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們奉命隻許叫囚犯的號碼。不許他們知道囚犯的姓名，更不許記住它，如果他們真能作到這一點，那倒是很可怕的。但是，他們做不到(他們都是俄羅斯人，改不了老習慣，畢竟與德國人不同)，沒過一年，他們就已經記不清了，開始叫某些人的姓了，後來叫姓的人越來越多。最後，為了看守們的方便，就在每個人的“小車廂”——木板床前麵釘上一塊三合板的小牌子，上麵寫著睡在這張床上的囚犯的號碼。這樣，看守想招呼某個睡著的人時就可以不必看他身上的號碼了，而犯人不在屋裏時也可以立即看出誰的床上收拾得不整齊。看守們還想出了一個好辦法：或者早晨起床前輕輕地打開鎖進入工棚，把那些提前起床的人的號碼記下來，或者在起床時間準時闖進來把那些起床動作慢的人記下來。隻要抓到這樣的人，就可以立即關進禁閉室。但在特種勞改營裏多半是要求犯人寫出書麵檢討，可是這裏又不許帶鋼筆和墨水，也從不供應紙。寫這種冗長無聊、令人厭倦的書麵檢討的一套作法，算得上是他們一項很不錯的發明，反正勞改營裏有的是拿著工資而終日無所事事的人，他們有的是時間分析。他們並不立即懲罰你，而是要求你檢討：為什麽你的床鋪得不整齊?掛在你床頭的號碼牌怎麽會歪的?你棉衣上的號碼布怎麽會弄髒的?為什麽沒有及時洗幹淨?怎麽在你的屋裏還有紙菸?為什麽見了看守不摘帽子?對一個有文化的人來說，要回答這些含義深刻的問題甚至比沒有文化的人更痛苦。但是拒絕寫檢討就會加重懲罰!檢討要寫得幹淨、整齊，對勞改營當局的工作人員要表示尊敬，寫好後把它交給本工棚的看守，然後再轉交勞改營長官助理或長官本人審閱。審閱人就在這上麵批示應給予什麽懲罰。
在各班組的各種報表上也規定要把號碼寫在姓名前麵。代替姓名嗎?不，他們還不敢完全不要姓名!不管怎麽說，姓名還是一條可靠的尾巴，人一輩子都受到自己姓名的限製，號碼不過像是一口氣，一吹就沒有了。要是把號碼烙在或刺寫在人身上，那就不同了!但是，他們還沒有邁出這一步。其實是能夠做到的，談笑間就可以做到，已經離這一步不遠了。
另外，我們並不是一個人單獨坐牢的。我們不隻是聽到看守們的聲音。這就沖淡了號碼帶來的痛苦。囚犯們彼此之間也要說話，而彼此間不僅從來不叫對方的號碼，甚至不注意彼此的號碼。(乍一想，衣服上縫著好幾塊醒目的白布，怎麽會注意不到呢?要知道，當我們很多人集在一起的時候，派班勞動和點名的時候，那許多號碼看來就像對數表一般，使人眼花繚亂。隻有新來的人會注意到它。)我們甚至不記得最親近的朋友和同班人的號碼，隻記得自己的。(在獄卒的幫手們中間有些注意衣著的人，他們都把自己的號碼布非常認真地，把毛邊折進去，用小針腳縫在衣服上，盡可能縫得俏皮、美觀。真是奴性十足!我們這些人則相反，都把號碼縫得盡量難看。)
特種勞改營製度的目的是使這裏的人完全與世隔絕，它指望誰也不可能從這裏向什麽人去上訴，誰都永遠不會被放出去，誰也跑不到別處去。(看來，不論是奧斯威辛集中營，還是卡騰森林慘案，都沒有對這裏的主人起到教育作用。)在早期的特種勞改營裏可以使用棍棒。那時，大部分情況下也不是看守自己帶著棍棒(看守可以使用手銬嘛!)，而是讓犯人中間那些受到信任的人——管理員和囚犯班長帶著棍棒，他們打犯人是首長十分滿意並完全讚許的。在傑茲卡茲甘勞改營裏，分派勞動之前先要在工棚門前集合站隊。派工員拿著根子叫喊：“除了最後一個，全出來!”(讀者可能早已明白了為什麽“除了最後一個!’。因為即使有最後一個，那他也不會再出來了，就像他根本沒有存在過一樣。)因此，譬如說，冬天從卡拉巴斯押往斯帕斯克的一隊犯人(共二百名)在中途凍死了一些，活下來的人擠在病房和衛生所的過道裏，他們的肢體在腐爛發臭，科列斯尼科夫醫生截掉了幾十隻胳臂、腿和鼻子。即使這樣，勞改營的首長也完全無動於衷。特種勞改營裏的秘密隔絕狀態十分可靠，所以斯帕斯克營的首長，著名的沃羅比約夫大尉，和他的部下才能夠把押在本營的匈牙利芭蕾舞演員先關進禁閉室“懲戒”，然後給她戴上手銬，最後便輪姦戴著手銬的她。
這裏的製度是不慌不忙地考慮得十分周到的，直到每個細節。例如，這裏不僅不許犯人有自己的像片(想逃跑!?)，而且不許有任何人的，包括親人的像片。如被發現，立即沒收燒掉。斯帕斯克營的女四工棚棚長是個上了年紀的婦女，被捕前當教員。她偶爾把一張柴可夫斯基的小像片留在桌子上了。看守沒收了像片，關了她三天禁閉。“這是柴可夫斯基的照片呀!”“我不知道是誰的，反正營裏不許女犯有男人的照片!”肯吉爾勞改營裏允許囚犯接受用郵包寄來的米(為什麽不接受呢?!)，但卻決不許囚犯們煮飯吃。如果發現囚犯在什麽地方偷偷用兩塊磚頭支起小飯盒來燒飯，看守會立即把飯盒踢翻，並迫使犯人用手把火弄滅。(不錯，後來蓋了一個燒飯用的小棚子，但兩個月後又把爐子拆掉了，椰子裏養上了軍官們的豬和行動人員別裏亞耶夫的馬。)
但是，特種勞改營的主人們在翻新管理製度花樣的同時，並未忘記普通勞改營的好經驗。奧澤爾拉格特種營的米申大尉隻是l個勞改點的頭頭，他就曾把不服從派工命令的囚犯綁在雪橇上拖到工地去。
總的來說，建立起的管理製度是令人滿意的，所以可以讓原來的苦役犯在特種勞改營裏和大家享受同樣待遇，隻是號碼布上的字母還有所不同而已。(不過，有時也讓他們住在草棚和馬廄裏，那僅僅是由於工棚不夠用，例如，在斯帕斯克營。)
就這樣，特種勞改營雖然不正式稱為苦役營，但它繼承了苦役營的一切，成了它的合法繼承者，同它溶合在一起了。
為了使囚犯們很好地掌握已經建立的製度，還必須用正確的勞動組織和正確的夥食安排來鞏固它。
為特種勞改營選定的勞動是這一帶最艱苦的勞動。契訶夫說得對：”社會上，特別是在文學作品裏，已經形成一種成見：好像隻有在採礦場才有最艱苦、最恥辱難堪的真正苦役。如果涅克拉索夫的長詩《俄羅斯婦女》中主人公是……去替監獄捕魚或者會代木材的話，許多讀者是不會感到滿意的。”(不過，安東·巴甫洛維奇，您為什麽這麽瞧不起伐木勞動呢?伐木這個活兒不錯，也是合適的。)斯捷普拉格剛剛建立時，最初幾個分部的囚犯都是開採銅礦的(它的第一分部設在魯德尼克，第三分部設在肯吉爾，第四分部在傑茲卡茲甘)。幹式採掘，礦石粉末飛揚，人們很快就染上矽肺和肺結核病。得病的犯人便被送到卡拉幹達附近的著名的斯帕斯克勞改營分部去——那是屬於特種勞改營的“全蘇殘廢人的收容所”。
斯帕斯克是值得特別提幾句的。
送到斯帕斯克來的都是其他勞改營拒絕繼續使用的完全殘廢了的犯人。可是，說來奇怪，這些殘廢隻要一踏上斯帕斯克勞改營那起死回生的土地，就一下子都變成真正的幹活能手了。對於整個斯捷普拉格勞改營的長官切切夫上校來說，斯帕斯克勞改營分部要算是他最喜歡的一處了。這個身材粗壯而遠非善良的傢夥，有時從卡拉幹達乘飛機來到這裏，在值班室擦擦皮鞋，稍事休息之後就去營區視察，並留心還有誰不在替他幹活。他喜歡說的一句話是：“在我這整個斯帕斯克勞改營裏隻有一個殘廢，他的兩條腿都沒有了。可是，就連他也在於輕活兒，他在當通信員!”一條腿的人全坐著勞動：他們把大石塊砸成碎石子，有的就分選碎木塊。架著雙拐也好，缺一隻胳膊也好，這些在斯帕斯克都不能成為勞動的障礙。讓四名一隻胳膊的人(兩個有左胳膊和兩個有右胳膊的)編成一個小組抬擔架，這是切切夫想出來的主意。在沒有電的時候讓人們用手轉動機械加工廠的機器，這也是切切夫手下的人想出來的。切切夫還喜歡營裏有“自己的教授”，因此他便批準了生物物理學家奇熱夫斯基在斯帕斯克勞改營裏搞一個實驗室(隻有幾張空桌子)。但是，一旦奇熱夫斯基利用最劣質的材料替傑茲卡茲甘的勞動者們試製成了簡單的預防矽肺的麵具，切切夫卻不許他投入生產：不戴麵具也照樣幹活嘛，何必多此一舉!再說，人員也得不斷更新嘛!
在各班組的各種報表上也規定要把號碼寫在姓名前麵。代替姓名嗎?不，他們還不敢完全不要姓名!不管怎麽說，姓名還是一條可靠的尾巴，人一輩子都受到自己姓名的限製，號碼不過像是一口氣，一吹就沒有了。要是把號碼烙在或刺寫在人身上，那就不同了!但是，他們還沒有邁出這一步。其實是能夠做到的，談笑間就可以做到，已經離這一步不遠了。
另外，我們並不是一個人單獨坐牢的。我們不隻是聽到看守們的聲音。這就沖淡了號碼帶來的痛苦。囚犯們彼此之間也要說話，而彼此間不僅從來不叫對方的號碼，甚至不注意彼此的號碼。(乍一想，衣服上縫著好幾塊醒目的白布，怎麽會注意不到呢?要知道，當我們很多人集在一起的時候，派班勞動和點名的時候，那許多號碼看來就像對數表一般，使人眼花繚亂。隻有新來的人會注意到它。)我們甚至不記得最親近的朋友和同班人的號碼，隻記得自己的。(在獄卒的幫手們中間有些注意衣著的人，他們都把自己的號碼布非常認真地，把毛邊折進去，用小針腳縫在衣服上，盡可能縫得俏皮、美觀。真是奴性十足!我們這些人則相反，都把號碼縫得盡量難看。)
特種勞改營製度的目的是使這裏的人完全與世隔絕，它指望誰也不可能從這裏向什麽人去上訴，誰都永遠不會被放出去，誰也跑不到別處去。(看來，不論是奧斯威辛集中營，還是卡騰森林慘案，都沒有對這裏的主人起到教育作用。)在早期的特種勞改營裏可以使用棍棒。那時，大部分情況下也不是看守自己帶著棍棒(看守可以使用手銬嘛!)，而是讓犯人中間那些受到信任的人——管理員和囚犯班長帶著棍棒，他們打犯人是首長十分滿意並完全讚許的。在傑茲卡茲甘勞改營裏，分派勞動之前先要在工棚門前集合站隊。派工員拿著根子叫喊：“除了最後一個，全出來!”(讀者可能早已明白了為什麽“除了最後一個!’。因為即使有最後一個，那他也不會再出來了，就像他根本沒有存在過一樣。)因此，譬如說，冬天從卡拉巴斯押往斯帕斯克的一隊犯人(共二百名)在中途凍死了一些，活下來的人擠在病房和衛生所的過道裏，他們的肢體在腐爛發臭，科列斯尼科夫醫生截掉了幾十隻胳臂、腿和鼻子。即使這樣，勞改營的首長也完全無動於衷。特種勞改營裏的秘密隔絕狀態十分可靠，所以斯帕斯克營的首長，著名的沃羅比約夫大尉，和他的部下才能夠把押在本營的匈牙利芭蕾舞演員先關進禁閉室“懲戒”，然後給她戴上手銬，最後便輪姦戴著手銬的她。
這裏的製度是不慌不忙地考慮得十分周到的，直到每個細節。例如，這裏不僅不許犯人有自己的像片(想逃跑!?)，而且不許有任何人的，包括親人的像片。如被發現，立即沒收燒掉。斯帕斯克營的女四工棚棚長是個上了年紀的婦女，被捕前當教員。她偶爾把一張柴可夫斯基的小像片留在桌子上了。看守沒收了像片，關了她三天禁閉。“這是柴可夫斯基的照片呀!”“我不知道是誰的，反正營裏不許女犯有男人的照片!”肯吉爾勞改營裏允許囚犯接受用郵包寄來的米(為什麽不接受呢?!)，但卻決不許囚犯們煮飯吃。如果發現囚犯在什麽地方偷偷用兩塊磚頭支起小飯盒來燒飯，看守會立即把飯盒踢翻，並迫使犯人用手把火弄滅。(不錯，後來蓋了一個燒飯用的小棚子，但兩個月後又把爐子拆掉了，椰子裏養上了軍官們的豬和行動人員別裏亞耶夫的馬。)
但是，特種勞改營的主人們在翻新管理製度花樣的同時，並未忘記普通勞改營的好經驗。奧澤爾拉格特種營的米申大尉隻是l個勞改點的頭頭，他就曾把不服從派工命令的囚犯綁在雪橇上拖到工地去。
總的來說，建立起的管理製度是令人滿意的，所以可以讓原來的苦役犯在特種勞改營裏和大家享受同樣待遇，隻是號碼布上的字母還有所不同而已。(不過，有時也讓他們住在草棚和馬廄裏，那僅僅是由於工棚不夠用，例如，在斯帕斯克營。)
就這樣，特種勞改營雖然不正式稱為苦役營，但它繼承了苦役營的一切，成了它的合法繼承者，同它溶合在一起了。
為了使囚犯們很好地掌握已經建立的製度，還必須用正確的勞動組織和正確的夥食安排來鞏固它。
為特種勞改營選定的勞動是這一帶最艱苦的勞動。契訶夫說得對：”社會上，特別是在文學作品裏，已經形成一種成見：好像隻有在採礦場才有最艱苦、最恥辱難堪的真正苦役。如果涅克拉索夫的長詩《俄羅斯婦女》中主人公是……去替監獄捕魚或者會代木材的話，許多讀者是不會感到滿意的。”(不過，安東·巴甫洛維奇，您為什麽這麽瞧不起伐木勞動呢?伐木這個活兒不錯，也是合適的。)斯捷普拉格剛剛建立時，最初幾個分部的囚犯都是開採銅礦的(它的第一分部設在魯德尼克，第三分部設在肯吉爾，第四分部在傑茲卡茲甘)。幹式採掘，礦石粉末飛揚，人們很快就染上矽肺和肺結核病。得病的犯人便被送到卡拉幹達附近的著名的斯帕斯克勞改營分部去——那是屬於特種勞改營的“全蘇殘廢人的收容所”。
斯帕斯克是值得特別提幾句的。
送到斯帕斯克來的都是其他勞改營拒絕繼續使用的完全殘廢了的犯人。可是，說來奇怪，這些殘廢隻要一踏上斯帕斯克勞改營那起死回生的土地，就一下子都變成真正的幹活能手了。對於整個斯捷普拉格勞改營的長官切切夫上校來說，斯帕斯克勞改營分部要算是他最喜歡的一處了。這個身材粗壯而遠非善良的傢夥，有時從卡拉幹達乘飛機來到這裏，在值班室擦擦皮鞋，稍事休息之後就去營區視察，並留心還有誰不在替他幹活。他喜歡說的一句話是：“在我這整個斯帕斯克勞改營裏隻有一個殘廢，他的兩條腿都沒有了。可是，就連他也在於輕活兒，他在當通信員!”一條腿的人全坐著勞動：他們把大石塊砸成碎石子，有的就分選碎木塊。架著雙拐也好，缺一隻胳膊也好，這些在斯帕斯克都不能成為勞動的障礙。讓四名一隻胳膊的人(兩個有左胳膊和兩個有右胳膊的)編成一個小組抬擔架，這是切切夫想出來的主意。在沒有電的時候讓人們用手轉動機械加工廠的機器，這也是切切夫手下的人想出來的。切切夫還喜歡營裏有“自己的教授”，因此他便批準了生物物理學家奇熱夫斯基在斯帕斯克勞改營裏搞一個實驗室(隻有幾張空桌子)。但是，一旦奇熱夫斯基利用最劣質的材料替傑茲卡茲甘的勞動者們試製成了簡單的預防矽肺的麵具，切切夫卻不許他投入生產：不戴麵具也照樣幹活嘛，何必多此一舉!再說，人員也得不斷更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