遞解階段開始了。這時我們開始喜歡回憶我們的過去：我們過去的生活多麽美好!(即使實際上並不美好。)曾有多少未加利用的機會!曾有多少沒有揉捏過的花朵!我們什麽時候才能補回這一切呢?……如果我能活到那一天的話……哦，我將會多麽不同地、多麽聰明地生活!未來的重獲自由的那一天嗎?它像初升的太陽一樣燦爛!
結論是：要活到那一天!活著出去!不惜任何代價!
“不惜任何代價!”——這僅僅是一句普通的套話，一句習慣的說法。
可是這幾個字眼被它的全部含義填塞得鼓脹起來。從而形成了一句可怕的誓言：不惜任何代價活著出去。
能起這個誓的人，能在它的終紅色的火團前麵不眨眼的人——對於他來說，自己的不幸既遮蓋了共同的不幸，也遮蓋了整個世界。
這是勞改營生活道路的大分岔。從這一點起，道路分成左右兩條。一條向上，一條向下。往右走——你將喪失生命，往左走——你將喪失良心。
“活下去!”的自我命令是一個活人的自然掙紮。誰不想活下去?誰沒有權利活下去?鼓足我們全身的力量!向所有的細胞發出“活下去!”的命令!向我們的胸腔導入巨大的電荷，用電子雲包圍我們的心髒使它不能停止跳動。三十名憔懷但是筋骨硬朗的犯人頂風冒雪沿著北極圈內的冰路被帶到五公裏外去洗澡。小澡房實在沒有什麽好處可說。每次洗澡要分五批，每批六人，澡房的門直接開向嚴寒的露天。一批人洗澡時，其餘四批都要站在外麵幹等。因為總不能沒人押著放他們自己回去呀!但是不僅沒人得肺炎，連感冒的都沒有。(有一個從五十歲服刑到六十歲的老頭，這樣洗了十年。他獲釋後回到家裏，又暖和又有人照顧，一個月就一命嗚呼了。“活下去!”的命令失效了……)
但是單純“活下去”並不等於不惜任何代價。“任何代價”指的是：以別人為代價。
我們要承認事實：在這個勞改營的大岔道上，在這個靈魂的分離站上，向右拐的並不是大多數。很可惜——不是大多數。但幸而也不隻是個別人。選擇了這條道的為數並不少。但是他們不宣揚自己，要仔細觀察才能知道。他們麵臨過幾十次的選擇，但每次都知道自己該怎麽辦。
就拿阿爾諾德·蘇濟來說，進勞改營已是五十來歲的人了，他從來不是宗教信徒，但從來是一個莊重正派的人，從來未改變過生活方式。進了勞改營也不準備過另一種生活。他是“西部地區的人”，這說明他加倍地不適應環境，隨時隨地要吃虧上當，陷入困境。幹一般勞動的是他，蹲懲戒隔離區的是他。但是他仍繼續活下去，仍作為和剛進勞改營時一模一樣的人繼續活下去。我一開始就知道他，我……後來也知道他，我可以作證。誠然，有三個重要的減輕痛苦的條件一直伴隨著他的勞改生涯：他被承認為殘廢人;有幾年期間他收到外麵寄來的包裹;靠音樂才能通過業餘演出得到少量口糧補貼。但這三個條件隻能說明他為什麽能活下來。沒有這些條件他可能死掉，但是他不會改變。(那些死掉的之所以死掉，也許正是因為沒有改變?)
而塔拉什凱維奇，一個非常純樸直率的人，回憶說：“為一份口糧，為一口馬合煙甘心搖尾乞憐的大有人在。我是個半死的人，可是我的良心幹淨，是白的我永遠不說是黑的……”
監獄能使人徹底蛻變，許多世紀以來這已經是人所共知的。像西利維奧·佩利科這樣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坐了八年牢以後，他由一個狂熱的燒炭黨人變成了一個溫馴的天主教徒。在我國，人們總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但還有皮薩列夫呢?從彼得保羅要塞出來以後他的革命性還剩下什麽?這對於革命好不好，可以爭論。但這些改變總是使得靈魂更加深造。易卜生寫道：“缺乏氧氣，靈魂也會枯萎。”不對!完會不這麽簡單!甚至恰恰相反!例如戈爾巴托夫將軍，從年輕時就打仗，在軍隊裏步步高升，當時哪有時間思考。進了監獄，這下可好了——種種事情都在記憶中浮上來了：忽而想起他曾懷疑過一個無辜的人搞間諜活動;忽而想起他曾錯誤地下令槍斃一個沒有一點罪過的波蘭人嚴(大概隻有這時候才記得起來!恢復名譽以後怕就不大想這類事了吧?)關於囚徒的這一類的內心變化已經寫出了夠多的東西，這已經被提高到監獄學理論的水平。例如盧切涅茨基在革命前的《監獄通報》上寫道：“黑暗使人變得對光亮更加敏感;不自由的不作為狀態在他身上激發起對生活、走動、工作的渴望;寂靜迫使他深入反省自身的‘我’、周圍的環境、自己的過去和現在，並且促使他想一想未來。”
列夫·季霍米羅夫持有相反的意見，也應一提。他著文(《紅色檔案》，第41/42期，第一三八頁)寫道：民意黨人“沒有了檢驗自己觀點的地方。這是監獄最可怕的一麵，我憑自身體驗知道這一點。四年的監獄對於我的發展是完全是一種損失。爾後的四年自由給了我觀察自己、人們、生活規律的成千種不同的心得。”我想：也許這是因為蹲監獄的都是和他同一類的人?或者是一些很缺乏耐心的人，都在盼著早點獲得自由?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很難集中思想和發展成長了。
我國未坐過牢的啟蒙作家們對囚徒隻是抱著旁觀者的自然的同情;然而親身坐過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卻極力鼓吹懲罰!這是值得深思的。
諺語也說：“自由毀壞人，不自由教育人。”
但佩利科和盧切涅茨基所寫的是“監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求的是監獄的懲罰。不自由教育人——但那是指怎樣的不自由?
是勞改營嗎?
這就會引起你的思索。
和監獄比起來，我國的勞改營當然是有毒的和有害的。
他們使群島膨脹起來，所關心的當然不是我們的靈魂。但不管怎麽說，難道真的沒有希望在勞改營裏站定腳跟嗎?
更進一步說：難道在勞改營裏真的沒有可能使靈魂變得更高尚嗎?
一九四六年在薩馬爾卡勞改營，一群知識分子瀕臨於死亡的邊緣;飢餓、寒冷、力不勝任的勞動把他們折磨得奄奄一息。連睡覺的權利也被剝奪了，沒有能讓他們睡覺的地方，地窖式的工棚還沒有建好。他們去偷竊了嗎?去當眼線了嗎?哭訴自己被毀掉的生活嗎?不!明知死亡近在眼前，明知剩餘的時間已不是以周計而是以天計，但請看他們是怎樣坐在牆邊度過自己最後的不能入睡的餘暇;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集合他們舉行“講習會”。他們抓緊時間交流知識，互相取長補短。互相講最後一課。薩維裏神父講“論無恥辱的死亡”，一位神學家談教父遺書研究，一個合併宗教派教徒談教義和教規方麵的問題，一個動力工程師講求來的動力學原理，一個經濟學家(列寧格勒人)講創立蘇維埃經濟學原則的努力怎樣由於缺乏新的思想而歸於失敗。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本人則向他們介紹微觀物理學原理。講習會的參加者一次比一次減少——缺席者已經進了停屍房……
結論是：要活到那一天!活著出去!不惜任何代價!
“不惜任何代價!”——這僅僅是一句普通的套話，一句習慣的說法。
可是這幾個字眼被它的全部含義填塞得鼓脹起來。從而形成了一句可怕的誓言：不惜任何代價活著出去。
能起這個誓的人，能在它的終紅色的火團前麵不眨眼的人——對於他來說，自己的不幸既遮蓋了共同的不幸，也遮蓋了整個世界。
這是勞改營生活道路的大分岔。從這一點起，道路分成左右兩條。一條向上，一條向下。往右走——你將喪失生命，往左走——你將喪失良心。
“活下去!”的自我命令是一個活人的自然掙紮。誰不想活下去?誰沒有權利活下去?鼓足我們全身的力量!向所有的細胞發出“活下去!”的命令!向我們的胸腔導入巨大的電荷，用電子雲包圍我們的心髒使它不能停止跳動。三十名憔懷但是筋骨硬朗的犯人頂風冒雪沿著北極圈內的冰路被帶到五公裏外去洗澡。小澡房實在沒有什麽好處可說。每次洗澡要分五批，每批六人，澡房的門直接開向嚴寒的露天。一批人洗澡時，其餘四批都要站在外麵幹等。因為總不能沒人押著放他們自己回去呀!但是不僅沒人得肺炎，連感冒的都沒有。(有一個從五十歲服刑到六十歲的老頭，這樣洗了十年。他獲釋後回到家裏，又暖和又有人照顧，一個月就一命嗚呼了。“活下去!”的命令失效了……)
但是單純“活下去”並不等於不惜任何代價。“任何代價”指的是：以別人為代價。
我們要承認事實：在這個勞改營的大岔道上，在這個靈魂的分離站上，向右拐的並不是大多數。很可惜——不是大多數。但幸而也不隻是個別人。選擇了這條道的為數並不少。但是他們不宣揚自己，要仔細觀察才能知道。他們麵臨過幾十次的選擇，但每次都知道自己該怎麽辦。
就拿阿爾諾德·蘇濟來說，進勞改營已是五十來歲的人了，他從來不是宗教信徒，但從來是一個莊重正派的人，從來未改變過生活方式。進了勞改營也不準備過另一種生活。他是“西部地區的人”，這說明他加倍地不適應環境，隨時隨地要吃虧上當，陷入困境。幹一般勞動的是他，蹲懲戒隔離區的是他。但是他仍繼續活下去，仍作為和剛進勞改營時一模一樣的人繼續活下去。我一開始就知道他，我……後來也知道他，我可以作證。誠然，有三個重要的減輕痛苦的條件一直伴隨著他的勞改生涯：他被承認為殘廢人;有幾年期間他收到外麵寄來的包裹;靠音樂才能通過業餘演出得到少量口糧補貼。但這三個條件隻能說明他為什麽能活下來。沒有這些條件他可能死掉，但是他不會改變。(那些死掉的之所以死掉，也許正是因為沒有改變?)
而塔拉什凱維奇，一個非常純樸直率的人，回憶說：“為一份口糧，為一口馬合煙甘心搖尾乞憐的大有人在。我是個半死的人，可是我的良心幹淨，是白的我永遠不說是黑的……”
監獄能使人徹底蛻變，許多世紀以來這已經是人所共知的。像西利維奧·佩利科這樣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坐了八年牢以後，他由一個狂熱的燒炭黨人變成了一個溫馴的天主教徒。在我國，人們總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但還有皮薩列夫呢?從彼得保羅要塞出來以後他的革命性還剩下什麽?這對於革命好不好，可以爭論。但這些改變總是使得靈魂更加深造。易卜生寫道：“缺乏氧氣，靈魂也會枯萎。”不對!完會不這麽簡單!甚至恰恰相反!例如戈爾巴托夫將軍，從年輕時就打仗，在軍隊裏步步高升，當時哪有時間思考。進了監獄，這下可好了——種種事情都在記憶中浮上來了：忽而想起他曾懷疑過一個無辜的人搞間諜活動;忽而想起他曾錯誤地下令槍斃一個沒有一點罪過的波蘭人嚴(大概隻有這時候才記得起來!恢復名譽以後怕就不大想這類事了吧?)關於囚徒的這一類的內心變化已經寫出了夠多的東西，這已經被提高到監獄學理論的水平。例如盧切涅茨基在革命前的《監獄通報》上寫道：“黑暗使人變得對光亮更加敏感;不自由的不作為狀態在他身上激發起對生活、走動、工作的渴望;寂靜迫使他深入反省自身的‘我’、周圍的環境、自己的過去和現在，並且促使他想一想未來。”
列夫·季霍米羅夫持有相反的意見，也應一提。他著文(《紅色檔案》，第41/42期，第一三八頁)寫道：民意黨人“沒有了檢驗自己觀點的地方。這是監獄最可怕的一麵，我憑自身體驗知道這一點。四年的監獄對於我的發展是完全是一種損失。爾後的四年自由給了我觀察自己、人們、生活規律的成千種不同的心得。”我想：也許這是因為蹲監獄的都是和他同一類的人?或者是一些很缺乏耐心的人，都在盼著早點獲得自由?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很難集中思想和發展成長了。
我國未坐過牢的啟蒙作家們對囚徒隻是抱著旁觀者的自然的同情;然而親身坐過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卻極力鼓吹懲罰!這是值得深思的。
諺語也說：“自由毀壞人，不自由教育人。”
但佩利科和盧切涅茨基所寫的是“監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求的是監獄的懲罰。不自由教育人——但那是指怎樣的不自由?
是勞改營嗎?
這就會引起你的思索。
和監獄比起來，我國的勞改營當然是有毒的和有害的。
他們使群島膨脹起來，所關心的當然不是我們的靈魂。但不管怎麽說，難道真的沒有希望在勞改營裏站定腳跟嗎?
更進一步說：難道在勞改營裏真的沒有可能使靈魂變得更高尚嗎?
一九四六年在薩馬爾卡勞改營，一群知識分子瀕臨於死亡的邊緣;飢餓、寒冷、力不勝任的勞動把他們折磨得奄奄一息。連睡覺的權利也被剝奪了，沒有能讓他們睡覺的地方，地窖式的工棚還沒有建好。他們去偷竊了嗎?去當眼線了嗎?哭訴自己被毀掉的生活嗎?不!明知死亡近在眼前，明知剩餘的時間已不是以周計而是以天計，但請看他們是怎樣坐在牆邊度過自己最後的不能入睡的餘暇;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集合他們舉行“講習會”。他們抓緊時間交流知識，互相取長補短。互相講最後一課。薩維裏神父講“論無恥辱的死亡”，一位神學家談教父遺書研究，一個合併宗教派教徒談教義和教規方麵的問題，一個動力工程師講求來的動力學原理，一個經濟學家(列寧格勒人)講創立蘇維埃經濟學原則的努力怎樣由於缺乏新的思想而歸於失敗。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本人則向他們介紹微觀物理學原理。講習會的參加者一次比一次減少——缺席者已經進了停屍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