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大學生b·h的中學女同學的父親被捕。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人都趕緊躲得遠遠的，這被認為是很自然的，可是b·h偏偏沒有躲開，他公開對這女孩子表示同情並盡力幫助她。這姑娘被他這種異乎尋常的舉動驚呆了，她拒絕了b·h的幫助和關心，她撒謊說她不相信她父親的誠實，說她父親一定是一輩子向全家隱瞞著自己的罪行。(隻是到了赫魯雪夫時代才談開：這女孩子當時斷定b·h或者是告密者，或者是專門搜羅不滿分子的某個反蘇組織的成員。)
這種普遍的互不信任把奴役製度的萬人坑挖得越來越深。誰一開口大膽而公開地說點什麽——大家忙不迭地躲得老遠：“這準是故意挑動!”這樣一來，任何一聲衝口而出的真誠的抗議都註定會遭到孤立和疏遠的對待。
4.普遍的閉塞。我們互相隱瞞，互不相信，從而自己促成絕對的封閉性、絕對的情報虛假性在我們當中生根。這是以往發生的一切事情——包括成百萬人的逮捕以及對這些逮捕的群眾性支持——的最根本的原因。我們彼此間互不通消息，既不叫苦，又不呻吟，從別人嘴裏什麽也打聽不出來，隻好完全聽從報紙和官方演說家們的擺布。他們每天都要塞給我們一點什麽刺激情緒的東西，如像五千公裏之外的某處發生的火車翻車事故(暗害分子造成的)的照片之類。可是我們應當知道的事，例如我們的樓道裏今天發生了什麽事，我們卻沒處去打聽清楚。
如果你對周圍的生活一無所知，你怎麽可能成為一個公民?隻有當你自己掉進陷阱之後才會知道真相，可是晚了。
5.告密製度。它發達到了使人無法理解的程度。幾十萬名行動人員在他們公開的辦公室裏，在機關大樓的普通房間裏，在供秘密接頭用的民宅裏，不惜紙張和他們無用的時間，孜孜不倦地收買眼線，召他們來匯報。眼線的數量遠遠超過收集情報的需要。連明知沒用的、不適合的、肯定不會同意幹的——如死於勞改營的浸禮會長老尼基金之妻這樣的女教徒———他們也要去收買，照樣叫她站在他們麵前受好幾小時的審問。一時把她抓進監獄，一時通知廠子裏派她幹最吃虧的活兒。收買麵撒得這樣寬的目的之一很明顯的是：要使每一個黎民百姓都能親自聞到告密渠道的氣息;要做到在每一群人裏、每一個辦公室裏、每一所住宅裏都有一名眼線或者使所有人都擔心身旁有眼線。
我可以提出一個自己的粗淺的估計。每四、五名城市居民中必定有一個人一生中至少曾有一次接到過當情報員的建議。也可能超過這個比率。最近期間，我曾在幾批前囚犯以及在幾批從未坐過監牢的人們當中進行過抽查：我問他們之中有誰、在什麽時候、怎麽樣被收買過?結果發現同我圍在一張桌子邊的人全都接到過這樣的建議。
曼德爾施塔姆找到了一個正確的結論：除了削弱人們之間的聯繫這個目的之外，另外還有一個目的。凡是被收買過的人由於害怕被社會揭露，必定非常關心現政權的持續穩定。
隱秘性向全體人民伸出了冰冷的觸鬚。它潛入到同事之間，老朋友之間，同學之間，士兵之間，鄰居之間，正在成長的少年之間——甚至潛入到內務人民委員部接待室裏的送牢飯的妻子們之間。
6.背叛成為生存方式。由於多年不斷地為自己和自己的家屬擔驚受怕，人們開始向恐懼納貢稱臣了。人們發現風險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經常地背叛。
最輕微然而也是最普遍的背叛行為就是不直接做任何壞事，但是：對在你身旁遭滅頂之災的人視而不見，不予幫助，扭開臉，縮成一團。你的鄰居、同事甚至你的密友被捕，你一聲不吭，裝做連看也沒有看見的樣子(你決不能失去你今天的工作啊!)。在全體大會上宣布了昨天消失的那個人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你雖然跟他在同一張辦公桌上趴了二十年，現在卻必須以自己高尚的沉默(有時候還得用譴責性的發言!)表明你與他的罪行是多麽水火不相容。(為了你心愛的家庭，為了你親近的人們，你必須做出這個犧牲!你有什麽權利不考慮他們!)但是被抓走的人還留下了妻子、母親、孩子。或許至少該給他們一點幫助吧?不能，不能，太危險：這可是敵人的妻子、敵人的母親、敵人的孩子(而你自己的孩子還得上好幾年學呢)啊!
帕爾欽斯基工程師被捕後，他的妻子尼娜在寫給克魯泡特金的信裏說：“我現在已經身無分文。誰也不肯幫忙，所有的人都避開，都害怕。我現在總算看到了朋友是怎麽回事。隻有很少幾個例外。”
窩藏敵人的人同樣是敵人!幫助敵人的人同樣是敵人!與敵人保持友誼的人也是敵人。這家凶毛裏的電話變成了啞巴。他們再也收不到信。人家在街上不認識他們，不伸手，不點頭。更不用說邀請他們去做客。也沒人借錢給他們。生活在一座熱熱鬧鬧的大城市裏，他們感到是生活在沙漠上。
而這正是史達林所需要的!他，這個小鞋匠，正在鬍子下麵竊笑呢?
謝爾蓋·瓦維洛夫院士在自己偉大的哥哥被鎮壓以後當上了科學院的奴才院長。(這也是那位鬍子詼諧家為戲弄他而想出來的點子，同時也是對人心的檢驗。)蘇維埃伯爵a·h·托爾斯泰不但避免去看望他被捕的兄弟的家屬，而且連錢也不敢給他們。列昂尼德·列昂諾夫禁止他的妻子薩巴什尼科娃去看望她被捕的娘家兄弟c·m·薩巴什尼科夫的家屬。
被法西斯法庭開釋的波波夫和塔涅夫在蘇聯國土上以“企圖謀害季米特洛夫同誌”的罪名被各判十五年徒刑(並在克拉斯拉格服刑)的時候，傳奇般的季米特洛夫，這位萊比錫法庭上的吼獅，竟置這兩個老朋友於不顧，沒有營救，甚至還出賣了他們。
被捕者家屬的處境是大家熟知的。卡盧加市的b·h·卡維尚回憶說：父親被捕後，所有的人見了我們就跑開，好像躲避麻風病人一樣。我不得不退學——因為同學們都做得路(新一代的背叛者在成長!新一代的劊子手在成長!)。媽媽被工作單位解僱了。我們隻好靠乞討生活。
民警把一位領著幾個小孩子的母親帶到火車站以便把他們送去流放。他們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某人的家屬。經過候車室的時候，其中一個小男孩(八歲左右)忽然不見了。民警想盡辦法也沒有找到。於是就把這個缺了一個小男孩的人家送去流放了。原來這孩子鑽進裹著紅布的支著史達林半身塑像的高高的支架裏去了。他在裏麵一直坐到危險過去。事後他走回家。家的門上貼了封條。他去找鄰居和熟人。去找爸爸媽媽的朋友。不但沒有一家肯收留這個孩子，而且連一個晚上也不讓住!他隻好自己去投奔孤兒院……當代的人們!同胞們!你們認出了自己的嘴臉嗎?
但上麵這一切僅僅是背叛行為的最矮的一層台階——擺脫關係。此外還有多少層誘人的台階啊?曾有多少人沿著它一級級地走下去啊?那些解僱了卡維尚的母親的人們不是擺脫了關係嗎?不是為迫害他們也出了一份力嗎?那些聽從行動人員的電話把尼基金娜派去幹粗活以便逼迫她當眼線的人們呢?還有那些忙不迭地抹掉昨天被捕的作家的名字的編輯們呢?
這種普遍的互不信任把奴役製度的萬人坑挖得越來越深。誰一開口大膽而公開地說點什麽——大家忙不迭地躲得老遠：“這準是故意挑動!”這樣一來，任何一聲衝口而出的真誠的抗議都註定會遭到孤立和疏遠的對待。
4.普遍的閉塞。我們互相隱瞞，互不相信，從而自己促成絕對的封閉性、絕對的情報虛假性在我們當中生根。這是以往發生的一切事情——包括成百萬人的逮捕以及對這些逮捕的群眾性支持——的最根本的原因。我們彼此間互不通消息，既不叫苦，又不呻吟，從別人嘴裏什麽也打聽不出來，隻好完全聽從報紙和官方演說家們的擺布。他們每天都要塞給我們一點什麽刺激情緒的東西，如像五千公裏之外的某處發生的火車翻車事故(暗害分子造成的)的照片之類。可是我們應當知道的事，例如我們的樓道裏今天發生了什麽事，我們卻沒處去打聽清楚。
如果你對周圍的生活一無所知，你怎麽可能成為一個公民?隻有當你自己掉進陷阱之後才會知道真相，可是晚了。
5.告密製度。它發達到了使人無法理解的程度。幾十萬名行動人員在他們公開的辦公室裏，在機關大樓的普通房間裏，在供秘密接頭用的民宅裏，不惜紙張和他們無用的時間，孜孜不倦地收買眼線，召他們來匯報。眼線的數量遠遠超過收集情報的需要。連明知沒用的、不適合的、肯定不會同意幹的——如死於勞改營的浸禮會長老尼基金之妻這樣的女教徒———他們也要去收買，照樣叫她站在他們麵前受好幾小時的審問。一時把她抓進監獄，一時通知廠子裏派她幹最吃虧的活兒。收買麵撒得這樣寬的目的之一很明顯的是：要使每一個黎民百姓都能親自聞到告密渠道的氣息;要做到在每一群人裏、每一個辦公室裏、每一所住宅裏都有一名眼線或者使所有人都擔心身旁有眼線。
我可以提出一個自己的粗淺的估計。每四、五名城市居民中必定有一個人一生中至少曾有一次接到過當情報員的建議。也可能超過這個比率。最近期間，我曾在幾批前囚犯以及在幾批從未坐過監牢的人們當中進行過抽查：我問他們之中有誰、在什麽時候、怎麽樣被收買過?結果發現同我圍在一張桌子邊的人全都接到過這樣的建議。
曼德爾施塔姆找到了一個正確的結論：除了削弱人們之間的聯繫這個目的之外，另外還有一個目的。凡是被收買過的人由於害怕被社會揭露，必定非常關心現政權的持續穩定。
隱秘性向全體人民伸出了冰冷的觸鬚。它潛入到同事之間，老朋友之間，同學之間，士兵之間，鄰居之間，正在成長的少年之間——甚至潛入到內務人民委員部接待室裏的送牢飯的妻子們之間。
6.背叛成為生存方式。由於多年不斷地為自己和自己的家屬擔驚受怕，人們開始向恐懼納貢稱臣了。人們發現風險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經常地背叛。
最輕微然而也是最普遍的背叛行為就是不直接做任何壞事，但是：對在你身旁遭滅頂之災的人視而不見，不予幫助，扭開臉，縮成一團。你的鄰居、同事甚至你的密友被捕，你一聲不吭，裝做連看也沒有看見的樣子(你決不能失去你今天的工作啊!)。在全體大會上宣布了昨天消失的那個人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你雖然跟他在同一張辦公桌上趴了二十年，現在卻必須以自己高尚的沉默(有時候還得用譴責性的發言!)表明你與他的罪行是多麽水火不相容。(為了你心愛的家庭，為了你親近的人們，你必須做出這個犧牲!你有什麽權利不考慮他們!)但是被抓走的人還留下了妻子、母親、孩子。或許至少該給他們一點幫助吧?不能，不能，太危險：這可是敵人的妻子、敵人的母親、敵人的孩子(而你自己的孩子還得上好幾年學呢)啊!
帕爾欽斯基工程師被捕後，他的妻子尼娜在寫給克魯泡特金的信裏說：“我現在已經身無分文。誰也不肯幫忙，所有的人都避開，都害怕。我現在總算看到了朋友是怎麽回事。隻有很少幾個例外。”
窩藏敵人的人同樣是敵人!幫助敵人的人同樣是敵人!與敵人保持友誼的人也是敵人。這家凶毛裏的電話變成了啞巴。他們再也收不到信。人家在街上不認識他們，不伸手，不點頭。更不用說邀請他們去做客。也沒人借錢給他們。生活在一座熱熱鬧鬧的大城市裏，他們感到是生活在沙漠上。
而這正是史達林所需要的!他，這個小鞋匠，正在鬍子下麵竊笑呢?
謝爾蓋·瓦維洛夫院士在自己偉大的哥哥被鎮壓以後當上了科學院的奴才院長。(這也是那位鬍子詼諧家為戲弄他而想出來的點子，同時也是對人心的檢驗。)蘇維埃伯爵a·h·托爾斯泰不但避免去看望他被捕的兄弟的家屬，而且連錢也不敢給他們。列昂尼德·列昂諾夫禁止他的妻子薩巴什尼科娃去看望她被捕的娘家兄弟c·m·薩巴什尼科夫的家屬。
被法西斯法庭開釋的波波夫和塔涅夫在蘇聯國土上以“企圖謀害季米特洛夫同誌”的罪名被各判十五年徒刑(並在克拉斯拉格服刑)的時候，傳奇般的季米特洛夫，這位萊比錫法庭上的吼獅，竟置這兩個老朋友於不顧，沒有營救，甚至還出賣了他們。
被捕者家屬的處境是大家熟知的。卡盧加市的b·h·卡維尚回憶說：父親被捕後，所有的人見了我們就跑開，好像躲避麻風病人一樣。我不得不退學——因為同學們都做得路(新一代的背叛者在成長!新一代的劊子手在成長!)。媽媽被工作單位解僱了。我們隻好靠乞討生活。
民警把一位領著幾個小孩子的母親帶到火車站以便把他們送去流放。他們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某人的家屬。經過候車室的時候，其中一個小男孩(八歲左右)忽然不見了。民警想盡辦法也沒有找到。於是就把這個缺了一個小男孩的人家送去流放了。原來這孩子鑽進裹著紅布的支著史達林半身塑像的高高的支架裏去了。他在裏麵一直坐到危險過去。事後他走回家。家的門上貼了封條。他去找鄰居和熟人。去找爸爸媽媽的朋友。不但沒有一家肯收留這個孩子，而且連一個晚上也不讓住!他隻好自己去投奔孤兒院……當代的人們!同胞們!你們認出了自己的嘴臉嗎?
但上麵這一切僅僅是背叛行為的最矮的一層台階——擺脫關係。此外還有多少層誘人的台階啊?曾有多少人沿著它一級級地走下去啊?那些解僱了卡維尚的母親的人們不是擺脫了關係嗎?不是為迫害他們也出了一份力嗎?那些聽從行動人員的電話把尼基金娜派去幹粗活以便逼迫她當眼線的人們呢?還有那些忙不迭地抹掉昨天被捕的作家的名字的編輯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