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你不但沒有什麽可以悔恨的，相反地，你的清白無暇的良心像一絨山間的湖水在你的眼裏泛出淨潔的光輝。(你的被苦難淨化了的眼睛能準確無誤地看出別人眼中的任何一點渾濁。比方你就能準確無誤地分辨出誰是眼線。“契卡格勃”不知道我們具有這種善於辨別真偽的慧眼——這是我們用來對付它的“秘密武器”。國家安全機關在這方麵總是我們的手下敗將。)
我們和陽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役犯、雅庫博維奇的苦役犯之間的主要區別來自我們這種幾乎全體一致的無罪感。他們意識到自己是萬劫不復的社會叛逆，我們卻肯定地知道，當局可以像抓我們一樣，把任何一個自由人扒拉進來;鐵絲網不過是一條名義上的分界線。他們那時的大多數人無條件地意識到個人有罪，而我們今天意識到的卻是千百萬人的災難。
可是，不能在災難中滅亡。要從災難中求生。
勞改營內自殺事件令人驚異地稀少，其原因是不是正在於此呢?不錯，確是稀少的，雖然凡蹲過勞改營的大約都會記得個把次自殺事件。但是記得更多的是逃亡。逃亡肯定比自殺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熱心家們可能會誇我兩句：我在奉行樂觀主義路線了。)自殘肢體事件也遠遠多於自殺!——但是這也屬於熱愛生活的行為。這是很簡單的計算：犧牲局部以挽救整體。我甚至有這樣的感覺，勞改營中的自殺率，按千人統計，低於獄外。當然，我沒法進行核實。
斯克裏普尼科娃記得，一九三一年在麥德維熱戈爾斯克，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在女廁所裏上吊死了，時間偏偏是在宣布釋放他的那一天!也許是由於對當時獄外社會的厭惡?(兩年以前他的妻子拋棄了他，但他那時候卻沒有自縊。)還有，設計師沃羅諾夫在布列波洛姆勞改營本部的俱樂部裏上吊自殺。——服第二次刑期的共產黨員，黨務幹部阿拉莫維奇一九四七年在克尼亞日一波戈斯特的機械廠的閣樓上自縊身死。——被逼到完全絕望地步的、而更主要是一輩子對我們的殘忍性沒有做過準備的一群立陶宛人，戰爭年代在克拉斯拉格麵對麵地走向持槍的士兵，以期被他們開槍打死。——一九四九年在沃林州的弗拉基米爾市的偵查監室裏，一個被偵訊嚇傻了的小青年已經上了吊，可是被巴拉紐克解了下來。——在卡盧加關卡，一個躺在衛生所住院處的前拉脫維亞軍官偷偷沿著還沒有完工、無人居住的大樓的樓梯爬上去。一個犯人身份的女護士發現了他，連忙追趕。她在六樓涼台追上了他，抓住了他的袍子。自殺者甩掉袍子，穿著內衣急速地跨進了虛空——在陽光明媚的夏日的卡盧加大街上熙來攘往的行人們的注視下，像白色閃電似地劃過天空。——德國女共產黨員艾米聽到丈夫的死訊後，從工棚裏不穿外衣走到嚴寒的露天，為了使自己感冒。弗拉基米爾特種監獄裏的英國人凱利以高超的技術，在監室開著門、看守站在門洞裏的情況下，割斷了自己的靜脈管。(他使用的工具是從洗臉地上剝落的一塊瓷釉。凱利把它藏在一隻鞋裏，鞋子放在床邊。凱利把被角從床上拖下來蓋住鞋，取出瓷釉，在被子下麵割斷了手上的靜脈。)
我再說一遍，還有許多人能說出類似的事件，但對於幾千萬服過刑的人來說，總數畢竟是不多的。即使從這些例子裏也可以看出，自殺事件中外國人和我國西部地區的人占很大比重：落入群島對他們的打擊比對我們沉重，所以他們要尋短見。再就是忠誠分子(但不是死硬分子)也占很大比重。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的腦子裏一定是整個混亂了，不停地嗡嗡響。他們怎麽受得了?(通過為蘇聯情報機關服務而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共產主義事業”的波蘭貴族佐霞·紮列斯卡在偵訊期間三次自殺：自縊——被人解下來;割靜脈——被人阻止;跳上七樓的窗台——正打瞌睡的偵查員及時抓住了她的連衣裙。三次把她救下來，目的是好把她拉夫槍斃。)
對自殺一般地該怎樣正確地解釋?安斯·伯恩斯坦堅持說，自殺者完全不是懦夫，自殺需要極大的意誌力。他自己曾用繃帶擰成繩子，捲起雙腿，想把自己縊死。但是每當眼睛裏出現了綠色的圓圈，耳朵裏鳴響的時候，他就不由自主地把腳放到地上。最後一次試驗，繩子斷了——他感到慶幸，因為自己還活著。
我不爭辯。也許即使絕望到了頂點，要自殺也還是需要拿出意誌力的。在很長的時間內，我恐怕根本不會對這件事談什麽看法。我一向確信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產生自殺的念頭。但不太久以前，我曾度過幾個愁雲密布的月份，當時我覺得我終生的事業全完了，特別是如果我活下去的話。我現在清楚地記得這種對生活的厭惡，這種時而泛起的“死比活著容易”的感覺。據我看，在這種狀態下繼續活下去比死需要更堅強的意誌。但或許不同的人處在不同的頂點有不同的感覺。因此自來就存在兩種意見。
這是一個很壯觀的遐想：成百萬的無事受害者忽然開始集體地自殺，從而給政府造成雙重的苦惱：他們既藉此證明了自己的無辜，又奪走了它的不花錢的勞力。也許政府的心腸忽然會軟下來?也許會開始憐惜自己的子民?……隻怕未必。史達林恐怕不會因此罷手，他隻會從自由人中再弄進兩千萬來。
但是沒有發生這樣的事!人們幾十萬幾百萬地死去，他們似乎已經被逼到了頂點的頂點，可是不知為什麽偏沒有自殺的i被註定了要忍受畸形的生活、飢餓的熬煎、過度的勞動的人們並不以自殺結束生命!
經過認真的思考，我認為這個論據是比較有力的：自殺者永遠是破產者，永遠是走投無路的人，是輸掉了生活又沒有勇氣繼續鬥爭的人。而如果這幾百萬孤立無援的可憐的牛馬終於不肯自殺——這說明他們心裏還存在著某種不可戰勝的情感，某種強大的思想。
這就是普遍認為自己是正義的那種感覺。這就是和在韃靼枷鎖下差不多的全民受難的那種感覺。
但是如果沒有什麽可以悔恨——那麽，囚犯一直在想些什麽?“貧窮和監牢給人以智慧”。給是會給的。隻是它將把他指百倒哪裏去?
不僅我一人，許多人都有過這樣的感覺。我們最初的監獄的天空——是翻滾的烏雲，是火山噴發的黑色煙柱。這是龐培的天空，是最後審判目的天空，因為被捕的不是別的什麽人，而是我——世界的中心。
我們最後的監獄的天空是無限的高，無限的明亮，甚至是比天藍更清淡的顏色。
我們(宗教徒除外)第一個動作全都是;揪自己的頭髮——可是它已經被剃光了!……我們是怎麽搞的呀!我們怎麽沒有看出告密者?我們怎麽沒有看出我們的敵人?(我們多麽恨他們!我們將來怎樣報這個仇?)多麽疏忽大意!多麽盲目!犯了多少錯誤!怎樣撲救呢?快點補救吧!要寫出來……要說出來……要通知別人……
但是什麽也用不著做。什麽也救不了我們。到時候我們就會按第二o六條規定的手續簽字，到時候我們就會聽取革命法庭的當麵宣判或者特別庭的缺席判決。
我們和陽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役犯、雅庫博維奇的苦役犯之間的主要區別來自我們這種幾乎全體一致的無罪感。他們意識到自己是萬劫不復的社會叛逆，我們卻肯定地知道，當局可以像抓我們一樣，把任何一個自由人扒拉進來;鐵絲網不過是一條名義上的分界線。他們那時的大多數人無條件地意識到個人有罪，而我們今天意識到的卻是千百萬人的災難。
可是，不能在災難中滅亡。要從災難中求生。
勞改營內自殺事件令人驚異地稀少，其原因是不是正在於此呢?不錯，確是稀少的，雖然凡蹲過勞改營的大約都會記得個把次自殺事件。但是記得更多的是逃亡。逃亡肯定比自殺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熱心家們可能會誇我兩句：我在奉行樂觀主義路線了。)自殘肢體事件也遠遠多於自殺!——但是這也屬於熱愛生活的行為。這是很簡單的計算：犧牲局部以挽救整體。我甚至有這樣的感覺，勞改營中的自殺率，按千人統計，低於獄外。當然，我沒法進行核實。
斯克裏普尼科娃記得，一九三一年在麥德維熱戈爾斯克，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在女廁所裏上吊死了，時間偏偏是在宣布釋放他的那一天!也許是由於對當時獄外社會的厭惡?(兩年以前他的妻子拋棄了他，但他那時候卻沒有自縊。)還有，設計師沃羅諾夫在布列波洛姆勞改營本部的俱樂部裏上吊自殺。——服第二次刑期的共產黨員，黨務幹部阿拉莫維奇一九四七年在克尼亞日一波戈斯特的機械廠的閣樓上自縊身死。——被逼到完全絕望地步的、而更主要是一輩子對我們的殘忍性沒有做過準備的一群立陶宛人，戰爭年代在克拉斯拉格麵對麵地走向持槍的士兵，以期被他們開槍打死。——一九四九年在沃林州的弗拉基米爾市的偵查監室裏，一個被偵訊嚇傻了的小青年已經上了吊，可是被巴拉紐克解了下來。——在卡盧加關卡，一個躺在衛生所住院處的前拉脫維亞軍官偷偷沿著還沒有完工、無人居住的大樓的樓梯爬上去。一個犯人身份的女護士發現了他，連忙追趕。她在六樓涼台追上了他，抓住了他的袍子。自殺者甩掉袍子，穿著內衣急速地跨進了虛空——在陽光明媚的夏日的卡盧加大街上熙來攘往的行人們的注視下，像白色閃電似地劃過天空。——德國女共產黨員艾米聽到丈夫的死訊後，從工棚裏不穿外衣走到嚴寒的露天，為了使自己感冒。弗拉基米爾特種監獄裏的英國人凱利以高超的技術，在監室開著門、看守站在門洞裏的情況下，割斷了自己的靜脈管。(他使用的工具是從洗臉地上剝落的一塊瓷釉。凱利把它藏在一隻鞋裏，鞋子放在床邊。凱利把被角從床上拖下來蓋住鞋，取出瓷釉，在被子下麵割斷了手上的靜脈。)
我再說一遍，還有許多人能說出類似的事件，但對於幾千萬服過刑的人來說，總數畢竟是不多的。即使從這些例子裏也可以看出，自殺事件中外國人和我國西部地區的人占很大比重：落入群島對他們的打擊比對我們沉重，所以他們要尋短見。再就是忠誠分子(但不是死硬分子)也占很大比重。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的腦子裏一定是整個混亂了，不停地嗡嗡響。他們怎麽受得了?(通過為蘇聯情報機關服務而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共產主義事業”的波蘭貴族佐霞·紮列斯卡在偵訊期間三次自殺：自縊——被人解下來;割靜脈——被人阻止;跳上七樓的窗台——正打瞌睡的偵查員及時抓住了她的連衣裙。三次把她救下來，目的是好把她拉夫槍斃。)
對自殺一般地該怎樣正確地解釋?安斯·伯恩斯坦堅持說，自殺者完全不是懦夫，自殺需要極大的意誌力。他自己曾用繃帶擰成繩子，捲起雙腿，想把自己縊死。但是每當眼睛裏出現了綠色的圓圈，耳朵裏鳴響的時候，他就不由自主地把腳放到地上。最後一次試驗，繩子斷了——他感到慶幸，因為自己還活著。
我不爭辯。也許即使絕望到了頂點，要自殺也還是需要拿出意誌力的。在很長的時間內，我恐怕根本不會對這件事談什麽看法。我一向確信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產生自殺的念頭。但不太久以前，我曾度過幾個愁雲密布的月份，當時我覺得我終生的事業全完了，特別是如果我活下去的話。我現在清楚地記得這種對生活的厭惡，這種時而泛起的“死比活著容易”的感覺。據我看，在這種狀態下繼續活下去比死需要更堅強的意誌。但或許不同的人處在不同的頂點有不同的感覺。因此自來就存在兩種意見。
這是一個很壯觀的遐想：成百萬的無事受害者忽然開始集體地自殺，從而給政府造成雙重的苦惱：他們既藉此證明了自己的無辜，又奪走了它的不花錢的勞力。也許政府的心腸忽然會軟下來?也許會開始憐惜自己的子民?……隻怕未必。史達林恐怕不會因此罷手，他隻會從自由人中再弄進兩千萬來。
但是沒有發生這樣的事!人們幾十萬幾百萬地死去，他們似乎已經被逼到了頂點的頂點，可是不知為什麽偏沒有自殺的i被註定了要忍受畸形的生活、飢餓的熬煎、過度的勞動的人們並不以自殺結束生命!
經過認真的思考，我認為這個論據是比較有力的：自殺者永遠是破產者，永遠是走投無路的人，是輸掉了生活又沒有勇氣繼續鬥爭的人。而如果這幾百萬孤立無援的可憐的牛馬終於不肯自殺——這說明他們心裏還存在著某種不可戰勝的情感，某種強大的思想。
這就是普遍認為自己是正義的那種感覺。這就是和在韃靼枷鎖下差不多的全民受難的那種感覺。
但是如果沒有什麽可以悔恨——那麽，囚犯一直在想些什麽?“貧窮和監牢給人以智慧”。給是會給的。隻是它將把他指百倒哪裏去?
不僅我一人，許多人都有過這樣的感覺。我們最初的監獄的天空——是翻滾的烏雲，是火山噴發的黑色煙柱。這是龐培的天空，是最後審判目的天空，因為被捕的不是別的什麽人，而是我——世界的中心。
我們最後的監獄的天空是無限的高，無限的明亮，甚至是比天藍更清淡的顏色。
我們(宗教徒除外)第一個動作全都是;揪自己的頭髮——可是它已經被剃光了!……我們是怎麽搞的呀!我們怎麽沒有看出告密者?我們怎麽沒有看出我們的敵人?(我們多麽恨他們!我們將來怎樣報這個仇?)多麽疏忽大意!多麽盲目!犯了多少錯誤!怎樣撲救呢?快點補救吧!要寫出來……要說出來……要通知別人……
但是什麽也用不著做。什麽也救不了我們。到時候我們就會按第二o六條規定的手續簽字，到時候我們就會聽取革命法庭的當麵宣判或者特別庭的缺席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