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斷言：假如說我國人民在這次戰爭中即使是放過了一次哪怕從遠處朝著史達林政府晃幾下槍桿子也好的機會，即使是放過了朝著生身慈父哪怕是揮揮拳頭、罵一聲娘的機會，那末，這個“人民”也可以說簡直是一錢不值，是由不可救藥的奴才所組成的人民。那麽，在上層呢?德國人那裏還曾經發生過軍事將領們的政變陰謀，可是我們這裏呢?我們的軍界上層分子都是些(直到今天還是)微不足道的、被黨的思想體係和利慾心所腐蝕了的人，他們已經不像別國軍人那樣保存著本國的民族精神了。那些對這個政權奮起反抗、戰鬥的完全是下層人民，是士兵、農民、哥薩克。這是純粹的下層，這裏幾乎完全沒有逃亡的舊貴族、富裕階層的人士或知識分子參加。假如這一運動當時可以像戰爭開頭幾周那樣自由發展的話，那它必定會發展成為某種新的普加喬夫起義：按參加這次運動的階層的廣泛性和深度、人民對它的支持、清算官僚們的胡作非為的精神、領導力量薄弱而群眾自豪性強等方麵來說，都可以這麽說。無論如何，自從十九世紀末期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止，在俄國開展的知識分子的“解放運動”，雖然也虛偽地宣布過為人民謀福利的目的，並且最終導致了“由二月到十月”的結果，但與這些自發的下層的運動相比，後者遠遠比它更具有群眾性，具有普遍人民性。但是，這些下層運動命中注定得不到發展，反而被打上一個可恥的烙印——“對我們神聖祖國仿背叛!”——而歸於覆滅了。
我們已經沒有興趣再對各種事件的社會意義作出說明了，因為在我國對此是可以隨心所欲、信口雌黃的。同裏賓特洛甫和希特勒簽定的友好條約是怎麽回事?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兩人在戰前那種神氣活現的樣子是怎麽回事?接著就是使人震驚的昏庸無能、準備不足和指揮失策(再加上政府懦怯地偷偷逃出了莫斯科!)，而且把幾十萬幾十萬的軍隊丟在包圍圈裏。所有這一切難道都不是對祖國的背叛嗎?!這些行為造成的後果不是嚴重得多嗎?為什麽我們卻讓這些叛徒們至今仍然在格拉諾夫斯基大街的豪華公寓裏養尊處優呢?
啊!如果能使我國的所有劊子手和所有叛徒，從最……的到最……的都坐到被告席上去，那麽，被告席該有多長、多長、多長啊!
對於有傷大雅的問題，我們這裏向來是避不作答的。代替回答的是，反過來對著我高喊：
“那麽，原則呢?!還要不要原則?!難道一個俄國人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使是他認為正確的目的，就有權利依靠德國帝國主義的幫助嗎?!何況是正在同德國帝國主義進行無情戰爭的時候?!”
這倒的確是個關鍵性問題：為了達到你認為是崇高的目的，你可以去利用正在同俄國進行戰爭的德國帝國主義的支援嗎?
今天，人們無疑會異口同聲地高喊：不行!不行!不行!
那麽，請問，當年從瑞士開往瑞典而且(現在我們才知道)還曾經繞道柏林的、封上鉛印的德國車廂又是怎麽回事呢?那時候，從孟什維克人到立憲民主黨人的報紙和刊物都曾叫喊：不行!不行!但是布爾什維克們卻解釋說;這是可以的，指責這一點甚至是可笑的。況且，還不隻是那一節車廂吧?!一九一八年夏天，布爾什維克從俄國開出去多少車廂啊!那些都是裝滿了各種食品和黃金的車廂，而且全都送進了德皇威廉的血盆大口!“要把戰爭變為國內戰爭!”——這個口號本來是列寧首先提出來的嘛，是他早於弗拉索夫分子提出的。
“但是，目的呢?那是為了什麽目的呀?!”
噢，你說說是為了什麽目的?你們宣布的那些目的現在到哪兒去了呢?……
“可那是威廉呀!是普通的德皇凱撒，小凱撒呀!他可不能同希特勒相比!而且當時的俄國政府是什麽政府?是臨時政府
可是，不要忘記，我國的報刊在戰爭的狂暴中談到凱撒時，不也是除了“殘暴的”、“嗜血成性的”這類字眼外沒有用過別的嗎?而談到凱撒的士兵時我們則是這樣拚命喊叫的：“他們殘暴成性，竟用石頭敲碎孩子們的腦袋!”不過，就算是凱撒吧，情況也還是一樣的。況且，臨時政府也並沒有成立過肅反委員會，沒有向人們的後腦勺開槍，沒有把人們關進勞改營，沒有趕進集體農莊!臨時政府也不同於史達林政府。
即使如此，也隻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苦役營裏字母表名單上的囚犯批成批地死去，這並沒有使某個人動心。隻不過是戰爭結束了，不再需要這種恐怖手段了，也不會再出現偽警察了;需要勞動力，而苦役營裏的勞動力卻在白白地死去。所以，才從一九四五年開始不再把政治苦役犯住的工棚當作牢房了：白天允許打開門，馬桶可以拿到廁所去，苦役犯們可以自己去醫務室看病，而去食堂的時候則要他們跑步去——可以振奮精神嘛!那些盤剝政治犯的刑事犯們被送走了，從政治苦役犯中間挑選出一些人來從事輔助性勞動。後來，又允許他們和親友通信，每年兩次。
到一九四六一四七年間，苦役營和勞改營的界線已經相當模糊了：有些勞改營的工程技術領導不懂得政治，他們為了完成生產計劃而開始(至少是在沃爾庫塔營裏開始了)把一些有技術專長的政治苦役犯調撥到普通勞改點去勞動，在那裏，這些苦役犯除了身上佩帶著號碼之外就沒有別的不同之處了。同時又把普通勞改營裏的一些人塞到苦役營來補充勞力之不足，當牲口使用。
這樣，那些隻會抓生產而不懂政治的勞改營頭頭們便險些把史達林恢復苦役刑的偉大思想給葬送掉。可是，正在這時，一九四八年，史達林及時地想出了辦法——把刑事慣犯和普通犯這些社會親近分子，與觸犯刑法第五十八條的不可救藥的社會異己分子分別關押;
這也是為了“鞏固後方”而提出來的一個更加偉大的意圖的一部分(由此也可以看出，史達林已經在準備即將到來的另一次戰爭了)。建立起了一批特種勞改營。為特種勞改營製定了一套特別條例，這條例比原先的苦役營稍微寬大些，但比一般勞改營卻要嚴厲得多。
為了有所區別，這些勞改營的名稱不用地名，而是給它們取了一些富於幻想的有詩意的名字。建立了諸如：諾裏爾斯克的戈爾拉格(即山地營)，科雷馬河上的別爾拉格(即沿岸營)，英塔河上的敏拉格(礦物營)，伯朝拉河上的列奇拉格(即河流營)，波奇馬的杜布洛夫拉格(即柞木營)，泰謝特的奧澤爾拉格(即湖泊營)，哈薩克斯坦的斯捷普拉格(即草原營)，彼斯強拉格(即沙地營)和魯格拉格(即草地營)，克麥羅沃州的卡梅施拉格(即蘆葦營)等等。
勞動改造營裏傳開謠言了，說是要把第五十八條囚犯送到特種勞改營去消滅掉(當然，不論是將要執行任務的人，還是將被消滅的人，誰都十分清楚：要這麽幹的話，根本不需要什麽重新宣判之類的程序)。
頓時，登記分配處(烏勒契)和契卡行動處都忙碌起來了：他們得編製各種秘密名單，送到某處去審查、協商。不久就開來了一列列紅色列車，調來幾連佩帶紅色領章、配備著衝鋒鎗、警犬和小錘子的精壯士兵擔任押解任務。隨後便是按名單叫人了。那些被點名的人民敵人就無可挽回地斷然被帶出工棚，起解到遙遠的地方去。
我們已經沒有興趣再對各種事件的社會意義作出說明了，因為在我國對此是可以隨心所欲、信口雌黃的。同裏賓特洛甫和希特勒簽定的友好條約是怎麽回事?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兩人在戰前那種神氣活現的樣子是怎麽回事?接著就是使人震驚的昏庸無能、準備不足和指揮失策(再加上政府懦怯地偷偷逃出了莫斯科!)，而且把幾十萬幾十萬的軍隊丟在包圍圈裏。所有這一切難道都不是對祖國的背叛嗎?!這些行為造成的後果不是嚴重得多嗎?為什麽我們卻讓這些叛徒們至今仍然在格拉諾夫斯基大街的豪華公寓裏養尊處優呢?
啊!如果能使我國的所有劊子手和所有叛徒，從最……的到最……的都坐到被告席上去，那麽，被告席該有多長、多長、多長啊!
對於有傷大雅的問題，我們這裏向來是避不作答的。代替回答的是，反過來對著我高喊：
“那麽，原則呢?!還要不要原則?!難道一個俄國人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使是他認為正確的目的，就有權利依靠德國帝國主義的幫助嗎?!何況是正在同德國帝國主義進行無情戰爭的時候?!”
這倒的確是個關鍵性問題：為了達到你認為是崇高的目的，你可以去利用正在同俄國進行戰爭的德國帝國主義的支援嗎?
今天，人們無疑會異口同聲地高喊：不行!不行!不行!
那麽，請問，當年從瑞士開往瑞典而且(現在我們才知道)還曾經繞道柏林的、封上鉛印的德國車廂又是怎麽回事呢?那時候，從孟什維克人到立憲民主黨人的報紙和刊物都曾叫喊：不行!不行!但是布爾什維克們卻解釋說;這是可以的，指責這一點甚至是可笑的。況且，還不隻是那一節車廂吧?!一九一八年夏天，布爾什維克從俄國開出去多少車廂啊!那些都是裝滿了各種食品和黃金的車廂，而且全都送進了德皇威廉的血盆大口!“要把戰爭變為國內戰爭!”——這個口號本來是列寧首先提出來的嘛，是他早於弗拉索夫分子提出的。
“但是，目的呢?那是為了什麽目的呀?!”
噢，你說說是為了什麽目的?你們宣布的那些目的現在到哪兒去了呢?……
“可那是威廉呀!是普通的德皇凱撒，小凱撒呀!他可不能同希特勒相比!而且當時的俄國政府是什麽政府?是臨時政府
可是，不要忘記，我國的報刊在戰爭的狂暴中談到凱撒時，不也是除了“殘暴的”、“嗜血成性的”這類字眼外沒有用過別的嗎?而談到凱撒的士兵時我們則是這樣拚命喊叫的：“他們殘暴成性，竟用石頭敲碎孩子們的腦袋!”不過，就算是凱撒吧，情況也還是一樣的。況且，臨時政府也並沒有成立過肅反委員會，沒有向人們的後腦勺開槍，沒有把人們關進勞改營，沒有趕進集體農莊!臨時政府也不同於史達林政府。
即使如此，也隻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苦役營裏字母表名單上的囚犯批成批地死去，這並沒有使某個人動心。隻不過是戰爭結束了，不再需要這種恐怖手段了，也不會再出現偽警察了;需要勞動力，而苦役營裏的勞動力卻在白白地死去。所以，才從一九四五年開始不再把政治苦役犯住的工棚當作牢房了：白天允許打開門，馬桶可以拿到廁所去，苦役犯們可以自己去醫務室看病，而去食堂的時候則要他們跑步去——可以振奮精神嘛!那些盤剝政治犯的刑事犯們被送走了，從政治苦役犯中間挑選出一些人來從事輔助性勞動。後來，又允許他們和親友通信，每年兩次。
到一九四六一四七年間，苦役營和勞改營的界線已經相當模糊了：有些勞改營的工程技術領導不懂得政治，他們為了完成生產計劃而開始(至少是在沃爾庫塔營裏開始了)把一些有技術專長的政治苦役犯調撥到普通勞改點去勞動，在那裏，這些苦役犯除了身上佩帶著號碼之外就沒有別的不同之處了。同時又把普通勞改營裏的一些人塞到苦役營來補充勞力之不足，當牲口使用。
這樣，那些隻會抓生產而不懂政治的勞改營頭頭們便險些把史達林恢復苦役刑的偉大思想給葬送掉。可是，正在這時，一九四八年，史達林及時地想出了辦法——把刑事慣犯和普通犯這些社會親近分子，與觸犯刑法第五十八條的不可救藥的社會異己分子分別關押;
這也是為了“鞏固後方”而提出來的一個更加偉大的意圖的一部分(由此也可以看出，史達林已經在準備即將到來的另一次戰爭了)。建立起了一批特種勞改營。為特種勞改營製定了一套特別條例，這條例比原先的苦役營稍微寬大些，但比一般勞改營卻要嚴厲得多。
為了有所區別，這些勞改營的名稱不用地名，而是給它們取了一些富於幻想的有詩意的名字。建立了諸如：諾裏爾斯克的戈爾拉格(即山地營)，科雷馬河上的別爾拉格(即沿岸營)，英塔河上的敏拉格(礦物營)，伯朝拉河上的列奇拉格(即河流營)，波奇馬的杜布洛夫拉格(即柞木營)，泰謝特的奧澤爾拉格(即湖泊營)，哈薩克斯坦的斯捷普拉格(即草原營)，彼斯強拉格(即沙地營)和魯格拉格(即草地營)，克麥羅沃州的卡梅施拉格(即蘆葦營)等等。
勞動改造營裏傳開謠言了，說是要把第五十八條囚犯送到特種勞改營去消滅掉(當然，不論是將要執行任務的人，還是將被消滅的人，誰都十分清楚：要這麽幹的話，根本不需要什麽重新宣判之類的程序)。
頓時，登記分配處(烏勒契)和契卡行動處都忙碌起來了：他們得編製各種秘密名單，送到某處去審查、協商。不久就開來了一列列紅色列車，調來幾連佩帶紅色領章、配備著衝鋒鎗、警犬和小錘子的精壯士兵擔任押解任務。隨後便是按名單叫人了。那些被點名的人民敵人就無可挽回地斷然被帶出工棚，起解到遙遠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