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讓我們看看這些婦女是些什麽人吧。看看她們不是在戰場上同敵人相逢，而是在被窩裏相逢的時候，她們才有多大年紀?大概總不過三十歲，甚至不過二十五歲吧。也就是說，這些人是從孩提時期就接受十月革命勝利後的教育的，是在蘇維埃學校裏接受蘇維埃思想教育成長起來的!那麽，我們豈不是在為自己親手培育的果實而感到憤慨嗎?這些女人中間，有些女孩子這樣作是因為深深銘記住了我們曾在十五個年頭中無休止地叫喊過的一句話：沒有任何祖國!“祖國”隻是一種反動思想的臆造!第二種女孩子可能是因為對於我們的小會、大會、遊行示威、沒有接吻鏡頭的電影、沒有擁抱的舞蹈等清教徒式的乏味生活感到厭倦了吧。還有一些人可能隻是被男人的殷勤、周到、外貌上的一些細節和他們追求女人的某些本領所征服了，而這些也恰恰是我們那些完成五年計劃的小夥子們和伏龍芝軍官學校培養出來的指揮員們所缺乏的。第四種人則可能僅僅是為了擺脫飢餓。是的，由於原始的、動物的飢餓，也就是說，因為她們沒有東西填飽肚子。第五種人，也許，隻是因為看到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辦法能免於一死、拯救自己的親人、免於同他們分離吧。
我曾經到過勃良斯克州的斯塔羅杜布市，那是在敵人剛剛撤走的時候。人們告訴我：曾經有一支馬紮爾人(匈牙利人)的衛戍部隊在這裏駐紮了很長時間，防備遊擊隊攻城。後來，一聲令下，這支部隊要調防到別處去了。於是，就有幾十個當地的婦女，不顧羞恥，跑到火車站去送別那些侵略者，而且她們竟是那麽號陶大哭，據一個刻薄的鞋匠說，“連送她們自己丈夫上前線的時候都沒有哭得那樣傷心”!
幾天之後，蘇軍軍事法庭來到了斯塔羅杜布市。當然嘍，它不會把告密者的話當耳旁風的。免不了有幾個哭送過馬紮爾士兵的婦女被送到沃爾庫塔的第二號礦井去。
可是，請問，同胞們和同時代的人們，這究竟是誰的罪過呢?誰的罪過?是這些女人的罪過嗎?還是我們的，我們全體同胞和當代人的罪過?我們自己到底是怎麽搞的呢?為什麽使得我們的婦女們竟然離開我們而撲進了占領軍的懷抱?這難道不是我們所付出的無數代價中的一種嗎?由於我們倉促地選定了那條道路，由於我們不回顧過去的損失，也不展望將來，而在雜遝紛亂中沿著那條道路走了過來，我們不是正在付出，而且今後很長時期還要繼續付出這一類代價嗎?
或許，對這些婦女和姑娘應該給以道義上的譴責(但也總得聽聽她們的申訴吧!)，或許應該尖刻地嘲笑她們一番。但是，為了這些事就應該判她們苦役刑嗎?該把她們送到北極地區的殺人場去嗎?
“可那是史達林送去的!是貝利亞幹的!”
很抱歉，不對!那些遣送她們的、羈押她們的、打死她們的人們目前還呆在退休人員委員會裏，並且還在監視著我們社會的道德發展情況!而我們自己呢?我們聽到“給德國鬼子當褥子”這樣的話時，不也隻是會心地點點頭嗎?我們至今仍然認為這些婦女有罪，這一點對我們來說甚至是更加危險的，比她們當年坐牢本身還要危險。
“好，就算是這樣吧。可是那些男人們總是罪有應得吧?!他們是祖國的叛徒，是社會的叛徒!”
這裏也還是能夠設法開脫的。可以提醒人們(而且這是事實)：那些主要罪犯們，當然不會留在當地坐等我們的軍事法庭和絞刑架到來。他們千方百計逃往西方，而且許多人確實逃掉了。我們的懲罰性偵查機關是靠了一些羔羊才湊滿它的任務數字的。鄰居的告密在這裏起了很大作用：“不知為什麽他家裏住過德國鬼子。為什麽德國人偏喜歡他家呢?”“那個傢夥用自己的雪橇給德國鬼子運過幹草。直接通敵!”
當然，可以大事化小，或者是把這一切都推到個人迷信上去：確實有過過火的地方，可現在全都改正了。現在一切正常!
好吧，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了。
那麽，教師們呢?當時教師們同他們的學校和學生一起統統被倉皇後退的我國軍隊所拋棄，有的拋棄一年，有的兩年，有的竟達三年之久。由於領袖人物的昏庸，由於將軍們的無能，弄到了如此地步，叫這些教師們怎麽辦呢?他們應該教育還是不該教育自己的學生呢?讓孩子們怎麽辦呢?我指的不是那些已經達到十五周歲並可以靠自己勞動維持生活或能去參加遊擊隊的孩子，我是問小孩子們該怎麽辦?他們應該學習還是該像公羊似地閑逛上兩三個年頭，從而為最高統帥的錯誤贖罪呢?既然老爺子沒給我買棉帽子，我就應該讓耳朵凍著，是這樣嗎?……
不知道為什麽，不論在丹麥、挪威、比利時，還是在法國，這些事都沒有成為問題。那裏的人們並沒有認為被各種情況所迫或被本國的不明智的統治者輕易地送到德國人政權統治下的人民，現在就根本不該活下去了。那裏的學校在德軍占領期間曾照常上課，鐵路曾照常通車，還曾有過地方自治機構。
所以，總是有些人(當然是他們嘍，絕不是我們!)的腦筋被轉了個一百八十度。因為在我們這裏，學校的教師們往往會收到遊擊隊偷偷送來的條子：“絕對不許你上課!否則將來跟你算帳!”而你如果在鐵路上做工，反簡直就是與敵人合作了。至於地方自治，那更是大逆不道的叛國行為。
誰都知道，小孩子一旦脫離了學習，很可能以後就無法再學習。那麽，如果那位各時代、各民族的英明戰略家失算了，在這種情況下，青草是該繼續生長還是該枯萎掉?教師應該繼續教孩子們念書，還是應該暫時不教呢?
當然，為了教孩子們念書，就得付出一些代價。就得從學校裏把留著八字鬍髭的人的像片拿掉，並且，也許還不得不掛上留著鼻下小鬍子的人的像片。楓樹晚會不能按蘇聯的習慣在新年舉行了，要改在聖誕節舉行，而且在這種晚會上(還有在帝國的別的什麽紀念日儀式上，反正不是在慶祝十月革命節的儀式上)校長還必須致辭頌揚新的美好生活，盡管實際生活十分糟糕。但是，要知道，在這之前校長不也是常常致辭頌揚美好生活嗎?那時的實際生活也是很糟糕的呀!
也就是說，從前不得不昧著良心對孩子們撒謊的情況比這時還要厲害得多呢，因為那時有足夠的時間讓那些謊言固定下來，並且在教學法專家和教育視察員們的精心設計下使謊言滲透到教學大綱裏去。那時候在每一節課上，不管是否合適，也不管是講昆蟲軀體結構還是講從屬連接詞，都必須對上帝踢上一腳(哪怕你自己是信奉上帝的)，都必須不放過機會來歌頌我們無限的自由(盡管你實際上由於擔心夜裏的叫門聲而睡眠不足)。不管你是在朗誦屠格涅夫的詩篇，還是正用教鞭指出地圖上的第聶伯河流，你都必須詛咒從前的貧苦並權力稱頌今天的富裕生活，雖然你和孩子們都親眼看到早在戰爭爆發之前就曾有整村的人死光，而城市裏的孩子們憑配給卡片每天才能領到三百克麵包。
所有這一切都既沒有被看作對真理的犯罪，也沒有被看作對孩子心靈的，對神聖精神的犯罪。
我曾經到過勃良斯克州的斯塔羅杜布市，那是在敵人剛剛撤走的時候。人們告訴我：曾經有一支馬紮爾人(匈牙利人)的衛戍部隊在這裏駐紮了很長時間，防備遊擊隊攻城。後來，一聲令下，這支部隊要調防到別處去了。於是，就有幾十個當地的婦女，不顧羞恥，跑到火車站去送別那些侵略者，而且她們竟是那麽號陶大哭，據一個刻薄的鞋匠說，“連送她們自己丈夫上前線的時候都沒有哭得那樣傷心”!
幾天之後，蘇軍軍事法庭來到了斯塔羅杜布市。當然嘍，它不會把告密者的話當耳旁風的。免不了有幾個哭送過馬紮爾士兵的婦女被送到沃爾庫塔的第二號礦井去。
可是，請問，同胞們和同時代的人們，這究竟是誰的罪過呢?誰的罪過?是這些女人的罪過嗎?還是我們的，我們全體同胞和當代人的罪過?我們自己到底是怎麽搞的呢?為什麽使得我們的婦女們竟然離開我們而撲進了占領軍的懷抱?這難道不是我們所付出的無數代價中的一種嗎?由於我們倉促地選定了那條道路，由於我們不回顧過去的損失，也不展望將來，而在雜遝紛亂中沿著那條道路走了過來，我們不是正在付出，而且今後很長時期還要繼續付出這一類代價嗎?
或許，對這些婦女和姑娘應該給以道義上的譴責(但也總得聽聽她們的申訴吧!)，或許應該尖刻地嘲笑她們一番。但是，為了這些事就應該判她們苦役刑嗎?該把她們送到北極地區的殺人場去嗎?
“可那是史達林送去的!是貝利亞幹的!”
很抱歉，不對!那些遣送她們的、羈押她們的、打死她們的人們目前還呆在退休人員委員會裏，並且還在監視著我們社會的道德發展情況!而我們自己呢?我們聽到“給德國鬼子當褥子”這樣的話時，不也隻是會心地點點頭嗎?我們至今仍然認為這些婦女有罪，這一點對我們來說甚至是更加危險的，比她們當年坐牢本身還要危險。
“好，就算是這樣吧。可是那些男人們總是罪有應得吧?!他們是祖國的叛徒，是社會的叛徒!”
這裏也還是能夠設法開脫的。可以提醒人們(而且這是事實)：那些主要罪犯們，當然不會留在當地坐等我們的軍事法庭和絞刑架到來。他們千方百計逃往西方，而且許多人確實逃掉了。我們的懲罰性偵查機關是靠了一些羔羊才湊滿它的任務數字的。鄰居的告密在這裏起了很大作用：“不知為什麽他家裏住過德國鬼子。為什麽德國人偏喜歡他家呢?”“那個傢夥用自己的雪橇給德國鬼子運過幹草。直接通敵!”
當然，可以大事化小，或者是把這一切都推到個人迷信上去：確實有過過火的地方，可現在全都改正了。現在一切正常!
好吧，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了。
那麽，教師們呢?當時教師們同他們的學校和學生一起統統被倉皇後退的我國軍隊所拋棄，有的拋棄一年，有的兩年，有的竟達三年之久。由於領袖人物的昏庸，由於將軍們的無能，弄到了如此地步，叫這些教師們怎麽辦呢?他們應該教育還是不該教育自己的學生呢?讓孩子們怎麽辦呢?我指的不是那些已經達到十五周歲並可以靠自己勞動維持生活或能去參加遊擊隊的孩子，我是問小孩子們該怎麽辦?他們應該學習還是該像公羊似地閑逛上兩三個年頭，從而為最高統帥的錯誤贖罪呢?既然老爺子沒給我買棉帽子，我就應該讓耳朵凍著，是這樣嗎?……
不知道為什麽，不論在丹麥、挪威、比利時，還是在法國，這些事都沒有成為問題。那裏的人們並沒有認為被各種情況所迫或被本國的不明智的統治者輕易地送到德國人政權統治下的人民，現在就根本不該活下去了。那裏的學校在德軍占領期間曾照常上課，鐵路曾照常通車，還曾有過地方自治機構。
所以，總是有些人(當然是他們嘍，絕不是我們!)的腦筋被轉了個一百八十度。因為在我們這裏，學校的教師們往往會收到遊擊隊偷偷送來的條子：“絕對不許你上課!否則將來跟你算帳!”而你如果在鐵路上做工，反簡直就是與敵人合作了。至於地方自治，那更是大逆不道的叛國行為。
誰都知道，小孩子一旦脫離了學習，很可能以後就無法再學習。那麽，如果那位各時代、各民族的英明戰略家失算了，在這種情況下，青草是該繼續生長還是該枯萎掉?教師應該繼續教孩子們念書，還是應該暫時不教呢?
當然，為了教孩子們念書，就得付出一些代價。就得從學校裏把留著八字鬍髭的人的像片拿掉，並且，也許還不得不掛上留著鼻下小鬍子的人的像片。楓樹晚會不能按蘇聯的習慣在新年舉行了，要改在聖誕節舉行，而且在這種晚會上(還有在帝國的別的什麽紀念日儀式上，反正不是在慶祝十月革命節的儀式上)校長還必須致辭頌揚新的美好生活，盡管實際生活十分糟糕。但是，要知道，在這之前校長不也是常常致辭頌揚美好生活嗎?那時的實際生活也是很糟糕的呀!
也就是說，從前不得不昧著良心對孩子們撒謊的情況比這時還要厲害得多呢，因為那時有足夠的時間讓那些謊言固定下來，並且在教學法專家和教育視察員們的精心設計下使謊言滲透到教學大綱裏去。那時候在每一節課上，不管是否合適，也不管是講昆蟲軀體結構還是講從屬連接詞，都必須對上帝踢上一腳(哪怕你自己是信奉上帝的)，都必須不放過機會來歌頌我們無限的自由(盡管你實際上由於擔心夜裏的叫門聲而睡眠不足)。不管你是在朗誦屠格涅夫的詩篇，還是正用教鞭指出地圖上的第聶伯河流，你都必須詛咒從前的貧苦並權力稱頌今天的富裕生活，雖然你和孩子們都親眼看到早在戰爭爆發之前就曾有整村的人死光，而城市裏的孩子們憑配給卡片每天才能領到三百克麵包。
所有這一切都既沒有被看作對真理的犯罪，也沒有被看作對孩子心靈的，對神聖精神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