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這位特卡奇準尉——埃克巴斯圖茲勞改營裏人人害怕的管理處長助理——跟看守員的職務那麽對路，好像是從這個模子裏澆出來的，好像從繈褓時代起他就一直在這裏服務，好像是和古拉格從一個娘肚子裏生出來的。這表現在他那一張黑色額發覆蓋下的凝固而兇險的麵孔上。單是和他在一起或者在營內的小道上碰見他，都叫人害怕：他不會走過什麽人的身邊而不給他帶來什麽損害——命令他向後轉、強迫他去幹活、沒收他什麽東西、恐嚇、處罰、逮捕。晚點名以後，各工棚都上了鎖，但在夏天加了鐵柵的窗口還是打開的，特卡奇不聲不響地偷偷走到窗口下麵。在外麵偷聽。然後他伸頭往裏麵看——屋子裏的人急忙跑回原鋪。他在窗台外麵，像黑色的夜鳥一樣，通過鐵柵宣布：因不按時睡覺，因說話，因使用違禁品，給予各種處分。
突然間，特卡奇永遠消失了。勞改營裏傳出風聲(我們無法核實，但這類頑固的風聲一般都是真實的)，說他被人揭發是一個從敵占區來的法西斯劊子手，被捕了，到了二十五年。這是一九五二年的事。
然而法西斯劊子手(他幹這個決不會超過三年)怎麽在戰後的七年內竟成了內務部的紅人?
怎麽回事?
“押解隊不給警告即可開槍!”在這句咒語中包含了押解隊的全部特殊規章，包括了它依照寫在法律背麵的規定淩駕於我們之上的權力。
說“押解隊”，我們是採用群島的日常用語;還有個習慣的說法(在勞改營裏甚至是更經常的說法)——“軍警隊”或簡稱“警衛”。它的學名是“內務部軍事化警衛隊”。“押解”隻是軍警隊可能執行的任務之一，與“守衛”、“營區警戒”、“環形警戒”和“隊部警戒”並列。
押解勤務即使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也和火線勤務一樣。押解隊不怕任何調查，它也不必對任何行為做出解釋。凡是開槍的人總是對的。凡是被打死的人總是錯的，因為他想逃跑或跨出警戒線。
這就是奧爾套勞改點的兩次槍殺(請乘以勞改點的總數)。警衛隊兵士帶著一隊被押解的犯人走過。有一個解除看管的犯人向走在這一隊中的他的女朋友靠攏過去，和她並排走。——“走開!”“怎麽，你捨不得?”開槍。擊斃。一場審判的喜劇。宣布警衛隊’兵士無罪：在執行職責時受到侮辱。
一個拿著釋放證(他明天被釋放)的犯人走到在大門口站崗的警衛身邊請求;“讓我出去，我到洗衣房(在營區外)跑一趟，一眨眼工夫就回來!”“不行。”“我明天就要自由了，傻瓜!”當場擊斃。對殺人者連審判都沒有進行。
犯人在勞動緊張的時候多麽容易注意不到樹上砍出的這些記號啊，它們代表著一條想像的虛線，是代替鐵絲網的樹木警戒圈。索洛維約夫(前陸軍中尉)砍倒了一棵雲杉。他往後倒退著走，清掉樹幹上的枝杈。他隻看見自己這棵砍倒的樹。可是押解隊員“坦沙耶沃狼”卻眯縫起眼睛等著，他是不會招呼犯人“小心發!”的。他等著——現在沿著樹幹繼續倒退著走的索洛維約夫不留神跨出了生產區。開槍!開花子彈，一個肺被炸爛了。索洛維約夫被打死，而“坦沙耶沃狼”得到一百盧布的獎金。(“坦沙耶沃狼”——這是布列波洛姆附近的坦沙耶沃區的當地居民。他們在戰爭時期為了貪圖離家近些並且不上前線，紛紛加入軍警隊。這就是孩子們習慣叫嚷：“媽媽，‘鹹鯡魚’來了!”的那個坦沙耶沃區。)
押解隊和犯人之間的這種絕對服從的關係，警衛人員永遠享有的以子彈代替語言的權利，不可能不對警衛隊軍官和隊員們的性格產生影響。犯人們的生命雖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交給他們支配，但已經交得夠全麵徹底了。土著們在他們眼裏根本不是人，而是某種能活動的懶洋洋的稻草人。命運派了他們來給這些稻草人點數，盡量迅速地驅趕他們上工和下工，再就是勞動時盡量地把他們保持在最密集的狀態。
警衛隊的軍官們胡作非為的事例就更多了。這些年輕輕的小中尉們的腦子裏形成了一種對生活的肆無忌憚的權力感。一種人隻是狂吼亂叫(內羅勃拉格的喬爾內上尉);另一種人從殘忍中尋求快樂，甚至在自己的士兵身上施行起來(同一個地方的薩穆金中尉);第三種人不承認自己的無上權威有任何限製。警衛隊長涅夫斯基(烏斯特維姆，第三勞改點)發現自己的小狗(不是公家的警犬，而是他自己的心愛的小狗)不見了。他自然是到營區裏麵去尋找，正好碰到五名土著在那裏卸開死狗。他掏出手槍，當場打死一個。(這個事件沒有引起任何行政後果，除了其餘四人受到蹲懲戒隔離室的處分以外。)
一九三八年在烏拉爾西區的維謝拉河上，森林火災以暴風雨般的速度襲來，從森林延及到兩座勞改點。對犯人們該怎麽處理?需要在幾分鍾之內決定，沒有時間和上麵聯繫。警衛隊沒有放他們出去——結果全部燒死了。這樣做麻煩較少。如果放出去的犯人逃散，警衛隊會受到審判。
警衛隊的職務對於它的軍官們的旺盛的精力隻有一個限製：它的基本單位是排，全部至高無上的權力隻到排為止，而肩章上最多隻能有兩顆小星。在隊裏的提升隻能使他脫離排裏的實權，那是一條死胡同。
因此最貪權和最有力的警衛隊員都爭取調去幹內務部的內部勤務，在那裏取得晉升。古拉格的若幹著名人物的履歷正是這樣的。前麵已經提到過的安東諾夫，北極的“死亡之路”的主宰者，就是警衛隊長出身，文化程度隻有小學四年級。
內務部無疑把警衛隊人員的挑選看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各地兵役局也都接到有關的秘密指示。兵役局擔當著許多秘密性質的工作，而我們對它總是抱著寬厚的態度。例如，二十年代提出的建立地區性軍隊的思想(伏龍藝的方案)為什麽遭到堅決地拒絕?相反，為什麽特別堅持把新兵調到離本地區盡可能遠的地方去服役(亞塞拜然人去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人去高加索)?因為軍隊必須和當地居民疏遠，最好連種族也各不相同(正如一九六二年在諾沃切爾卡斯克考驗過的那樣)。在選配押解部隊人員的時候也並非無意地使韃靼人及其他少數民族占了較大的百分比：他們的比較不開化，他們的比較閉塞，對於國家是寶貴財富，是國家的堡壘。
但是這種部隊的真正科學的組織和訓練是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才和特種營的建立同時開始的。從這時起，這支部隊隻吸收十九歲的男孩子，並且立即使他們受到大劑量的思想意識輻射。(關於這種押解隊我們以後還要單獨談。)
在這以前，在古拉格裏好像不大顧得上這些事。實際原因是，我國人民雖然已經是社會主義的，但還沒有全體都發展和提高到當之無愧的勞改營警衛隊員的堅強而殘忍的水平!警衛隊的成份有時候很雜，有時候不再能成為原來設計的那堵恐怖之牆。在蘇德戰爭年代它特別嚴重地軟化了：訓練得最好的(“良好的兇猛狀態”)年輕士兵不得不交給前線。一些有氣無力的後備役人員慢慢騰騰地走進了警衛隊，這些人按健康條件不適於參加作戰部隊，按兇猛狀態則完全不符合古拉格的要求(不是在適當的年代教育出來的)。在勞改營的最無情的、飢餓的、戰爭的年代，是警衛隊的這種鬆懈現象(隻是就發生了這種現象的地方而言，並不是到處都有的)在一定程度上稍許減輕了犯人們的生活重擔。
突然間，特卡奇永遠消失了。勞改營裏傳出風聲(我們無法核實，但這類頑固的風聲一般都是真實的)，說他被人揭發是一個從敵占區來的法西斯劊子手，被捕了，到了二十五年。這是一九五二年的事。
然而法西斯劊子手(他幹這個決不會超過三年)怎麽在戰後的七年內竟成了內務部的紅人?
怎麽回事?
“押解隊不給警告即可開槍!”在這句咒語中包含了押解隊的全部特殊規章，包括了它依照寫在法律背麵的規定淩駕於我們之上的權力。
說“押解隊”，我們是採用群島的日常用語;還有個習慣的說法(在勞改營裏甚至是更經常的說法)——“軍警隊”或簡稱“警衛”。它的學名是“內務部軍事化警衛隊”。“押解”隻是軍警隊可能執行的任務之一，與“守衛”、“營區警戒”、“環形警戒”和“隊部警戒”並列。
押解勤務即使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也和火線勤務一樣。押解隊不怕任何調查，它也不必對任何行為做出解釋。凡是開槍的人總是對的。凡是被打死的人總是錯的，因為他想逃跑或跨出警戒線。
這就是奧爾套勞改點的兩次槍殺(請乘以勞改點的總數)。警衛隊兵士帶著一隊被押解的犯人走過。有一個解除看管的犯人向走在這一隊中的他的女朋友靠攏過去，和她並排走。——“走開!”“怎麽，你捨不得?”開槍。擊斃。一場審判的喜劇。宣布警衛隊’兵士無罪：在執行職責時受到侮辱。
一個拿著釋放證(他明天被釋放)的犯人走到在大門口站崗的警衛身邊請求;“讓我出去，我到洗衣房(在營區外)跑一趟，一眨眼工夫就回來!”“不行。”“我明天就要自由了，傻瓜!”當場擊斃。對殺人者連審判都沒有進行。
犯人在勞動緊張的時候多麽容易注意不到樹上砍出的這些記號啊，它們代表著一條想像的虛線，是代替鐵絲網的樹木警戒圈。索洛維約夫(前陸軍中尉)砍倒了一棵雲杉。他往後倒退著走，清掉樹幹上的枝杈。他隻看見自己這棵砍倒的樹。可是押解隊員“坦沙耶沃狼”卻眯縫起眼睛等著，他是不會招呼犯人“小心發!”的。他等著——現在沿著樹幹繼續倒退著走的索洛維約夫不留神跨出了生產區。開槍!開花子彈，一個肺被炸爛了。索洛維約夫被打死，而“坦沙耶沃狼”得到一百盧布的獎金。(“坦沙耶沃狼”——這是布列波洛姆附近的坦沙耶沃區的當地居民。他們在戰爭時期為了貪圖離家近些並且不上前線，紛紛加入軍警隊。這就是孩子們習慣叫嚷：“媽媽，‘鹹鯡魚’來了!”的那個坦沙耶沃區。)
押解隊和犯人之間的這種絕對服從的關係，警衛人員永遠享有的以子彈代替語言的權利，不可能不對警衛隊軍官和隊員們的性格產生影響。犯人們的生命雖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交給他們支配，但已經交得夠全麵徹底了。土著們在他們眼裏根本不是人，而是某種能活動的懶洋洋的稻草人。命運派了他們來給這些稻草人點數，盡量迅速地驅趕他們上工和下工，再就是勞動時盡量地把他們保持在最密集的狀態。
警衛隊的軍官們胡作非為的事例就更多了。這些年輕輕的小中尉們的腦子裏形成了一種對生活的肆無忌憚的權力感。一種人隻是狂吼亂叫(內羅勃拉格的喬爾內上尉);另一種人從殘忍中尋求快樂，甚至在自己的士兵身上施行起來(同一個地方的薩穆金中尉);第三種人不承認自己的無上權威有任何限製。警衛隊長涅夫斯基(烏斯特維姆，第三勞改點)發現自己的小狗(不是公家的警犬，而是他自己的心愛的小狗)不見了。他自然是到營區裏麵去尋找，正好碰到五名土著在那裏卸開死狗。他掏出手槍，當場打死一個。(這個事件沒有引起任何行政後果，除了其餘四人受到蹲懲戒隔離室的處分以外。)
一九三八年在烏拉爾西區的維謝拉河上，森林火災以暴風雨般的速度襲來，從森林延及到兩座勞改點。對犯人們該怎麽處理?需要在幾分鍾之內決定，沒有時間和上麵聯繫。警衛隊沒有放他們出去——結果全部燒死了。這樣做麻煩較少。如果放出去的犯人逃散，警衛隊會受到審判。
警衛隊的職務對於它的軍官們的旺盛的精力隻有一個限製：它的基本單位是排，全部至高無上的權力隻到排為止，而肩章上最多隻能有兩顆小星。在隊裏的提升隻能使他脫離排裏的實權，那是一條死胡同。
因此最貪權和最有力的警衛隊員都爭取調去幹內務部的內部勤務，在那裏取得晉升。古拉格的若幹著名人物的履歷正是這樣的。前麵已經提到過的安東諾夫，北極的“死亡之路”的主宰者，就是警衛隊長出身，文化程度隻有小學四年級。
內務部無疑把警衛隊人員的挑選看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各地兵役局也都接到有關的秘密指示。兵役局擔當著許多秘密性質的工作，而我們對它總是抱著寬厚的態度。例如，二十年代提出的建立地區性軍隊的思想(伏龍藝的方案)為什麽遭到堅決地拒絕?相反，為什麽特別堅持把新兵調到離本地區盡可能遠的地方去服役(亞塞拜然人去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人去高加索)?因為軍隊必須和當地居民疏遠，最好連種族也各不相同(正如一九六二年在諾沃切爾卡斯克考驗過的那樣)。在選配押解部隊人員的時候也並非無意地使韃靼人及其他少數民族占了較大的百分比：他們的比較不開化，他們的比較閉塞，對於國家是寶貴財富，是國家的堡壘。
但是這種部隊的真正科學的組織和訓練是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才和特種營的建立同時開始的。從這時起，這支部隊隻吸收十九歲的男孩子，並且立即使他們受到大劑量的思想意識輻射。(關於這種押解隊我們以後還要單獨談。)
在這以前，在古拉格裏好像不大顧得上這些事。實際原因是，我國人民雖然已經是社會主義的，但還沒有全體都發展和提高到當之無愧的勞改營警衛隊員的堅強而殘忍的水平!警衛隊的成份有時候很雜，有時候不再能成為原來設計的那堵恐怖之牆。在蘇德戰爭年代它特別嚴重地軟化了：訓練得最好的(“良好的兇猛狀態”)年輕士兵不得不交給前線。一些有氣無力的後備役人員慢慢騰騰地走進了警衛隊，這些人按健康條件不適於參加作戰部隊，按兇猛狀態則完全不符合古拉格的要求(不是在適當的年代教育出來的)。在勞改營的最無情的、飢餓的、戰爭的年代，是警衛隊的這種鬆懈現象(隻是就發生了這種現象的地方而言，並不是到處都有的)在一定程度上稍許減輕了犯人們的生活重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