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因為你們的逃跑按其階級本質來說就是反動的!……”
一個不願再當奴隸、不願再當牲畜的人振臂奮起，企圖逃跑，難道他的這種激情竟會是反動的嗎?
逃跑之所以沒有成功，是因為逃跑過程的後幾個階段的成敗取決於普通居民對此所抱的態度。而今天我國的居民是不敢幫助逃亡者的，甚至(出於自私動機或者由於思想認識的原因)還要出賣逃亡者。
這就是我們社會的輿論!……
至於囚犯的暴動，像勞改營裏那樣有三千人、五千人、八千人參加的暴動，在我國曆次革命的歷史中還從來沒有先例。
而我們卻有過。
可是，還是由於同樣的邪惡力量的作用，我們所作的最大努力、最大犧牲所帶來的隻是顯微不足道的成果。
那是因為整個社會還沒有準備好條件。因為如果沒有社會輿論的支持，即使在最大的勞改營裏的暴動也不會有任何進展。
因此，對於我們“怎麽會忍受的?”這個問題，現在可以作出回答了：就連我們也並沒有忍受!讀者下麵就會看到：我們絕對不是一直在忍受的。
我們確實在特種勞改營裏舉起了政治犯的大旗，並且確實成了當之無愧的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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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鐵板下詩篇，岩石下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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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踏上勞改營的道路時，我總想躲避一般勞動，但苦於無計可施。關押的第六個年頭我來到埃克巴斯圖茲特種勞改營，這時卻恰恰相反，我決定完全從腦子裏清除一切有關勞改營的念頭，不再注意這裏的關係和形勢，也不去考慮對策了，因為這些想法妨礙我的頭腦從事更有意義的工作。這樣，我就不再像一個壯工那樣苟且偷安地生活了。許多有教養的人們在迫不得已時正是這樣生活的：他們好好幹活，指望被挑選出去當個看守的雜役。不過，我倒是願意在這苦役營裏學會一種手藝。在巴拉紐克的作業班裏，我和奧列格·伊萬諾夫有了學手藝的機會：我學當砌石工。其實，由於命運的安排，我還當過翻砂工呢。
起初，我曾有過一些擔心和動搖：這樣做對嗎?我能受得了嗎?像我們這樣過去從事腦力勞動、缺乏適應能力的人，即使幹同樣的活兒也要比別人困難得多吧?但是，恰恰是從我自覺地降到底層、並感覺到自己兩腳站到這個布滿石塊的牢固的共同底層上的那一天，才開始了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代，這些年代最後形成了我的性格特點。如今，不論我的生活還會發生什麽向上或向下的變化，我都會對自己在埃克巴斯圖茲形成的習慣和觀點信守不渝。
我之所以需要一個清除了雜亂瑣事的頭腦，是因為我開始寫敘事詩已經有兩年了。作詩給我以極高的獎賞，它使我不大留心人們怎樣對待我的軀體了。有時候，走在垂頭喪氣的囚犯行列中，在衝鋒鎗手的吆喝聲下，我會感覺到新的詩句和形象湧上腦海，我仿佛在行列的上空飛翔;我盼望著：快點，快點到達施工地點吧，我好找個角落把這幾句詩記下來。每逢這種時刻，我感到既自由，又幸福。
但是，在特種勞改營裏怎麽能寫詩呢?柯羅連科講過他自己在監獄裏也曾從事寫作。但他那時的監獄裏是怎樣看管的呀!他是用鉛筆寫的，(為什麽沒有摸遍衣服的第一處折邊，搜走他的鉛筆呢?)鉛筆是他藏在捲曲的頭髮裏帶進來的，(為什麽沒把他的頭髮剃光?)他是在嘈雜聲中從事寫作的。(快道聲謝謝陽，因為你還有地方坐下來，把腿伸開寫字呢!)何況此外還有優待：他可以保存自己的手稿，然後把它送出獄外。(這點更是我們這一代人最無法理解的!)一在我們這個時代，在勞改營裏，即使是在生活區的工棚裏也不能這樣寫東西1(甚至你想為未來的小說擬幾個人物名字也異常危險。是黑組織名單吧?因此，我隻能把姓名的字根用名詞形式記下來，或者把它變成形容詞。)在這種情況下，記憶便成了唯一能夠窩藏東西的地方，把寫好的東西藏在記憶裏，就可以帶著它躲過搜查，通過解送隊。起初，我不大相信記憶會有那麽大的能耐，因而我決定用詩的形式寫。當然，實際上是強加於這種體裁的。後來，我發現散文也可以把深藏在腦海中的奧秘壓縮進去。一個擺脫了繁瑣而不必要的知識的囚犯，他的記憶的存儲量大得驚人，而且還會不斷擴大。我們對自己的記憶所給予的信賴還遠遠不夠!
但是，在記住某種東西之前，總想把它寫在紙上，先把它潤色好。勞改營裏允許有鉛筆和無字的紙，但是，卻不能持有已經寫好的東西(除非是關於史達林的頌詩)。如果你不是在衛生所當雜役，又不是在文化教育科當食客的話，那你每天就得早晚兩次在崗樓前受搜查。我決定把詩寫在小紙片上，每小片紙上寫十二——二十行，潤色之後便背下來，然後把紙片燒掉。我自己定了一條規定：絕不使用整張的紙。.在監獄，構思和對詩句的推敲都必須在腦子裏暗自進行。後來，我把火柴杆折成許多小段，把這些小斷頭放在煙盒上擺成兩排，一排斷頭表示個位數，另一排表示十位數。我心裏背誦著詩句，每背一行詩就把個位數的小斷頭往旁邊挪一個，每挪完十個，就把十位數的挪一個。(這項工作也得小心翼翼地做。假如在移動火柴杆時嘴唇作出像是說話的動作或臉上現出異樣的表情，就肯定會引起眼線們的懷疑。所以，我在移動火柴杆時盡量裝成完全心不在焉的樣子。)每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的時候，我便特別把它記住，作為進行檢查的標記。每月我都要把已經寫好的全部詩從頭背誦一遍，假如這時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時發現它跟我特別記住的那一行不一致，那就要一遍一遍地從頭開始檢查，直到“追回”那幾行從記憶中滑脫的詩句為止。
在古比雪夫遞解站時，我曾經看到天主教徒(立陶宛人)們自己製作一種獄裏用的念珠。他們把麵包用水泡開揉爛，染上顏色(用燒焦的膠皮染黑色，用牙粉染白色，用紅藥水染紅色)，做成珠子，趁它不幹的時候用細繩穿起來，那細繩是用線撚成後抹上了肥皂的。然後把它放在窗台上晾幹。我後來也加入了他們一夥，我說自己也想數著念珠祈禱。不過，按我信的宗教教規，一串念珠得有一百顆(後來我才明白，其實隻要二十顆就夠了，甚至更方便。我又用軟木塞自己做了一串)，每逢第十顆不能是圓的，應該是方的，而且第五十顆和第一百顆也要有所區別，能摸得出來才行。立陶宛人雖然對於我這種信仰感到奇怪(最虔誠的信徒的念珠，一串也隻有四十顆)，但還是深表同情地幫我做了一串，把第一百顆珠子做成一個深紅色的心形。我後來一直把他們這一絕妙禮物帶在身邊。冬天，我把它放在寬大的連指手套裏，在派工地點，在從一處被趕到另一處的路上，在一切等待的時刻，我不知數了它多少遍。這是站著就能作到的，天氣多冷都不礙事。它就藏在這大棉手套裏通過了各次搜查。有幾次倒是被看守發現了，但他一看是祈禱用的，也就還給我了。直到我的刑期結束(這時我寫下的詩句已有一萬二千行了)，以及後來在流放地點，都多虧了這串念珠幫助我寫作，幫助我記憶……不過，也並不那麽簡單。積累的詩句越多，每月複習所占的天數也就越多。特別是這種複習還有一個害處，就是所寫的詩句背得爛熟了，就再也發現不了其中的優劣，無法提高了。為了盡快把紙片燒掉，本來就是匆忙中決定的初步方案，後來往往成為唯一的方案了。把寫好的東西放起來，忘掉它，幾年之後再取出來用新的批判眼光重新看一看——這種奢望是我連想也不敢想的。因此，不可能寫出真正的好詩。
一個不願再當奴隸、不願再當牲畜的人振臂奮起，企圖逃跑，難道他的這種激情竟會是反動的嗎?
逃跑之所以沒有成功，是因為逃跑過程的後幾個階段的成敗取決於普通居民對此所抱的態度。而今天我國的居民是不敢幫助逃亡者的，甚至(出於自私動機或者由於思想認識的原因)還要出賣逃亡者。
這就是我們社會的輿論!……
至於囚犯的暴動，像勞改營裏那樣有三千人、五千人、八千人參加的暴動，在我國曆次革命的歷史中還從來沒有先例。
而我們卻有過。
可是，還是由於同樣的邪惡力量的作用，我們所作的最大努力、最大犧牲所帶來的隻是顯微不足道的成果。
那是因為整個社會還沒有準備好條件。因為如果沒有社會輿論的支持，即使在最大的勞改營裏的暴動也不會有任何進展。
因此，對於我們“怎麽會忍受的?”這個問題，現在可以作出回答了：就連我們也並沒有忍受!讀者下麵就會看到：我們絕對不是一直在忍受的。
我們確實在特種勞改營裏舉起了政治犯的大旗，並且確實成了當之無愧的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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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踏上勞改營的道路時，我總想躲避一般勞動，但苦於無計可施。關押的第六個年頭我來到埃克巴斯圖茲特種勞改營，這時卻恰恰相反，我決定完全從腦子裏清除一切有關勞改營的念頭，不再注意這裏的關係和形勢，也不去考慮對策了，因為這些想法妨礙我的頭腦從事更有意義的工作。這樣，我就不再像一個壯工那樣苟且偷安地生活了。許多有教養的人們在迫不得已時正是這樣生活的：他們好好幹活，指望被挑選出去當個看守的雜役。不過，我倒是願意在這苦役營裏學會一種手藝。在巴拉紐克的作業班裏，我和奧列格·伊萬諾夫有了學手藝的機會：我學當砌石工。其實，由於命運的安排，我還當過翻砂工呢。
起初，我曾有過一些擔心和動搖：這樣做對嗎?我能受得了嗎?像我們這樣過去從事腦力勞動、缺乏適應能力的人，即使幹同樣的活兒也要比別人困難得多吧?但是，恰恰是從我自覺地降到底層、並感覺到自己兩腳站到這個布滿石塊的牢固的共同底層上的那一天，才開始了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代，這些年代最後形成了我的性格特點。如今，不論我的生活還會發生什麽向上或向下的變化，我都會對自己在埃克巴斯圖茲形成的習慣和觀點信守不渝。
我之所以需要一個清除了雜亂瑣事的頭腦，是因為我開始寫敘事詩已經有兩年了。作詩給我以極高的獎賞，它使我不大留心人們怎樣對待我的軀體了。有時候，走在垂頭喪氣的囚犯行列中，在衝鋒鎗手的吆喝聲下，我會感覺到新的詩句和形象湧上腦海，我仿佛在行列的上空飛翔;我盼望著：快點，快點到達施工地點吧，我好找個角落把這幾句詩記下來。每逢這種時刻，我感到既自由，又幸福。
但是，在特種勞改營裏怎麽能寫詩呢?柯羅連科講過他自己在監獄裏也曾從事寫作。但他那時的監獄裏是怎樣看管的呀!他是用鉛筆寫的，(為什麽沒有摸遍衣服的第一處折邊，搜走他的鉛筆呢?)鉛筆是他藏在捲曲的頭髮裏帶進來的，(為什麽沒把他的頭髮剃光?)他是在嘈雜聲中從事寫作的。(快道聲謝謝陽，因為你還有地方坐下來，把腿伸開寫字呢!)何況此外還有優待：他可以保存自己的手稿，然後把它送出獄外。(這點更是我們這一代人最無法理解的!)一在我們這個時代，在勞改營裏，即使是在生活區的工棚裏也不能這樣寫東西1(甚至你想為未來的小說擬幾個人物名字也異常危險。是黑組織名單吧?因此，我隻能把姓名的字根用名詞形式記下來，或者把它變成形容詞。)在這種情況下，記憶便成了唯一能夠窩藏東西的地方，把寫好的東西藏在記憶裏，就可以帶著它躲過搜查，通過解送隊。起初，我不大相信記憶會有那麽大的能耐，因而我決定用詩的形式寫。當然，實際上是強加於這種體裁的。後來，我發現散文也可以把深藏在腦海中的奧秘壓縮進去。一個擺脫了繁瑣而不必要的知識的囚犯，他的記憶的存儲量大得驚人，而且還會不斷擴大。我們對自己的記憶所給予的信賴還遠遠不夠!
但是，在記住某種東西之前，總想把它寫在紙上，先把它潤色好。勞改營裏允許有鉛筆和無字的紙，但是，卻不能持有已經寫好的東西(除非是關於史達林的頌詩)。如果你不是在衛生所當雜役，又不是在文化教育科當食客的話，那你每天就得早晚兩次在崗樓前受搜查。我決定把詩寫在小紙片上，每小片紙上寫十二——二十行，潤色之後便背下來，然後把紙片燒掉。我自己定了一條規定：絕不使用整張的紙。.在監獄，構思和對詩句的推敲都必須在腦子裏暗自進行。後來，我把火柴杆折成許多小段，把這些小斷頭放在煙盒上擺成兩排，一排斷頭表示個位數，另一排表示十位數。我心裏背誦著詩句，每背一行詩就把個位數的小斷頭往旁邊挪一個，每挪完十個，就把十位數的挪一個。(這項工作也得小心翼翼地做。假如在移動火柴杆時嘴唇作出像是說話的動作或臉上現出異樣的表情，就肯定會引起眼線們的懷疑。所以，我在移動火柴杆時盡量裝成完全心不在焉的樣子。)每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的時候，我便特別把它記住，作為進行檢查的標記。每月我都要把已經寫好的全部詩從頭背誦一遍，假如這時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時發現它跟我特別記住的那一行不一致，那就要一遍一遍地從頭開始檢查，直到“追回”那幾行從記憶中滑脫的詩句為止。
在古比雪夫遞解站時，我曾經看到天主教徒(立陶宛人)們自己製作一種獄裏用的念珠。他們把麵包用水泡開揉爛，染上顏色(用燒焦的膠皮染黑色，用牙粉染白色，用紅藥水染紅色)，做成珠子，趁它不幹的時候用細繩穿起來，那細繩是用線撚成後抹上了肥皂的。然後把它放在窗台上晾幹。我後來也加入了他們一夥，我說自己也想數著念珠祈禱。不過，按我信的宗教教規，一串念珠得有一百顆(後來我才明白，其實隻要二十顆就夠了，甚至更方便。我又用軟木塞自己做了一串)，每逢第十顆不能是圓的，應該是方的，而且第五十顆和第一百顆也要有所區別，能摸得出來才行。立陶宛人雖然對於我這種信仰感到奇怪(最虔誠的信徒的念珠，一串也隻有四十顆)，但還是深表同情地幫我做了一串，把第一百顆珠子做成一個深紅色的心形。我後來一直把他們這一絕妙禮物帶在身邊。冬天，我把它放在寬大的連指手套裏，在派工地點，在從一處被趕到另一處的路上，在一切等待的時刻，我不知數了它多少遍。這是站著就能作到的，天氣多冷都不礙事。它就藏在這大棉手套裏通過了各次搜查。有幾次倒是被看守發現了，但他一看是祈禱用的，也就還給我了。直到我的刑期結束(這時我寫下的詩句已有一萬二千行了)，以及後來在流放地點，都多虧了這串念珠幫助我寫作，幫助我記憶……不過，也並不那麽簡單。積累的詩句越多，每月複習所占的天數也就越多。特別是這種複習還有一個害處，就是所寫的詩句背得爛熟了，就再也發現不了其中的優劣，無法提高了。為了盡快把紙片燒掉，本來就是匆忙中決定的初步方案，後來往往成為唯一的方案了。把寫好的東西放起來，忘掉它，幾年之後再取出來用新的批判眼光重新看一看——這種奢望是我連想也不敢想的。因此，不可能寫出真正的好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