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五十年代那個時期，勞改營的領導蘇門已經不大相信那絕對正確的理論所教導的改造刑事犯的辦法了。因此，它似乎下決心要擺脫這一負擔，於是它便開始玩弄“分而治之”的手段：忽而支持這一派，忽而支持另一派，利用受支持的派別的刀子去幹掉另外一些人。這種屠殺曾公開地、大規模地進行。
後來刑事慣犯中的兇手們也學會了對付辦法：他們或者借他人之手殺人，或者親自出馬，事後強迫別人承擔罪責.一些年輕的普通犯人和當過兵或者當過軍官的人，在可能被殺的威脅下，不得不把別人的殺人罪承擔下來，從而按第五十九條第3分條“匪徒行兇罪”被判二十五年徒刑。而那些盜賊團夥的頭頭們卻在一九五三年依據“伏羅希洛夫”大赦令像沒事人一樣釋放了。(不過我們也不必進住：後來他們又一次次地進了監獄.)
當我們的報刊上又掀起一陣風，並且刊登一些奢談改造的多情故事時，字裏行間偶爾也會透露一些關於勞改營殘殺事件的消息(當然是十分模糊不清而且不真實的)。這些消息中往往故意地(為了對歷史進行隱瞞)把“狗戰”和特種勞改營裏的“屠宰”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不明的殺人混為一談。勞改營題材是大家所感興趣的，人們都貪婪地閱讀這類文章，但是從這些文章裏卻什麽也弄不懂(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才寫這些文章的)。例如，一九五九年七月《消息報》上就發表過一篇疑點百出的所謂記實性中篇小說，出自記者加利奇之手。裏麵說，主人翁科西赫從勞改營裏寫了一封長達八十頁打字紙的申訴信，感動了最高蘇維埃。(第一，請問，科西赫哪裏來的打字機?是從行動人員那裏借來的嗎?第二，誰會去讀這長達八十頁的東西?還沒有看完第一頁就該打嗬欠了。)並且說這個科西赫曾被判刑二十五年，是由於在勞改營裏的案件被第二次加刑的、那麽究竟是由於勞改營裏的什麽案件?為了什麽增加刑期的?說到這裏時作者加利奇表現了我國新聞記者的一般特點：含糊其辭，叫人摸不著頭腦。讀者不明白：科西赫究竟是在狗咬狗的鬥爭中殺了人，還是犯了殺死眼線的政治性殺人?但是，問題也就發生在這裏了：如今在回顧歷史的時候，人們把一切殺人都混為一談，統統稱之為匪徒行為。請看這家中央報刊是如何科學地解釋這一點的吧：“貝利亞的走狗們(是啊，一切都往“大灰狼”身上推吧，總不會錯，大灰狼什麽都能承擔下來!)當時在勞改營裏掌握著權力。(當時?那麽在這之前呢?現在呢?)那些本來應該認真執法的人卻用自己的肆意妄為代替了嚴明的法律。(怎麽回事?違背唯一的指令?誰敢這樣做?)他們千方百計地在囚犯之間排技山間，製造仇恨(著重點是我加的，這句話倒是實話。———作者注)(利用眼線的辦法當然也包括在這個提法之內了)。那是一種畸蠻的、無情的、人為地煽動起來的仇恨。”
想用判刑二十五年的辦法來製止勞改營裏的殺人事件，自然是辦不到的，因為殺人者本來就已經被判二十五年了。於是，-九六一年又頒布了新命令：在勞改營裏殺人者處死刑，當然也包括殺死眼線的人在內。赫魯雪夫發布的這條命令倒是史達林時期的特種勞改營所需要的。
他們就是這樣給自己塗脂抹粉的，但是因此也就失去了槍斃勞改營內的兇手的權利，也就是說，不可能採取有效的對應措施了。他們無法製止這場越演越烈的運動。
發布的命令沒有奏效。囚犯們並沒有代替自己的主人去進行譴責和鬥爭。因而勞改營當局便採取了第二項措施：對整個勞改營實行懲戒管理製度!這意味著，所有日常的自由時間，即除開勞動之外的全部時間，包括星期天，我們都必須像在監獄裏一樣被鎮在屋裏，必要時使用馬桶，飯也在工棚裏吃。人們用大桶把粥和爛菜湯送到工棚裏來，食堂裏空無一人。
這個辦法使人很難忍受，不過，它沒有繼續多久。我們在工地上完全變得做做散散了。不久，煤炭托拉斯叫了起來。更主要的是這給看守們增加了一項額外負擔：他們現在不得不經常在勞改營裏拿著鑰匙從這頭跑到那一頭，一會兒要給倒馬桶的衛生值日開門關門，一會兒要開飯，一會兒又要把病人押送到衛生所去，再從衛生所押回來……
勞改營當局原來指望我們受不住這種嚴格的製度，因而會恨那些殺人者，把他們招供出來。但是我們大家都有精神準備，認為忍受一下還是值得的。當局的另一目的是：現在每個工棚總是關著，這樣就可以防止囚犯跑到別的工棚去殺人，而本工棚裏的人總是容易找到的。可是，又發生了一起殺人事件，又是一個兇手也沒有找到，大家還是都“沒看見”，“不知道”。接著又在工地上把一個人的腦袋打了個窟窿。這就更是關閉工棚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了。
懲戒製度廢除了。又想出另一個辦法：修建一道“萬裏長城”——一道大牆。這道牆的厚度是兩塊土坯長，高四米，就修在勞改營區中部，用它把營區分割為兩部分，但暫時先留下一個豁口。(這個計劃適用於全部特種勞改營。其他許多營已經把整個營區部分割成若幹小區了。)這道牆對於外部的村莊毫無防護意義，因而托拉斯不會支付這筆建築費用，所以整個建築的擔子全落在我們這些囚犯身上：製作土坯.翻曬土坯，搬運、糊牆等全部工作都要我們在星期天和下工回來之後的時間(夏天天長)完成。我們十分討厭這道牆，明知當局叉在準備某種卑鄙勾當，可是不能不幹。我們得到解放的程度還很小啊，隻是頭腦和嘴巴解放了，從肩膀直到月間整個身手仍舊和從前一樣陷在奴隸的泥潭中。
發布恐嚇命令、實行懲戒室製度、修境——這都是一些粗暴措施，完全符合監獄裏的思維方式。可是，突然，怎麽啦?發生了一件誰也沒想到的事：開始把一個又一個作業稅則到攝影室去，給每個人拍照片，態度客氣，而且不是讓你戴著那個狗脖套一般的號碼拍照，不要求你一定把頭擺成固定的角度，而是請你隨便坐下，隨便擺個什麽姿勢，願意怎麽照就怎麽照。那些愛勞動的人們還聽到了文化教育科長“不小心”據出來的一句話：照像是“為了辦理證件”。
辦理什麽證件?囚犯需要什麽證件?……一種興奮的心情在囚犯們中間傳開了：會不會是為了解除看管在準備出入證?會不會是……?也許……?
有一個回家度假的看守回營了。他(當著兇犯們的兩)大聲對別的看守說，旅途中他看見過好幾列火車，滿載著釋放回家的人，被釋放的人們用標語和綠樹枝把列車裝飾起來，高高興興回去了。
天啊!心髒在激烈地跳動!是自，早該如此嘛!戰爭結束後本來應該先從這件事做起的!莫非終於開始做了嗎?
還聽說有人收到了家信，說他的鄰居已被釋放，現已回到家裏!
忽然，有一個已經拍過照片的班被某個委員會傳去談話。要求一個人一個人地進去談。史達林的照片下麵擺著鋪了紅布的桌子，桌旁坐著幾位勞改營軍官。但不僅是他們，另外還有兩個在勞改營從未見過的陌生入，一個哈薩克人，一個俄羅斯人。這些人莊重地坐在桌旁，麵帶微笑，在填寫著什麽表格：姓、名、父名、一出生年月、’出生地，接下去不是囚犯已經習慣回答的觸犯刑法多少條、判刑多少年和刑滿日期，而是詳細的家庭狀況。妻子、父母、有無子女、子女的年齡、現住何處、住在一起還是分居。所有這些全都記下來了!……(委員會的成員還時而提醒記錄人員：把這點記下來!把這個情況也寫下來!)、訊問的問題很奇怪，觸及人的痛處，但又令人愉快!聽到這些問題，連那些已變成鐵石心腸的人也很不得大哭一場!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聽到的一直是那不連貫的嚎叫聲：犯哪一條?利期?判決機關!?突然，這麽一些和顏悅色、嚴肅認真、通情達理的軍官坐在你麵前，慢條斯理地、以同情的口吻(是的，正是以同情的口吻!)詢問你隱藏在心靈深處的東西，而這些東西連自己都不敢去觸動它，有時躺在床上和鄰床的人說上一，兩句，或者一兩句也不敢說，……這些軍官(對呀，去年十月革命節前夕不就是這個軍官把你的全家照片沒收掉，給你撕得粉碎嗎!你忘了?現在原諒他了?)，這些軍官現在聽到你說妻子已經改嫁，父親已經衰老，已不指望今生能看到兒子時，對你深表同情地嘆著嘴，他們互相交換一下眼色，搖搖頭。
後來刑事慣犯中的兇手們也學會了對付辦法：他們或者借他人之手殺人，或者親自出馬，事後強迫別人承擔罪責.一些年輕的普通犯人和當過兵或者當過軍官的人，在可能被殺的威脅下，不得不把別人的殺人罪承擔下來，從而按第五十九條第3分條“匪徒行兇罪”被判二十五年徒刑。而那些盜賊團夥的頭頭們卻在一九五三年依據“伏羅希洛夫”大赦令像沒事人一樣釋放了。(不過我們也不必進住：後來他們又一次次地進了監獄.)
當我們的報刊上又掀起一陣風，並且刊登一些奢談改造的多情故事時，字裏行間偶爾也會透露一些關於勞改營殘殺事件的消息(當然是十分模糊不清而且不真實的)。這些消息中往往故意地(為了對歷史進行隱瞞)把“狗戰”和特種勞改營裏的“屠宰”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不明的殺人混為一談。勞改營題材是大家所感興趣的，人們都貪婪地閱讀這類文章，但是從這些文章裏卻什麽也弄不懂(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才寫這些文章的)。例如，一九五九年七月《消息報》上就發表過一篇疑點百出的所謂記實性中篇小說，出自記者加利奇之手。裏麵說，主人翁科西赫從勞改營裏寫了一封長達八十頁打字紙的申訴信，感動了最高蘇維埃。(第一，請問，科西赫哪裏來的打字機?是從行動人員那裏借來的嗎?第二，誰會去讀這長達八十頁的東西?還沒有看完第一頁就該打嗬欠了。)並且說這個科西赫曾被判刑二十五年，是由於在勞改營裏的案件被第二次加刑的、那麽究竟是由於勞改營裏的什麽案件?為了什麽增加刑期的?說到這裏時作者加利奇表現了我國新聞記者的一般特點：含糊其辭，叫人摸不著頭腦。讀者不明白：科西赫究竟是在狗咬狗的鬥爭中殺了人，還是犯了殺死眼線的政治性殺人?但是，問題也就發生在這裏了：如今在回顧歷史的時候，人們把一切殺人都混為一談，統統稱之為匪徒行為。請看這家中央報刊是如何科學地解釋這一點的吧：“貝利亞的走狗們(是啊，一切都往“大灰狼”身上推吧，總不會錯，大灰狼什麽都能承擔下來!)當時在勞改營裏掌握著權力。(當時?那麽在這之前呢?現在呢?)那些本來應該認真執法的人卻用自己的肆意妄為代替了嚴明的法律。(怎麽回事?違背唯一的指令?誰敢這樣做?)他們千方百計地在囚犯之間排技山間，製造仇恨(著重點是我加的，這句話倒是實話。———作者注)(利用眼線的辦法當然也包括在這個提法之內了)。那是一種畸蠻的、無情的、人為地煽動起來的仇恨。”
想用判刑二十五年的辦法來製止勞改營裏的殺人事件，自然是辦不到的，因為殺人者本來就已經被判二十五年了。於是，-九六一年又頒布了新命令：在勞改營裏殺人者處死刑，當然也包括殺死眼線的人在內。赫魯雪夫發布的這條命令倒是史達林時期的特種勞改營所需要的。
他們就是這樣給自己塗脂抹粉的，但是因此也就失去了槍斃勞改營內的兇手的權利，也就是說，不可能採取有效的對應措施了。他們無法製止這場越演越烈的運動。
發布的命令沒有奏效。囚犯們並沒有代替自己的主人去進行譴責和鬥爭。因而勞改營當局便採取了第二項措施：對整個勞改營實行懲戒管理製度!這意味著，所有日常的自由時間，即除開勞動之外的全部時間，包括星期天，我們都必須像在監獄裏一樣被鎮在屋裏，必要時使用馬桶，飯也在工棚裏吃。人們用大桶把粥和爛菜湯送到工棚裏來，食堂裏空無一人。
這個辦法使人很難忍受，不過，它沒有繼續多久。我們在工地上完全變得做做散散了。不久，煤炭托拉斯叫了起來。更主要的是這給看守們增加了一項額外負擔：他們現在不得不經常在勞改營裏拿著鑰匙從這頭跑到那一頭，一會兒要給倒馬桶的衛生值日開門關門，一會兒要開飯，一會兒又要把病人押送到衛生所去，再從衛生所押回來……
勞改營當局原來指望我們受不住這種嚴格的製度，因而會恨那些殺人者，把他們招供出來。但是我們大家都有精神準備，認為忍受一下還是值得的。當局的另一目的是：現在每個工棚總是關著，這樣就可以防止囚犯跑到別的工棚去殺人，而本工棚裏的人總是容易找到的。可是，又發生了一起殺人事件，又是一個兇手也沒有找到，大家還是都“沒看見”，“不知道”。接著又在工地上把一個人的腦袋打了個窟窿。這就更是關閉工棚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了。
懲戒製度廢除了。又想出另一個辦法：修建一道“萬裏長城”——一道大牆。這道牆的厚度是兩塊土坯長，高四米，就修在勞改營區中部，用它把營區分割為兩部分，但暫時先留下一個豁口。(這個計劃適用於全部特種勞改營。其他許多營已經把整個營區部分割成若幹小區了。)這道牆對於外部的村莊毫無防護意義，因而托拉斯不會支付這筆建築費用，所以整個建築的擔子全落在我們這些囚犯身上：製作土坯.翻曬土坯，搬運、糊牆等全部工作都要我們在星期天和下工回來之後的時間(夏天天長)完成。我們十分討厭這道牆，明知當局叉在準備某種卑鄙勾當，可是不能不幹。我們得到解放的程度還很小啊，隻是頭腦和嘴巴解放了，從肩膀直到月間整個身手仍舊和從前一樣陷在奴隸的泥潭中。
發布恐嚇命令、實行懲戒室製度、修境——這都是一些粗暴措施，完全符合監獄裏的思維方式。可是，突然，怎麽啦?發生了一件誰也沒想到的事：開始把一個又一個作業稅則到攝影室去，給每個人拍照片，態度客氣，而且不是讓你戴著那個狗脖套一般的號碼拍照，不要求你一定把頭擺成固定的角度，而是請你隨便坐下，隨便擺個什麽姿勢，願意怎麽照就怎麽照。那些愛勞動的人們還聽到了文化教育科長“不小心”據出來的一句話：照像是“為了辦理證件”。
辦理什麽證件?囚犯需要什麽證件?……一種興奮的心情在囚犯們中間傳開了：會不會是為了解除看管在準備出入證?會不會是……?也許……?
有一個回家度假的看守回營了。他(當著兇犯們的兩)大聲對別的看守說，旅途中他看見過好幾列火車，滿載著釋放回家的人，被釋放的人們用標語和綠樹枝把列車裝飾起來，高高興興回去了。
天啊!心髒在激烈地跳動!是自，早該如此嘛!戰爭結束後本來應該先從這件事做起的!莫非終於開始做了嗎?
還聽說有人收到了家信，說他的鄰居已被釋放，現已回到家裏!
忽然，有一個已經拍過照片的班被某個委員會傳去談話。要求一個人一個人地進去談。史達林的照片下麵擺著鋪了紅布的桌子，桌旁坐著幾位勞改營軍官。但不僅是他們，另外還有兩個在勞改營從未見過的陌生入，一個哈薩克人，一個俄羅斯人。這些人莊重地坐在桌旁，麵帶微笑，在填寫著什麽表格：姓、名、父名、一出生年月、’出生地，接下去不是囚犯已經習慣回答的觸犯刑法多少條、判刑多少年和刑滿日期，而是詳細的家庭狀況。妻子、父母、有無子女、子女的年齡、現住何處、住在一起還是分居。所有這些全都記下來了!……(委員會的成員還時而提醒記錄人員：把這點記下來!把這個情況也寫下來!)、訊問的問題很奇怪，觸及人的痛處，但又令人愉快!聽到這些問題，連那些已變成鐵石心腸的人也很不得大哭一場!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聽到的一直是那不連貫的嚎叫聲：犯哪一條?利期?判決機關!?突然，這麽一些和顏悅色、嚴肅認真、通情達理的軍官坐在你麵前，慢條斯理地、以同情的口吻(是的，正是以同情的口吻!)詢問你隱藏在心靈深處的東西，而這些東西連自己都不敢去觸動它，有時躺在床上和鄰床的人說上一，兩句，或者一兩句也不敢說，……這些軍官(對呀，去年十月革命節前夕不就是這個軍官把你的全家照片沒收掉，給你撕得粉碎嗎!你忘了?現在原諒他了?)，這些軍官現在聽到你說妻子已經改嫁，父親已經衰老，已不指望今生能看到兒子時，對你深表同情地嘆著嘴，他們互相交換一下眼色，搖搖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