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不妨回憶一下十九世紀末期在卡裏苦役地發生的轟動一時的事件。當局向政治犯們宣布：從今以後對政治犯可以施行體罰，而政治犯娜傑日達·謝格達要第一個受到笞刑(因為她打了警衛隊長一記耳光，想以此來……逼他退休)。於是娜傑日達·謝格達立即服毒自殺了，她寧死也不願受到獄吏的樹條抽打!繼她之後，另外三名婦女也服毒自殺!男監裏十四名男囚犯也要自殺，有些人自殺未遂產這場鬥爭的結果是完全、永遠地廢除了對犯人的體罰。當時政治犯們的想法是：恐嚇監獄當局。因為他們相信關於卡裏苦役營裏的悲劇終究會傳遍俄國，真象會大白於全世界的。
但是，假如讓我們這些囚犯來衡量一下這個事件，我們隻會灑下幾滴輕蔑的眼淚。打自由人警衛隊長一記耳光?何況還不是他侮辱了你本人?就算是他朝你的屁股踢了兩腳，那又有什麽了不起?你總可以活下去嘛!為什麽幾位女伴也要跟著她服毒呢?為什麽還有十四個男人也跟著幹?生命不是隻給予我們一次嗎?重要的不是結果嗎?我們有吃的、有喝的，為什麽要和生命訣別?也許會趕上大赦呢!說不定會被提前釋放呢!
看!我們已經從政治囚犯的高度滑到了什麽地方!跌落到了什麽地步!
同時，我們那些獄吏們卻上升到了什麽高度啊!不，他們可不比卡裏苦役營的那些笨蛋!即使我們現在挺起腰杆來，想要升天(四個婦女再加上十四個男人)，他們也會在我們弄到毒藥之前把我們全部槍斃掉。(何況，在蘇維埃的監獄裏上哪兒去弄毒藥呢?)如果有誰真的服毒自殺死了，那也不過隻是減輕監獄當局的負擔而已，同時，其他犯人則會因為沒有告發而受到鞭刑。而且，當然;關於這事的消息甚至傳不到獄牆外麵。
問題就在這裏。這幫人的力量也就在這裏。就因為消息傳不出去!即或傳了出去，也傳不遠，它會是一個微弱、暗啞的聲音，得不到報紙的證實，眼線們會到處追根;因此，等於什麽也沒有。絕不會出現什麽社會輿論的憤慨!既然如此，怕.什麽?有什麽必要去聽取因犯的抗議?誰想服毒嗎，那你就服毒好啦!
、關於我們的每次絕食都遭到失敗的情況，我在第一部裏已經談過了。
那麽，逃跑呢?歷史為我們記載了沙皇時代的幾次越獄逃跑的嚴重事件。我們看到，每次逃跑都是在外麵的人，即其他革命者或逃跑者同黨的領導下實現的，在許多細節上還得到了廣大同情者的幫助。不論逃出監獄本身，還是逃出後隱藏或偷渡的過程，都得有許多人從旁協助。(“噢，對呀!”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可算找出我的破綻了。“那是因為老百姓支持革命者!支持他們，為了自己的未來嘛!”“可是，”恕我反駁一句：“是不是也還因為那樣做隻是一種不會承擔罪責的有趣遊戲呢?從窗口向逃跑者揮動幾下手帕，讓他在你的臥室裏過夜，替他化裝，這算什麽?那個時代並不會為此受到審判呀!彼得·拉夫羅夫從流放地逃跑了，而沃洛格達的省長(霍明斯基)還給拉夫羅夫的自由同居的妻子發了證件，允許她去追趕自己心愛的人……那個時代，甚至偽造護照的人也不過被‘流放’回自己的家鄉去。當時人們並不害怕什麽。您憑親身經驗應該知道這是怎麽回事。”可是，順便問一句：“您怎麽會沒蹲過監獄呢?”“噢，這個嘛，也算運氣吧……”
不過，也有另一方麵的證明。我們大家在中學時都不得不讀高爾基的《母親》。可能有人還記得那裏所描寫的尼日戈羅德監獄的生活吧：看守們的手槍都生鏽了，他們用手槍當錘子往牆上釘釘子。人們可以毫無困難地把梯子倚在牆上，安安穩穩地到獄外去。再看看一個叫拉塔耶夫的高級警察官員是怎麽寫的吧：“流放實際上隻是一紙空文。監獄根本就不存在。在當時的監獄製度下，落到獄中的革命者可以毫無阻礙地繼續他原先的活動……基輔革命委員會的全體成員都被關在基輔監獄裏，可他們照樣在領導著基輔市的罷工鬥爭，並且還從獄裏發出呼籲書。”
目前，我沒有可能搜集有關沙皇時代主要苦役營地警衛情況的資料，不過，我倒也沒有聽說那時曾發生過像我們這裏那樣的隻有十萬分之一成功希望的絕望的逃跑。顯然，當時的政治苦役犯並未感到有必要去冒險：他們沒有受到由於繁重勞動體力衰竭以致過早死亡的威脅，也沒有無緣無故延長刑期的威脅，服過一半刑期後，他們還可以到流放地去服後一半刑期，他們打算逃跑的話，推遲到那個時候再跑也不遲。
看來，隻有那些懶得逃跑的人才沒有從沙皇的流放地逃跑。顯然，警察局也並不要求經常去匯報，監視並不嚴格，路途上沒有設行動人員哨所，勞動地點也並非每天都有警察。囚犯們手裏有錢(或者可以寄來錢)，流放地一般距大河和大路不太遠。還有，在那時幫助逃犯的人並不冒任何危險，而逃亡者本人即使被抓回去也不會像我們這裏似的被槍決、被毒打;也沒有再加判二十年苦役的危險。那時候逃跑被抓回的人一般都送回原地，刑期照舊。如此而已。這是一場隻會贏、不會輸的賭博。法斯堅科逃往國外(見第一部第五章)，就是這類情況中有代表性的事例。比他更加典型的，可以說是無政府主義者烏蘭諾夫斯基從圖魯漢斯克邊區逃跑的事例。他逃到基輔，隨便走進大學生的閱覽室，聲稱要索取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什麽是進步?》一書，於是大學生們立即招呼他吃飯、留他住宿，還給了他路費。他逃出國外的情況是這樣的：隨便登上一艘外國輪船的舷梯就上船了，(要知道，那裏並沒有內務部的哨兵在守衛嘛!)上船後他就在鍋爐房裏一蹲。不過，更妙的是：他在一九一四年戰爭期間又自願回到俄國，回到了圖魯漢斯克流放地!把他當作外國派回來的間諜了吧?槍斃?“快坦白吧，敗類!他被什麽人收買啦?”都沒有。調解法官對他的判決是：由於逃跑到國外三年，判罰款三盧布或拘留一天!當時，對烏蘭諾夫斯基來說三個盧布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所以他選擇了一天拘留。
格爾豐德-帕爾武斯，毀滅性的《財政宣言》(一九o五年十二月)的作者，一九o五年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實際指導者……被五馬分屍了嗎?沒有，他被判處流放圖魯漢斯克邊區三年，半道上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就曾有機會跑掉(放犯人們進城購買食品，列夫·傑伊奇一去不回，帕爾武斯慢了一步)。他到了葉尼塞斯克，在那裏才把唯一的一個押送士兵灌醉，自己溜走了。他不得不換上莊稼人的衣裳，沿葉尼塞河多走一段回頭路，莊稼漢的環境，骯髒，跳蚤，使他受了一些罪。以後他仍住在彼得堡，以後到了國外。
而我們的逃跑——從乘破舊的小船渡海或躲在原木貨艙裏逃出索洛維茨群島開始，到豁出性命。喪失理智、毫無希望地衝出史達林晚期勞改營(本書有幾章專講這些事)為止，——我們的逃跑是巨人們的行動，但這是必遭滅亡的巨人們的行動。革命前的逃跑從來沒有表現過這樣的勇敢，這樣的想像力，這樣的意誌，但很容易成功，而我們的逃跑則幾乎從來沒有成功過。
但是，假如讓我們這些囚犯來衡量一下這個事件，我們隻會灑下幾滴輕蔑的眼淚。打自由人警衛隊長一記耳光?何況還不是他侮辱了你本人?就算是他朝你的屁股踢了兩腳，那又有什麽了不起?你總可以活下去嘛!為什麽幾位女伴也要跟著她服毒呢?為什麽還有十四個男人也跟著幹?生命不是隻給予我們一次嗎?重要的不是結果嗎?我們有吃的、有喝的，為什麽要和生命訣別?也許會趕上大赦呢!說不定會被提前釋放呢!
看!我們已經從政治囚犯的高度滑到了什麽地方!跌落到了什麽地步!
同時，我們那些獄吏們卻上升到了什麽高度啊!不，他們可不比卡裏苦役營的那些笨蛋!即使我們現在挺起腰杆來，想要升天(四個婦女再加上十四個男人)，他們也會在我們弄到毒藥之前把我們全部槍斃掉。(何況，在蘇維埃的監獄裏上哪兒去弄毒藥呢?)如果有誰真的服毒自殺死了，那也不過隻是減輕監獄當局的負擔而已，同時，其他犯人則會因為沒有告發而受到鞭刑。而且，當然;關於這事的消息甚至傳不到獄牆外麵。
問題就在這裏。這幫人的力量也就在這裏。就因為消息傳不出去!即或傳了出去，也傳不遠，它會是一個微弱、暗啞的聲音，得不到報紙的證實，眼線們會到處追根;因此，等於什麽也沒有。絕不會出現什麽社會輿論的憤慨!既然如此，怕.什麽?有什麽必要去聽取因犯的抗議?誰想服毒嗎，那你就服毒好啦!
、關於我們的每次絕食都遭到失敗的情況，我在第一部裏已經談過了。
那麽，逃跑呢?歷史為我們記載了沙皇時代的幾次越獄逃跑的嚴重事件。我們看到，每次逃跑都是在外麵的人，即其他革命者或逃跑者同黨的領導下實現的，在許多細節上還得到了廣大同情者的幫助。不論逃出監獄本身，還是逃出後隱藏或偷渡的過程，都得有許多人從旁協助。(“噢，對呀!”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可算找出我的破綻了。“那是因為老百姓支持革命者!支持他們，為了自己的未來嘛!”“可是，”恕我反駁一句：“是不是也還因為那樣做隻是一種不會承擔罪責的有趣遊戲呢?從窗口向逃跑者揮動幾下手帕，讓他在你的臥室裏過夜，替他化裝，這算什麽?那個時代並不會為此受到審判呀!彼得·拉夫羅夫從流放地逃跑了，而沃洛格達的省長(霍明斯基)還給拉夫羅夫的自由同居的妻子發了證件，允許她去追趕自己心愛的人……那個時代，甚至偽造護照的人也不過被‘流放’回自己的家鄉去。當時人們並不害怕什麽。您憑親身經驗應該知道這是怎麽回事。”可是，順便問一句：“您怎麽會沒蹲過監獄呢?”“噢，這個嘛，也算運氣吧……”
不過，也有另一方麵的證明。我們大家在中學時都不得不讀高爾基的《母親》。可能有人還記得那裏所描寫的尼日戈羅德監獄的生活吧：看守們的手槍都生鏽了，他們用手槍當錘子往牆上釘釘子。人們可以毫無困難地把梯子倚在牆上，安安穩穩地到獄外去。再看看一個叫拉塔耶夫的高級警察官員是怎麽寫的吧：“流放實際上隻是一紙空文。監獄根本就不存在。在當時的監獄製度下，落到獄中的革命者可以毫無阻礙地繼續他原先的活動……基輔革命委員會的全體成員都被關在基輔監獄裏，可他們照樣在領導著基輔市的罷工鬥爭，並且還從獄裏發出呼籲書。”
目前，我沒有可能搜集有關沙皇時代主要苦役營地警衛情況的資料，不過，我倒也沒有聽說那時曾發生過像我們這裏那樣的隻有十萬分之一成功希望的絕望的逃跑。顯然，當時的政治苦役犯並未感到有必要去冒險：他們沒有受到由於繁重勞動體力衰竭以致過早死亡的威脅，也沒有無緣無故延長刑期的威脅，服過一半刑期後，他們還可以到流放地去服後一半刑期，他們打算逃跑的話，推遲到那個時候再跑也不遲。
看來，隻有那些懶得逃跑的人才沒有從沙皇的流放地逃跑。顯然，警察局也並不要求經常去匯報，監視並不嚴格，路途上沒有設行動人員哨所，勞動地點也並非每天都有警察。囚犯們手裏有錢(或者可以寄來錢)，流放地一般距大河和大路不太遠。還有，在那時幫助逃犯的人並不冒任何危險，而逃亡者本人即使被抓回去也不會像我們這裏似的被槍決、被毒打;也沒有再加判二十年苦役的危險。那時候逃跑被抓回的人一般都送回原地，刑期照舊。如此而已。這是一場隻會贏、不會輸的賭博。法斯堅科逃往國外(見第一部第五章)，就是這類情況中有代表性的事例。比他更加典型的，可以說是無政府主義者烏蘭諾夫斯基從圖魯漢斯克邊區逃跑的事例。他逃到基輔，隨便走進大學生的閱覽室，聲稱要索取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什麽是進步?》一書，於是大學生們立即招呼他吃飯、留他住宿，還給了他路費。他逃出國外的情況是這樣的：隨便登上一艘外國輪船的舷梯就上船了，(要知道，那裏並沒有內務部的哨兵在守衛嘛!)上船後他就在鍋爐房裏一蹲。不過，更妙的是：他在一九一四年戰爭期間又自願回到俄國，回到了圖魯漢斯克流放地!把他當作外國派回來的間諜了吧?槍斃?“快坦白吧，敗類!他被什麽人收買啦?”都沒有。調解法官對他的判決是：由於逃跑到國外三年，判罰款三盧布或拘留一天!當時，對烏蘭諾夫斯基來說三個盧布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所以他選擇了一天拘留。
格爾豐德-帕爾武斯，毀滅性的《財政宣言》(一九o五年十二月)的作者，一九o五年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實際指導者……被五馬分屍了嗎?沒有，他被判處流放圖魯漢斯克邊區三年，半道上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就曾有機會跑掉(放犯人們進城購買食品，列夫·傑伊奇一去不回，帕爾武斯慢了一步)。他到了葉尼塞斯克，在那裏才把唯一的一個押送士兵灌醉，自己溜走了。他不得不換上莊稼人的衣裳，沿葉尼塞河多走一段回頭路，莊稼漢的環境，骯髒，跳蚤，使他受了一些罪。以後他仍住在彼得堡，以後到了國外。
而我們的逃跑——從乘破舊的小船渡海或躲在原木貨艙裏逃出索洛維茨群島開始，到豁出性命。喪失理智、毫無希望地衝出史達林晚期勞改營(本書有幾章專講這些事)為止，——我們的逃跑是巨人們的行動，但這是必遭滅亡的巨人們的行動。革命前的逃跑從來沒有表現過這樣的勇敢，這樣的想像力，這樣的意誌，但很容易成功，而我們的逃跑則幾乎從來沒有成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