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思想界懂得了這個道理，他們現在正談論著(不知道實際做了多少)，刑罰應當不僅與犯罪行為相適應，而且也要適應於每一個罪犯的個性。
例如，全麵喪失外部自由對於一個有著豐富的內心世界的人比對於一個不成熟的、主要在肉體方麵活著的人容易忍受。後者“更多地需要外界的印象，本能更強烈地促使他爭取出獄”(雅庫博維奇)。對於前者，連單身監禁也感到較輕鬆，特別是如果有書看。(啊，我們當中有的人多麽渴望以這樣監禁代替勞改營!身體受到拘束，但是它卻為理智和靈魂打開了多麽寬闊的境界!尼古拉·莫羅佐夫在入獄之前沒有顯示過什麽特別的素質，最叫人奇怪的是，出獄以後也沒有顯示出什麽特殊才能，可是坐牢時的冥想卻使他有可能想像出原子的行星式結構、帶不同電荷的原子核與電子——比雷瑟福早十年!但是沒人給我們紙筆和書籍，自己僅有的一點也被他們沒收了去。)反之，後者對於單獨監禁也許連一年也受不了。他簡直會像蠟燭一樣熔化在裏麵，他會奄奄待斃。他需要同伴，不論什麽人都行。而對於前者來說，不愉快的交往比孤獨還難受。另一方麵，勞改營(盡管飯給得很少)對於後者比對於前者要輕鬆得多。四百人一間的工棚，所有人都在叫囂、胡鬧、打撲克、玩骨牌、狂笑、打鼾，在這些噪聲之上，還有專以白癡為對象的廣播喇叭一刻也不停地發出刺耳的尖叫。(我蹲過的幾個勞改營沒有安裝廣播喇叭，這算是對它們的處罰!——我們卻因此而得救!) 所以說強迫犯人從事過度的體力勞動、強迫犯人成天擠在侮辱人格的鬧哄哄的人堆裏的勞改營體製正是比監獄更有效的消滅知識階層的方式。被這個體製虐殺得最快、最徹底的正是知識階層。
即使關於古拉格群島的一切主要方麵都寫到了、讀到了和懂得了，但關於我國的自由的真麵目是不是有人能洞悉呢?人們是否知道這個幾十年來肚子裏裝著群島的國家是什麽樣子?
我身體裏曾有一個男人拳頭大小的腫瘤。它把我的肚子撐高、變形，妨礙我吃飯和睡覺，我無時無刻不感覺到它(盡管它還不到我體積的百分之零點五，而群島卻占全國麵積的百分之百!)。但是它的可怕之處倒不在於它壓迫附近的內髒並使它們移位，最可怕的是它分泌出毒素，感染整個身體。
我們的國家也是如此，群島的毒素逐漸感染了它的全身。天曉得它何年何月才能把這些毒素排除。
我們能不能、敢不敢拒我們過去的(其實和今天也離得不遠的)生活環境裏的全部卑汙描寫出來?如果不透徹地揭示這種卑汙，寫出來的東西必定是謊言。據此我認為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我國根本就沒有文學。因為沒有全部的真實就不是文學。今天，人們正採用時髦的手法——暗示、插話、補白、影射——揭示著這種卑汙，但結果又得到謊言。
這雖不是本書的任務，但我們不妨試試簡明扼要地把自由生活中的某些特徵列舉在下麵。這些特徵都是因為與群島為鄰而形成的，或者是與它的格調一致的。
1.永恆的恐懼。讀者已經注意到，群島人員大擴充的年份並不止於一九三五、三七、四九年。逮捕一直進行著，正如沒有一分鍾不在死人、不在生孩子一樣，沒有一分鍾不在抓人。有時候它逼近某人身邊，有時候又離他較遠。有時候人以自己沒什麽危險的想法欺騙自己，有時候他主動去充當劊子手從而減輕了危險。但是這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成年公民，從集體農莊莊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永遠知道，一句話不謹慎，一個行動不謹慎，都會使他落進無底深淵，一去不返。
就和在群島上每個雜役腳底下都有一個一般勞動的深淵(和陰曹地府)一樣，我國每個居民腳底下都是群島的深淵(和陰曹地府)。看表麵，我們的國家似乎比它的群島大得多，但是整個國家連同它的居民都像幻影似地懸在群島的血盆大口的上麵。
恐懼——並不一概是對逮捕的恐懼。還有一些中間階段：清洗、審查、填表(常規的表格和特別的表格)、解僱、吊銷戶口、驅逐或者流放聲登記表設計得如此周密詳細、追根究底，以致一半以上的居民都發覺自己是有“碴兒”的，無時無刻不在為填表期限快到而犯愁。一旦編造了一個假自傳，以後就要努力不要把自己搞糊塗。但危險依然可能突然降臨。卡德鎮的弗拉索夫的兒子伊戈爾一直填寫他父親已故。他用這辦法考進了軍事學校。有一天他被叫了去，要他在三天內交出他父親的死亡證明材料。瞧你怎麽交吧!
加在一起的各種恐懼使人們正確地認識到自己的微渺和毫無權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娜塔莎·阿尼奇科娃聽說她的愛人(未登過記的丈夫)在奧廖爾被捕入獄。她趕到那裏去。監獄門前的大廣場上擠滿了馬車。車上坐著穿樺皮鞋和大棉襖的農村婦女，手裏拎著監獄當局不肯轉交的牢飯。阿尼奇科娃把頭伸向陰森的監獄大牆上挖開的小窗戶。“你來幹什麽?”裏麵的人嚴厲地問。聽她講了原委，裏麵的人對她說：“莫斯科來的同誌，我勸你今天就離開這兒，因為夜晚就會有人來找你!”這類事外國人是聽不懂的：契卡人員為什麽不就事論事地回答問題，反而給了這麽一個人家並沒有徵求的忠告?他有什麽權力要求一個自由的公民立即離開本地?究竟是什麽人會來找她??為什麽事?——但是哪一個蘇聯公民能假裝說他不懂這個意思或者說這不像真事?聽了這句勸告以後，你反正不敢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裏留下來!
曼德爾施塔姆說得很好，她指出我們的生活被監獄滲透得這樣深，以至於像“抓”、“關”、“蹲”、“放”這一些多意的單詞即使沒有上下文我們也隻會按一方麵的含意去理解!
無憂無慮的感覺與我國公民向來是無線的!
2.依附性。如果改換居住地點、離開變得對自己危險的地方以便擺脫恐懼和使自己鬆一口氣都很容易做到的話，人們的行為可能會比較大膽，甚至可能敢於冒點風險。但是在漫長的幾十年內我們一直被下麵這些規定卡得死死的：任何一個有工作的人不能按自己的意願離職。還有，人人都被戶籍製度栓在一定的地點。還有，你也被住房掛著，這房子既不能賣，也不能交換，也不能租賃。由於這些原因，你在自己的居住地點或工作單位進行抗議，那就是一種發瘋的大膽妄為。
3.隱秘性和互不信任。這兩種習性取代了我國舊時的(二十年代還沒有消失殆盡的)開誠相見與殷勤好客。這兩種習性是每個家庭、每個個人的天然保護傘。特別是因為誰也不能自己另找工作，離開本地，因為每件細小的事情都在被人偷看、偷聽。蘇聯人的隱秘習性並不是多餘的，而是必不可少的，盡管外國人有時會覺得是超人的。前沙皇軍官k·y全仗著結婚時沒有把自己的歷史告訴妻子才保住了性命，連一次也沒有被抓過。他的兄弟11·y被捕了，被捕者的妻子利用逮捕時她沒有和丈夫住在一個城市這個條件，向她自己的父親和姐妹隱瞞了丈夫被捕的事，以免他們說出去。她寧願對他們以及所有的人說(並且長期裝成)是她丈夫拋棄了她!這是三十年後的今天才說破的一個家庭秘密。而哪一個城市居民的家庭沒有秘密?
例如，全麵喪失外部自由對於一個有著豐富的內心世界的人比對於一個不成熟的、主要在肉體方麵活著的人容易忍受。後者“更多地需要外界的印象，本能更強烈地促使他爭取出獄”(雅庫博維奇)。對於前者，連單身監禁也感到較輕鬆，特別是如果有書看。(啊，我們當中有的人多麽渴望以這樣監禁代替勞改營!身體受到拘束，但是它卻為理智和靈魂打開了多麽寬闊的境界!尼古拉·莫羅佐夫在入獄之前沒有顯示過什麽特別的素質，最叫人奇怪的是，出獄以後也沒有顯示出什麽特殊才能，可是坐牢時的冥想卻使他有可能想像出原子的行星式結構、帶不同電荷的原子核與電子——比雷瑟福早十年!但是沒人給我們紙筆和書籍，自己僅有的一點也被他們沒收了去。)反之，後者對於單獨監禁也許連一年也受不了。他簡直會像蠟燭一樣熔化在裏麵，他會奄奄待斃。他需要同伴，不論什麽人都行。而對於前者來說，不愉快的交往比孤獨還難受。另一方麵，勞改營(盡管飯給得很少)對於後者比對於前者要輕鬆得多。四百人一間的工棚，所有人都在叫囂、胡鬧、打撲克、玩骨牌、狂笑、打鼾，在這些噪聲之上，還有專以白癡為對象的廣播喇叭一刻也不停地發出刺耳的尖叫。(我蹲過的幾個勞改營沒有安裝廣播喇叭，這算是對它們的處罰!——我們卻因此而得救!) 所以說強迫犯人從事過度的體力勞動、強迫犯人成天擠在侮辱人格的鬧哄哄的人堆裏的勞改營體製正是比監獄更有效的消滅知識階層的方式。被這個體製虐殺得最快、最徹底的正是知識階層。
即使關於古拉格群島的一切主要方麵都寫到了、讀到了和懂得了，但關於我國的自由的真麵目是不是有人能洞悉呢?人們是否知道這個幾十年來肚子裏裝著群島的國家是什麽樣子?
我身體裏曾有一個男人拳頭大小的腫瘤。它把我的肚子撐高、變形，妨礙我吃飯和睡覺，我無時無刻不感覺到它(盡管它還不到我體積的百分之零點五，而群島卻占全國麵積的百分之百!)。但是它的可怕之處倒不在於它壓迫附近的內髒並使它們移位，最可怕的是它分泌出毒素，感染整個身體。
我們的國家也是如此，群島的毒素逐漸感染了它的全身。天曉得它何年何月才能把這些毒素排除。
我們能不能、敢不敢拒我們過去的(其實和今天也離得不遠的)生活環境裏的全部卑汙描寫出來?如果不透徹地揭示這種卑汙，寫出來的東西必定是謊言。據此我認為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我國根本就沒有文學。因為沒有全部的真實就不是文學。今天，人們正採用時髦的手法——暗示、插話、補白、影射——揭示著這種卑汙，但結果又得到謊言。
這雖不是本書的任務，但我們不妨試試簡明扼要地把自由生活中的某些特徵列舉在下麵。這些特徵都是因為與群島為鄰而形成的，或者是與它的格調一致的。
1.永恆的恐懼。讀者已經注意到，群島人員大擴充的年份並不止於一九三五、三七、四九年。逮捕一直進行著，正如沒有一分鍾不在死人、不在生孩子一樣，沒有一分鍾不在抓人。有時候它逼近某人身邊，有時候又離他較遠。有時候人以自己沒什麽危險的想法欺騙自己，有時候他主動去充當劊子手從而減輕了危險。但是這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成年公民，從集體農莊莊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永遠知道，一句話不謹慎，一個行動不謹慎，都會使他落進無底深淵，一去不返。
就和在群島上每個雜役腳底下都有一個一般勞動的深淵(和陰曹地府)一樣，我國每個居民腳底下都是群島的深淵(和陰曹地府)。看表麵，我們的國家似乎比它的群島大得多，但是整個國家連同它的居民都像幻影似地懸在群島的血盆大口的上麵。
恐懼——並不一概是對逮捕的恐懼。還有一些中間階段：清洗、審查、填表(常規的表格和特別的表格)、解僱、吊銷戶口、驅逐或者流放聲登記表設計得如此周密詳細、追根究底，以致一半以上的居民都發覺自己是有“碴兒”的，無時無刻不在為填表期限快到而犯愁。一旦編造了一個假自傳，以後就要努力不要把自己搞糊塗。但危險依然可能突然降臨。卡德鎮的弗拉索夫的兒子伊戈爾一直填寫他父親已故。他用這辦法考進了軍事學校。有一天他被叫了去，要他在三天內交出他父親的死亡證明材料。瞧你怎麽交吧!
加在一起的各種恐懼使人們正確地認識到自己的微渺和毫無權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娜塔莎·阿尼奇科娃聽說她的愛人(未登過記的丈夫)在奧廖爾被捕入獄。她趕到那裏去。監獄門前的大廣場上擠滿了馬車。車上坐著穿樺皮鞋和大棉襖的農村婦女，手裏拎著監獄當局不肯轉交的牢飯。阿尼奇科娃把頭伸向陰森的監獄大牆上挖開的小窗戶。“你來幹什麽?”裏麵的人嚴厲地問。聽她講了原委，裏麵的人對她說：“莫斯科來的同誌，我勸你今天就離開這兒，因為夜晚就會有人來找你!”這類事外國人是聽不懂的：契卡人員為什麽不就事論事地回答問題，反而給了這麽一個人家並沒有徵求的忠告?他有什麽權力要求一個自由的公民立即離開本地?究竟是什麽人會來找她??為什麽事?——但是哪一個蘇聯公民能假裝說他不懂這個意思或者說這不像真事?聽了這句勸告以後，你反正不敢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裏留下來!
曼德爾施塔姆說得很好，她指出我們的生活被監獄滲透得這樣深，以至於像“抓”、“關”、“蹲”、“放”這一些多意的單詞即使沒有上下文我們也隻會按一方麵的含意去理解!
無憂無慮的感覺與我國公民向來是無線的!
2.依附性。如果改換居住地點、離開變得對自己危險的地方以便擺脫恐懼和使自己鬆一口氣都很容易做到的話，人們的行為可能會比較大膽，甚至可能敢於冒點風險。但是在漫長的幾十年內我們一直被下麵這些規定卡得死死的：任何一個有工作的人不能按自己的意願離職。還有，人人都被戶籍製度栓在一定的地點。還有，你也被住房掛著，這房子既不能賣，也不能交換，也不能租賃。由於這些原因，你在自己的居住地點或工作單位進行抗議，那就是一種發瘋的大膽妄為。
3.隱秘性和互不信任。這兩種習性取代了我國舊時的(二十年代還沒有消失殆盡的)開誠相見與殷勤好客。這兩種習性是每個家庭、每個個人的天然保護傘。特別是因為誰也不能自己另找工作，離開本地，因為每件細小的事情都在被人偷看、偷聽。蘇聯人的隱秘習性並不是多餘的，而是必不可少的，盡管外國人有時會覺得是超人的。前沙皇軍官k·y全仗著結婚時沒有把自己的歷史告訴妻子才保住了性命，連一次也沒有被抓過。他的兄弟11·y被捕了，被捕者的妻子利用逮捕時她沒有和丈夫住在一個城市這個條件，向她自己的父親和姐妹隱瞞了丈夫被捕的事，以免他們說出去。她寧願對他們以及所有的人說(並且長期裝成)是她丈夫拋棄了她!這是三十年後的今天才說破的一個家庭秘密。而哪一個城市居民的家庭沒有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