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要提醒讀者：特種勞改營裏的搜查要比普通勞改營更加經常，更加徹底。每天出入營時要仔細搜查。對工棚則進行定期搜查：掀開地板，拆掉爐條，拆開門廊的板子;還有像監獄裏一樣地逐個搜身，要脫衣服。摸索，撕開衣服裏子，扯掉鞋掌等。有時就把營區地麵的草全部燒光(“不能讓他們把武器藏在草裏!”)。囚犯們休息日要打掃營區。
想想這一切，大概就可以理解為什麽囚犯們並不把佩帶號碼看作最難堪、最侮辱人格的事了吧。所以，當伊萬·傑尼索維奇“說“它們，衣服上的那些號碼，並不沉”的時候，他根本不是像那些自己沒有佩帶過號碼、也沒有挨過餓的、高傲的批評家們所指責的那樣“失去了作人的自尊心”，而隻是發出了清醒的、理智的聲音而已。號碼給我們帶來的苦惱既不是精神上的，也不是(像古拉格群島的主人們所指望的那樣)心理上的，反倒是非常實際的麻煩——我們必須占用空閑時間把撕開的邊角仔細縫好，或者去找畫家把上麵的字再描清楚些;如果勞動時把號碼布撕壞了，就得再設法找塊新市把它完全換成新的，否則就會蹲禁閉。
什麽人真正把帶號碼看作是這裏的花樣翻新中的最毒辣的一手呢?那是某些教派的虔誠的女信徒們。例如，卡梅施特種勞改營在蘇斯洛沃車站附近設有一個女勞改營分部，那裏的女囚犯就是這樣。該營的女犯中由於信教被判刑的約占三分之一。而《聖經》《新約》的《啟示錄》上早有明明白白的預言：
第13章，第16節裏寫著：“……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一個印記。”
所以，這些婦女們堅決拒絕佩帶號碼，因為它是魔鬼的印記!她們去領公家發的製服時也不同意簽字。(這是“向魔鬼簽字!”)勞改營行政當局(營管理處主任格裏戈裏耶夫將軍和獨立勞改點的長宮博古什少校)在這個問題上表現了足夠的堅定性：他們命令扒掉這些女人的衣服.隻剩一件襯衣，再脫掉她們的鞋(那些女共青團員看守們自然都照辦了)。行政當局想;讓冬天迫使這些沒有理性的宗教狂們接受公家的製服並縫上號碼吧!但是，婦女們竟寧肯在嚴寒中穿著襯衣光著腳走，也不同意把靈魂交給魔鬼!
於是，在這種精神(當然是反動精神嘍!我們都是受過教育的人，我們不會那樣去反對帶號碼!)麵前，勞改營當局終於屈服了：把信徒們的衣服還給了她們。她們穿上了不帶號碼的衣服!(葉蓮娜·伊萬諾夫娜·烏素娃就是穿著自己的衣服在勞改營度過了整整十年，她的內外衣全穿爛了，勉強掛在肩上，遮住身體，但是勞改營的總務處卻無法發給她公家的衣服，因為她不在領物單上簽字!)
號碼還有另一個使我們傷腦筋的地方：號碼寫得很大，衛兵從老遠就能看清。衛兵們總是在一定的、能夠拉開衝鋒鎗射擊的距離看著我們，他們當然不知道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人的姓名;所以如果沒有號碼，他們就分不清穿著同樣衣服的囚犯。有了號碼，他們就能從遠處看到幾號在隊伍裏說話，幾號排隊沒排好，或者沒有把手背在後麵，或者從地上撿起過什麽東西。隻要他們回去向警衛隊長一報告，那個人就得蹲禁閉。
警衛隊也是扼殺我們微弱生命的一支力量。這些“戴紅肩章的人”，正規軍的士兵們，這些手持衝鋒鎗的孩子們，是一支不會分辨是非、不了解我們、而且不接受任何解釋的愚昧力量。不可能有任何東西從我們這裏傳給他們，而從他們那裏傳過來的隻有喊叫聲、軍犬的狂吠、拉衝鋒鎗搶閂的響聲和飛來的子彈。而且永遠是他們有理，我們無理。
有一次，埃克巴斯圖茲勞改營的囚犯們在修築鐵路路基。那裏不是隔離區，沒有界限，四周隻有衛兵押著。有一個囚犯在被允許的圈子內離開大家幾步，想去拿自己扔在地上的上衣，取出包在裏麵的一塊麵包。不料一個衛兵舉槍就把他打死了。當然，衛兵有理。他隻會受到表揚，而且，當然，他直到今天也不會後悔的。囚犯們誰也沒有以任何形式表示不滿。更沒有向任何地方寫什麽申訴。(即使寫了，我們的申訴也出不了勞改營。)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我們五百人到一個汽車修配廠附近去勞動。工地的一邊是營區，所以這邊沒有衛兵警戒。眼看我們就要進入工地的大門了。這時一個叫馬洛伊(這個姓有“小個子”的意思，其實地是個彪形大漢)的人忽然不知為什麽離開了隊伍，若有所思地朝著警衛隊長的方向走去了。給人的印象是：他精神恍惚，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麽。他沒有舉手，沒底作出任何一點威脅性的動作，隻是沉思著向前走去。這卻把那個警衛隊長，一個愛打扮的有點流氣的軍官，嚇壞了。隻見他轉身就跑，一邊尖聲喊叫著，可怎麽也掏不出腰裏的手槍來。這時，一個拿衝鋒鎗的中上迅速跑到馬洛伊前麵。在相隔幾步的地方向他的胸部和腹部打了一梭子彈，邊打邊慢慢向後退。馬洛伊倒下之前還慢慢地繼續向前走了兩步。他的棉襖的後背上露出了被那看不見的子彈打出的棉花。雖然馬洛伊倒下了，可是我們，整個隊伍，誰都沒動一動。警衛隊長驚魂未定，接著就向衛兵們喊了一聲，發出了命令。於是，自動步槍便從四麵八萬響了起來，子彈擦頭飛過;事先就在四周擺好的機槍也響了，同時有許多聲音，一聲比一聲更瘋狂地向我們叫喊：“趴下!趴下!趴下!!”子彈越飛越低，有的打在障礙地帶的鐵絲網上。我們五百人並沒有朝射手們衝過去，沒有去製服他們，而是全都伏在地上，把臉埋在雪裏了。就這樣，在那個耶穌受洗節的嚴寒的早晨，我們在這種恥辱的、任人宰割的狀態下，綿羊似地在雪裏趴了一刻多鍾。他們一高興就可以把我們全都槍殺掉，而且不必負任何責任：可以說是企圖暴動嘛!
在特種勞改營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我們就是這樣一些完全被壓垮了的可憐的奴隸!關於這個時期，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裏已經講得不少了。
怎麽會變成這個樣子的呢?為什麽幾千人會這樣?這些牲口都是犯第五十八條的呀，也就是說，他們還叫做“政治犯”呢!真見鬼!你們現在不是跟其他普通刑事犯分開了嗎?不是集合到一起了嗎?你們現在該搞政治了!為什麽那麽一錢不值，那麽馴順呢?
其實，這些特種勞改營裏的生活本來就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開始。這裏的被壓迫者和壓迫者都是從普通勞改營來的，他們身上都各自帶著十年以上受別人壓迫的、或者壓迫別人的傳統。原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隨著活人一起轉到這裏來了，它們溫暖並支持著每個人，因為這些人都是幾百人幾百人地從同一個勞改營分部轉來的。他們到新地方來時普遍地懷著一種堅定的信念：認為在勞改營這個世界中，人對人來說隻能是老鼠、是吃人的生番，而不會是別的。他們帶到這裏來的隻是對自己個人命運的關。心和對共同命運的完全漠然的態度。他們都準備在這裏進行無情的鬥爭以奪取個作業班長的位子，或者能在夥房、麵包房、保管室、會計室或文化教育處找到個輔助人員的優厚位子。
想想這一切，大概就可以理解為什麽囚犯們並不把佩帶號碼看作最難堪、最侮辱人格的事了吧。所以，當伊萬·傑尼索維奇“說“它們，衣服上的那些號碼，並不沉”的時候，他根本不是像那些自己沒有佩帶過號碼、也沒有挨過餓的、高傲的批評家們所指責的那樣“失去了作人的自尊心”，而隻是發出了清醒的、理智的聲音而已。號碼給我們帶來的苦惱既不是精神上的，也不是(像古拉格群島的主人們所指望的那樣)心理上的，反倒是非常實際的麻煩——我們必須占用空閑時間把撕開的邊角仔細縫好，或者去找畫家把上麵的字再描清楚些;如果勞動時把號碼布撕壞了，就得再設法找塊新市把它完全換成新的，否則就會蹲禁閉。
什麽人真正把帶號碼看作是這裏的花樣翻新中的最毒辣的一手呢?那是某些教派的虔誠的女信徒們。例如，卡梅施特種勞改營在蘇斯洛沃車站附近設有一個女勞改營分部，那裏的女囚犯就是這樣。該營的女犯中由於信教被判刑的約占三分之一。而《聖經》《新約》的《啟示錄》上早有明明白白的預言：
第13章，第16節裏寫著：“……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一個印記。”
所以，這些婦女們堅決拒絕佩帶號碼，因為它是魔鬼的印記!她們去領公家發的製服時也不同意簽字。(這是“向魔鬼簽字!”)勞改營行政當局(營管理處主任格裏戈裏耶夫將軍和獨立勞改點的長宮博古什少校)在這個問題上表現了足夠的堅定性：他們命令扒掉這些女人的衣服.隻剩一件襯衣，再脫掉她們的鞋(那些女共青團員看守們自然都照辦了)。行政當局想;讓冬天迫使這些沒有理性的宗教狂們接受公家的製服並縫上號碼吧!但是，婦女們竟寧肯在嚴寒中穿著襯衣光著腳走，也不同意把靈魂交給魔鬼!
於是，在這種精神(當然是反動精神嘍!我們都是受過教育的人，我們不會那樣去反對帶號碼!)麵前，勞改營當局終於屈服了：把信徒們的衣服還給了她們。她們穿上了不帶號碼的衣服!(葉蓮娜·伊萬諾夫娜·烏素娃就是穿著自己的衣服在勞改營度過了整整十年，她的內外衣全穿爛了，勉強掛在肩上，遮住身體，但是勞改營的總務處卻無法發給她公家的衣服，因為她不在領物單上簽字!)
號碼還有另一個使我們傷腦筋的地方：號碼寫得很大，衛兵從老遠就能看清。衛兵們總是在一定的、能夠拉開衝鋒鎗射擊的距離看著我們，他們當然不知道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人的姓名;所以如果沒有號碼，他們就分不清穿著同樣衣服的囚犯。有了號碼，他們就能從遠處看到幾號在隊伍裏說話，幾號排隊沒排好，或者沒有把手背在後麵，或者從地上撿起過什麽東西。隻要他們回去向警衛隊長一報告，那個人就得蹲禁閉。
警衛隊也是扼殺我們微弱生命的一支力量。這些“戴紅肩章的人”，正規軍的士兵們，這些手持衝鋒鎗的孩子們，是一支不會分辨是非、不了解我們、而且不接受任何解釋的愚昧力量。不可能有任何東西從我們這裏傳給他們，而從他們那裏傳過來的隻有喊叫聲、軍犬的狂吠、拉衝鋒鎗搶閂的響聲和飛來的子彈。而且永遠是他們有理，我們無理。
有一次，埃克巴斯圖茲勞改營的囚犯們在修築鐵路路基。那裏不是隔離區，沒有界限，四周隻有衛兵押著。有一個囚犯在被允許的圈子內離開大家幾步，想去拿自己扔在地上的上衣，取出包在裏麵的一塊麵包。不料一個衛兵舉槍就把他打死了。當然，衛兵有理。他隻會受到表揚，而且，當然，他直到今天也不會後悔的。囚犯們誰也沒有以任何形式表示不滿。更沒有向任何地方寫什麽申訴。(即使寫了，我們的申訴也出不了勞改營。)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我們五百人到一個汽車修配廠附近去勞動。工地的一邊是營區，所以這邊沒有衛兵警戒。眼看我們就要進入工地的大門了。這時一個叫馬洛伊(這個姓有“小個子”的意思，其實地是個彪形大漢)的人忽然不知為什麽離開了隊伍，若有所思地朝著警衛隊長的方向走去了。給人的印象是：他精神恍惚，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麽。他沒有舉手，沒底作出任何一點威脅性的動作，隻是沉思著向前走去。這卻把那個警衛隊長，一個愛打扮的有點流氣的軍官，嚇壞了。隻見他轉身就跑，一邊尖聲喊叫著，可怎麽也掏不出腰裏的手槍來。這時，一個拿衝鋒鎗的中上迅速跑到馬洛伊前麵。在相隔幾步的地方向他的胸部和腹部打了一梭子彈，邊打邊慢慢向後退。馬洛伊倒下之前還慢慢地繼續向前走了兩步。他的棉襖的後背上露出了被那看不見的子彈打出的棉花。雖然馬洛伊倒下了，可是我們，整個隊伍，誰都沒動一動。警衛隊長驚魂未定，接著就向衛兵們喊了一聲，發出了命令。於是，自動步槍便從四麵八萬響了起來，子彈擦頭飛過;事先就在四周擺好的機槍也響了，同時有許多聲音，一聲比一聲更瘋狂地向我們叫喊：“趴下!趴下!趴下!!”子彈越飛越低，有的打在障礙地帶的鐵絲網上。我們五百人並沒有朝射手們衝過去，沒有去製服他們，而是全都伏在地上，把臉埋在雪裏了。就這樣，在那個耶穌受洗節的嚴寒的早晨，我們在這種恥辱的、任人宰割的狀態下，綿羊似地在雪裏趴了一刻多鍾。他們一高興就可以把我們全都槍殺掉，而且不必負任何責任：可以說是企圖暴動嘛!
在特種勞改營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我們就是這樣一些完全被壓垮了的可憐的奴隸!關於這個時期，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裏已經講得不少了。
怎麽會變成這個樣子的呢?為什麽幾千人會這樣?這些牲口都是犯第五十八條的呀，也就是說，他們還叫做“政治犯”呢!真見鬼!你們現在不是跟其他普通刑事犯分開了嗎?不是集合到一起了嗎?你們現在該搞政治了!為什麽那麽一錢不值，那麽馴順呢?
其實，這些特種勞改營裏的生活本來就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開始。這裏的被壓迫者和壓迫者都是從普通勞改營來的，他們身上都各自帶著十年以上受別人壓迫的、或者壓迫別人的傳統。原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隨著活人一起轉到這裏來了，它們溫暖並支持著每個人，因為這些人都是幾百人幾百人地從同一個勞改營分部轉來的。他們到新地方來時普遍地懷著一種堅定的信念：認為在勞改營這個世界中，人對人來說隻能是老鼠、是吃人的生番，而不會是別的。他們帶到這裏來的隻是對自己個人命運的關。心和對共同命運的完全漠然的態度。他們都準備在這裏進行無情的鬥爭以奪取個作業班長的位子，或者能在夥房、麵包房、保管室、會計室或文化教育處找到個輔助人員的優厚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