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娜·薩姆舍爾回憶她的父親。他就是一九四二年在他漸近老境的時候被徵召入伍派到阿爾漢格爾斯克省的勞改營裏去當警衛的。家屬也搬到他那裏去了。“在家裏父親很難過地談到勞改營裏的生活，也談到那裏的好人。當父親一個人看押一個作業班從事農業勞動的時候(這還是在戰時——整個作業班由一個兵看押!這難道不是放鬆嗎?)，我時常到他那裏去，他準許我和犯人們談話。犯人們對父親很尊敬：他從來不對他們說粗暴的話。他們請求，比方說，進商店，父親就放他們去。而他們也從來不在他手底下逃跑。他們對我說：‘要是所有的押解員都像你爸爸這樣就好了。’父親知道許多坐牢的人都是無辜的。他很憤慨，但隻是在家裏說。在排裏不能這麽說，說這話是要被關進去的。”戰爭結束後他立即復員了。
但也決不能把薩姆舍爾當做戰時警衛隊的標本。他以後的命運就證明了這一點;到了一九四七年，他本人就依照第五十八條被捕入獄了!一九五o年在瀕死的狀態中獲準因病釋放，五個月之後死在家裏。
戰後這種鬆散的警衛還持續了一兩年。不知怎麽興起來的，許多警衛隊員談到自己的服役，也都用起“刑期”這個字眼來了：“等到我服滿了‘刑期’的時候。”他們懂得自己的職務的可恥，自己幹的工作，在家裏是說不出口的。在上麵說過的那個奧爾客，一個警衛士兵故意從文教科裏偷了一件東西被開除、判刑，但馬上就遇赦出去了。士兵們都羨慕他：真想到辦法了!好樣的!
h·斯托裏亞羅娃回憶起一個警衛隊士兵。在她一開始逃跑時，這個士兵就截住了她——並且替她隱瞞了逃跑的企圖，她沒有受到懲罰。還有一個是由於對被遞解走的女犯的愛情而自殺的。在婦女勞改點裏實行真正的嚴厲措施以前，女犯和押解隊士兵之間時常發生友善的、良好的，有時甚至是愛情的關係。連我們這樣的偉大的國家都沒有辦法在一切地方壓碎善良與愛情!……
戰後年代的年輕新兵也沒有馬上變得合乎古拉格的要求。當弗拉季連·紮多爾內(以後還要講到他)在內羅勃拉格的警衛隊裏造起反來的時候，他的同齡的同事們以很同情的態度對待他的反抗。
自我警衛構成勞改營警衛史中的一個特殊篇章。早在革命後的最初年代就曾宣布過，自我看守是蘇維埃犯人們的義務。在索洛維茨，這一條貫徹得大有成效，在白波運河及伏爾加運河土地上也廣為採用。任何一個不願意推手車的社會親近分子都可以扛起一支步槍來對付自己的同伴。
我們不斷定說這是專門為了使人民道德腐化的魔鬼的計劃。正如我們半個世紀的現代史中歷來的情形：崇高的光輝理論和爬行的低賤道德好像很自然交織在一起，很容易互相轉化。但是從老犯人的講述裏我們知道，“自我警衛”隊員對自己的兄弟們是殘忍的，他們力圖巴結上司，保住警犬的職位，有時候用開槍打死來報私仇。
不，請你告訴我，——有什麽壞事教不會人民、人們、人類去做?……
而且這在法律文獻中已經指出來了：“在許多情況下被剝奪了自由的人們比正式的看守員能夠更好地執行警衛營地和維持秩序的任務。”
這段引文是摘自三十年代的，而紮多爾內也證實了四十年代末的情形：自我警衛隊員對自己的同伴們十分兇狠，抓住一個形式上的理由就開槍把人打死。同時，在帕爾馬，內羅勃拉格的一個懲戒派遣點，被關押的全是“五十八條”，自警隊也是由“五十八條們”組成的!政治犯竟……
弗拉季連講了這樣一個自警隊員——庫茲馬，從前是司機，二十歲剛出頭的小夥子。一九四九年他因觸犯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怎樣生活?沒有找尋到別的路。一九五二年弗拉季連遇到他的時候，他已經當了自我警衛隊員。這種處境使他痛苦，他說他背不動步槍這個重擔;去執勤的時候經常不裝子彈。常常在夜裏哭，罵自己是賣身投靠的小人，甚至想自殺。他的額頭很高，麵孔有些神經質。他愛好詩歌，常和弗拉季連到泰加森林裏去讀詩，過後又去扛步槍……
他還知道一個像亞歷山大·盧寧這樣的自我警衛隊員，是一個已經上了年紀的人，斑白的頭髮像花冠似地罩著額頭，令人產生好感的善良的笑容。戰爭時期他是一名步兵中尉，後來當了集體農莊主席。他因為沒有按區委的要求上交糧食，而是擅自分給了社員，被判了十年徒刑(按生活性條文)。這說明他是這樣的一個人——把鄰人看得重於自己!可是在內羅勃拉格卻變成了自我警衛隊員，甚至在普羅麥茹托奇納亞勞改點點長手下掙到了減刑。
人的限度啊!不論你怎樣對它感到驚奇，你永遠不能真正把它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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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營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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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臭肉不僅表麵發臭，而且四周還包裹著一層發臭的分子雲。群島的每一個島嶼也是這樣，它在自己四周造成並保持著一個發臭的地區。這個地區比群島本身的範圍更廣，它是每一個島嶼的小營區和全國的大營區之間的媒介區、傳送區。
在群島上產生的人與人的關係、風習、觀點和語言等方麵一切最有傳染性的東西，按照世界上植物和動物組織滲透的普遍規律，首先滲出到這個傳送區，然後擴散到全國。勞改營思想和文化中的那些值得進入全國文化的成份正是在這個傳送區裏自動地受到檢驗和挑選。當莫斯科大學新樓的走廊裏哇哩哇啦地傳出了勞改營裏的用語，當一位首都的自食其力的婦女對生活的實質說出和勞改犯完全一致的見解，請你不要奇怪：這是通過傳送區、通過營旁世界到達這裏的。
在當局試圖(也許並不試圖)通過口號、文教科、郵件檢查部門和行動特派員改造犯人的思想的時候，犯人們卻更快地通過營分世界改造著全國的思想。盜賊們的世界觀首先征服了群島，毫不費力地向外推移，占領了缺乏更有力的思想意識的一片空白的全蘇思想市場。勞改營式的狠毒手段、人和人關係的殘酷、撥人心上的冷漠的鎧甲、對任何誠實勞動的敵視——所有這一切輕而易舉地征服了營旁世界，隨後又在整個的獄外世界中深刻地反映出來。
群島就是這樣對造成了它的蘇聯進行復仇。
任何一種殘酷行為都不會白白過去而不給我們留下後果。
我們追求便宜的東西，而結果總是付出高昂的代價。
把這些地區、小鎮、新村—一列舉出來，差不多就等於複述一遍群島的地理。任何一個勞改營區也不能獨自存在，在它附近一定有一個自由人的居民點。有時候這個新村伴隨著某個臨時的伐木勞改點存在若幹年，然後和勞改點一起消失。有時候它在這裏生下根，得到一個名字、一個村蘇維埃、一條鐵路支線——於是它永遠留下了。有時候由這些新村發展成著名的城市，如馬加丹、杜金卡、伊加爾卡、傑米爾套、巴爾哈什、傑茲卡茲甘、安格連、泰謝特、布拉茨克、蘇維埃港之類、這類新村並不僅僅是在荒蠻的邊陲地帶潰爛流膿，而且直接長在俄羅斯的軀體上，在頓涅茨和圖拉的礦井旁邊，在泥炭採掘場附近，在勞改農場附近。有時候整個區，如坦沙耶夫區，都受到感染，都屬於營旁世界。當勞改營被注射進了一個大城市的身體，甚至是莫斯科本身——營旁世界也是存在的，但不是以新村的形式，而是體現在那些每晚乘無軌電車和公共汽車從營裏散出而每早又集合到這兒來的那些個別人身上。(在這種情況下，傳染病的向外傳播的速度更快。)
但也決不能把薩姆舍爾當做戰時警衛隊的標本。他以後的命運就證明了這一點;到了一九四七年，他本人就依照第五十八條被捕入獄了!一九五o年在瀕死的狀態中獲準因病釋放，五個月之後死在家裏。
戰後這種鬆散的警衛還持續了一兩年。不知怎麽興起來的，許多警衛隊員談到自己的服役，也都用起“刑期”這個字眼來了：“等到我服滿了‘刑期’的時候。”他們懂得自己的職務的可恥，自己幹的工作，在家裏是說不出口的。在上麵說過的那個奧爾客，一個警衛士兵故意從文教科裏偷了一件東西被開除、判刑，但馬上就遇赦出去了。士兵們都羨慕他：真想到辦法了!好樣的!
h·斯托裏亞羅娃回憶起一個警衛隊士兵。在她一開始逃跑時，這個士兵就截住了她——並且替她隱瞞了逃跑的企圖，她沒有受到懲罰。還有一個是由於對被遞解走的女犯的愛情而自殺的。在婦女勞改點裏實行真正的嚴厲措施以前，女犯和押解隊士兵之間時常發生友善的、良好的，有時甚至是愛情的關係。連我們這樣的偉大的國家都沒有辦法在一切地方壓碎善良與愛情!……
戰後年代的年輕新兵也沒有馬上變得合乎古拉格的要求。當弗拉季連·紮多爾內(以後還要講到他)在內羅勃拉格的警衛隊裏造起反來的時候，他的同齡的同事們以很同情的態度對待他的反抗。
自我警衛構成勞改營警衛史中的一個特殊篇章。早在革命後的最初年代就曾宣布過，自我看守是蘇維埃犯人們的義務。在索洛維茨，這一條貫徹得大有成效，在白波運河及伏爾加運河土地上也廣為採用。任何一個不願意推手車的社會親近分子都可以扛起一支步槍來對付自己的同伴。
我們不斷定說這是專門為了使人民道德腐化的魔鬼的計劃。正如我們半個世紀的現代史中歷來的情形：崇高的光輝理論和爬行的低賤道德好像很自然交織在一起，很容易互相轉化。但是從老犯人的講述裏我們知道，“自我警衛”隊員對自己的兄弟們是殘忍的，他們力圖巴結上司，保住警犬的職位，有時候用開槍打死來報私仇。
不，請你告訴我，——有什麽壞事教不會人民、人們、人類去做?……
而且這在法律文獻中已經指出來了：“在許多情況下被剝奪了自由的人們比正式的看守員能夠更好地執行警衛營地和維持秩序的任務。”
這段引文是摘自三十年代的，而紮多爾內也證實了四十年代末的情形：自我警衛隊員對自己的同伴們十分兇狠，抓住一個形式上的理由就開槍把人打死。同時，在帕爾馬，內羅勃拉格的一個懲戒派遣點，被關押的全是“五十八條”，自警隊也是由“五十八條們”組成的!政治犯竟……
弗拉季連講了這樣一個自警隊員——庫茲馬，從前是司機，二十歲剛出頭的小夥子。一九四九年他因觸犯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怎樣生活?沒有找尋到別的路。一九五二年弗拉季連遇到他的時候，他已經當了自我警衛隊員。這種處境使他痛苦，他說他背不動步槍這個重擔;去執勤的時候經常不裝子彈。常常在夜裏哭，罵自己是賣身投靠的小人，甚至想自殺。他的額頭很高，麵孔有些神經質。他愛好詩歌，常和弗拉季連到泰加森林裏去讀詩，過後又去扛步槍……
他還知道一個像亞歷山大·盧寧這樣的自我警衛隊員，是一個已經上了年紀的人，斑白的頭髮像花冠似地罩著額頭，令人產生好感的善良的笑容。戰爭時期他是一名步兵中尉，後來當了集體農莊主席。他因為沒有按區委的要求上交糧食，而是擅自分給了社員，被判了十年徒刑(按生活性條文)。這說明他是這樣的一個人——把鄰人看得重於自己!可是在內羅勃拉格卻變成了自我警衛隊員，甚至在普羅麥茹托奇納亞勞改點點長手下掙到了減刑。
人的限度啊!不論你怎樣對它感到驚奇，你永遠不能真正把它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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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臭肉不僅表麵發臭，而且四周還包裹著一層發臭的分子雲。群島的每一個島嶼也是這樣，它在自己四周造成並保持著一個發臭的地區。這個地區比群島本身的範圍更廣，它是每一個島嶼的小營區和全國的大營區之間的媒介區、傳送區。
在群島上產生的人與人的關係、風習、觀點和語言等方麵一切最有傳染性的東西，按照世界上植物和動物組織滲透的普遍規律，首先滲出到這個傳送區，然後擴散到全國。勞改營思想和文化中的那些值得進入全國文化的成份正是在這個傳送區裏自動地受到檢驗和挑選。當莫斯科大學新樓的走廊裏哇哩哇啦地傳出了勞改營裏的用語，當一位首都的自食其力的婦女對生活的實質說出和勞改犯完全一致的見解，請你不要奇怪：這是通過傳送區、通過營旁世界到達這裏的。
在當局試圖(也許並不試圖)通過口號、文教科、郵件檢查部門和行動特派員改造犯人的思想的時候，犯人們卻更快地通過營分世界改造著全國的思想。盜賊們的世界觀首先征服了群島，毫不費力地向外推移，占領了缺乏更有力的思想意識的一片空白的全蘇思想市場。勞改營式的狠毒手段、人和人關係的殘酷、撥人心上的冷漠的鎧甲、對任何誠實勞動的敵視——所有這一切輕而易舉地征服了營旁世界，隨後又在整個的獄外世界中深刻地反映出來。
群島就是這樣對造成了它的蘇聯進行復仇。
任何一種殘酷行為都不會白白過去而不給我們留下後果。
我們追求便宜的東西，而結果總是付出高昂的代價。
把這些地區、小鎮、新村—一列舉出來，差不多就等於複述一遍群島的地理。任何一個勞改營區也不能獨自存在，在它附近一定有一個自由人的居民點。有時候這個新村伴隨著某個臨時的伐木勞改點存在若幹年，然後和勞改點一起消失。有時候它在這裏生下根，得到一個名字、一個村蘇維埃、一條鐵路支線——於是它永遠留下了。有時候由這些新村發展成著名的城市，如馬加丹、杜金卡、伊加爾卡、傑米爾套、巴爾哈什、傑茲卡茲甘、安格連、泰謝特、布拉茨克、蘇維埃港之類、這類新村並不僅僅是在荒蠻的邊陲地帶潰爛流膿，而且直接長在俄羅斯的軀體上，在頓涅茨和圖拉的礦井旁邊，在泥炭採掘場附近，在勞改農場附近。有時候整個區，如坦沙耶夫區，都受到感染，都屬於營旁世界。當勞改營被注射進了一個大城市的身體，甚至是莫斯科本身——營旁世界也是存在的，但不是以新村的形式，而是體現在那些每晚乘無軌電車和公共汽車從營裏散出而每早又集合到這兒來的那些個別人身上。(在這種情況下，傳染病的向外傳播的速度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