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政治談話變成什麽樣子了呢?翁日拉格第五獨勞點裏,從蘇霍別茲沃德諾耶來了一名宣講員(這已經是一九五二年了)。下工後把犯人們趕去聽講演。這個同誌雖然沒有受過中等教育,但能在政治上完全正確地作需要而及時的講演:“關於希臘愛國者的鬥爭”。犯人們昏昏欲睡地坐著,一個躲在另一個的背後,毫無一點興趣。宣講員講述愛國者們受到的可怕迫害,講到希臘婦女們含著淚給史達林同誌寫了一封信。講演結束了,一個從裏沃夫來的帶點傻氣但又頗為狡猾的女犯舍列梅塔站起來問道:“首長公民!請您說:——我們可以給誰寫呢?……”這一來,說實在的,已經把講演的積極影響化為烏有了。


    文教科保留下來的改造和教育工作形式有這樣一些:在犯人給長官的申請書上註明完成定額情況和他的表現;給各房間分發經過檢查的信件;合訂報紙共藏起來免得被犯人捲菸抽掉;一年三次舉行業餘文藝表演;設法給美術家們搞來顏料和畫布,以便他們能裝飾營區並為長官們的私邸畫畫。稍稍給行動特派員一點幫助,但這是非正式的。


    在此種種以後,無怪充當文教科工作人員的不再是一些主動熱情的指導者,而更多的是一些傻頭傻腦、死氣沉沉的角色。


    哦!還有一項重要工作:管理信箱1有時把它們打開,取出信件,重新關上——這是一些漆成褐色的掛在營區內顯眼地方的小箱子。箱子上分別寫有:“致蘇聯最高蘇維埃”,“致蘇聯部長會議”,“致內務部長”,“致總檢察長”。


    請寫吧!——我們有言論自由。至於該送到哪裏,該送給誰,這由我們來解決吧。這裏有專門閱讀這些東西的同誌。


    投進這些箱子裏的是些什麽呢?赦免申請書?


    不僅有這種東西。有時還有告密情(初出茅廬者寫的)——文教科自然會分清,它們不是往莫斯科送的,而是該拿到旁邊的辦公室去的。還有什麽呢?沒有經驗的讀者就猜不到了!還有——發明!非常偉大的發明,這種發明應當使現代的整個技術根本改觀,至少可以把發明者從勞改營裏釋放出去。


    在普通的正常人中間,發明家(詩人也一樣)要比我們猜想到的多得多。在勞改營裏他們更是多不勝數。要想法脫身出去呀!發明活動是一種不受子彈和毒打威脅的逃跑形式。


    在上下工的時候,在抬擔架和揮丁字鎬的時候(找不出別的更合式的時間),這些尤拉納斯女神的侍從們蹙著額頭,努力在發明什麽足以使政府吃驚和燃起它的貪慾的東西來。


    從霍夫林諾勞改營來的列別傑夫是一個無線電報務員。他的發明已經遭到回絕,無需保密了,所以現在向我透露說,他發現了羅盤針在蒜味影響下的偏離效應。由此他發現了用氣味調製高頻振盪的途徑,用這個方法可以實現氣味的遠距離傳輸。然而,政府人士不認為這個方案有軍事上的好處,不感興趣。就是說,沒能得手。你或者留下來繼續受罪,或者再想出點什麽更好的名堂來。


    有的人,雖然很少見,——突然被帶走到什麽地方去了!他自己不會解釋,不會說出來,免得把事情搞壞,而在勞改營裏則誰也猜想不到,為什麽正是把他帶走了,弄到什麽地方去了呢?有的永遠消失了,有的過些時候又被送了回來(他現在也不會說,免得被當成笑柄。或者故意放出一層濃厚的煙幕。這是合乎犯人們的性格的:用講故事來抬高自己的身價)。


    但是,我這個在天堂島嶼呆過的人,曾看到過導管的另一端:發明送去的地方,以及在那裏是怎樣閱看的。這裏我允許自己使這本不愉快的書的耐心讀者稍稍開開心。


    有一個叫特魯什裏亞科夫的,過去是蘇軍中尉,在塞瓦斯托波爾受震傷後,被抓去當了俘虜,後來在奧斯威辛呆過,這一切經歷使得他的神經似乎有點不正常。他從勞改營裏提出的某種設想頗能引起上麵的興趣,因而被送到供犯人工作的科學研究所(即“沙拉什卡”)。在這裏他成了真正的發明噴泉,長官們剛否定了他的一項發明——他馬上就提出第二項。雖然他沒有把任何一項發明搞到計算的程度,但他是那麽充滿靈感,氣度深沉,不苟言笑,眼光富有表情,所以人們不僅不敢懷疑他在搞欺騙,而且我的一個朋友,一位很嚴肅的工程師堅持說,特魯什裏亞科夫以其思想深度來說,可以說是二十世紀的牛頓。誠然,我並沒有注意他所有的想法,但有一次他接受了研製他本人提出的雷達吸收器的任務,他要求得到高等數學方麵的幫助,我被作為數學家派到他那裏。特魯什裏亞科夫對任務作了這樣的說明:


    為了使飛機或坦克不反射雷達波,它應當擁有某種用多層材料(這是什麽材料,特魯什裏亞科夫沒有告訴我:或是因為他自己還沒有選定,或是因為這是發明者的主要秘密)做的覆蓋物。電磁波在這些層的邊界上經過前前後後多次折射和反射,應當失去自己的全部能量。現在我的任務是,雖不知材料的性能,但應當利用幾何光學定律和我所能用的任何其他手段來證明一切都將像特魯什裏亞科夫所預言的那樣——而且還要選定層次的最佳數!


    不言而喻,我什麽辦法也想不出來!特魯什裏亞科夫也什麽都沒有做成。我們的創作聯盟也就解體了。


    不久,我作為圖書管理員(我在那裏也當過圖書管理員),收到特魯什裏亞科夫送來的一份館際(從列寧圖書館)互借預約單。那上麵沒有指明作者和書名而寫著:


    “隨便什麽關於洲際旅行技術的東西。”


    因為當時隻是一九四七年,所以列寧圖書館除了儒勒·凡爾納以外,幾乎什麽也不能給他提供(關於齊奧爾科夫斯基當時很少想到)。在準備飛向月球的嚐試失敗後,特魯什裏亞科夫又被扔進了無底深淵——回到了勞改營。


    信件還是從勞改營裏源源而來。我被派進(這一次是作為翻譯)清理從勞改營送來的成堆的發明和專利申請書的工程師班子。之所以需要翻譯人員,是因為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許多文件送來時都是用德文寫的。


    但是,這並不是申請書。而且,也不是自願寫出來的東西。讀它們的時候是感到痛心和害臊的。這是一些從德國戰俘那裏逼取、強求、壓榨出來的東西。因為很清楚,總不能把這些德國人在俘虜營裏扣留一輩子:就算在戰後扣上三年,扣上五年,但最後還得把他們放回老家去。所以應當在這些年內把可能對我們國家有用的東西都從他們那裏套出來。至少取得被帶到西方占領區去的那些專利的黯淡的影子。


    我很容易想像這是怎樣搞出來的。命令那些毫不生疑的做事認真的德國人報告:有什麽專長,在哪裏工作過,擔任什麽工作。然後,必定是契卡行動第三科挨個兒把所有的工程師和技術員叫到辦公室去。先是尊敬地(這使德國人受寵若驚)詳細詢問他們戰前在德國做過的工作種類和性質(他們已經開始想,是否將要讓他們離開勞改營去做享受優待的工作)。然後從他們取得不泄密的書麵具結「凡是verboten(禁止)的事情,德國人是不會做的」。最後對他們提出硬性要求:書麵敘述他們生產上的一切值得注意的特點和那裏採用的重要技術的新成就。德國人明白了他們在誇耀自己過去的地位時,已落入了怎樣的陷阱,但已經晚了1他們現在不能什麽也不寫——他們受到恐嚇說如果這樣做就永遠不放他們回國(按那些年代的情況來判斷,這看來是很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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