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刑事慣犯一直記恨在心，後來他們曾幾次嚇唬巴拉紐克說：“你身上可有股子死屍味!咱們走著瞧!”但是，以後沒敢再逞凶。
我們房間裏很快又同母狗(狗腿子)們發生了衝突。有一次。我們正在放風並趁機鬆動鬆動，女看守命令一個狗腿子去催促廁所裏的人快出來、催就催吧，可是他那副傲慢的神氣(對待“政治犯”嘛!)卻惹惱了一個剛開始服刑的年輕人。神經質的沃洛佳·格爾舒尼正想製止他，可是那狗腿子一拳就把年輕人打翻在地了。要是從前，犯第五十八條的人也許就忍氣吞聲了，可是此刻一個叫馬克西姆的亞塞拜然人(他曾殺死了他們集體農莊的主席)向狗腿子身上扔了塊石頭，同時巴拉紐克過去朝他的下巴給了一拳。這時狗腿子抽出刀子照巴拉紐克劃了一刀(他們這些給看守當幫手的人有時帶著刀子，這對我們來說並不稀奇)。狗腿子拔腿向看守跑去，巴拉紐克在後麵緊追。這時我們都被迅速趕進了四室。監獄的軍官們來了，他們查問是誰手的，並且威脅要對有這類“匪徒行徑”的人延長刑期.(內務部人員當然心疼那些母狗)。巴拉紐克流著血，挺身而出：“是我打的。隻要我活著，今後還要打這幫龜孫子!”監獄的“教父”馬上警告我們：“你們這些反革命分子沒有什麽可驕傲的，還是老老實實裝啞巴更安全些!”這時候，沃洛佳·格爾舒尼又出來說話了，他是在大學一年級被抓來的，幾乎還是個孩子，他和那個曾經指揮社會革命黨人戰鬥團的格爾舒尼不僅是同姓，他還是那個人的親侄子。“不許你叫我們反革命分子!”他像一隻公雞似的伸著脖子朝著監獄的“教父’”喊道，“那是過去的事了。現在我們又是革命者!隻不過是要革蘇維埃政權的命!”
啊，多有意思!總算活到了這麽一天!而那個“教父”卻隻是把臉一沉，蹙蹙眉頭，也就把話咽下去了!沒有把誰再關進禁閉室。看守們、軍官們也都灰溜溜地走開了。
原來在監獄裏也可以這樣生活呀!?可以打架?可以頂撞他們?大聲把你想說的話講出來?我們白白地忍受了多少年啊!哭鼻子的人就是該挨打!我們曾經哭過鼻子，所以人們就打我們。
我們將要被送到一些新的、神話般的勞改營去，那裏的人都像納粹分子一樣佩帶著號碼。但是，那裏都是政治犯，總可以擺脫這些普通刑事犯的糾纏了。或許到了那裏就可以開始那樣生活了吧?沃洛佳·格爾舒尼是個圓臉尖下頜的孩子，長著一對黑眼珠，蒼白的麵孔上總是閃耀著希望。他說：“等咱們到了特種勞改營，可得好好辨別一下.到底該‘跟著誰走’。”多麽天真的孩子啊!他是真地認為，到了那裏就會真地接觸到各黨派的各式各樣的思想，聽到他們的辯論，了解各種綱領，各種地下活動。“跟著誰走”?好像我們真有這種選擇自由似的!好像那些填發共和國逮捕令的人們和編組押解犯名單的人們事先還沒有替我們決定命運似的!
我們住的牢房是舊馬棚改建的。棚子很長，原先放兩排牲口槽的地方現在擺了兩排雙層板床，過道中間有一些歪歪扭扭的圓木柱子支撐著古老的屋頂勉強不會塌下來，兩邊牆上的窗口也是典型的馬棚窗子，隻是為了從外麵往裏扔幹草時不落到牲口槽外麵。現在這些窗口也都戴上“籠口’‘(安在窗外遮擋視線的罩鬥)了。這間牢房裏共住囚犯一百二十名，什麽人都有，大半是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人，大都是些沒有文化的莊稼漢。這是因為那一帶正在進行第二次清洗，凡是不想自願參加集體農莊的，或被懷疑為不願參加的人，全部被抓起來了。此外，還有不少西部烏克蘭人，即所謂的“奧烏恩”分子和那些膽敢收留奧烏恩分子在
家裏過夜或給他們吃過一頓飯的人。再就是從俄羅斯蘇維埃聯邦
共和國抓來的人了，他們中間很少是初次被捕的，大部分是第二
次被捕的所謂“二進獄者”。當然，還有幾個外國人。
我們這些人全是被押往同一個特種勞改營的(從派工員口裏
聽說，是押往斯捷普拉格)。我仔細地觀察著這些人，是命運把我
們牽到一起了。我努力去理解他們。
我覺得特別使我難過的是那些愛沙尼亞人和立陶宛人。雖然
在這牢房裏麵我與他們處於同樣地位，但我內心卻感到在他們麵
前無地自容，仿佛是我自己把他們抓進來的。他們都是些純樸、勤
勞、信守諾言、安分守己的人。他們怎麽會也落到這種絞肉機中
來了呢?他們沒有招惹任何人，平靜地過著自己豐衣足食的生活，
社會道德比我們這裏還要高尚。可是，忽然，隻因為他們住在我
們近旁而且擋著我們去海洋的路，他們就有罪了。
“作一個俄國人真可恥!”——當年俄國扼殺波蘭的時候，赫
爾岑就曾經這樣激動地說過。今天，麵對著這些不喜爭戰而且毫
無防禦的人民，我感到作一個蘇聯人有雙倍的恥辱。
我對拉脫維亞人的感情還要複雜得多。這裏似乎有某種命運
之手在捉弄著我們。這是他們自己播下的種子呀。
那麽，烏克蘭人呢?我們已經很久不使用“烏克蘭民族主義
者”這個提法了，我們隻說“班傑拉分子”，而且這個詞在我們這
裏已經變成一個十足的罵人的詞了，以至誰也不再去思考一下它
的實質。(還有，我們使用“匪徒”這個詞也是這樣的。按我們習
慣的用法是：凡是為了我們而殺人的都是“遊擊隊員”，而凡是殺
我們人的都是“匪徒”，包括一九二一年的唐波夫省的農民在內。)
而問題的實質則是：盡管有過一個時期，在千年前的基輔羅
斯時代，我們大家確實曾經組成過統一的民族，但是，從那以後
這個民族就分裂了，多少世紀以來我們和他們的生活、習慣、語言都各自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了。所謂的“重新統一”本來就是十分困難的。盡管或許曾有人抱有過這種重新組織從前那種兄弟大家庭的真誠願望，但是，我們沒有很好地利用過去三個世紀的時間。俄國還從來沒有過這樣一位政治家，他能認真地想一想：怎樣才能使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結成親人，怎樣才能消除雙方之間的隔閡和創傷。(假如沒有隔閡和創傷的話，一九一七年春天也就不會組織什麽烏克蘭委員會，也不會有以後的“拉達”了。不過二月革命時期他們隻要求實行聯邦製，誰也沒想分離出去。這種殘酷的分裂肇始於共產黨當政的年代。)
布爾什維克在取得政權之前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並沒有遇到困難。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的《真理報》上發表過列寧的這樣的話：“我們把烏克蘭和別的非大俄羅斯人地區看作被俄國沙皇和資本家們所兼併的地方。”他寫下這些話的時候在烏克蘭已經組織起中央權力機構——中央“拉達”了。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還通過了一個《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這該不是開玩笑的吧?當時這個宣言宣布俄國各族人民擁有直至分立的自由權和自決權，那該不是欺騙人的吧?半年之後，蘇維埃政府曾請求德意誌帝國協助蘇維埃俄國同烏克蘭簽定“和約”並劃定雙方的準確國界，而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列寧同烏克蘭黑特曼——斯柯羅帕德斯基共同簽署了這項和約。列寧的這一行動表明，他完全容忍了烏克蘭從俄國分離出去，甚至容忍烏克蘭在分離出去後成為君主國!
我們房間裏很快又同母狗(狗腿子)們發生了衝突。有一次。我們正在放風並趁機鬆動鬆動，女看守命令一個狗腿子去催促廁所裏的人快出來、催就催吧，可是他那副傲慢的神氣(對待“政治犯”嘛!)卻惹惱了一個剛開始服刑的年輕人。神經質的沃洛佳·格爾舒尼正想製止他，可是那狗腿子一拳就把年輕人打翻在地了。要是從前，犯第五十八條的人也許就忍氣吞聲了，可是此刻一個叫馬克西姆的亞塞拜然人(他曾殺死了他們集體農莊的主席)向狗腿子身上扔了塊石頭，同時巴拉紐克過去朝他的下巴給了一拳。這時狗腿子抽出刀子照巴拉紐克劃了一刀(他們這些給看守當幫手的人有時帶著刀子，這對我們來說並不稀奇)。狗腿子拔腿向看守跑去，巴拉紐克在後麵緊追。這時我們都被迅速趕進了四室。監獄的軍官們來了，他們查問是誰手的，並且威脅要對有這類“匪徒行徑”的人延長刑期.(內務部人員當然心疼那些母狗)。巴拉紐克流著血，挺身而出：“是我打的。隻要我活著，今後還要打這幫龜孫子!”監獄的“教父”馬上警告我們：“你們這些反革命分子沒有什麽可驕傲的，還是老老實實裝啞巴更安全些!”這時候，沃洛佳·格爾舒尼又出來說話了，他是在大學一年級被抓來的，幾乎還是個孩子，他和那個曾經指揮社會革命黨人戰鬥團的格爾舒尼不僅是同姓，他還是那個人的親侄子。“不許你叫我們反革命分子!”他像一隻公雞似的伸著脖子朝著監獄的“教父’”喊道，“那是過去的事了。現在我們又是革命者!隻不過是要革蘇維埃政權的命!”
啊，多有意思!總算活到了這麽一天!而那個“教父”卻隻是把臉一沉，蹙蹙眉頭，也就把話咽下去了!沒有把誰再關進禁閉室。看守們、軍官們也都灰溜溜地走開了。
原來在監獄裏也可以這樣生活呀!?可以打架?可以頂撞他們?大聲把你想說的話講出來?我們白白地忍受了多少年啊!哭鼻子的人就是該挨打!我們曾經哭過鼻子，所以人們就打我們。
我們將要被送到一些新的、神話般的勞改營去，那裏的人都像納粹分子一樣佩帶著號碼。但是，那裏都是政治犯，總可以擺脫這些普通刑事犯的糾纏了。或許到了那裏就可以開始那樣生活了吧?沃洛佳·格爾舒尼是個圓臉尖下頜的孩子，長著一對黑眼珠，蒼白的麵孔上總是閃耀著希望。他說：“等咱們到了特種勞改營，可得好好辨別一下.到底該‘跟著誰走’。”多麽天真的孩子啊!他是真地認為，到了那裏就會真地接觸到各黨派的各式各樣的思想，聽到他們的辯論，了解各種綱領，各種地下活動。“跟著誰走”?好像我們真有這種選擇自由似的!好像那些填發共和國逮捕令的人們和編組押解犯名單的人們事先還沒有替我們決定命運似的!
我們住的牢房是舊馬棚改建的。棚子很長，原先放兩排牲口槽的地方現在擺了兩排雙層板床，過道中間有一些歪歪扭扭的圓木柱子支撐著古老的屋頂勉強不會塌下來，兩邊牆上的窗口也是典型的馬棚窗子，隻是為了從外麵往裏扔幹草時不落到牲口槽外麵。現在這些窗口也都戴上“籠口’‘(安在窗外遮擋視線的罩鬥)了。這間牢房裏共住囚犯一百二十名，什麽人都有，大半是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人，大都是些沒有文化的莊稼漢。這是因為那一帶正在進行第二次清洗，凡是不想自願參加集體農莊的，或被懷疑為不願參加的人，全部被抓起來了。此外，還有不少西部烏克蘭人，即所謂的“奧烏恩”分子和那些膽敢收留奧烏恩分子在
家裏過夜或給他們吃過一頓飯的人。再就是從俄羅斯蘇維埃聯邦
共和國抓來的人了，他們中間很少是初次被捕的，大部分是第二
次被捕的所謂“二進獄者”。當然，還有幾個外國人。
我們這些人全是被押往同一個特種勞改營的(從派工員口裏
聽說，是押往斯捷普拉格)。我仔細地觀察著這些人，是命運把我
們牽到一起了。我努力去理解他們。
我覺得特別使我難過的是那些愛沙尼亞人和立陶宛人。雖然
在這牢房裏麵我與他們處於同樣地位，但我內心卻感到在他們麵
前無地自容，仿佛是我自己把他們抓進來的。他們都是些純樸、勤
勞、信守諾言、安分守己的人。他們怎麽會也落到這種絞肉機中
來了呢?他們沒有招惹任何人，平靜地過著自己豐衣足食的生活，
社會道德比我們這裏還要高尚。可是，忽然，隻因為他們住在我
們近旁而且擋著我們去海洋的路，他們就有罪了。
“作一個俄國人真可恥!”——當年俄國扼殺波蘭的時候，赫
爾岑就曾經這樣激動地說過。今天，麵對著這些不喜爭戰而且毫
無防禦的人民，我感到作一個蘇聯人有雙倍的恥辱。
我對拉脫維亞人的感情還要複雜得多。這裏似乎有某種命運
之手在捉弄著我們。這是他們自己播下的種子呀。
那麽，烏克蘭人呢?我們已經很久不使用“烏克蘭民族主義
者”這個提法了，我們隻說“班傑拉分子”，而且這個詞在我們這
裏已經變成一個十足的罵人的詞了，以至誰也不再去思考一下它
的實質。(還有，我們使用“匪徒”這個詞也是這樣的。按我們習
慣的用法是：凡是為了我們而殺人的都是“遊擊隊員”，而凡是殺
我們人的都是“匪徒”，包括一九二一年的唐波夫省的農民在內。)
而問題的實質則是：盡管有過一個時期，在千年前的基輔羅
斯時代，我們大家確實曾經組成過統一的民族，但是，從那以後
這個民族就分裂了，多少世紀以來我們和他們的生活、習慣、語言都各自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了。所謂的“重新統一”本來就是十分困難的。盡管或許曾有人抱有過這種重新組織從前那種兄弟大家庭的真誠願望，但是，我們沒有很好地利用過去三個世紀的時間。俄國還從來沒有過這樣一位政治家，他能認真地想一想：怎樣才能使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結成親人，怎樣才能消除雙方之間的隔閡和創傷。(假如沒有隔閡和創傷的話，一九一七年春天也就不會組織什麽烏克蘭委員會，也不會有以後的“拉達”了。不過二月革命時期他們隻要求實行聯邦製，誰也沒想分離出去。這種殘酷的分裂肇始於共產黨當政的年代。)
布爾什維克在取得政權之前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並沒有遇到困難。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的《真理報》上發表過列寧的這樣的話：“我們把烏克蘭和別的非大俄羅斯人地區看作被俄國沙皇和資本家們所兼併的地方。”他寫下這些話的時候在烏克蘭已經組織起中央權力機構——中央“拉達”了。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還通過了一個《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這該不是開玩笑的吧?當時這個宣言宣布俄國各族人民擁有直至分立的自由權和自決權，那該不是欺騙人的吧?半年之後，蘇維埃政府曾請求德意誌帝國協助蘇維埃俄國同烏克蘭簽定“和約”並劃定雙方的準確國界，而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列寧同烏克蘭黑特曼——斯柯羅帕德斯基共同簽署了這項和約。列寧的這一行動表明，他完全容忍了烏克蘭從俄國分離出去，甚至容忍烏克蘭在分離出去後成為君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