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勞點長對西班牙人外科醫生福斯特不滿意，“把他派到採石場去!”派去了。但不久點長自己病了，需要動手術。有別的外科大夫，也可以進中央的醫院去。不，他隻相信福斯特!把福斯特從採石場調回來!由他給我做手術!(但是在手術台上他死了。)
一個勞改營長發現了寶貝：犯人地質工程師科紮克原來能唱戲劇男高音，革命前在彼得堡跟義大利人列佩托學過。營長發現自己也有嗓子。這是一九四———四二年。戰爭正在遠處的什麽地方進行。但受到免徵權牢靠保護的營長卻讓自己的農奴給自己上聲樂課。那個犯人已經病弱不堪，申請當局協助查找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科紮克也正從流放地通過古拉格尋找自己的丈夫。兩封尋人信都到了這個營長手裏，本可以幫助這對夫婦接上關係。然而他不這樣做。為什麽?他“安撫”科紮克，說他的妻子……被流放了，但生活得很好(她是個教員，現在糧食採購站當清掃員，後來在集體農莊勞動)。他仍要他教唱歌。到了一九四三年，科紮克已經完全不行了。營長開了思，幫他辦了因病釋放手續，讓他到老婆身邊去咽氣。(照這麽說，營長還不是個惡人!)
享有世襲領地的感覺是所有勞改營長的特有感覺。他們不把勞改營理解為某種國家體製的一部分，而當做是在他們整個任職期間交給他們獨占的世襲領地。所有對生命和個人的任意擺布都是由此而來的。長官們互相間的自我炫耀也是由此而來的。肯吉爾的一個勞改點的點長說：“我這裏有個教授在洗澡房裏幹活!”但是另一個勞改點長斯塔德尼科夫大尉的一句話就把他撂倒了：“在我那兒——有個院士當勤雜工，抬便桶!”
貪婪。貪財。在營吏當中這是最普通的特徵。並不是每一個都愚鈍，並不是每一個都任意胡來，但是從犯人的無償勞動和國家財產裏撈取好處使自己發財致富的事，每一個營吏，不管是這裏的主要長官還是副手，都在拚命地幹。不僅我自己沒有見過，而且我的朋友們也沒有人能記起一個大公無私的營吏，給我寫信的前犯人中也沒有能指出一個來的。
無論怎樣大量的合法利益和特權都不能滿足他盡可能多撈一把的欲望，無論是高工資(兩倍、三倍的“北極地區補貼”、“偏遠地區補貼”、“危險性工作補貼”);無論是獎金(一九三三年勞改法典第七十九條為勞改營領導幹部規定的獎金。這個法典同時也不妨礙他們為犯人規定一天十二小時、沒有星期天的勞動);無論是特別有利的計算工齡的辦法。(在集中了群島一半島嶼的北方地區，工作一年做兩年計算，而“軍事人員”隻需要幹二十年工作就可以領取退休金。因而，一個內務部的軍官，二十二歲在軍官學校畢業，三十二歲就可以拿全額退休金退休，搬到索契去居住!)
都是不能的!每一條可以流來無償的勞務、食物或財物的渠道，不管是浩蕩的大河還是涓涓的小溪，每一個營吏從來都是大把撈、大口吞地加以利用。早在索洛維茨群島上，長官們就開始從犯人中給自己找不要錢的女廚子、洗衣婦、馬夫、劈柴工。這個有利的習俗從那時起一直沒有中斷過(上麵也從來沒有禁止過)。營吏們除此以外還要犯人給他們當女飼養員。管菜園子或給他們的孩子當教員。在平等和社會主義的調門叫得最響的年代，例如一九三三年，在貝阿加格，任何一個自由僱傭人員隻要向勞改營的出納科交很少一點錢，就可以從犯人中得到一個女用人。在克尼亞日一波戈斯特，馬尼姬·烏特金娜大嬸給營長飼養奶牛——為此每天得到一杯牛奶的獎賞。照古拉格的風俗來說這是很慷慨的了。(說得更確切些，按照古拉格的風俗，奶牛不算是營長私有的，而是“為了改善病號飲食而飼養”的，但是牛奶則一定要送進營長家裏。)
誰隻要有可能從犯人的口糧裏撈取吃喝，他必定會這樣做。這已經不是論杯，而是論桶、論口袋了!讀者，請您再讀一遍第九章裏利帕伊寫的那封信，這是一個準是當過保管員的人發出的哀號。要知道這些庫拉金、波依綏-沙普卡和伊格納琴科從保管室裏成口袋、成大桶地往外拿東西並不是由於飢餓，並不是因為需要，並不是因為貧窮，而不過是因為：為什麽不從這些默默無言、無力自衛、餓得快死的奴隸們身上發一筆財呢?何況在戰時周圍所有的人都在拚命撈好處。如果你不像這樣生活，別人就會笑話你!(至於他們對因短缺了物資而受罰的雜役們採取的背叛態度，我就不當做一種特殊的習性單獨提出了。)在科雷馬呆過的犯人們也記得：凡是有可能從犯人的大灶裏偷東西的人——營長、管理科長、文教科長、自由僱傭的職員、值班看守——必定要偷。連門崗都把加了糖的茶偷到門房去!盡管是一小勺砂糖，但這是從犯人身上白刮來的!要知道從垂死的人手裏搶來的東西更甜些……
且看“美國禮物”(美國居民為救濟蘇聯人民募集的物品)到了他們手裏的時候又是什麽情形!據托·斯戈維奧介紹，一九四三年在烏斯奇-涅爾，勞改營長納戈爾內上校，政治處長戈洛烏林，英地吉爾勞管局長貝科夫，地質局長拉科夫斯基跟他們的妻子一道對所有捐贈物品都是親自開箱，任意挑揀，你搶我奪。他們自己拿剩的東西，以後在大會上作為獎品發給自由人。一直到一九四八年，首長的勤務兵還在黑市上倒賣剩餘的美國捐贈物品呢。
最好不要回想文教科長們——會叫人笑掉牙。他們無人不渝，但都是小手小腳(不準許他們搞大的)。文教科長把保管員叫來，給他一個包袱——裏麵是一條用《真理報》包著的破棉褲——你拿去，他說，給我拿來一條新的!一九四五一四六年卡盧加關卡勞改營的文教科長每天帶一捆劈柴到營外去，那是犯人們在工地上給他揀來的。(然後還要坐公共汽車在莫斯科市內走……穿著軍大衣，挾著一捆劈柴。看來日子也是不甜美的……)
對於勞改營的主人們說來，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家屬由營裏的師傅做鞋、做衣服(連獨勞點點長胖太太參加化裝舞會穿的“和平鴿”服裝也是在總務大院裏縫)還嫌不夠;由營裏給他們做家具和任何日用品還嫌不夠;由營裏給他們鑄造霰彈(供他們在附近的自然保護區裏進行偷獵)還嫌不夠;由營裏的廚房給他的豬供應飼料還嫌不夠。這都太少了!他們和舊時的農奴主的區別就在於他們的權力不是終身的也不是世襲的。正因為如此，農奴主們不需要自己偷自己的東西，而勞改營長們一腦子想的全是怎麽樣從自己管的家當裏偷出點什麽。
為了不致敘述得太累贅，我隻舉出少量的例子。臉色陰沉的駝背涅維任從來沒有空著手走出過我們那個卡盧加關卡勞改營，他總是穿著一件長下擺的軍官大衣，拿著或是一小桶幹性油，或是窗玻璃，或是膩子。一般數量都超過一個家庭所需要的一千倍。住在科傑裏尼切斯基濱河街的第十五獨勞點點長，大肚子大尉，每禮拜都要坐小汽車到勞改營裏來拿幹性油和膩子(在戰後的莫斯科這些東西等於黃金!)。這些東西都是預先從生產區裏替他偷出來轉移到營區裏來的——做這些事的正是那些因為偷過一束麥秸或一包釘子而被判了十年徒刑的犯人!但是我們這些俄國人是早就改造好了的，對咱們祖國發生的事情都已經習慣了，我們隻覺得這些事可笑而已。可是你們看羅斯托夫勞改營裏的德國戰俘們卻有什麽樣的感覺!營長每夜派他們去給自己偷建築材料：他和別的長官們正在給自己蓋房子。這些順從的德國人知道，同是這個營長，曾因他們偷了一小罐土豆而把他們送到軍事法庭，給他們判了十年至二十五年的徒刑。現在他們對這件事怎樣理解呢?德國人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們每次都到女翻譯c.那裏去一趟，向她呈交一份證明文件;關於某月某日被迫前去偷盜的聲明。(他們當時正在修建鐵路構築物，由於水泥經常被盜，構築物幾乎砌造在沙地上。)
一個勞改營長發現了寶貝：犯人地質工程師科紮克原來能唱戲劇男高音，革命前在彼得堡跟義大利人列佩托學過。營長發現自己也有嗓子。這是一九四———四二年。戰爭正在遠處的什麽地方進行。但受到免徵權牢靠保護的營長卻讓自己的農奴給自己上聲樂課。那個犯人已經病弱不堪，申請當局協助查找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科紮克也正從流放地通過古拉格尋找自己的丈夫。兩封尋人信都到了這個營長手裏，本可以幫助這對夫婦接上關係。然而他不這樣做。為什麽?他“安撫”科紮克，說他的妻子……被流放了，但生活得很好(她是個教員，現在糧食採購站當清掃員，後來在集體農莊勞動)。他仍要他教唱歌。到了一九四三年，科紮克已經完全不行了。營長開了思，幫他辦了因病釋放手續，讓他到老婆身邊去咽氣。(照這麽說，營長還不是個惡人!)
享有世襲領地的感覺是所有勞改營長的特有感覺。他們不把勞改營理解為某種國家體製的一部分，而當做是在他們整個任職期間交給他們獨占的世襲領地。所有對生命和個人的任意擺布都是由此而來的。長官們互相間的自我炫耀也是由此而來的。肯吉爾的一個勞改點的點長說：“我這裏有個教授在洗澡房裏幹活!”但是另一個勞改點長斯塔德尼科夫大尉的一句話就把他撂倒了：“在我那兒——有個院士當勤雜工，抬便桶!”
貪婪。貪財。在營吏當中這是最普通的特徵。並不是每一個都愚鈍，並不是每一個都任意胡來，但是從犯人的無償勞動和國家財產裏撈取好處使自己發財致富的事，每一個營吏，不管是這裏的主要長官還是副手，都在拚命地幹。不僅我自己沒有見過，而且我的朋友們也沒有人能記起一個大公無私的營吏，給我寫信的前犯人中也沒有能指出一個來的。
無論怎樣大量的合法利益和特權都不能滿足他盡可能多撈一把的欲望，無論是高工資(兩倍、三倍的“北極地區補貼”、“偏遠地區補貼”、“危險性工作補貼”);無論是獎金(一九三三年勞改法典第七十九條為勞改營領導幹部規定的獎金。這個法典同時也不妨礙他們為犯人規定一天十二小時、沒有星期天的勞動);無論是特別有利的計算工齡的辦法。(在集中了群島一半島嶼的北方地區，工作一年做兩年計算，而“軍事人員”隻需要幹二十年工作就可以領取退休金。因而，一個內務部的軍官，二十二歲在軍官學校畢業，三十二歲就可以拿全額退休金退休，搬到索契去居住!)
都是不能的!每一條可以流來無償的勞務、食物或財物的渠道，不管是浩蕩的大河還是涓涓的小溪，每一個營吏從來都是大把撈、大口吞地加以利用。早在索洛維茨群島上，長官們就開始從犯人中給自己找不要錢的女廚子、洗衣婦、馬夫、劈柴工。這個有利的習俗從那時起一直沒有中斷過(上麵也從來沒有禁止過)。營吏們除此以外還要犯人給他們當女飼養員。管菜園子或給他們的孩子當教員。在平等和社會主義的調門叫得最響的年代，例如一九三三年，在貝阿加格，任何一個自由僱傭人員隻要向勞改營的出納科交很少一點錢，就可以從犯人中得到一個女用人。在克尼亞日一波戈斯特，馬尼姬·烏特金娜大嬸給營長飼養奶牛——為此每天得到一杯牛奶的獎賞。照古拉格的風俗來說這是很慷慨的了。(說得更確切些，按照古拉格的風俗，奶牛不算是營長私有的，而是“為了改善病號飲食而飼養”的，但是牛奶則一定要送進營長家裏。)
誰隻要有可能從犯人的口糧裏撈取吃喝，他必定會這樣做。這已經不是論杯，而是論桶、論口袋了!讀者，請您再讀一遍第九章裏利帕伊寫的那封信，這是一個準是當過保管員的人發出的哀號。要知道這些庫拉金、波依綏-沙普卡和伊格納琴科從保管室裏成口袋、成大桶地往外拿東西並不是由於飢餓，並不是因為需要，並不是因為貧窮，而不過是因為：為什麽不從這些默默無言、無力自衛、餓得快死的奴隸們身上發一筆財呢?何況在戰時周圍所有的人都在拚命撈好處。如果你不像這樣生活，別人就會笑話你!(至於他們對因短缺了物資而受罰的雜役們採取的背叛態度，我就不當做一種特殊的習性單獨提出了。)在科雷馬呆過的犯人們也記得：凡是有可能從犯人的大灶裏偷東西的人——營長、管理科長、文教科長、自由僱傭的職員、值班看守——必定要偷。連門崗都把加了糖的茶偷到門房去!盡管是一小勺砂糖，但這是從犯人身上白刮來的!要知道從垂死的人手裏搶來的東西更甜些……
且看“美國禮物”(美國居民為救濟蘇聯人民募集的物品)到了他們手裏的時候又是什麽情形!據托·斯戈維奧介紹，一九四三年在烏斯奇-涅爾，勞改營長納戈爾內上校，政治處長戈洛烏林，英地吉爾勞管局長貝科夫，地質局長拉科夫斯基跟他們的妻子一道對所有捐贈物品都是親自開箱，任意挑揀，你搶我奪。他們自己拿剩的東西，以後在大會上作為獎品發給自由人。一直到一九四八年，首長的勤務兵還在黑市上倒賣剩餘的美國捐贈物品呢。
最好不要回想文教科長們——會叫人笑掉牙。他們無人不渝，但都是小手小腳(不準許他們搞大的)。文教科長把保管員叫來，給他一個包袱——裏麵是一條用《真理報》包著的破棉褲——你拿去，他說，給我拿來一條新的!一九四五一四六年卡盧加關卡勞改營的文教科長每天帶一捆劈柴到營外去，那是犯人們在工地上給他揀來的。(然後還要坐公共汽車在莫斯科市內走……穿著軍大衣，挾著一捆劈柴。看來日子也是不甜美的……)
對於勞改營的主人們說來，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家屬由營裏的師傅做鞋、做衣服(連獨勞點點長胖太太參加化裝舞會穿的“和平鴿”服裝也是在總務大院裏縫)還嫌不夠;由營裏給他們做家具和任何日用品還嫌不夠;由營裏給他們鑄造霰彈(供他們在附近的自然保護區裏進行偷獵)還嫌不夠;由營裏的廚房給他的豬供應飼料還嫌不夠。這都太少了!他們和舊時的農奴主的區別就在於他們的權力不是終身的也不是世襲的。正因為如此，農奴主們不需要自己偷自己的東西，而勞改營長們一腦子想的全是怎麽樣從自己管的家當裏偷出點什麽。
為了不致敘述得太累贅，我隻舉出少量的例子。臉色陰沉的駝背涅維任從來沒有空著手走出過我們那個卡盧加關卡勞改營，他總是穿著一件長下擺的軍官大衣，拿著或是一小桶幹性油，或是窗玻璃，或是膩子。一般數量都超過一個家庭所需要的一千倍。住在科傑裏尼切斯基濱河街的第十五獨勞點點長，大肚子大尉，每禮拜都要坐小汽車到勞改營裏來拿幹性油和膩子(在戰後的莫斯科這些東西等於黃金!)。這些東西都是預先從生產區裏替他偷出來轉移到營區裏來的——做這些事的正是那些因為偷過一束麥秸或一包釘子而被判了十年徒刑的犯人!但是我們這些俄國人是早就改造好了的，對咱們祖國發生的事情都已經習慣了，我們隻覺得這些事可笑而已。可是你們看羅斯托夫勞改營裏的德國戰俘們卻有什麽樣的感覺!營長每夜派他們去給自己偷建築材料：他和別的長官們正在給自己蓋房子。這些順從的德國人知道，同是這個營長，曾因他們偷了一小罐土豆而把他們送到軍事法庭，給他們判了十年至二十五年的徒刑。現在他們對這件事怎樣理解呢?德國人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們每次都到女翻譯c.那裏去一趟，向她呈交一份證明文件;關於某月某日被迫前去偷盜的聲明。(他們當時正在修建鐵路構築物，由於水泥經常被盜，構築物幾乎砌造在沙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