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如果能在這裏加進一段關於保羅·弗洛連斯基神甫的生平、在監獄和勞改營受到的摧殘及其死亡的事略，會是很合適的。這個人也許是被群島永遠吞噬的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知情的人們都說他是一個二十世紀少有的精通多種學科的學問家。他在學校裏是學數學的，青年時代曾深深地受到宗教的感動並因而當了神甫。他青年時代的作品《真理的柱石和真理的確立》隻是到了今天才獲得應有的評價。在數學(很久以後在西方得到了證明的拓樸定理)、藝術學(論俄羅斯聖像，論廟堂戲劇)、哲學和宗教學等等方麵他都有大量的著作。(他的檔案基本上保存下來了，但還沒有公布，我接觸不到。)革命以後他是電力工程學院的教授(他講課時穿著僧袍)。一九二七年他提出了一些比維納“早得多的思想。一九三二年他在《社會主義改造與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能解算課題的機械”的論文，和控製論的精神很接近。不久以後就被捕了。他的獄中經歷我僅知道一些片斷，很沒有把握地寫在下麵：西伯利亞的流放(在流放地繼續寫作並用化名發表在科學院西伯利亞考察隊論文集裏);索洛維茨。這個勞改營撤銷後，他被遣送到極北地區，據某些消息來源說是遣送到了科雷馬。在科雷馬他仍在研究當地的植物和礦物(這是在他論丁字鎬的勞動之餘)。他在勞改營中去世的地點和時間都不清楚，據傳說是在戰時被處決的。
我一定要把一九五0至五二年和我一起在埃克巴斯圖茲坐過牢的葉夫列莫夫縣的瓦連京·h·科莫夫的生平也在這裏談一談。但是我的關於他的記憶實在有限，而他的經歷確是值得細說的。一九二九年，當他還是個十七歲的少年時，他殺死了本村蘇維埃主席後逃亡在外。從此他隻能靠偷竊生存和藏身。他曾被關押過數次，全是因為扒竊。一九四一年他被釋放了。德軍把他運到德國。他跟他們合作了嗎?沒有，他逃跑了兩次，結果落入了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他被盟軍從那裏解放出來。他留在西方了?沒有，他以自己的真名實姓(“祖國寬恕了你們!祖國召喚你們!”)回到了自己的村莊，娶了老婆並且在集體農莊勞動。一九四六年為了一九二九年的案子依照第五十八條把他關進了監獄。他是一九五五年獲釋的。如果把這個傳記詳細展開來寫，它可能向我們說明最近數十年俄國人的命運中的許多問題。此外，科莫夫還是一個典型的勞改營作業班長，是一個“古拉格之子”。(甚至在苦役勞改營裏他也敢在全體點名時衝著長官喊：“為什麽我們營裏實行法西斯的製度?”)
最後，如果在這一章裏加進某個在人品和觀點的忠貞方麵出類拔萃的社會黨人的生平事略，以便展示他在多年內隨著每次“大牌陣”的重擺而遭到的磨難，也會是很適當的。
也許把某個窮凶極惡的內務部分子如加拉寧和紮維尼亞金之流或某個不那麽有名的人物的傳記放在這裏也是非常得體的。
但這一切顯然命中注定不能由我來完成了。當我在一九六八年初截止這部書的寫作時，我不指望今後再有機會回到群島的主題上了。
不過就這些也已經夠了。我和它打交道已經有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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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苦役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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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把服苦役的、充滿鐐銬聲的西伯利亞變成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西伯利亞。”
——史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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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劫難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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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常常表現得匆忙而又慷慨豁達。它往往不假思索地急於放棄許多東西，譬如，放棄“苦役刑”這個詞。其實，這個字眼兒很好，沉甸甸的啊!它可不能和什麽半吊子的“強製勞動所”或模稜兩可的“勞動改造營”之類的詞同日而語。從高高的法官席上擲給被判刑人的“苦役刑”這個詞，有如剛剛往下落的斬首機，在審判庭上就已經足以打斷他的脊梁骨，足以粉碎他的一切希望了。“政治苦役犯”這個詞令人毛骨悚然，它甚至使其他囚犯，使那些不是政治苦役犯的人，一聽到它就不禁暗自想：看，這些人才是真正殺人越貨的傢夥呢!(這裏也表現了人類的一種怯懦的自我解脫的本性。人總是設想自己還不是最壞的人，還沒有處於最壞的境況。政治苦役犯的衣服上是縫著號碼的!那，當然，是些十惡不赦的罪犯嘍!咱們身上就沒給掛上號碼嘛!……別忙，會給你掛上的!)
史達林非常喜愛一些舊字眼。他記得：有些國家就是靠這些字眼維持了幾百年。因此，他就在沒有任何無產階級需要的情況下，把過去在匆忙中砍掉的一些詞——“軍官”、“將軍”、“經理”、“最高的”等等——都像接技似地—一接活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當史達林覺得他座下的馬車已經把他拉上山頂的時候，他就在二月革命宣布廢除苦役刑之後的第二十六個年頭毅然恢復了苦役刑。史達林格勒大戰役的人民勝利給普通公民帶來的第一批勝利果實，就是關於鐵路軍事化的命令(實際上就是讓軍事法庭審判孩子和婦女們)，以及在一天之後(四月十七日)發布的關於實行苦役刑和絞刑的命令。(絞架也是古代留下來的一種很好的設置;手槍隻是“砰”的一響，怎麽能和絞架相提並論呢?!絞架可以拖長死亡的過程，可以同時向一大群人昭示死亡的一切細節呀!)從那時起，各次勝利都把一批批新的在劫難逃的人們趕去服苦役刑，或者送上統架——起初是從庫班河畔和頓河畔趕去，接著便是從德聶伯河東岸烏克蘭地區，從庫爾斯克、奧勒爾、斯摩棱斯克等地區。軍事法庭緊跟著蘇聯軍隊來到。有些人在當地就被絞死，另一些人被送到新設立的苦役勞改點去。
這類苦役勞改點中最早的一個，顯然是建立在沃爾庫塔的第十七號礦井(很快便在諾裏爾斯克、傑茲卡茲甘等地也都建立起來了)，當局幾乎毫不掩飾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把這些政治苦役犯弄死。這是公開的殺人場，等於希特勒德國的窒息汽車。不過，這裏按照古拉格的傳統把死亡時間拖長了，這是為了延長那些在劫難逃者的痛苦，而且要他們在死前多幹些活兒。
苦役犯通常被安置在一些七米寬二十米長的北方常見的帳篷裏。把帳篷用木板圍起來，木板和帳篷中間填滿鋸末，這樣，帳篷就成了某種簡易工棚。原定每間帳篷裏，如果睡“小車廂”的話，可以往八十人，睡通鋪就住一百人。可是，政治苦役犯則是每間住二百人。
但這可不是硬擠!這叫做居住麵積的“合理利用”。給政治苦役犯們規定的是兩班製的十二小時工作日，沒有休假。因此，不論什麽時間總是有一百人在勞動，隻一百人在工棚。
我一定要把一九五0至五二年和我一起在埃克巴斯圖茲坐過牢的葉夫列莫夫縣的瓦連京·h·科莫夫的生平也在這裏談一談。但是我的關於他的記憶實在有限，而他的經歷確是值得細說的。一九二九年，當他還是個十七歲的少年時，他殺死了本村蘇維埃主席後逃亡在外。從此他隻能靠偷竊生存和藏身。他曾被關押過數次，全是因為扒竊。一九四一年他被釋放了。德軍把他運到德國。他跟他們合作了嗎?沒有，他逃跑了兩次，結果落入了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他被盟軍從那裏解放出來。他留在西方了?沒有，他以自己的真名實姓(“祖國寬恕了你們!祖國召喚你們!”)回到了自己的村莊，娶了老婆並且在集體農莊勞動。一九四六年為了一九二九年的案子依照第五十八條把他關進了監獄。他是一九五五年獲釋的。如果把這個傳記詳細展開來寫，它可能向我們說明最近數十年俄國人的命運中的許多問題。此外，科莫夫還是一個典型的勞改營作業班長，是一個“古拉格之子”。(甚至在苦役勞改營裏他也敢在全體點名時衝著長官喊：“為什麽我們營裏實行法西斯的製度?”)
最後，如果在這一章裏加進某個在人品和觀點的忠貞方麵出類拔萃的社會黨人的生平事略，以便展示他在多年內隨著每次“大牌陣”的重擺而遭到的磨難，也會是很適當的。
也許把某個窮凶極惡的內務部分子如加拉寧和紮維尼亞金之流或某個不那麽有名的人物的傳記放在這裏也是非常得體的。
但這一切顯然命中注定不能由我來完成了。當我在一九六八年初截止這部書的寫作時，我不指望今後再有機會回到群島的主題上了。
不過就這些也已經夠了。我和它打交道已經有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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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把服苦役的、充滿鐐銬聲的西伯利亞變成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西伯利亞。”
——史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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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劫難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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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常常表現得匆忙而又慷慨豁達。它往往不假思索地急於放棄許多東西，譬如，放棄“苦役刑”這個詞。其實，這個字眼兒很好，沉甸甸的啊!它可不能和什麽半吊子的“強製勞動所”或模稜兩可的“勞動改造營”之類的詞同日而語。從高高的法官席上擲給被判刑人的“苦役刑”這個詞，有如剛剛往下落的斬首機，在審判庭上就已經足以打斷他的脊梁骨，足以粉碎他的一切希望了。“政治苦役犯”這個詞令人毛骨悚然，它甚至使其他囚犯，使那些不是政治苦役犯的人，一聽到它就不禁暗自想：看，這些人才是真正殺人越貨的傢夥呢!(這裏也表現了人類的一種怯懦的自我解脫的本性。人總是設想自己還不是最壞的人，還沒有處於最壞的境況。政治苦役犯的衣服上是縫著號碼的!那，當然，是些十惡不赦的罪犯嘍!咱們身上就沒給掛上號碼嘛!……別忙，會給你掛上的!)
史達林非常喜愛一些舊字眼。他記得：有些國家就是靠這些字眼維持了幾百年。因此，他就在沒有任何無產階級需要的情況下，把過去在匆忙中砍掉的一些詞——“軍官”、“將軍”、“經理”、“最高的”等等——都像接技似地—一接活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當史達林覺得他座下的馬車已經把他拉上山頂的時候，他就在二月革命宣布廢除苦役刑之後的第二十六個年頭毅然恢復了苦役刑。史達林格勒大戰役的人民勝利給普通公民帶來的第一批勝利果實，就是關於鐵路軍事化的命令(實際上就是讓軍事法庭審判孩子和婦女們)，以及在一天之後(四月十七日)發布的關於實行苦役刑和絞刑的命令。(絞架也是古代留下來的一種很好的設置;手槍隻是“砰”的一響，怎麽能和絞架相提並論呢?!絞架可以拖長死亡的過程，可以同時向一大群人昭示死亡的一切細節呀!)從那時起，各次勝利都把一批批新的在劫難逃的人們趕去服苦役刑，或者送上統架——起初是從庫班河畔和頓河畔趕去，接著便是從德聶伯河東岸烏克蘭地區，從庫爾斯克、奧勒爾、斯摩棱斯克等地區。軍事法庭緊跟著蘇聯軍隊來到。有些人在當地就被絞死，另一些人被送到新設立的苦役勞改點去。
這類苦役勞改點中最早的一個，顯然是建立在沃爾庫塔的第十七號礦井(很快便在諾裏爾斯克、傑茲卡茲甘等地也都建立起來了)，當局幾乎毫不掩飾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把這些政治苦役犯弄死。這是公開的殺人場，等於希特勒德國的窒息汽車。不過，這裏按照古拉格的傳統把死亡時間拖長了，這是為了延長那些在劫難逃者的痛苦，而且要他們在死前多幹些活兒。
苦役犯通常被安置在一些七米寬二十米長的北方常見的帳篷裏。把帳篷用木板圍起來，木板和帳篷中間填滿鋸末，這樣，帳篷就成了某種簡易工棚。原定每間帳篷裏，如果睡“小車廂”的話，可以往八十人，睡通鋪就住一百人。可是，政治苦役犯則是每間住二百人。
但這可不是硬擠!這叫做居住麵積的“合理利用”。給政治苦役犯們規定的是兩班製的十二小時工作日，沒有休假。因此，不論什麽時間總是有一百人在勞動，隻一百人在工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