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特種勞改營裏讀什麽書能沒有危險呢?關在傑茲卡茲甘勞改營的一個經濟學家亞歷山大·斯托季克晚上有時閱讀改寫過的英語作品《牛虻》。盡管是偷偷地看，還是被人告密了。來了一群軍官搜查他，勞改營分部的首長親自參加。“你是盼望美國人來吧?”接著命令他當眾用英語朗讀一段。然後，問他：“你的刑期還剩多久?”“兩年。”“再關二十年!”搜查時還發現了他寫的幾首詩。首長說;*你還對愛情有興趣?……那麽好吧，你們給他創造些條件，讓他的腦子裏不僅再也沒有英文，連俄語也沒有了!”(而那些奴性十足的雜役們還在低聲埋怨斯托季克呢：“把我們也連累啦!還要把我們也趕走呢!”)
但是，這本書也幫助我交結了不少很有意思的人。有一次，個叫弗拉索夫的小個子走到我跟前。他的樣子活像隻好鬥的公雞，高大的鼻子，嘲笑人的銳利目光，說起話來像在演唱，“噢”音很重：
“請問，您這是本什麽書?”
我們開始交談了。後來，我們也常常在星期天攀談，這樣，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我慢慢地在這人身上發現了一個微型世界，在這個世界裏緊緊地壓縮著半世紀以來我國的全部歷史。這位瓦西裏·格裏戈裏耶維奇·弗拉索夫就是卡德案件中的那個弗拉索夫，他被判二十年，現已服刑十四年了。他本人認為自己是經濟學家和政治活動家，他沒有想到他還是個語言大師，不過是口頭語言大師。不論關於什麽事，是鄉下人割草還是商人的小鋪子(他曾在一家小鋪子裏當過學徒)，是關於紅軍部隊還是!田莊園裏的生活，是談省督戰隊的劊子手還是談貪得無厭的城郊女人，他都能講得活靈活現，好像一切就發生在眼前，而且能使人像親身經歷過似的一下子牢牢記住。我真想當時就把這些全記錄下來!可怎麽記得過來呢!在十年之後的今天，真想把當時的原話都一句句回想起來，可哪能回想得起呢!……
我發現，一個瘦瘦的、高鼻樑大個子年輕人常常向我和我的書瞟上幾眼。但卻好像總下不了和我搭話的決心;他很靦腆，不像個久住勞改營的人。我和他也認識了。他說話聲音很低，羞答答的，邊說邊吃力地尋找著需要的俄語詞，有時會犯一些很可笑的語法錯誤，但每逢這種時候他總是用微笑來補救。原來他是個匈牙利人，叫亞諾什·羅紮什。我把達裏辭典拿給這個被折磨得疲憊不堪的人看，他頻頻點頭說：“對，對，是該把注意力轉到別的東西上去，不能總想著吃的。”他隻有二十五歲，但臉上卻毫無青春的氣息：被風吹幹癟了的纖細皮膚像是直接貼在細長的頭骨上。他患關節痛，是在北方伐木場時落下的關節炎。
這個勞改營裏除他之外還有兩三個匈牙利人，那幾個人整天想的就是一個問題。怎樣能吃飽，活下去?而亞諾什則老老實實吃班長分給他的那一份，雖然總是半飽，但他從來不去尋找別的東西吃。他留心觀察一切，諦聽一切，希望能夠理解。他想理解什麽呢?……他想理解我們——俄羅斯人!他說：
“我在這裏了解了別人以後，我覺得自己的遭遇就很平凡(平常)了。我覺得很奇特[奇怪〕。這些人原本是很愛本國人民的，可他們卻因此而被判苦役刑!不過，我看這是軍事[戰爭時期的]混亂造成的，你說是不?”
(他的這個問題是一九五一年提出的!如果當時仍是戰爭時期的話，那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還沒有結束呢?……)
一九四四年，當我們的軍隊在匈牙利抓住他的時候，他才十八歲(而且他並不是軍人)。他微笑著告訴我：
“那時候我還既沒來得及為人民作好事，也沒來得及為人民作壞事呢。人們還沒有從我身上得到好處，也沒有受到我的損害。”對亞諾什的偵查過程是這樣的：偵查人員一句匈牙利語也不懂，而亞諾什一句俄語也不懂。有時候也來幾個古楚爾人(即住在喀爾巴特山區的烏克蘭人)給他當翻譯，可是他們的翻譯水平極低。亞諾什在一份長達十六頁的起訴書上簽了字，可是，始終不知道起訴書上麵寫了些什麽。同樣，當一個不認識的軍官向他宣讀一張紙上寫的話時，他很長時間沒弄清楚，那原來就是特別庭的判決書。然後就把他押解到北方的伐木場去服苦役。在那裏，他累垮了，後來他被送進了醫院。
進醫院之前，俄國隻向他顯示了一個方麵：讓他坐牢。可是，這時，在醫院裏，俄國卻向他顯示了另一方麵：在索利卡姆斯克附近的西姆獨立勞改點裏有個小醫院，那裏有個叫杜霞的護士，四十五歲左右。原來在防疫站工作，是個普通刑事犯，刑期五年。她沒有把自己目前的工作隻看成能夠撈一把並混過刑期的手段。(其實，這種想法在勞改營裏很普遍。不過，亞諾什透過他那玫瑰色眼鏡看不到這一點。)杜霞認為自己有責任照顧醫院裏那些垂死的、誰也不需要的人，使他們活下來。但是，要想用勞改營發的那一點點食物救活病人，是根本不可能的。於是這位社霞護士就把自己每天的一份早飯——三百克麵包拿到居民村裏去換成半公斤牛奶，用這牛奶餵活了亞諾什(而在亞諾什之前，還餵活了別的什麽人)。亞諾什就是由於這位杜霞大娘才愛上了我們國家和我們這些人的。所以他後來才在勞改營裏開始認真地學習看守們和押解他的人們所使用的語言——偉大而有力的俄羅斯語言。他在我國的勞改營呆了九年，他隻在監獄的床鋪上，通過一些小畫片和勞改營，看到了俄國。但是他卻愛上了俄國。
亞諾什屬於這樣一類人：他們的童年時期除了讀書之外沒有任何別的愛好。這樣的人我們這個時代培養得越來越少了。亞諾什成年之後也保留了這種愛好，甚至在勞改營也是這樣。不論在北方的勞改營，還是來到這埃克巴斯圖茲特種勞改營之後，亞諾什從不放過得到並閱讀新書的機會。在我認識他之前，他已經知道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果戈理等人，並且很喜愛他們的作品。我給他講了格裏鮑耶陀夫，但是他最喜歡的還是萊蒙托夫，幾乎像喜歡裴多菲和阿蘭尼一樣。萊蒙托夫的作品他是被俘虜之後，就在不久前才看到的。(我不止一次聽外國人說過，他們在俄國詩人中最喜歡萊蒙托夫。)亞諾什特別對《童僧》中的主人公的命運感到共鳴，因為那也是個被囚禁的年輕人，也是註定要死在這裏的。亞諾什背會了其中的許多段落;他常年走在異國人行列中，站在異國土地上，倒剪著手，用異國的語言喃喃背誦：
“那時我已模糊地意識到.
在故國土地上，在那裏
已永不再會有我的足跡。”
溫順純樸，和藹可親，一雙灰藍色眼睛顯出他是毫無自衛能力的——這就是我們這冷酷無情的勞改營裏的亞諾什·羅紮什的形象。他有時坐到我的床邊上(輕輕地、緊貼床沿兒坐下，仿佛我那塞滿鋸末的墊袋還會被他弄得更髒或壓壞似的)，悄悄地對我說著知心話：
但是，這本書也幫助我交結了不少很有意思的人。有一次，個叫弗拉索夫的小個子走到我跟前。他的樣子活像隻好鬥的公雞，高大的鼻子，嘲笑人的銳利目光，說起話來像在演唱，“噢”音很重：
“請問，您這是本什麽書?”
我們開始交談了。後來，我們也常常在星期天攀談，這樣，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我慢慢地在這人身上發現了一個微型世界，在這個世界裏緊緊地壓縮著半世紀以來我國的全部歷史。這位瓦西裏·格裏戈裏耶維奇·弗拉索夫就是卡德案件中的那個弗拉索夫，他被判二十年，現已服刑十四年了。他本人認為自己是經濟學家和政治活動家，他沒有想到他還是個語言大師，不過是口頭語言大師。不論關於什麽事，是鄉下人割草還是商人的小鋪子(他曾在一家小鋪子裏當過學徒)，是關於紅軍部隊還是!田莊園裏的生活，是談省督戰隊的劊子手還是談貪得無厭的城郊女人，他都能講得活靈活現，好像一切就發生在眼前，而且能使人像親身經歷過似的一下子牢牢記住。我真想當時就把這些全記錄下來!可怎麽記得過來呢!在十年之後的今天，真想把當時的原話都一句句回想起來，可哪能回想得起呢!……
我發現，一個瘦瘦的、高鼻樑大個子年輕人常常向我和我的書瞟上幾眼。但卻好像總下不了和我搭話的決心;他很靦腆，不像個久住勞改營的人。我和他也認識了。他說話聲音很低，羞答答的，邊說邊吃力地尋找著需要的俄語詞，有時會犯一些很可笑的語法錯誤，但每逢這種時候他總是用微笑來補救。原來他是個匈牙利人，叫亞諾什·羅紮什。我把達裏辭典拿給這個被折磨得疲憊不堪的人看，他頻頻點頭說：“對，對，是該把注意力轉到別的東西上去，不能總想著吃的。”他隻有二十五歲，但臉上卻毫無青春的氣息：被風吹幹癟了的纖細皮膚像是直接貼在細長的頭骨上。他患關節痛，是在北方伐木場時落下的關節炎。
這個勞改營裏除他之外還有兩三個匈牙利人，那幾個人整天想的就是一個問題。怎樣能吃飽，活下去?而亞諾什則老老實實吃班長分給他的那一份，雖然總是半飽，但他從來不去尋找別的東西吃。他留心觀察一切，諦聽一切，希望能夠理解。他想理解什麽呢?……他想理解我們——俄羅斯人!他說：
“我在這裏了解了別人以後，我覺得自己的遭遇就很平凡(平常)了。我覺得很奇特[奇怪〕。這些人原本是很愛本國人民的，可他們卻因此而被判苦役刑!不過，我看這是軍事[戰爭時期的]混亂造成的，你說是不?”
(他的這個問題是一九五一年提出的!如果當時仍是戰爭時期的話，那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還沒有結束呢?……)
一九四四年，當我們的軍隊在匈牙利抓住他的時候，他才十八歲(而且他並不是軍人)。他微笑著告訴我：
“那時候我還既沒來得及為人民作好事，也沒來得及為人民作壞事呢。人們還沒有從我身上得到好處，也沒有受到我的損害。”對亞諾什的偵查過程是這樣的：偵查人員一句匈牙利語也不懂，而亞諾什一句俄語也不懂。有時候也來幾個古楚爾人(即住在喀爾巴特山區的烏克蘭人)給他當翻譯，可是他們的翻譯水平極低。亞諾什在一份長達十六頁的起訴書上簽了字，可是，始終不知道起訴書上麵寫了些什麽。同樣，當一個不認識的軍官向他宣讀一張紙上寫的話時，他很長時間沒弄清楚，那原來就是特別庭的判決書。然後就把他押解到北方的伐木場去服苦役。在那裏，他累垮了，後來他被送進了醫院。
進醫院之前，俄國隻向他顯示了一個方麵：讓他坐牢。可是，這時，在醫院裏，俄國卻向他顯示了另一方麵：在索利卡姆斯克附近的西姆獨立勞改點裏有個小醫院，那裏有個叫杜霞的護士，四十五歲左右。原來在防疫站工作，是個普通刑事犯，刑期五年。她沒有把自己目前的工作隻看成能夠撈一把並混過刑期的手段。(其實，這種想法在勞改營裏很普遍。不過，亞諾什透過他那玫瑰色眼鏡看不到這一點。)杜霞認為自己有責任照顧醫院裏那些垂死的、誰也不需要的人，使他們活下來。但是，要想用勞改營發的那一點點食物救活病人，是根本不可能的。於是這位社霞護士就把自己每天的一份早飯——三百克麵包拿到居民村裏去換成半公斤牛奶，用這牛奶餵活了亞諾什(而在亞諾什之前，還餵活了別的什麽人)。亞諾什就是由於這位杜霞大娘才愛上了我們國家和我們這些人的。所以他後來才在勞改營裏開始認真地學習看守們和押解他的人們所使用的語言——偉大而有力的俄羅斯語言。他在我國的勞改營呆了九年，他隻在監獄的床鋪上，通過一些小畫片和勞改營，看到了俄國。但是他卻愛上了俄國。
亞諾什屬於這樣一類人：他們的童年時期除了讀書之外沒有任何別的愛好。這樣的人我們這個時代培養得越來越少了。亞諾什成年之後也保留了這種愛好，甚至在勞改營也是這樣。不論在北方的勞改營，還是來到這埃克巴斯圖茲特種勞改營之後，亞諾什從不放過得到並閱讀新書的機會。在我認識他之前，他已經知道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果戈理等人，並且很喜愛他們的作品。我給他講了格裏鮑耶陀夫，但是他最喜歡的還是萊蒙托夫，幾乎像喜歡裴多菲和阿蘭尼一樣。萊蒙托夫的作品他是被俘虜之後，就在不久前才看到的。(我不止一次聽外國人說過，他們在俄國詩人中最喜歡萊蒙托夫。)亞諾什特別對《童僧》中的主人公的命運感到共鳴，因為那也是個被囚禁的年輕人，也是註定要死在這裏的。亞諾什背會了其中的許多段落;他常年走在異國人行列中，站在異國土地上，倒剪著手，用異國的語言喃喃背誦：
“那時我已模糊地意識到.
在故國土地上，在那裏
已永不再會有我的足跡。”
溫順純樸，和藹可親，一雙灰藍色眼睛顯出他是毫無自衛能力的——這就是我們這冷酷無情的勞改營裏的亞諾什·羅紮什的形象。他有時坐到我的床邊上(輕輕地、緊貼床沿兒坐下，仿佛我那塞滿鋸末的墊袋還會被他弄得更髒或壓壞似的)，悄悄地對我說著知心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