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喜歡既不思考也不檢驗就接受過來的那些流行用語具有多麽大的粘性啊!“老契卡!”———誰沒有聽到過用拖長的調子說出以示尊敬的這幾個字?如果想特別指出某個營吏不同於沒有經驗、毛手毛腳、愛瞎喊瞎叫但缺乏真正的叭喇狗的牙口的營吏，一般都說;“那兒的營長可是個老——契卡!”(比方像燒掉了克列姆普涅爾的《鐐銬奏鳴曲》的少校那樣的。)這個用語是契卡人員們自己講開的，而我們卻不假思索地跟著說。“老契卡”——這至少表示他在雅戈達時代、在葉若夫時代、在貝利亞時代都是紅人，是使他們每一個都感到滿意的人。
但是我們不泛泛地去談論“契卡人員”的一般情況。關於原來意義上的契卡人員，關於從事行動一偵查一憲兵工作的契卡人員，本書已經有專章介紹。而管吏們頂頂喜歡的就是把自己也稱為“契卡人員”，頂頂追求的就是這個稱號。他們有的人確是從那種崗位上來到這裏休息的。說休息，是因為在這裏神經不用過分緊張，健康不會受到損壞。他們在這裏的工作不需要像那裏要求的文化水平和作惡的主動勁頭。在契卡一格勃機關裏需要敏銳、迅速，必須準確無誤地打中對方的眼珠，但在內務部係統裏愚鈍些也不妨事，隻要不錯過對方的頭骨也就行了。
盡管我們十分難過，但我們無法承擔起解釋以下現象的任務：為什麽順利實現了的“勞改幹部工人化和共產黨員化”的口號未能在群島上創造出捷爾任斯基提倡的那種忐忑不安的對人的愛?從革命後最初幾年起，在中央懲治局和省懲治處的訓練班裏就“不脫產”地(即同時已經在監獄和集中營工作)為監獄和集中營培訓著初級的行政建設人員(即內部看守人員)。到了一九二五年，沙皇時代的看守人員隻剩下百分之六(久經鍛鍊的老手!)。而在這以前，中層勞改幹部就已經全部是蘇維埃的了。他們繼續學習著：起先在屬於教育人員委員部的各法律係(不錯，是屬於教育人民委員部的!並且不是無法係，而是——法律係!)，自一九三一年起改為司法人民委員部設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喀山、薩拉托夫和伊爾庫茨克的法學院的勞改工作專修班。那裏的畢業生裏工人占百分之七十，共產黨員占百分之七十!從一九二八年起，遵照人民委員會和從來沒有反對意見的中執委的決議，進一步擴大了這些工人化和共產黨員化了的監禁場所長官們在規定管理製度方麵的權限。可是你看怪不怪，對人的愛不知為什麽仍是沒有產生出來!受他們害的人比受法西斯害的人還要多好幾百萬——況且這些人並不是戰俘，不是被征服者，而是本國的同胞，在本國的土地上!
誰能給我們解釋清楚?……
生活道路的相同和地位的相同會不會導致性格的相同?一般地——不會。對於精神和智力強健的人們，是不會的。他們有自己的決定、自己的特徵，有時候是很出人意外的。但是經過了嚴格的反麵淘汰(道德的和智力的)的營吏們的性格都是驚人地相同。大概我們不用費力就可以描寫出他們基本的共同特徵：
傲氣。他生活在一個天高皇帝遠的單獨的島嶼上。在這個島上他是絕對的第一號：所有的犯人都低聲下氣地服從他，連自由人也是一樣。他肩章上的那顆星在這裏是最大的。他的權力是無邊無際的，而且是從不會犯錯誤的：任何有怨言的人結果總是不對(被鎮壓)。他的房子是群島上最好的。最好的交通工具。比他低一級的親信營吏們也是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由於他們先前的全部生活沒有在他們心裏埋藏下任何一顆具有批判能力的火星，所以他們也就不可能不把自己理解為一個特殊的種族——天生的統治者。從任何人都沒有力量進行反抗的這個事實中，他們得出結論，認為這說明他們統治得極其英明，這是他們的(“有組織的”)天才。每一天和每一個日常的場合都使他們能夠明顯地看到自己的高人一等：人們在他們麵前起立、立正、鞠躬;聽到他們的召喚不是走過來，而是跑過來;得到他們的命令不是走去執行，而是跑去執行。如果他(貝阿拉格，杜凱爾斯基)走到大門口去觀看他的骯髒卑賤的工人們排成縱隊在警犬的包圍中行進，那時他自己嚴然是一個身穿雪白的夏裝的種植園主。如果他們(翁日拉格)忽然想起要騎馬巡視馬鈴薯地裏的勞動情況——穿黑色衣裳的女犯們正在陷到小肚子的爛泥裏掙紮著，試圖從地裏挖出土豆子(不過她們來不及運出去，開春以後隻能再把它們埋進土裏去當肥料)，——那時候他們這一隊穿著擦亮的皮靴、筆挺的毛料製服在漸漸沉陷的女奴們旁邊疾馳而過的優雅的騎士們，活像是真正的奧林匹斯山上的眾神。
隨著自滿自足而來的必然是愚鈍。活著被奉為神明的人自然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他不需要讀什麽、學什麽，誰也不能告訴他什麽值得思索的東西。契訶夫在薩哈林島上的官員當中遇到一些聰明、有作為、有科學愛好、對本地自然環境和生活進行過深入研究、寫過地理學和民族學研究著作的人。但是哪怕是為了逗樂也不可能想像在整個群島上有這樣的一個營吏!如果庫德拉蒂(烏斯特維姆的一個派遣點的點長)決定了：百分之百地完成國家定額還根本不是什麽百分之百，而必須是完成他本人規定的(憑腦袋瓜想出來的)每班任務才能算數，否則就要罰全體吃懲戒口糧——你是沒法叫他改變主意的。完成定額百分之百以後，全體照吃懲戒口糧不誤。在庫德拉蒂的辦公室裏有成堆的列寧全集。他把b·f·弗拉索夫叫進來，教導他說：“你看列寧在這裏寫著對待寄生蟲應當採取什麽態度。”(他理解的寄生蟲就是隻完成了定額百分之百的犯人，而無產階級就是他自己。這兩個想法在他們的腦子裏是並列擱在一起的：這是我的莊園!我是無產者!)
但舊時農奴主的教養他們卻望塵莫及。許多農奴主曾在彼得堡等地求學，有的留學哥廷根。他們當中畢竟還出了阿克薩科夫、拉季舍夫、屠格涅夫一流的人物。但是我們內務部人員當中沒出過一個，也出不了一個。主要的是，農奴主們或是親自經營自己的莊園，或者至少對自己莊園的經管稍有知識。但是沐浴著國家種種思澤的趾高氣揚的內務部軍官們決不可能再承擔經濟領導的責任。對於這個任務，他們是太慵懶、太愚鈍了。他們用森嚴和保密的煙幕掩蓋著自己的無所事事。結果迫使國家(它絕非一貫是自上而下地治理的。歷史將會懂得：國家的不發展往往是中層官吏貪圖安逸的惰性所決定的。)不得不設立和他們的金色肩章的官僚係統平行的另一套由托拉斯和綜合工廠組成的同樣的官僚係統。(但這未曾使任何人奇怪：我們國家裏什麽東西不是同樣兩套呢?從蘇維埃政權本身開始。)
獨斷專行。任意胡為。在這方麵，營吏們和十八、十九世紀最壞的農奴主完全可以比美。荒謬絕倫的命令的實例舉不勝舉。它們唯一的目標就是顯示權力。越深入西伯利亞和北部地區，這類實例越多。但即使在莫斯科邊上(現在是莫斯科市區)的希姆基也有這樣的事。沃爾科夫少校在五月一口注意到犯人們不快樂。於是他發出命令：“每人必須立即快樂起來!我看到誰愁眉苦臉就把他關進懲戒區!”為了讓工程師們快活起來，便派一群第三次判刑的女賊們去給他們唱淫穢的小調。人們會說這不是任意胡為，而是政治工作。是嘍。一批新犯人被帶進上麵說的這個勞改營。新犯人伊萬諾夫斯基自我介紹是大劇院的舞蹈演員。“什麽?演員又”沃爾科夫發怒了，“進懲戒區二十天!你自己去向懲戒隔離室室長報到!”過了一會兒他打電話會問：“演員在那地蹲著嗎?”“蹲著。”“是他自己來的?”“自己。”“好，放他出來!我派他當助理管理員。”(我們已經寫到過，這個沃爾科夫曾下令把一個女犯的頭髮剃光，嫌太漂亮。)
但是我們不泛泛地去談論“契卡人員”的一般情況。關於原來意義上的契卡人員，關於從事行動一偵查一憲兵工作的契卡人員，本書已經有專章介紹。而管吏們頂頂喜歡的就是把自己也稱為“契卡人員”，頂頂追求的就是這個稱號。他們有的人確是從那種崗位上來到這裏休息的。說休息，是因為在這裏神經不用過分緊張，健康不會受到損壞。他們在這裏的工作不需要像那裏要求的文化水平和作惡的主動勁頭。在契卡一格勃機關裏需要敏銳、迅速，必須準確無誤地打中對方的眼珠，但在內務部係統裏愚鈍些也不妨事，隻要不錯過對方的頭骨也就行了。
盡管我們十分難過，但我們無法承擔起解釋以下現象的任務：為什麽順利實現了的“勞改幹部工人化和共產黨員化”的口號未能在群島上創造出捷爾任斯基提倡的那種忐忑不安的對人的愛?從革命後最初幾年起，在中央懲治局和省懲治處的訓練班裏就“不脫產”地(即同時已經在監獄和集中營工作)為監獄和集中營培訓著初級的行政建設人員(即內部看守人員)。到了一九二五年，沙皇時代的看守人員隻剩下百分之六(久經鍛鍊的老手!)。而在這以前，中層勞改幹部就已經全部是蘇維埃的了。他們繼續學習著：起先在屬於教育人員委員部的各法律係(不錯，是屬於教育人民委員部的!並且不是無法係，而是——法律係!)，自一九三一年起改為司法人民委員部設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喀山、薩拉托夫和伊爾庫茨克的法學院的勞改工作專修班。那裏的畢業生裏工人占百分之七十，共產黨員占百分之七十!從一九二八年起，遵照人民委員會和從來沒有反對意見的中執委的決議，進一步擴大了這些工人化和共產黨員化了的監禁場所長官們在規定管理製度方麵的權限。可是你看怪不怪，對人的愛不知為什麽仍是沒有產生出來!受他們害的人比受法西斯害的人還要多好幾百萬——況且這些人並不是戰俘，不是被征服者，而是本國的同胞，在本國的土地上!
誰能給我們解釋清楚?……
生活道路的相同和地位的相同會不會導致性格的相同?一般地——不會。對於精神和智力強健的人們，是不會的。他們有自己的決定、自己的特徵，有時候是很出人意外的。但是經過了嚴格的反麵淘汰(道德的和智力的)的營吏們的性格都是驚人地相同。大概我們不用費力就可以描寫出他們基本的共同特徵：
傲氣。他生活在一個天高皇帝遠的單獨的島嶼上。在這個島上他是絕對的第一號：所有的犯人都低聲下氣地服從他，連自由人也是一樣。他肩章上的那顆星在這裏是最大的。他的權力是無邊無際的，而且是從不會犯錯誤的：任何有怨言的人結果總是不對(被鎮壓)。他的房子是群島上最好的。最好的交通工具。比他低一級的親信營吏們也是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由於他們先前的全部生活沒有在他們心裏埋藏下任何一顆具有批判能力的火星，所以他們也就不可能不把自己理解為一個特殊的種族——天生的統治者。從任何人都沒有力量進行反抗的這個事實中，他們得出結論，認為這說明他們統治得極其英明，這是他們的(“有組織的”)天才。每一天和每一個日常的場合都使他們能夠明顯地看到自己的高人一等：人們在他們麵前起立、立正、鞠躬;聽到他們的召喚不是走過來，而是跑過來;得到他們的命令不是走去執行，而是跑去執行。如果他(貝阿拉格，杜凱爾斯基)走到大門口去觀看他的骯髒卑賤的工人們排成縱隊在警犬的包圍中行進，那時他自己嚴然是一個身穿雪白的夏裝的種植園主。如果他們(翁日拉格)忽然想起要騎馬巡視馬鈴薯地裏的勞動情況——穿黑色衣裳的女犯們正在陷到小肚子的爛泥裏掙紮著，試圖從地裏挖出土豆子(不過她們來不及運出去，開春以後隻能再把它們埋進土裏去當肥料)，——那時候他們這一隊穿著擦亮的皮靴、筆挺的毛料製服在漸漸沉陷的女奴們旁邊疾馳而過的優雅的騎士們，活像是真正的奧林匹斯山上的眾神。
隨著自滿自足而來的必然是愚鈍。活著被奉為神明的人自然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他不需要讀什麽、學什麽，誰也不能告訴他什麽值得思索的東西。契訶夫在薩哈林島上的官員當中遇到一些聰明、有作為、有科學愛好、對本地自然環境和生活進行過深入研究、寫過地理學和民族學研究著作的人。但是哪怕是為了逗樂也不可能想像在整個群島上有這樣的一個營吏!如果庫德拉蒂(烏斯特維姆的一個派遣點的點長)決定了：百分之百地完成國家定額還根本不是什麽百分之百，而必須是完成他本人規定的(憑腦袋瓜想出來的)每班任務才能算數，否則就要罰全體吃懲戒口糧——你是沒法叫他改變主意的。完成定額百分之百以後，全體照吃懲戒口糧不誤。在庫德拉蒂的辦公室裏有成堆的列寧全集。他把b·f·弗拉索夫叫進來，教導他說：“你看列寧在這裏寫著對待寄生蟲應當採取什麽態度。”(他理解的寄生蟲就是隻完成了定額百分之百的犯人，而無產階級就是他自己。這兩個想法在他們的腦子裏是並列擱在一起的：這是我的莊園!我是無產者!)
但舊時農奴主的教養他們卻望塵莫及。許多農奴主曾在彼得堡等地求學，有的留學哥廷根。他們當中畢竟還出了阿克薩科夫、拉季舍夫、屠格涅夫一流的人物。但是我們內務部人員當中沒出過一個，也出不了一個。主要的是，農奴主們或是親自經營自己的莊園，或者至少對自己莊園的經管稍有知識。但是沐浴著國家種種思澤的趾高氣揚的內務部軍官們決不可能再承擔經濟領導的責任。對於這個任務，他們是太慵懶、太愚鈍了。他們用森嚴和保密的煙幕掩蓋著自己的無所事事。結果迫使國家(它絕非一貫是自上而下地治理的。歷史將會懂得：國家的不發展往往是中層官吏貪圖安逸的惰性所決定的。)不得不設立和他們的金色肩章的官僚係統平行的另一套由托拉斯和綜合工廠組成的同樣的官僚係統。(但這未曾使任何人奇怪：我們國家裏什麽東西不是同樣兩套呢?從蘇維埃政權本身開始。)
獨斷專行。任意胡為。在這方麵，營吏們和十八、十九世紀最壞的農奴主完全可以比美。荒謬絕倫的命令的實例舉不勝舉。它們唯一的目標就是顯示權力。越深入西伯利亞和北部地區，這類實例越多。但即使在莫斯科邊上(現在是莫斯科市區)的希姆基也有這樣的事。沃爾科夫少校在五月一口注意到犯人們不快樂。於是他發出命令：“每人必須立即快樂起來!我看到誰愁眉苦臉就把他關進懲戒區!”為了讓工程師們快活起來，便派一群第三次判刑的女賊們去給他們唱淫穢的小調。人們會說這不是任意胡為，而是政治工作。是嘍。一批新犯人被帶進上麵說的這個勞改營。新犯人伊萬諾夫斯基自我介紹是大劇院的舞蹈演員。“什麽?演員又”沃爾科夫發怒了，“進懲戒區二十天!你自己去向懲戒隔離室室長報到!”過了一會兒他打電話會問：“演員在那地蹲著嗎?”“蹲著。”“是他自己來的?”“自己。”“好，放他出來!我派他當助理管理員。”(我們已經寫到過，這個沃爾科夫曾下令把一個女犯的頭髮剃光，嫌太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