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怪了。德國人剛被協約國打敗(這總不該影響我們對待烏克蘭的原則吧1)，黑特曼也跟著他們垮台，布爾什維克的那點實力比彼得留拉的力量稍微大點了，——布爾什維克馬上越過了他們承認的邊界線，把自己的政權強加在同一血統的兄弟們身上。不錯，在那以後的十五到二十年中，我們曾不遺餘力地、甚至是勉強地利用“莫瓦”——烏克蘭的語言——大作文章，使那裏的弟兄們相信他們自己是完全獨立的，而且是隨時可以從我們這裏分離出去的。但是，當他們在戰爭結束時剛一表示想要這麽作的時候，我們卻宣布他們是“班傑拉分子”，並開始追捕、拷打並處決他們，或者把他們關進勞改營了。(其實“班傑拉分子”也和“彼得留拉分子”一樣，都隻不過是一些不願意在異族政權統治下生活的普通烏克蘭人而已。當他們了解到希特勒也並不給予他們曾經許諾的自由時，他們便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同希特勒作戰。但是，我們對這一點卻緘口不言，因為提這一點對我們不利，就像我們從來不提一九四四年的華沙起義一樣。)
烏克蘭的民族主義，即我們的兄弟們希望能用自己的“莫瓦”講話，用它教育孩子，寫商店招牌，這為什麽會使我們如此怒不可遏呢?甚至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在他的小說《白衛軍》中)在這個問題上也受到了不正確的感情的影響。既然兩個民族過去沒有完全融合到一起，既然我們之間有不同之處(隻要他們，少數人，有這樣的感覺就夠了)，這很令人痛苦!但事已至此，有什麽辦法!既然錯過了時間，——那主要是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錯過的，雙方關係主要不是在沙皇時代而是在共產黨當政時期尖銳化的!——他們要分離出去。我們為什麽要生氣呢?是捨不得敖德薩的海濱浴場?捨不得切爾卡塞的水果?
我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是很痛心的，因為在我的血液裏，在我的心理上和思想裏，都有烏克蘭和俄羅斯兩者的結合。但是，在勞改營裏同烏克蘭人的長期友好交往使我深深理解了：他們為此痛苦了多麽久啊!我們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要為老一代人的錯誤付出代價。
跺著腳喊叫：“這是我的!”那是很容易的。而要說一句：“誰想生活，就讓他生活吧!”那就不知要困難多少倍。在二十世紀末
期，我們不應該仍舊生活在使我們最後那位不太聰明的皇帝傷透
腦筋的那個空想的世界裏了。不管看來多麽奇怪，但事實是：“先
進學說”關於民族主義正在衰落的預言並沒有實現。在原子和控
製論的時代，它——民族主義——不知為什麽反而興盛起來了。這
樣一個時刻正在到來：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我們必須履行我們
關於自決權和獨立的全部諾言。而且我們應該主動地使它兌現，不
要等待別人在火堆上燒死我們，在河裏淹死我們或者砍掉我們的
腦袋。我們究竟是不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這一點，我們不能靠疆土之廣大，被保護民族之眾多來證明，而隻能靠行動之偉大來證
明，還要靠我們放棄了那些不願意和我們一起生活的土地之後在
自己土地上的精耕細作來證明。
對烏克蘭的處理將是異常痛苦的。但是，現在就應該看到總
的發展趨勢。既然過去多少世紀沒有把這個問題解決好，那就是
說，該是我們來表明自己明智的時候了。我們必須交給他們自己
去決定。是交給聯邦製派，還是交給分立派?那就要看他們之間
誰能說服誰了。不讓步，則是愚蠢，是殘酷。我們現在越是溫和、
忍讓和通情達理，那麽將來重新恢復統一的希望也就越大。
讓他們自己生活，自己去試試吧。他們很快就會感覺到：分
離出去並不能解決他們的所有問題。
不知為什麽，讓我們在長長的馬棚車房裏住了很長時間，沒
往斯捷普特種營押送。自然，我們並不著急，我們在這裏很愉快，到了那裏隻會不如這裏。
我們這裏也不乏新聞消息，每天都有人拿來半張破報紙。常常是我念給全屋的人聽，而我總是帶著感情念，那裏也確實有應該帶著感情念的東西。
那些日子正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解放十周年紀念。我們牢房裏的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和立陶宛人中間有些人懂俄語，他們把這些消息翻譯給別人聽(這時我就稍停一停)。當那些人聽到在他們的國家裏有史以來第一次建立起了怎樣的“自由和繁榮”的生活時，他們竟失聲痛哭起來了，上下鋪的人一齊大哭。這些從波羅的海沿岸來的人(他們占整個遞解站人數的近三分之一)，每人都丟下了一個破碎的家庭。不，如果還有“家庭”，那就算是不錯的了，有些人的“家庭”也正在跟著另一批押解犯人被同樣地押往西伯利亞。
但是，最使我們這些遞解中的囚犯心情激動的當然還是關於朝鮮的消息。史達林的閃擊戰在那裏失敗了。聯合國的誌願軍已經召集起來。我們把朝鮮看作第三次世界大戰中的西班牙。(很可能史達林就是把它當作第三次大戰的彩排而開始的吧。)特別使我興奮的是聯合國的士兵們：看，他們那個旗子多有意思!這個旗幟什麽人不聯合呢?它簡直是未來的人類總體的雛形!
使我們厭惡的是，我們不能有比厭惡更進一步的行動。“我們死掉也不要緊，隻要那些在幸福生活中看著我們死亡而無動於衷的人們能夠安然無恙就行!”——難道我們能夠這樣想嗎?不能，我們不能同意這樣!絕對不能!我們確實在渴望著暴風雨的來臨!‘人們也許會感到驚奇：“人怎麽可能有這種無恥的、絕望的思想呢?你們難道沒有想到在監獄外麵的廣大人民要遭受戰爭災禍嗎?!”“但是，獄外的人們可一點也沒有想到過我們呀!”“那麽說，你們怎麽啦?竟然希望爆發世界大戰?”“可是你在一九五o年就給這些人判刑判到七十年代中期，那麽他們除了希望發生世界大
戰之外還能希望什麽別的呢?”
現在，當我回憶起當時我們那些虛幻而有害的希望時，自己
也感到荒唐。全麵的核毀滅不管對誰來說都不是出路。何況，即
使不用核武器，任何一種戰爭狀態都隻能成為國內暴政的藉口，會
加強國內暴政。但是，如果我不講出真實情況，不說出我們在那
個夏天的實際想法，那麽，我寫的歷史就被歪曲了。
羅曼·羅蘭那一代人年輕時曾因為擔心戰爭爆發而苦惱，而
我們這一代囚徒則相反，我們是因為沒有戰爭而苦惱。這就是政治犯特種勞改營當時的真實精神狀態。我們就是被逼到了這種地
步。世界大戰帶給我們的隻會是兩種可能：或者是加速死亡的到
來(從炮樓上掃射我們，像德國人幹的那樣在我們的食品裏放毒
烏克蘭的民族主義，即我們的兄弟們希望能用自己的“莫瓦”講話，用它教育孩子，寫商店招牌，這為什麽會使我們如此怒不可遏呢?甚至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在他的小說《白衛軍》中)在這個問題上也受到了不正確的感情的影響。既然兩個民族過去沒有完全融合到一起，既然我們之間有不同之處(隻要他們，少數人，有這樣的感覺就夠了)，這很令人痛苦!但事已至此，有什麽辦法!既然錯過了時間，——那主要是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錯過的，雙方關係主要不是在沙皇時代而是在共產黨當政時期尖銳化的!——他們要分離出去。我們為什麽要生氣呢?是捨不得敖德薩的海濱浴場?捨不得切爾卡塞的水果?
我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是很痛心的，因為在我的血液裏，在我的心理上和思想裏，都有烏克蘭和俄羅斯兩者的結合。但是，在勞改營裏同烏克蘭人的長期友好交往使我深深理解了：他們為此痛苦了多麽久啊!我們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要為老一代人的錯誤付出代價。
跺著腳喊叫：“這是我的!”那是很容易的。而要說一句：“誰想生活，就讓他生活吧!”那就不知要困難多少倍。在二十世紀末
期，我們不應該仍舊生活在使我們最後那位不太聰明的皇帝傷透
腦筋的那個空想的世界裏了。不管看來多麽奇怪，但事實是：“先
進學說”關於民族主義正在衰落的預言並沒有實現。在原子和控
製論的時代，它——民族主義——不知為什麽反而興盛起來了。這
樣一個時刻正在到來：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我們必須履行我們
關於自決權和獨立的全部諾言。而且我們應該主動地使它兌現，不
要等待別人在火堆上燒死我們，在河裏淹死我們或者砍掉我們的
腦袋。我們究竟是不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這一點，我們不能靠疆土之廣大，被保護民族之眾多來證明，而隻能靠行動之偉大來證
明，還要靠我們放棄了那些不願意和我們一起生活的土地之後在
自己土地上的精耕細作來證明。
對烏克蘭的處理將是異常痛苦的。但是，現在就應該看到總
的發展趨勢。既然過去多少世紀沒有把這個問題解決好，那就是
說，該是我們來表明自己明智的時候了。我們必須交給他們自己
去決定。是交給聯邦製派，還是交給分立派?那就要看他們之間
誰能說服誰了。不讓步，則是愚蠢，是殘酷。我們現在越是溫和、
忍讓和通情達理，那麽將來重新恢復統一的希望也就越大。
讓他們自己生活，自己去試試吧。他們很快就會感覺到：分
離出去並不能解決他們的所有問題。
不知為什麽，讓我們在長長的馬棚車房裏住了很長時間，沒
往斯捷普特種營押送。自然，我們並不著急，我們在這裏很愉快，到了那裏隻會不如這裏。
我們這裏也不乏新聞消息，每天都有人拿來半張破報紙。常常是我念給全屋的人聽，而我總是帶著感情念，那裏也確實有應該帶著感情念的東西。
那些日子正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解放十周年紀念。我們牢房裏的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和立陶宛人中間有些人懂俄語，他們把這些消息翻譯給別人聽(這時我就稍停一停)。當那些人聽到在他們的國家裏有史以來第一次建立起了怎樣的“自由和繁榮”的生活時，他們竟失聲痛哭起來了，上下鋪的人一齊大哭。這些從波羅的海沿岸來的人(他們占整個遞解站人數的近三分之一)，每人都丟下了一個破碎的家庭。不，如果還有“家庭”，那就算是不錯的了，有些人的“家庭”也正在跟著另一批押解犯人被同樣地押往西伯利亞。
但是，最使我們這些遞解中的囚犯心情激動的當然還是關於朝鮮的消息。史達林的閃擊戰在那裏失敗了。聯合國的誌願軍已經召集起來。我們把朝鮮看作第三次世界大戰中的西班牙。(很可能史達林就是把它當作第三次大戰的彩排而開始的吧。)特別使我興奮的是聯合國的士兵們：看，他們那個旗子多有意思!這個旗幟什麽人不聯合呢?它簡直是未來的人類總體的雛形!
使我們厭惡的是，我們不能有比厭惡更進一步的行動。“我們死掉也不要緊，隻要那些在幸福生活中看著我們死亡而無動於衷的人們能夠安然無恙就行!”——難道我們能夠這樣想嗎?不能，我們不能同意這樣!絕對不能!我們確實在渴望著暴風雨的來臨!‘人們也許會感到驚奇：“人怎麽可能有這種無恥的、絕望的思想呢?你們難道沒有想到在監獄外麵的廣大人民要遭受戰爭災禍嗎?!”“但是，獄外的人們可一點也沒有想到過我們呀!”“那麽說，你們怎麽啦?竟然希望爆發世界大戰?”“可是你在一九五o年就給這些人判刑判到七十年代中期，那麽他們除了希望發生世界大
戰之外還能希望什麽別的呢?”
現在，當我回憶起當時我們那些虛幻而有害的希望時，自己
也感到荒唐。全麵的核毀滅不管對誰來說都不是出路。何況，即
使不用核武器，任何一種戰爭狀態都隻能成為國內暴政的藉口，會
加強國內暴政。但是，如果我不講出真實情況，不說出我們在那
個夏天的實際想法，那麽，我寫的歷史就被歪曲了。
羅曼·羅蘭那一代人年輕時曾因為擔心戰爭爆發而苦惱，而
我們這一代囚徒則相反，我們是因為沒有戰爭而苦惱。這就是政治犯特種勞改營當時的真實精神狀態。我們就是被逼到了這種地
步。世界大戰帶給我們的隻會是兩種可能：或者是加速死亡的到
來(從炮樓上掃射我們，像德國人幹的那樣在我們的食品裏放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