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些像吉澤爾(在彼爾姆礦山支線上)這樣的小城鎮;它們早在任何群島出現之前就開始存在了，但是後來卻被大量的勞改營包圍在當中——從而變成了群島的省會。在這樣的城市上空瀰漫著周圍勞改營的空氣。滿街是步行或乘車來往的勞改營軍官、一隊隊的警衛隊士兵，好象占領軍一樣;勞改營管理局是本城的主要機關;電話網不是屬於市，而是屬於勞改營;公共汽車線路全是從市中心通往各個勞改營;所有的居民都是靠勞改營吃飯的。
群島的這些省會當中最大的要算卡拉幹達。這個城市是由流放者和前犯人建造的，並且住滿了這些人。所以一個老犯人在街上走一段路，要不遇到幾個熟人是不可能的。在市內有好幾個勞改營管理局。勞改點像海邊的沙子一樣遍布在城市的四周。
在營旁世界裏住著什麽人呢?1.原來的本地人(也可能沒有這種人);2.軍事化警衛隊;3.勞改營軍官及其家屬;4.帶家屬的看守員(看守人員和警衛隊不同，總是過著住家的生活，即使是在擔任軍職);5.前犯人(從本營或附近的勞改營釋放的);6.各種受到限製的人——“半專政的”、身份證“不幹淨”的(和前犯人一樣，他們住在這裏不是出於自願，而是由於貼在他們身上的符咒：即使並沒有像對流放者似地具體指定他們必須住在這個地方，但他們在任何其他地方在工作和居住方麵都會遭到更壞的待遇，也許根本不會讓他們在那裏住。);7生產行政官員。這是一些身居高位的人物，在一個龐大的新村裏隻有幾個人(有時候也可能沒有這一類人);8.再就是狹義上說的所謂“自由民”即僱傭人員了。這全是一些遊民無賴———各種到處鬼混的、窮途末路的、想發洋財的人。要知道在這些偏遠的死亡的屬地裏，工作可以做得比在宗主國裏差三倍，而工資可以拿得比在那裏高四倍：北極補貼、遠地補貼、條件困難補貼，還可以竊取犯人的勞動成果。此外，許多人是招募來的，按合同來的，他們還能領到差旅費。誰要會從生產報表裏淘金，營旁世界就是克隆台克。帶著假文憑的人們拚命往這裏鑽，冒險家、流氓、謀利者紛紛來到這裏。那種需要無償地利用別人的頭腦的人到這裏來是很有利的(犯人地質工作者們替半瓶醋的地質學家進行野外考察、整理資料、做好結論，然後他隻需要到宗主國去進行博士論文答辯就行了)。各種失意人物以及普通的潦倒酒鬼都被命運甩到這個地方。到這裏來的人有的因家庭破裂或者是為了逃避支付贍養費。這裏有時還有一些分配工作時沒有爭取到好地方的中技畢業生。但是他們從來到的頭一天起就開始為回到文明世界而奮鬥了，有誰一年達不到目的，兩年以後一定能達到。在自由民當中還有完全不同的另一類人：他們已經上了年紀，已經在營旁世界生活了幾十年，吸慣了它的空氣，以至於不再需要另一個更甜蜜的世界。如果他們的勞改營撤銷了，或者上級不再付給他們所要求的工資了——他們就離開這裏，但必定是轉移到另一個同樣的營旁地帶，他們不能過別樣的生活。瓦西裏·阿克先吉耶維奇·弗羅洛夫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是個大酒鬼，騙子手，“著名的鑄造能手”，要不是我對他已經做過一番描寫，我在這裏還可以談很多關於他的事。他沒有任何文憑，他那點手藝也早被他連酒一塊地喝掉了，可是人家每個月沒有拿過少於五千(赫魯雪夫以前的)盧布的錢。
“自由民”這個字最廣泛的意思是指任何一個自由人，即還沒有被關進監獄或者已經放出來的蘇聯公民，因而也應指營旁世界的任何一個公民。但是這個字在群島上更經常地是用於狹隘的意義：自由民——這是和犯人們在一個生產區工作的自由人。因此到那裏去工作的第一、五、六種人也都叫做自由民。
自由民被雇來擔任施工員、領班、工長、倉庫主任、定額員。有些職務，如果使用犯人，在看押方麵有困難，也僱傭他們來擔任：司機、馬車夫、發貨員、拖拉機手、挖土機手、鏟土機手、線路電工、夜班鍋爐工。
這些第二等的自由民是和犯人一樣幹普通苦力活的人。他們馬上就能很隨便地和我們交上朋友，勞改營製度和刑事法律禁止的一切事情他們都肯做：很痛快地替犯人把信件投入新村的自由人的郵筒;把犯人們裹成一小包的衣服拿到自由市場上去賣。賣來的錢留在自己手裏，而給犯人們帶去一些解饞的東西;和犯人們一起在工地上大搞偷竊活動;把燒酒帶進或運進生產區(當門口搜查得緊的時候——把用柏油封口的小瓶放進汽車的油箱)。
如果在那裏麵也被門崗發現了——仍然不會有人報告上司;共青團員警衛戰士們認為那樣做倒不如自己把繳獲的燒酒喝到肚裏上算。
凡是可以把犯人的工作量寫到自由人的帳上的地方(領班和工長也不會討厭記到自己的帳上的)，他們一定會這樣做。要知道，記在犯人帳上的工作量是白搭的，人家不會付錢，隻給一份麵包口糧。所以在取消了配給製以後的時代裏比較合理的作法是給犯人隨便填寫一張工作日報單，隻要不出大問題就行，而把他完成的工作改記到自由人的帳上。自由民領到這筆錢，又可以自己吃喝，又可以給他手下的犯人們一點吃的。
在莫斯科勞改營裏的自由民身上，也看得出在營旁世界裏工作的極大好處。一九四六年在我們的卡盧加關卡有兩名自由瓦匠、一名灰泥匠、一名漆匠。他們算是我們這個工地上的人，可是工作幾乎一點也不幹。因為這項工程給不了他們大價錢：這裏沒有附加工資，工作麵積都是量好了的：完成一平方米的抹灰工作給三十二戈比。而把一平方按五十戈比算或者把一間房子的平方米數多寫兩倍都絕對不可能。但是第一，我們的自由民可以從工地上往外夾帶水泥、油漆、幹性油、玻璃;第二，白天八小時工作時間好好休息，晚上和星期天全力以赴地投入主要工作——幹旁門左道的私活，靠它來把錢撈足。抹同樣的一千米牆壁，灰泥匠從私人手裏拿的就不是三十二戈比，而是十盧布。這樣一天晚上就能掙到兩百盧布!
普羅霍羅夫不是說過嗎：“錢——現在它是雙層的。”哪個西方人能懂得“雙層的錢”是什麽?在戰時，一個車工每月經過扣除後能拿到八百盧布，而市場上的麵包一公斤要值一百四十盧布。這就是說他一個月除了配給的麵包口糧之外，連買六公斤麵包的錢都掙不到——也就是說他每一天不能給全家帶回兩百克麵包!然而他卻能活著……公家明擺著蠻不講理地付給工人不現實的工資，讓他們去尋找“第二層錢”的來路。那個付給我們的灰泥匠高得發瘋的幹夜活的報酬的人，自己也是在什麽事上、在什麽地方撈取自己的“第二層”的。社會主義製度就是這樣取得了勝利，可惜隻是在紙麵上。原先那個製度的生命力是很頑強的，很靈活的，無論是詛咒，無論是檢察長的追究，都沒有使它死去。
所以犯人和自由民的關係一般地不能說是敵對的，反倒可以說是友好的。此外，這些前途茫茫、半醉半醒、喪家失業的人們對別人的痛苦比較容易感受，對於犯人的災難及其冤獄的情況能夠聽得進去。對於軍官、看守和警衛由於職務的關係閉眼不看的事情，一個沒有成見的人的眼睛是睜開的。
群島的這些省會當中最大的要算卡拉幹達。這個城市是由流放者和前犯人建造的，並且住滿了這些人。所以一個老犯人在街上走一段路，要不遇到幾個熟人是不可能的。在市內有好幾個勞改營管理局。勞改點像海邊的沙子一樣遍布在城市的四周。
在營旁世界裏住著什麽人呢?1.原來的本地人(也可能沒有這種人);2.軍事化警衛隊;3.勞改營軍官及其家屬;4.帶家屬的看守員(看守人員和警衛隊不同，總是過著住家的生活，即使是在擔任軍職);5.前犯人(從本營或附近的勞改營釋放的);6.各種受到限製的人——“半專政的”、身份證“不幹淨”的(和前犯人一樣，他們住在這裏不是出於自願，而是由於貼在他們身上的符咒：即使並沒有像對流放者似地具體指定他們必須住在這個地方，但他們在任何其他地方在工作和居住方麵都會遭到更壞的待遇，也許根本不會讓他們在那裏住。);7生產行政官員。這是一些身居高位的人物，在一個龐大的新村裏隻有幾個人(有時候也可能沒有這一類人);8.再就是狹義上說的所謂“自由民”即僱傭人員了。這全是一些遊民無賴———各種到處鬼混的、窮途末路的、想發洋財的人。要知道在這些偏遠的死亡的屬地裏，工作可以做得比在宗主國裏差三倍，而工資可以拿得比在那裏高四倍：北極補貼、遠地補貼、條件困難補貼，還可以竊取犯人的勞動成果。此外，許多人是招募來的，按合同來的，他們還能領到差旅費。誰要會從生產報表裏淘金，營旁世界就是克隆台克。帶著假文憑的人們拚命往這裏鑽，冒險家、流氓、謀利者紛紛來到這裏。那種需要無償地利用別人的頭腦的人到這裏來是很有利的(犯人地質工作者們替半瓶醋的地質學家進行野外考察、整理資料、做好結論，然後他隻需要到宗主國去進行博士論文答辯就行了)。各種失意人物以及普通的潦倒酒鬼都被命運甩到這個地方。到這裏來的人有的因家庭破裂或者是為了逃避支付贍養費。這裏有時還有一些分配工作時沒有爭取到好地方的中技畢業生。但是他們從來到的頭一天起就開始為回到文明世界而奮鬥了，有誰一年達不到目的，兩年以後一定能達到。在自由民當中還有完全不同的另一類人：他們已經上了年紀，已經在營旁世界生活了幾十年，吸慣了它的空氣，以至於不再需要另一個更甜蜜的世界。如果他們的勞改營撤銷了，或者上級不再付給他們所要求的工資了——他們就離開這裏，但必定是轉移到另一個同樣的營旁地帶，他們不能過別樣的生活。瓦西裏·阿克先吉耶維奇·弗羅洛夫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是個大酒鬼，騙子手，“著名的鑄造能手”，要不是我對他已經做過一番描寫，我在這裏還可以談很多關於他的事。他沒有任何文憑，他那點手藝也早被他連酒一塊地喝掉了，可是人家每個月沒有拿過少於五千(赫魯雪夫以前的)盧布的錢。
“自由民”這個字最廣泛的意思是指任何一個自由人，即還沒有被關進監獄或者已經放出來的蘇聯公民，因而也應指營旁世界的任何一個公民。但是這個字在群島上更經常地是用於狹隘的意義：自由民——這是和犯人們在一個生產區工作的自由人。因此到那裏去工作的第一、五、六種人也都叫做自由民。
自由民被雇來擔任施工員、領班、工長、倉庫主任、定額員。有些職務，如果使用犯人，在看押方麵有困難，也僱傭他們來擔任：司機、馬車夫、發貨員、拖拉機手、挖土機手、鏟土機手、線路電工、夜班鍋爐工。
這些第二等的自由民是和犯人一樣幹普通苦力活的人。他們馬上就能很隨便地和我們交上朋友，勞改營製度和刑事法律禁止的一切事情他們都肯做：很痛快地替犯人把信件投入新村的自由人的郵筒;把犯人們裹成一小包的衣服拿到自由市場上去賣。賣來的錢留在自己手裏，而給犯人們帶去一些解饞的東西;和犯人們一起在工地上大搞偷竊活動;把燒酒帶進或運進生產區(當門口搜查得緊的時候——把用柏油封口的小瓶放進汽車的油箱)。
如果在那裏麵也被門崗發現了——仍然不會有人報告上司;共青團員警衛戰士們認為那樣做倒不如自己把繳獲的燒酒喝到肚裏上算。
凡是可以把犯人的工作量寫到自由人的帳上的地方(領班和工長也不會討厭記到自己的帳上的)，他們一定會這樣做。要知道，記在犯人帳上的工作量是白搭的，人家不會付錢，隻給一份麵包口糧。所以在取消了配給製以後的時代裏比較合理的作法是給犯人隨便填寫一張工作日報單，隻要不出大問題就行，而把他完成的工作改記到自由人的帳上。自由民領到這筆錢，又可以自己吃喝，又可以給他手下的犯人們一點吃的。
在莫斯科勞改營裏的自由民身上，也看得出在營旁世界裏工作的極大好處。一九四六年在我們的卡盧加關卡有兩名自由瓦匠、一名灰泥匠、一名漆匠。他們算是我們這個工地上的人，可是工作幾乎一點也不幹。因為這項工程給不了他們大價錢：這裏沒有附加工資，工作麵積都是量好了的：完成一平方米的抹灰工作給三十二戈比。而把一平方按五十戈比算或者把一間房子的平方米數多寫兩倍都絕對不可能。但是第一，我們的自由民可以從工地上往外夾帶水泥、油漆、幹性油、玻璃;第二，白天八小時工作時間好好休息，晚上和星期天全力以赴地投入主要工作——幹旁門左道的私活，靠它來把錢撈足。抹同樣的一千米牆壁，灰泥匠從私人手裏拿的就不是三十二戈比，而是十盧布。這樣一天晚上就能掙到兩百盧布!
普羅霍羅夫不是說過嗎：“錢——現在它是雙層的。”哪個西方人能懂得“雙層的錢”是什麽?在戰時，一個車工每月經過扣除後能拿到八百盧布，而市場上的麵包一公斤要值一百四十盧布。這就是說他一個月除了配給的麵包口糧之外，連買六公斤麵包的錢都掙不到——也就是說他每一天不能給全家帶回兩百克麵包!然而他卻能活著……公家明擺著蠻不講理地付給工人不現實的工資，讓他們去尋找“第二層錢”的來路。那個付給我們的灰泥匠高得發瘋的幹夜活的報酬的人，自己也是在什麽事上、在什麽地方撈取自己的“第二層”的。社會主義製度就是這樣取得了勝利，可惜隻是在紙麵上。原先那個製度的生命力是很頑強的，很靈活的，無論是詛咒，無論是檢察長的追究，都沒有使它死去。
所以犯人和自由民的關係一般地不能說是敵對的，反倒可以說是友好的。此外，這些前途茫茫、半醉半醒、喪家失業的人們對別人的痛苦比較容易感受，對於犯人的災難及其冤獄的情況能夠聽得進去。對於軍官、看守和警衛由於職務的關係閉眼不看的事情，一個沒有成見的人的眼睛是睜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