胸傲視著對方，輕鬆而有條理地警告說：
“假如你們想靠武器進入營區，請你們不要忘記這裏有一半是曾經攻下過柏林的人。他們也能奪過你們的武器來!”
這就是卡皮通·庫茲涅佐夫!將來撰寫肯吉爾暴動史的歷史學家一定會向我們介紹這個人物的。他是怎樣理解和度過自己的監禁生活的?他是怎樣理解自己的被捕的?既然恰好在暴動期間莫斯科下令釋放他(而且同時還給他恢復了名譽)，那麽他該是很早就請求複查的了?他使暴動的勞改營保持著這麽好的秩序單單是由於他作為職業軍人的責任感嗎?他是因為對這次運動有同感才出麵領導它的嗎?(我看並非如此。)還是由於深信自己有指揮能力而為了節製這個運動，為了把泛濫的洪水納入堤岸之內(通過遏製斯魯欽科夫而防止雙方的相互殘殺)，為了把運動變為被製服了的馴順的波濤而置於當局腳下才出麵領導它的呢?(我看確是如此。)在代表會麵時，在談判中，或者通過次要人物，他都有可能把想要傳達給討伐者們的信息傳達過去，並且有可能讓他們說出他希望聽到的話。例如，六月間他就曾經委派馬爾科相這個機靈人物代表委員會到營區外麵去談判過。庫茲涅佐夫是否利用過類似的機會?也許他沒有。也許他的態度就是獨立自主的，他的為人也許就是驕傲的。
勞改營屹立不動。談判的性質也就漸漸地改變了。戴金肩章的人們組成各種小組不斷地到營區來勸說、談話。他們誰都可以來，但來人手裏必須拿著小白旗。走過總務科的崗樓，即目前進入營區的主要人口之後，還必須在壁壘前麵接受檢查——要由一個穿黑棉襖的烏克蘭姑娘拍拍將軍們的衣袋，看看是否帶著手槍或手榴彈之類。但是，另一方麵，暴動者的指揮部則保證這些人的人身安全!……
將軍們被領到可以去的地方(當然不能去總務科大院的秘密房間)，允許他們同囚犯談話，還替他們召集各勞改點的囚犯大會。開會時將軍們仍然和從前一樣閃著金色肩章坐在主席台上，擺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犯人們推舉自己的代表講話。但是，這個話有多麽難講啊!怎麽講呢?現在在這裏講話等於在書寫自己的新判決書。更何況這些灰黑色的囚犯與天藍色的將軍們對生活的理解和認識是大相逕庭的，他們彼此所理解的真理過於懸殊，甚至幾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啟發這些養得腦滿腸肥、身軀高大的生物，可以感動這些發光的冬瓜頭。一個共產黨員、十月革命的參加者、列寧格勒的老工人的講話似乎使將軍們十分氣惱。老工人質問他們：既然軍官們在總務科大院裏可以隨意取用東西，可以利用從選礦廠偷來的鉛塊強迫囚犯替他們製造鉛砂去偷偷打獵，既然他們可以命令囚犯去替他們自己種菜園，而勞改營的長官洗澡時要人們替他鋪好毯子，要樂隊在外麵為他奏樂，那麽，訪問，這還叫做什麽共產主義?!
為了盡少聽到這類糊徐人的叫喊，雙方的座談後來便採取了高級外交談判的直接談判形式。六月間某日，在婦女營區裏把飯桌撰成一排，在長桌的一邊就座的是戴金色肩章的將軍們，身後站著經批準進入營區保衛他們的衝鋒鎗手。長桌的另一邊就座的是委員會的各位委員，身後也站著保衛人員——他們手持馬刀、梭鏢和彈弓等，十分嚴肅。這些人後麵則擠滿了囚犯，他們是來“聽聽雙方的討價還價”並“吶喊助威”的。(會議長桌上也不是沒有“酒食”的——從總務科大院的溫室裏取來了鮮黃瓜，從夥房裏拿來一些酸乳、克瓦斯。佩戴金肩章的人們竟也毫不客氣地大嚼其黃瓜……)
起義者的要求，或曰請求，是早在起義的最初兩天就通過了的，現在隻須不斷地重複它就行了，即：
——懲辦槍殺福音會會員的兇手;
——懲辦一切對星期天夜晚總務科大院的屠殺應負罪責的人;
——懲辦毆打婦女的人;
——釋放所有因罷工被非法關進秘密監獄的同誌們;
——去掉號碼布，拆除工棚窗上的鐵柵欄，不要鎖工棚;
——不要修復各勞改點之間的內牆;
——和自由工人一樣實行人小時勞動製;
——提高勞動報酬(甚至沒敢提出要與自由工人同工同酬);
——允許與直係親屬自由通信，時而允許探視;
——立即開始複查案件。
盡管這裏沒有一項要求足以動搖國家製度的基礎，也並沒有違反憲法(而許多項目隻不過是請求回到從前的狀態)，但是統治者們卻不可能接受其中哪怕最不重要的一條，因為這些個隻有脖頸後時—點頭髮修剪得很整齊的肥大的腦袋，這些個被軍帽遮蓋著的禿瓢，都早已不習慣承認自己的任何錯誤和罪過了。如果真理不是在上級機關的秘密指令中表現出來，而是從黎民百姓的口中說出來的，那麽他們便絕不承認這是真理，而且還會對它感到厭惡。
但是，八千名囚犯在包圍中長期巋然不動，這畢竟會使這些將軍臉上無光;這既會損傷他們的聲譽，也可能毀掉他們的前程。所以，他們還是答應了。他們應允說，所有這些要求幾乎全可照辦，隻是(為了裝腔作勢)提出一條;不把婦女勞改點單獨隔開這一項很難辦到，甚至也“不應該這樣”。(好像過去二十年來普通勞改營裏沒有這樣實行過似的!)不過，“可以考慮一些別的辦法”，例如，規定一些固定的會麵日之類。至於在營區組成調查委員會開始調查(開槍殺人事件)的問題，將軍們竟也當場同意了。(但是，斯魯欽科夫識破了他們的詭計，堅持不要提這一條：否則眼線們就會以向調查委員會提供證詞為藉口把營區裏的一切全都”捅”出去。)複查案件?當然羅，案件是要複查的，但需要稍等些時候。目前刻不容緩的是要出工!出工!出工!
這一點囚犯們當然看得很清楚：這是要把囚犯們分成一隊一隊的，用武器迫使他們伏在地上，然後逮捕帶頭人。
於是代表們隔著桌子回答說：不行!人群中也有人喊：不行!斯捷普拉格管理處作得太過分了!我們對斯捷普拉格的領導信不過!我們對內務部信不過!
“其事連內各部也不信任?”在座的副部長對這種叛逆感到震驚，不禁摸了摸額頭，“是誰使你們這麽仇恨內務部的?”
這不能理解嗎?
“派黨中央主席團成員來吧!我們要見黨中央主席團成員!那我們就相信!”囚犯們喊道。
“可別後悔呀!說不定對你們會更加不利!”將軍們威脅說。
這時庫茲涅佐夫站起來講話了。他昂首挺胸傲視著對方，輕鬆而有條理地警告說：
“假如你們想靠武器進入營區，請你們不要忘記這裏有一半是曾經攻下過柏林的人。他們也能奪過你們的武器來!”
這就是卡皮通·庫茲涅佐夫!將來撰寫肯吉爾暴動史的歷史學家一定會向我們介紹這個人物的。他是怎樣理解和度過自己的監禁生活的?他是怎樣理解自己的被捕的?既然恰好在暴動期間莫斯科下令釋放他(而且同時還給他恢復了名譽)，那麽他該是很早就請求複查的了?他使暴動的勞改營保持著這麽好的秩序單單是由於他作為職業軍人的責任感嗎?他是因為對這次運動有同感才出麵領導它的嗎?(我看並非如此。)還是由於深信自己有指揮能力而為了節製這個運動，為了把泛濫的洪水納入堤岸之內(通過遏製斯魯欽科夫而防止雙方的相互殘殺)，為了把運動變為被製服了的馴順的波濤而置於當局腳下才出麵領導它的呢?(我看確是如此。)在代表會麵時，在談判中，或者通過次要人物，他都有可能把想要傳達給討伐者們的信息傳達過去，並且有可能讓他們說出他希望聽到的話。例如，六月間他就曾經委派馬爾科相這個機靈人物代表委員會到營區外麵去談判過。庫茲涅佐夫是否利用過類似的機會?也許他沒有。也許他的態度就是獨立自主的，他的為人也許就是驕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