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這種作法使當時的人們感到十分震驚和憤慨，那就是說這種作法對當時的俄國來說已經是很不尋常的了!
在一九o六—一九o七年的情勢下，很清楚，對於出現那段“斯托雷乎恐怖時期”的責任應該由內閣和實行恐怖主義的革命者們共同擔負。
今天，在俄國的革命恐怖誕生了一百年之後，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採取恐怖手段的念頭和這類行動都是革命者犯下的極嚴重的錯誤，是俄國的災難，它除了混亂、痛苦和超過必要限度的犧牲之外，沒有給俄國帶來任何東西。
讓我們把同一期雜誌再翻幾頁看看吧。這裏刊載著一八六二年最早期的一張政治傳單。一切就是由此開始的。傳單上寫著：
“我們要求什麽?要求俄國的福利和幸福。要獲得新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沒有犧牲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沒有時間拖延，我們需要快速的，急劇的變革!”
這是一條多麽錯誤的路線啊!當時那些熱心者沒有時間拖延，因而他們就想用犧牲(可不是他們自己的、而是別人的犧牲)來加速普遍福利的到來!他們沒有時間拖延，因此我們。他們的曾孫輩們，今天，在經過一百零五年之後，卻不僅不是在(解放農奴的)原地踏步不前，反而是大踏步倒退了。
我們應該認識到：恐怖主義者是斯托雷平戰地法庭的超前的夥伴。
在我們看來，斯托雷平時期和史達林時期兩者不能比擬之處隻有一點，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殘殺是單方麵的——僅僅因為某人長嘆一口氣，甚至連嘆氣都算不上的一點小事，就可以砍掉他的腦袋
托爾斯泰不是驚嘆“沒有什麽比這更加可怕的了”嗎?其實，比這更可怕的事是一點也不難想像的。有比這更可怕的事，那就是：不是時而在某個眾所周知的城市中處死一些人，而是每天到答都在處死人;不是一次處死二十人，而是二百人成批地處死;關於這些事，報紙上非但不用大字標題受，也不用小字標題登，報紙反而在報導“生活比以前更美好了，生活比以前快樂了”!
這是打爛了別人的嘴臉，還要硬說：他原來就是個爛嘴臉。
不，原來不是這樣的!完全不是這樣的。盡管當年公認俄國在歐洲算是最壓迫人的國家。
本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科學發展，使人類對於進行壓縮的可能性有了進一步認識。我們的祖先曾經認為地球表層，我們腳下的大地本身，已經是被極度壓縮的了。可是，現代物理學家卻把地表解釋為幾乎好像是一個多孔的篩狀物。放在一百公尺見方的空曠處的一小粒霰彈——這就是原子的模型。人們又發現了奇異的所謂“核填裝”：就是把這些霰彈的孩從一切空曠的一百公尺見方的地方驅趕到一起去。這樣填裝起來的頂針那麽小的東西就會有火車頭那麽重。但是，即使這樣的填裝也還是很像一根絨毛那麽鬆的，因為由於陽質子的關係我們不可能把核完全壓實。而如果能單純地把中子壓縮在一起的話，那麽像一枚郵票大小的這種“中子填裝”就會有五百萬噸重!
不，當局甚至根本無須藉助什麽物理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對我們進行了壓縮。
他們通過史達林的口，向全國發出了一個永不更改的號召：不要發善心!可是，“善心”這個詞在達裏的俄語詳解辭典裏的解釋卻是：“心地的良善、心靈的友愛本性、仁慈、對共同福利的關注。”看吧!這就是史達林號召我們必須丟掉的東西，我們確實也就匆匆忙忙地把善心丟掉了：丟掉了對共同福利的關注!我們變得隻滿足於守著自己的飼料槽。
本世紀初，俄國的社會輿論曾經構成一支驚人的力量，構成了自由的空氣。沙皇專製製度的被粉碎，不是在彼得格勒發出二月怒吼的時候，而是比這早得多!俄國文學中早已形成了一種定見，認為：勾畫一個憲兵或警士的形象時多少帶一點點同情，就等於是黑幫分子的阿諛奉承。早在這種定見形成的時候，沙皇製度實質上已被無可挽回地推翻了。當人們認為不僅同憲兵和警察握手、和他們相識、在街上向他們點頭致意是自己的恥辱，而且連走在人行道上衣袖被他們擦一下都是恥辱的那個時候，沙皇製度實質上就已被推翻了!
如今，在我國，那些失業的劊子手們竟被特別委派來領導……文學和文化工作了!他們下令歌頌他們自己，把他們歌頌成傳奇式的英雄。不知為什麽這一切在我們這裏竟稱為……愛國主義!
社會輿論!我不知道社會學家給這個概念下的定義是什麽，但我清楚地知道，它隻能是由能夠自由地表達、完全不受政府或黨的意見左右的、能夠互相影響的個人意見所組成。
隻要我國國內一天沒有獨立的社會輿論，就不會有任何保障能使無緣無故消滅幾百萬人的暴行不再重演，就不會有任何保障使這類事情不在某一天夜裏，不在任何一個夜裏，不在今天白晝過後的第一個夜裏重新開始。
我們已經看到，“先進學說”並沒有能夠保護我們免遭這種瘟疫。
不過，我已經看見我的論敵在朝著我撇嘴、使眼色、並連連搖頭了：第一，當心你的話會被敵人聽見!第二，何必如此誇大其辭呢?!要知道，問題的範圍本來是窄得多的，問題並不在於：為什麽把你們抓進了監牢?也不在於為什麽外界人士竟會容忍這種違法行為。人所共知，他們原來根本就沒有相到公布這種事，他們不過是相信黨的話啊(這是二十大以後的慣用語);他們不過是聽話而已。既然說要把整個民族在二十四小時內遷到邊遠地區，那這些民族的人一定是個個有罪嘍!問題並不在於此，問題在於：當你們這些人已經身處勞改營內的時候，你們總該想到這些了吧?!那麽，你們為什麽還在那裏忍飢挨餓，彎腰折背，忍氣吞聲，而不進行鬥爭呢?!他們，那些沒有被武裝士兵押解的、手腳可以自由活動的人們，沒有進行鬥爭是情有可原的，他們總不能把家庭、社會地位、薪金、稿費等統統犧牲掉嘛!!是的，正因為這樣，他們今天才有可能發表批評性文章，指責我們，怪我們當時處在沒有什麽可喪失的情況下為什麽竟會抱住自己那份口糧不放，而不進行鬥爭。
恰好，我也正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之所以在勞改營裏忍受，就是因為外界沒有輿論。
一個囚犯要想反抗強加於他的製度，他通常能想得出哪些可用的辦法呢?不外下麵幾種吧：
l)抗議;
2)絕食;
3)逃跑;
4)暴動。
可是，正像那個死人常說的那樣，“誰都曉得”(如果不曉得，那也能夠想法使你曉得)前兩種辦法隻是有了社會輿論的支持才有力量(監獄官才怕它)!如果沒有社會輿論支持，人們對於囚犯的抗議和絕食隻會報以嘲笑!
像捷爾任斯基那樣在監獄長麵前撕碎自己身上的襯衣，從而爭取達到自己的要求，當然是很有戲劇性效果的。但那也隻是在社會輿論支持的情況下才行。沒有輿論支持，人們就會用個什麽東西把你的嘴一堵，然後還得叫你賠償公家的襯衣!
在一九o六—一九o七年的情勢下，很清楚，對於出現那段“斯托雷乎恐怖時期”的責任應該由內閣和實行恐怖主義的革命者們共同擔負。
今天，在俄國的革命恐怖誕生了一百年之後，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採取恐怖手段的念頭和這類行動都是革命者犯下的極嚴重的錯誤，是俄國的災難，它除了混亂、痛苦和超過必要限度的犧牲之外，沒有給俄國帶來任何東西。
讓我們把同一期雜誌再翻幾頁看看吧。這裏刊載著一八六二年最早期的一張政治傳單。一切就是由此開始的。傳單上寫著：
“我們要求什麽?要求俄國的福利和幸福。要獲得新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沒有犧牲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沒有時間拖延，我們需要快速的，急劇的變革!”
這是一條多麽錯誤的路線啊!當時那些熱心者沒有時間拖延，因而他們就想用犧牲(可不是他們自己的、而是別人的犧牲)來加速普遍福利的到來!他們沒有時間拖延，因此我們。他們的曾孫輩們，今天，在經過一百零五年之後，卻不僅不是在(解放農奴的)原地踏步不前，反而是大踏步倒退了。
我們應該認識到：恐怖主義者是斯托雷平戰地法庭的超前的夥伴。
在我們看來，斯托雷平時期和史達林時期兩者不能比擬之處隻有一點，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殘殺是單方麵的——僅僅因為某人長嘆一口氣，甚至連嘆氣都算不上的一點小事，就可以砍掉他的腦袋
托爾斯泰不是驚嘆“沒有什麽比這更加可怕的了”嗎?其實，比這更可怕的事是一點也不難想像的。有比這更可怕的事，那就是：不是時而在某個眾所周知的城市中處死一些人，而是每天到答都在處死人;不是一次處死二十人，而是二百人成批地處死;關於這些事，報紙上非但不用大字標題受，也不用小字標題登，報紙反而在報導“生活比以前更美好了，生活比以前快樂了”!
這是打爛了別人的嘴臉，還要硬說：他原來就是個爛嘴臉。
不，原來不是這樣的!完全不是這樣的。盡管當年公認俄國在歐洲算是最壓迫人的國家。
本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科學發展，使人類對於進行壓縮的可能性有了進一步認識。我們的祖先曾經認為地球表層，我們腳下的大地本身，已經是被極度壓縮的了。可是，現代物理學家卻把地表解釋為幾乎好像是一個多孔的篩狀物。放在一百公尺見方的空曠處的一小粒霰彈——這就是原子的模型。人們又發現了奇異的所謂“核填裝”：就是把這些霰彈的孩從一切空曠的一百公尺見方的地方驅趕到一起去。這樣填裝起來的頂針那麽小的東西就會有火車頭那麽重。但是，即使這樣的填裝也還是很像一根絨毛那麽鬆的，因為由於陽質子的關係我們不可能把核完全壓實。而如果能單純地把中子壓縮在一起的話，那麽像一枚郵票大小的這種“中子填裝”就會有五百萬噸重!
不，當局甚至根本無須藉助什麽物理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對我們進行了壓縮。
他們通過史達林的口，向全國發出了一個永不更改的號召：不要發善心!可是，“善心”這個詞在達裏的俄語詳解辭典裏的解釋卻是：“心地的良善、心靈的友愛本性、仁慈、對共同福利的關注。”看吧!這就是史達林號召我們必須丟掉的東西，我們確實也就匆匆忙忙地把善心丟掉了：丟掉了對共同福利的關注!我們變得隻滿足於守著自己的飼料槽。
本世紀初，俄國的社會輿論曾經構成一支驚人的力量，構成了自由的空氣。沙皇專製製度的被粉碎，不是在彼得格勒發出二月怒吼的時候，而是比這早得多!俄國文學中早已形成了一種定見，認為：勾畫一個憲兵或警士的形象時多少帶一點點同情，就等於是黑幫分子的阿諛奉承。早在這種定見形成的時候，沙皇製度實質上已被無可挽回地推翻了。當人們認為不僅同憲兵和警察握手、和他們相識、在街上向他們點頭致意是自己的恥辱，而且連走在人行道上衣袖被他們擦一下都是恥辱的那個時候，沙皇製度實質上就已被推翻了!
如今，在我國，那些失業的劊子手們竟被特別委派來領導……文學和文化工作了!他們下令歌頌他們自己，把他們歌頌成傳奇式的英雄。不知為什麽這一切在我們這裏竟稱為……愛國主義!
社會輿論!我不知道社會學家給這個概念下的定義是什麽，但我清楚地知道，它隻能是由能夠自由地表達、完全不受政府或黨的意見左右的、能夠互相影響的個人意見所組成。
隻要我國國內一天沒有獨立的社會輿論，就不會有任何保障能使無緣無故消滅幾百萬人的暴行不再重演，就不會有任何保障使這類事情不在某一天夜裏，不在任何一個夜裏，不在今天白晝過後的第一個夜裏重新開始。
我們已經看到，“先進學說”並沒有能夠保護我們免遭這種瘟疫。
不過，我已經看見我的論敵在朝著我撇嘴、使眼色、並連連搖頭了：第一，當心你的話會被敵人聽見!第二，何必如此誇大其辭呢?!要知道，問題的範圍本來是窄得多的，問題並不在於：為什麽把你們抓進了監牢?也不在於為什麽外界人士竟會容忍這種違法行為。人所共知，他們原來根本就沒有相到公布這種事，他們不過是相信黨的話啊(這是二十大以後的慣用語);他們不過是聽話而已。既然說要把整個民族在二十四小時內遷到邊遠地區，那這些民族的人一定是個個有罪嘍!問題並不在於此，問題在於：當你們這些人已經身處勞改營內的時候，你們總該想到這些了吧?!那麽，你們為什麽還在那裏忍飢挨餓，彎腰折背，忍氣吞聲，而不進行鬥爭呢?!他們，那些沒有被武裝士兵押解的、手腳可以自由活動的人們，沒有進行鬥爭是情有可原的，他們總不能把家庭、社會地位、薪金、稿費等統統犧牲掉嘛!!是的，正因為這樣，他們今天才有可能發表批評性文章，指責我們，怪我們當時處在沒有什麽可喪失的情況下為什麽竟會抱住自己那份口糧不放，而不進行鬥爭。
恰好，我也正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之所以在勞改營裏忍受，就是因為外界沒有輿論。
一個囚犯要想反抗強加於他的製度，他通常能想得出哪些可用的辦法呢?不外下麵幾種吧：
l)抗議;
2)絕食;
3)逃跑;
4)暴動。
可是，正像那個死人常說的那樣，“誰都曉得”(如果不曉得，那也能夠想法使你曉得)前兩種辦法隻是有了社會輿論的支持才有力量(監獄官才怕它)!如果沒有社會輿論支持，人們對於囚犯的抗議和絕食隻會報以嘲笑!
像捷爾任斯基那樣在監獄長麵前撕碎自己身上的襯衣，從而爭取達到自己的要求，當然是很有戲劇性效果的。但那也隻是在社會輿論支持的情況下才行。沒有輿論支持，人們就會用個什麽東西把你的嘴一堵，然後還得叫你賠償公家的襯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