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柳赫爾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象徵：他曾像貓頭鷹一樣坐在法庭主席團裏審判過圖哈切夫斯基(不過後者也可能做出同樣的事)。圖哈切夫斯基被槍斃，布柳赫爾自己的腦袋也搬了家。赫赫有名的醫學教授維諾格拉多夫和舍列舍夫斯基也是一樣。我們記得他們在一九五二年怎樣成了惡毒毀謗的犧牲品，但是他們自己在一九三六年也曾在對他們的同事普列特涅夫和列文的同樣惡毒的毀謗上籤過名。(偉大的君主在安排情節和擺布人們的靈魂方麵進行著反覆的演習。)
人們生活在背叛“場”裏——他們拿出最有力的論據為背叛辯解。一九三七年一對夫婦預料會雙雙被捕——因為妻子是從波蘭來的。他們倆人商定了個辦法：不等人家來抓，丈夫先去告髮妻子!這樣一來，女的被抓，男的卻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眼裏“擺脫了幹係”，得以留下。也是在那光輝燦爛的一年，革命前的政治苦役犯阿道夫·多布羅沃利斯基臨去監獄之前囑咐自己唯一的愛女伊莎貝拉說：“我們把一生都貢獻給了蘇維埃政權——一你可不能讓別人利用了你的委屈心理呀!你一定要加入共青團!”法院判決並沒有禁止多布羅沃利斯基通信，可是共青團要求他女兒不寫信。女兒遵照父親臨別囑咐的精神，脫離了和父親的關係。
當時有過多少這類的脫離關係的聲明啊!—一或是當眾宣布，或是在報刊上聲明：“我，某某，決定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脫離與變為蘇維埃人民敵人的父母的一切關係。”用這個東西可以買到一條命。
沒有在那時候生活過的人對這一點幾乎是沒法理解，沒法原諒的。在通常的人類社會裏，一個人可以一次也不掉進這種抉擇的鐵鉗而活完他的六十年。他自己確信自己的行為端正，在他墳頭上致告別詞的人也確信這一點。一個人可以直到離開人世也不知道人會掉進怎樣的罪惡的深井。
大片的靈魂疥癬並不是頃刻間就布滿了整個社會。整個二十年代以及三十年代的初期，我國許多人還保持著他們的靈魂和原先那個社會的觀念：扶危濟困，為受難者仗義執言。直到一九三三年，尼古拉·瓦維洛夫和邁斯特依然公開地為全蘇植物栽培科研所全體入獄者奔走營救。敗壞也得有一個最起碼的必要期限，在這個期限到來之前，偉大的機關還是對付不了人民的。這個期限的長短也決定於那些還沒有衰老的執拗分子的年齡。對於俄國，這個過程用了二十年。一九四九年，大逮捕席捲了波羅的海各國，他們的敗壞過程總共才開始了五六年;時間太短，所以那裏受當局迫害的家庭尚能得到各方麵的支援。(不過有一個附帶的因素加強了波羅的海沿岸人民的反抗：社會迫害是以民族壓迫的形式出現的，人們在這種情況下的反抗總是比較堅定的。)
當從群島的角度評價一九三七年時，我們沒有給它戴上榮耀的王冠。但是談到那一年的獄外社會，我們不得不把這項鏽蝕斑駁的背叛行為的王冠奉獻給它。可以承認正是這一年摧毀了我國獄外社會的靈魂並使它遭到普遍的敗壞。
但即使這樣，那一年也還不是我國社會的末日!(正如我們今天見到的，總的說本日從未到來過——俄羅斯的不絕如縷的生命的細絲活到了、拖到了最美好的時光——一九五六年。而到了今天它更不至於死滅了。)反抗沒有外露，沒有給普遍墮落的時代塗上光彩，但是它的不可見的溫暖的血管一直在跳動、跳動、跳動。
在這個可怕的時期，當珍貴的照片、珍貴的信件和日記在擔驚受怕的獨居中被燒毀的時候，當家庭櫃櫥裏的每一張發了黃的紙片都突然變成冒著死亡的火苗的羊齒草葉，自己爭先恐後地飛進爐膛的時候，需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在好幾千個夜晚不去燒掉，而是保存著被判刑的(如弗洛連斯基)或被公開批判的(如哲學家費多羅夫)人物的檔案!利季婭·楚科夫斯卡婭的中篇小說《索菲姐·彼得羅夫娜》在當時看起來一定是一樁多麽觸目驚心的地下反蘇活動的罪證啊!伊西多爾。格利金卻把它保存了下來。他在被圍困的列寧格勒感到死亡臨近的時候，掙紮著穿過全城，把手稿送到了他姐姐那裏。
每一個和當局對抗的行動都要求具有和這個行動不成比例的勇氣。在亞歷山大二世時代私存炸藥比在史達林時代收養一個人民敵人留下的孤兒所擔的風險還小。然而有多少這樣的孩子被人收養，被人救活。(讓這些孩子們自己說出來吧!)暗地裏幫助受難者的家屬的事情也是有過的。當一個被捕者的妻子排在無希望的連等三天三夜的隊裏的時候，有人去把她換下來，讓她能暖和暖和，睡一睡。也曾有人心裏撲騰撲騰地跳著跑去警告別人，告訴他在他家裏沒下了埋伏，叫他千萬不要回家。也還有人給逃亡者提供了棲身所，盡管他自己那一夜通宵沒有合眼。
我們已經提到過那些有膽量對處決“工業黨”不投贊成票的人。但也有人是為了替一些不引人注目的默默無聞的同事辯護而走進了群島。子如其父：前麵提到過的那個羅然斯基的兒子伊萬，因為替他的同事科佩列夫辯護，也遭到了迫害。m·m·邁斯涅爾在列寧格勒兒童出版社的黨員大會上挺身而起為“兒童文學中的暗害分子們”辯護，馬上就被開除和逮捕。他這樣做的時候明知道會有什麽後果。在一個軍郵檢查所(梁贊，一九四一)裏當檢查員的年輕姑娘暗地撕掉了一封她並不認識的前線士兵寫的犯禁的信件。但是別人注意到她把一封信撕掉塞進紙簍。他們把紙片對起來——於是這個姑娘就進了監獄。為一個遙遠的陌生人而犧牲了自己!(因為我在梁贊呆過，所以才知道這件事。沒人知道的同類事件還有多少?……)
現在把當時的逮捕說成是抽彩(愛倫堡語)倒是很便當的說法。不錯，抽彩是不假。但有的彩票的號碼是“圈定”的。當時確曾普遍地撒大網，確曾按任務數字完成捕人量，但是他們即刻要抓的是那些敢說一個“不”字的人。結果這仍形成了靈魂的淘汰，而不是簡單的抽彩。勇敢分子們被置於刀斧之下，送上了群島，而一片唯唯諾諾的自由人的社會景象則沒有受到絲毫擾動。凡是較純潔、較優秀的，在我們這個社會裏呆不住;而這個社會失去了這些人就變得越來越腐爛。這些人的悄然離去完全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而這卻意味著人民靈魂的死亡。
7.敗壞。在多年的恐懼和叛賣的環境裏活過來的人們隻是在外表上、肉體上活下來了。而內裏的東西全都在發爛。
所以才會有成百萬人同意當眼線。如果說一九五三年以前的三十五年之內，在群島上服過刑的算上死去的一共有四五千萬人(這是很謹慎的估計。這隻是古拉格在同一時期的人口數字的三倍至四倍。要知道，戰爭期間群島上的死亡率每天通常達到百分少一)。那麽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案子或者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案子是根據什麽人的告發並且曾有什麽人提供了證明材料的!所有這些人，所有這些使用墨汁的謀殺者今天仍然生活在我們中間。其中有的人造成他們鄰人的被捕是由於恐懼——這僅僅是台階的第一級。另一些人是為謀取物質上的好處。還有一些人，當時是最年輕的，而現在是快拿退休金的人了，他們是懷著興奮鼓舞的心情進行叛賣的，是受思想意識的促使;有時候甚至是公開在叛賣;要知道，當時認為揭發敵人是對本階級的光榮貢獻!所有這些人今人都在我們中間，大多數活得很得意，我們還欣喜地把他們稱為“我們普通的蘇維埃人。”
人們生活在背叛“場”裏——他們拿出最有力的論據為背叛辯解。一九三七年一對夫婦預料會雙雙被捕——因為妻子是從波蘭來的。他們倆人商定了個辦法：不等人家來抓，丈夫先去告髮妻子!這樣一來，女的被抓，男的卻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眼裏“擺脫了幹係”，得以留下。也是在那光輝燦爛的一年，革命前的政治苦役犯阿道夫·多布羅沃利斯基臨去監獄之前囑咐自己唯一的愛女伊莎貝拉說：“我們把一生都貢獻給了蘇維埃政權——一你可不能讓別人利用了你的委屈心理呀!你一定要加入共青團!”法院判決並沒有禁止多布羅沃利斯基通信，可是共青團要求他女兒不寫信。女兒遵照父親臨別囑咐的精神，脫離了和父親的關係。
當時有過多少這類的脫離關係的聲明啊!—一或是當眾宣布，或是在報刊上聲明：“我，某某，決定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脫離與變為蘇維埃人民敵人的父母的一切關係。”用這個東西可以買到一條命。
沒有在那時候生活過的人對這一點幾乎是沒法理解，沒法原諒的。在通常的人類社會裏，一個人可以一次也不掉進這種抉擇的鐵鉗而活完他的六十年。他自己確信自己的行為端正，在他墳頭上致告別詞的人也確信這一點。一個人可以直到離開人世也不知道人會掉進怎樣的罪惡的深井。
大片的靈魂疥癬並不是頃刻間就布滿了整個社會。整個二十年代以及三十年代的初期，我國許多人還保持著他們的靈魂和原先那個社會的觀念：扶危濟困，為受難者仗義執言。直到一九三三年，尼古拉·瓦維洛夫和邁斯特依然公開地為全蘇植物栽培科研所全體入獄者奔走營救。敗壞也得有一個最起碼的必要期限，在這個期限到來之前，偉大的機關還是對付不了人民的。這個期限的長短也決定於那些還沒有衰老的執拗分子的年齡。對於俄國，這個過程用了二十年。一九四九年，大逮捕席捲了波羅的海各國，他們的敗壞過程總共才開始了五六年;時間太短，所以那裏受當局迫害的家庭尚能得到各方麵的支援。(不過有一個附帶的因素加強了波羅的海沿岸人民的反抗：社會迫害是以民族壓迫的形式出現的，人們在這種情況下的反抗總是比較堅定的。)
當從群島的角度評價一九三七年時，我們沒有給它戴上榮耀的王冠。但是談到那一年的獄外社會，我們不得不把這項鏽蝕斑駁的背叛行為的王冠奉獻給它。可以承認正是這一年摧毀了我國獄外社會的靈魂並使它遭到普遍的敗壞。
但即使這樣，那一年也還不是我國社會的末日!(正如我們今天見到的，總的說本日從未到來過——俄羅斯的不絕如縷的生命的細絲活到了、拖到了最美好的時光——一九五六年。而到了今天它更不至於死滅了。)反抗沒有外露，沒有給普遍墮落的時代塗上光彩，但是它的不可見的溫暖的血管一直在跳動、跳動、跳動。
在這個可怕的時期，當珍貴的照片、珍貴的信件和日記在擔驚受怕的獨居中被燒毀的時候，當家庭櫃櫥裏的每一張發了黃的紙片都突然變成冒著死亡的火苗的羊齒草葉，自己爭先恐後地飛進爐膛的時候，需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在好幾千個夜晚不去燒掉，而是保存著被判刑的(如弗洛連斯基)或被公開批判的(如哲學家費多羅夫)人物的檔案!利季婭·楚科夫斯卡婭的中篇小說《索菲姐·彼得羅夫娜》在當時看起來一定是一樁多麽觸目驚心的地下反蘇活動的罪證啊!伊西多爾。格利金卻把它保存了下來。他在被圍困的列寧格勒感到死亡臨近的時候，掙紮著穿過全城，把手稿送到了他姐姐那裏。
每一個和當局對抗的行動都要求具有和這個行動不成比例的勇氣。在亞歷山大二世時代私存炸藥比在史達林時代收養一個人民敵人留下的孤兒所擔的風險還小。然而有多少這樣的孩子被人收養，被人救活。(讓這些孩子們自己說出來吧!)暗地裏幫助受難者的家屬的事情也是有過的。當一個被捕者的妻子排在無希望的連等三天三夜的隊裏的時候，有人去把她換下來，讓她能暖和暖和，睡一睡。也曾有人心裏撲騰撲騰地跳著跑去警告別人，告訴他在他家裏沒下了埋伏，叫他千萬不要回家。也還有人給逃亡者提供了棲身所，盡管他自己那一夜通宵沒有合眼。
我們已經提到過那些有膽量對處決“工業黨”不投贊成票的人。但也有人是為了替一些不引人注目的默默無聞的同事辯護而走進了群島。子如其父：前麵提到過的那個羅然斯基的兒子伊萬，因為替他的同事科佩列夫辯護，也遭到了迫害。m·m·邁斯涅爾在列寧格勒兒童出版社的黨員大會上挺身而起為“兒童文學中的暗害分子們”辯護，馬上就被開除和逮捕。他這樣做的時候明知道會有什麽後果。在一個軍郵檢查所(梁贊，一九四一)裏當檢查員的年輕姑娘暗地撕掉了一封她並不認識的前線士兵寫的犯禁的信件。但是別人注意到她把一封信撕掉塞進紙簍。他們把紙片對起來——於是這個姑娘就進了監獄。為一個遙遠的陌生人而犧牲了自己!(因為我在梁贊呆過，所以才知道這件事。沒人知道的同類事件還有多少?……)
現在把當時的逮捕說成是抽彩(愛倫堡語)倒是很便當的說法。不錯，抽彩是不假。但有的彩票的號碼是“圈定”的。當時確曾普遍地撒大網，確曾按任務數字完成捕人量，但是他們即刻要抓的是那些敢說一個“不”字的人。結果這仍形成了靈魂的淘汰，而不是簡單的抽彩。勇敢分子們被置於刀斧之下，送上了群島，而一片唯唯諾諾的自由人的社會景象則沒有受到絲毫擾動。凡是較純潔、較優秀的，在我們這個社會裏呆不住;而這個社會失去了這些人就變得越來越腐爛。這些人的悄然離去完全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而這卻意味著人民靈魂的死亡。
7.敗壞。在多年的恐懼和叛賣的環境裏活過來的人們隻是在外表上、肉體上活下來了。而內裏的東西全都在發爛。
所以才會有成百萬人同意當眼線。如果說一九五三年以前的三十五年之內，在群島上服過刑的算上死去的一共有四五千萬人(這是很謹慎的估計。這隻是古拉格在同一時期的人口數字的三倍至四倍。要知道，戰爭期間群島上的死亡率每天通常達到百分少一)。那麽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案子或者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案子是根據什麽人的告發並且曾有什麽人提供了證明材料的!所有這些人，所有這些使用墨汁的謀殺者今天仍然生活在我們中間。其中有的人造成他們鄰人的被捕是由於恐懼——這僅僅是台階的第一級。另一些人是為謀取物質上的好處。還有一些人，當時是最年輕的，而現在是快拿退休金的人了，他們是懷著興奮鼓舞的心情進行叛賣的，是受思想意識的促使;有時候甚至是公開在叛賣;要知道，當時認為揭發敵人是對本階級的光榮貢獻!所有這些人今人都在我們中間，大多數活得很得意，我們還欣喜地把他們稱為“我們普通的蘇維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