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個“斯托雷平反動時期”，庫塔伊斯的省長b·a·斯塔羅謝利斯基曾經直接向革命者提供護照和武器，把警察局和政府軍隊的計劃泄露給革命者。可是他為此隻被監禁兩星期就完事了。
誰有足夠的想像力，就請把這個情況翻譯成我們現在的語言吧!
就在這“反動”時期，布爾什維克的哲學和社會政治刊物《思想》卻可以合法地照常出版。而“反動的”《路標》論文集裏也可以公然登載這樣的話：“病入膏肓的獨裁製度”，“專製和奴隸製的罪惡”。沒有什麽，這類話我們今天能說!
那可是個確實令人無法忍受的嚴厲的時代呀!雅爾達市一家照像館的修像師b·k·亞諾夫斯基畫了一幅反映槍決奧恰柯夫起義水兵的畫，並把它掛在照像館的櫥窗裏了。(比如說，就像現在把描繪新切爾卡斯克鎮壓行動的圖畫展覽在莫斯科鐵匠橋大街一樣。)對於這件事，雅爾達市市長怎麽辦了呢?因為沙皇的莊園——裏瓦基亞近在咫尺，所以他對此事的處理也特別殘酷：首先，他衝著亞諾夫斯基大發雷霆，喊叫了一通;其次，他燒毀了……燒毀了亞諾夫斯基的照像館嗎?不是的，也沒有燒毀那張描繪槍決事件的原畫，而是燒毀了那張畫的複製品。(人們會說：亞諾夫斯基真機靈!可我們還應該指出：市長也並沒有命令當場砸碎照像館的櫥窗呀!)最後，亞諾夫斯基受到了最嚴厲的懲罰：雖然允許他繼續住在雅爾達，但在皇族成員路經此地時禁止他到大街上來。
民粹派評論家布爾采夫僑居國外時，甚至曾在一家僑民辦的雜誌上詆毀過沙皇的私生活。可是當他回到祖國俄羅斯(一九一四年，那正是愛國主義高潮時期)以後，他被沙皇槍斃了嗎?沒有。隻不過蹲了不到一年的監獄，而且獄中還對他優待：他可以得到書看並從事寫作。
阿布拉姆·戈茨在那次戰爭期間則被流放到伊爾庫茨克……並且在那裏領導著一份齊美爾瓦爾德派即反戰派的報紙。
既然讓斧頭任意欲，斧頭就會砍到自己人身上。
“工人反對派”領袖，世代的金屬工業工人什利亞曾尼科夫一九二九年第一次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時，可就“沒有與工人來往的權利”了，甚至沒權利擔任他想幹的工人的職務。
大鬧第二屆國家杜馬(辱罵俄國軍隊)的孟什維克祖拉博夫都沒被趕出會場。然而他的兒子從一九二七年以後就沒有走出過蘇聯的勞改營。這就是兩個時代的比較。
當圖哈切夫斯基將軍像現在一般人所說的那樣受到蘇維埃政權的“鎮壓”的時候，當局不僅摧毀了他又己的家庭，把他全家人都關進監獄(更不必說他女兒被大學開除了)，而且還逮捕了他的兩個兄弟和弟媳，逮捕了他的四個姐妹和姐夫、妹夫，還把他的甥男侄女統統趕到保育院去，強迫他們改了姓，有的改姓托馬舍維奇，有的改姓羅斯托夫，等等。圖哈切夫斯基的妻子在哈薩克斯坦集中營裏被槍殺，他的老母親在阿斯特拉罕沿街乞討，倒斃街頭。另外幾百名被處死的知名人士的親屬也都遭到相同的命運。這才叫做迫害呢!
沙皇時代的迫害(其實是“非迫害”)的主要特點，大概就是革命者的親屬絲毫沒有受到牽連。娜塔利婭·謝多娃(托洛茨基的妻子)一九o七年還能夠自由地回到俄國來，當時托洛茨基已是被判刑的罪犯了。烏裏揚諾夫(列寧)一家的任何一個成員(他們在不同時期幾乎全都被捕過)任何時候都可以拿到出國護照。當列寧因號召武裝起義而被“通緝”時，列寧的姐姐安娜還能夠合法地按期給列寧往巴黎匯款，匯到“裏昂信貸銀行”他的戶頭下。列寧的母親和克魯普斯卡婭的母親兩人的丈夫都曾是沙皇政府的三等以上的文官或軍官，所以她們兩人都曾終身領取沙皇政府的高額撫恤金。對她們進行迫害在當時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
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列夫·托爾斯泰才形成了一種信念：認為似乎不需要政治上的自由，需要的隻是道德上的完善。
當然，對於那些已經享有自由的人來說，自由是不再需要的。這一點，我們也同意，因為歸根結底並不是為了政治自由嘛!人類發展的目的並不在於某種空洞的自由。甚至不在於某種成功的社會政治製度。對嗎?問題當然在於社會的道德基礎。但是，這到最後才是如此。那麽，開始階段呢?第一步呢?托爾斯泰的莊園雅斯那雅-波良納在當時成了公開的思想俱樂部。可是要把這個地方也像列寧格勒的阿赫馬托娃的住宅那樣用軍警包圍起來，檢查每個人的身份證件;或者讓那些人們也受鎮壓，像我們在史達林時期所遭受的那樣，使得三個人不敢集在一間屋子裏談話的話，那麽，大概托爾斯泰也會起來要求政治自由的。
在“斯托雷平恐怖政策”最猖獗的時候，自由派報紙《羅斯》還能夠毫無阻礙地在頭版用大字標題刊登：“五名處死!……在赫爾鬆二十人被處死刑!”看到這些消息後，托爾斯泰號陶大哭，聲稱：活不下去了，沒有什麽比這更加可怕的了!
還有前麵提到的《往事》雜誌上的統計表：六個月中處死刑者九百五十名聲
就以這一期雜誌為例吧。我們注意到，它的出版日期(一九o七年二月)正是在為期八個月(自一九o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一九o七年四月十九日)的斯托雷平“軍事司法”統治最猖獄的時期中，而它的統計所依據的資料則是俄國電訊社的鉛印資料。想想看，假如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報紙登出了被槍決者的名單並發行一個資料彙編的話，內務人民委員部那雙從不殺生的素食者的眼睛大概就得眨巴眨巴了吧。
其次，俄國歷史上空前的、持續了八個月的這個“軍事司法”時期之所以未能繼續實行下去，歸根結底還是因為那所謂“沒有實權的”、“唯命是從的”國家杜馬沒有批準這種司法製度的緣故。(斯托雷平甚至沒敢提交國家杜馬審議。)
第三，當時提出實行這一“軍事司法”製的理由，是因為前半年中發生過“無數起由於政治原因殺害警察官員的事件”，許多官員遭到襲擊，直到在阿普切卡爾島上發生爆炸事件，自由鬥士們在那裏一次就炸死和重傷了60入。因此“如果國家不對這些恐怖行動及時予以還擊，那就不成其為國家了。”斯托雷平政府忍無可忍了。它又不滿於實行陪審製的法院那種從容不迫的迂闊之論和律師力量的無限強大(當時的法院和律師們可不像我們現在的州法院或軍區法庭那樣接到某人一個電話指示就會俯首聽命)，因此。政府就急於要通過語言不多、直截了當的戰地法庭來製止那些革命者。(簡直就是土匪——他們竟向客運列車的窗口開槍，為了三五個盧布殺死普通居民。)(即使如此，也還是有些節製：隻有在處於戰時狀態或實行非常保衛措施的地區才能成立戰地法庭，而且隻有在罪行剛剛發生後不久，即在不超過一晝夜的時間內，在犯罪行為有確鑿見證的情況下才能開庭。)
誰有足夠的想像力，就請把這個情況翻譯成我們現在的語言吧!
就在這“反動”時期，布爾什維克的哲學和社會政治刊物《思想》卻可以合法地照常出版。而“反動的”《路標》論文集裏也可以公然登載這樣的話：“病入膏肓的獨裁製度”，“專製和奴隸製的罪惡”。沒有什麽，這類話我們今天能說!
那可是個確實令人無法忍受的嚴厲的時代呀!雅爾達市一家照像館的修像師b·k·亞諾夫斯基畫了一幅反映槍決奧恰柯夫起義水兵的畫，並把它掛在照像館的櫥窗裏了。(比如說，就像現在把描繪新切爾卡斯克鎮壓行動的圖畫展覽在莫斯科鐵匠橋大街一樣。)對於這件事，雅爾達市市長怎麽辦了呢?因為沙皇的莊園——裏瓦基亞近在咫尺，所以他對此事的處理也特別殘酷：首先，他衝著亞諾夫斯基大發雷霆，喊叫了一通;其次，他燒毀了……燒毀了亞諾夫斯基的照像館嗎?不是的，也沒有燒毀那張描繪槍決事件的原畫，而是燒毀了那張畫的複製品。(人們會說：亞諾夫斯基真機靈!可我們還應該指出：市長也並沒有命令當場砸碎照像館的櫥窗呀!)最後，亞諾夫斯基受到了最嚴厲的懲罰：雖然允許他繼續住在雅爾達，但在皇族成員路經此地時禁止他到大街上來。
民粹派評論家布爾采夫僑居國外時，甚至曾在一家僑民辦的雜誌上詆毀過沙皇的私生活。可是當他回到祖國俄羅斯(一九一四年，那正是愛國主義高潮時期)以後，他被沙皇槍斃了嗎?沒有。隻不過蹲了不到一年的監獄，而且獄中還對他優待：他可以得到書看並從事寫作。
阿布拉姆·戈茨在那次戰爭期間則被流放到伊爾庫茨克……並且在那裏領導著一份齊美爾瓦爾德派即反戰派的報紙。
既然讓斧頭任意欲，斧頭就會砍到自己人身上。
“工人反對派”領袖，世代的金屬工業工人什利亞曾尼科夫一九二九年第一次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時，可就“沒有與工人來往的權利”了，甚至沒權利擔任他想幹的工人的職務。
大鬧第二屆國家杜馬(辱罵俄國軍隊)的孟什維克祖拉博夫都沒被趕出會場。然而他的兒子從一九二七年以後就沒有走出過蘇聯的勞改營。這就是兩個時代的比較。
當圖哈切夫斯基將軍像現在一般人所說的那樣受到蘇維埃政權的“鎮壓”的時候，當局不僅摧毀了他又己的家庭，把他全家人都關進監獄(更不必說他女兒被大學開除了)，而且還逮捕了他的兩個兄弟和弟媳，逮捕了他的四個姐妹和姐夫、妹夫，還把他的甥男侄女統統趕到保育院去，強迫他們改了姓，有的改姓托馬舍維奇，有的改姓羅斯托夫，等等。圖哈切夫斯基的妻子在哈薩克斯坦集中營裏被槍殺，他的老母親在阿斯特拉罕沿街乞討，倒斃街頭。另外幾百名被處死的知名人士的親屬也都遭到相同的命運。這才叫做迫害呢!
沙皇時代的迫害(其實是“非迫害”)的主要特點，大概就是革命者的親屬絲毫沒有受到牽連。娜塔利婭·謝多娃(托洛茨基的妻子)一九o七年還能夠自由地回到俄國來，當時托洛茨基已是被判刑的罪犯了。烏裏揚諾夫(列寧)一家的任何一個成員(他們在不同時期幾乎全都被捕過)任何時候都可以拿到出國護照。當列寧因號召武裝起義而被“通緝”時，列寧的姐姐安娜還能夠合法地按期給列寧往巴黎匯款，匯到“裏昂信貸銀行”他的戶頭下。列寧的母親和克魯普斯卡婭的母親兩人的丈夫都曾是沙皇政府的三等以上的文官或軍官，所以她們兩人都曾終身領取沙皇政府的高額撫恤金。對她們進行迫害在當時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
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列夫·托爾斯泰才形成了一種信念：認為似乎不需要政治上的自由，需要的隻是道德上的完善。
當然，對於那些已經享有自由的人來說，自由是不再需要的。這一點，我們也同意，因為歸根結底並不是為了政治自由嘛!人類發展的目的並不在於某種空洞的自由。甚至不在於某種成功的社會政治製度。對嗎?問題當然在於社會的道德基礎。但是，這到最後才是如此。那麽，開始階段呢?第一步呢?托爾斯泰的莊園雅斯那雅-波良納在當時成了公開的思想俱樂部。可是要把這個地方也像列寧格勒的阿赫馬托娃的住宅那樣用軍警包圍起來，檢查每個人的身份證件;或者讓那些人們也受鎮壓，像我們在史達林時期所遭受的那樣，使得三個人不敢集在一間屋子裏談話的話，那麽，大概托爾斯泰也會起來要求政治自由的。
在“斯托雷平恐怖政策”最猖獗的時候，自由派報紙《羅斯》還能夠毫無阻礙地在頭版用大字標題刊登：“五名處死!……在赫爾鬆二十人被處死刑!”看到這些消息後，托爾斯泰號陶大哭，聲稱：活不下去了，沒有什麽比這更加可怕的了!
還有前麵提到的《往事》雜誌上的統計表：六個月中處死刑者九百五十名聲
就以這一期雜誌為例吧。我們注意到，它的出版日期(一九o七年二月)正是在為期八個月(自一九o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一九o七年四月十九日)的斯托雷平“軍事司法”統治最猖獄的時期中，而它的統計所依據的資料則是俄國電訊社的鉛印資料。想想看，假如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報紙登出了被槍決者的名單並發行一個資料彙編的話，內務人民委員部那雙從不殺生的素食者的眼睛大概就得眨巴眨巴了吧。
其次，俄國歷史上空前的、持續了八個月的這個“軍事司法”時期之所以未能繼續實行下去，歸根結底還是因為那所謂“沒有實權的”、“唯命是從的”國家杜馬沒有批準這種司法製度的緣故。(斯托雷平甚至沒敢提交國家杜馬審議。)
第三，當時提出實行這一“軍事司法”製的理由，是因為前半年中發生過“無數起由於政治原因殺害警察官員的事件”，許多官員遭到襲擊，直到在阿普切卡爾島上發生爆炸事件，自由鬥士們在那裏一次就炸死和重傷了60入。因此“如果國家不對這些恐怖行動及時予以還擊，那就不成其為國家了。”斯托雷平政府忍無可忍了。它又不滿於實行陪審製的法院那種從容不迫的迂闊之論和律師力量的無限強大(當時的法院和律師們可不像我們現在的州法院或軍區法庭那樣接到某人一個電話指示就會俯首聽命)，因此。政府就急於要通過語言不多、直截了當的戰地法庭來製止那些革命者。(簡直就是土匪——他們竟向客運列車的窗口開槍，為了三五個盧布殺死普通居民。)(即使如此，也還是有些節製：隻有在處於戰時狀態或實行非常保衛措施的地區才能成立戰地法庭，而且隻有在罪行剛剛發生後不久，即在不超過一晝夜的時間內，在犯罪行為有確鑿見證的情況下才能開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