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沒有文化的人，當時很少理解各種法令的意義，我們老是看著史達林手裏抱著一個黑頭髮小女孩的肖像……十二歲的孩子自己去讀這些法令的那就更少了。而法令卻一個接一個地發布出來。一九四o年十二月十日——對於“在鐵軌下放置各種物品”的也從十二歲起判刑(噢，這是在訓練年輕的破壞分子)。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法令——對於第十二條沒有規定的其餘各種犯罪——從十四歲起判刑。
這時發生了一個不大的幹擾。衛國戰爭開始了。但法律就是法律!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在史達林發表驚慌失措的講話後過了四天，在德國坦克正沖向列寧格勒、斯摩棱斯克、基輔的時候，又發布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一個法令，很難說，現在什麽對我們更有意思：表明當局在那些火燒眉毛的日子裏解決某個重大問題時的無動於衷的學院派作風呢，還是法令的內容本身。事情是這樣的，蘇聯檢察長(維辛斯基?)向最高蘇維埃告了最高法院一狀(可見大恩人也是了解這件事的)，說是各法院對一九三五年的法令適用得不正確：他們對蓄意犯罪的兒童才判刑。這種心慈手軟的做法是不能容許的!於是，主席團在戰火中作出說明：上述解釋不符合法律原意!它導入了法律沒有規定的限製!……於是它按照檢察長的意見向最高法院說明：在兒童不是蓄意而是過失犯罪的場合，也可對他們進行審判，適用一切刑罰方法(即“滿打滿算’)!
真了不起!也許在整個世界歷史上誰也沒有接近過這樣根本解決兒童問題的做法。從十二歲起就可以對過失行為判刑——直至槍決!
一九七二年三月，當聽到一個十四歲的英國少年在土耳其因大批販賣麻醉品被判處了六年徒刑的時候，全英國都大為震驚——怎麽能這樣做呢?!可是當閱讀史達林的關於娃娃犯人的法律時，你們的左派領袖的眼睛和心靈都到哪裏去了?
“兒童?!你們為什麽消滅兒童?”一紐倫堡法庭審判席上的偶然對蘇聯國內法律一無所知(忘了自己過去是怎麽審的了)的蘇聯法官尼基琴科震驚於被告們的罪行，表示了天真無邪的驚訝。英國、美國、法國的法官們帶著更加誠實和聰明的神態和他並排坐著。
隻有這樣才能把貪婪的老鼠洞都堵死!隻有這樣才能把集體農莊的穗頭保護好!現在糧倉可以不斷充實起來了，生活可以繁榮昌盛起來了，而那些天生品行不端的兒童將走上漫長的改過自新的道路。
那些同樣有子有女的黨員檢察長們誰也沒哆嗦一下!——他們毫不為難地簽發逮捕證。那些黨員審判員們也誰都沒有哆嗦一下!——他們睜著明亮的眼睛判處兒童三年、五年、八年和十年的一般勞改!
因為“剃”穗頭，判給這些小傢夥的不少於八年!
因為偷了一衣兜土豆——小孩的一個褲子口袋裏裝的土豆——也是八年!
黃瓜不是這樣計價的。薩沙因為從集體農莊的菜園子裏偷了十條黃瓜得到了五年。
十四歲的小姑娘莉達在庫斯坦奈省的欽吉拉烏斯區中心的街上連泥帶土地把從卡車上像一般細水似地漏下來的穀物(反正是要糟蹋的)收集起來。因為她盜竊社會主義財產不是直接從地裏或從倉庫裏，考慮到這個減輕罪責的情節，所以隻判了她三年。使審判員發了善心的可能還有這樣一個情況，在這一(一九四八)年，最高法院作了一個說明：對帶有兒童胡鬧性質的盜竊行為(在花園裏偷幾個蘋果)——不判刑。根據類推，法院認為可以稍稍從輕處理(而我們可以從中推論出，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八年偷蘋果是判過刑的)。
很多人因為從廠辦學校逃跑而被判刑。誠然，對這種行為隻判六個月(在勞改營裏開玩笑地把他們稱作死囚。但不管是不是玩笑，請看看遠東勞改營裏對待“死囚”的情景;派他們從廁所裏運糞。一輛雙輪大車，上麵有一個大木桶，滿滿裝著惡臭的糞水。許多“死囚”有的架轅，有的從旁邊和後麵推——糞桶晃動時糞水濺在他們身上，而穿著嗶嘰衣服的臉色紅潤的“母狗”們哈哈大笑，用棍子驅趕著孩子們。——還在從符拉迪沃斯托克用船押運到薩哈林的途中[一九四九年]，“母狗”們就用刀威脅著“信用討”這些孩子以滿足他們的性慾。——所以，就是六個月有時已經足夠了)。
當十二歲的孩子跨進了成年犯人監室的門檻，作為享受充分權利的公民受到和成年人同樣的待遇，在幾乎與他們不自覺生活的年數一樣多的野蠻透頂的刑期方麵、在口糧、爛菜湯、鋪位方麵和成年犯人受到同樣待遇的時候——“未成年犯”這個共產主義再教育的舊名詞不知怎的便失去了價值，輪廓模糊，含義不清了——於是古拉格自己造出了一個響亮的無恥的字眼“娃娃犯人”!而這些苦命的公民——還不是國家的公民，但已經是群島的公民，自己也開始帶著又自豪又痛苦的表情重複起這個字眼來了。
他們的成年時期就這麽早這麽奇怪地開始了——從跨進監獄門檻的那一瞬間。
一套連沉著穩健的勇敢的人們都支持不住的生活方式，落在十二——十四歲的孩子們頭上。但年輕人依照年輕生命的法則不會被這種生活方式壓扁，而是會生根、適應。好像在幼年時期毫不困難地就可以學會新的語言、習慣一樣——娃娃犯人一進門就學會了群島的語言——這是盜竊犯的語言，掌握了群島的哲學——可這又是誰的哲學呢?
他們從這種生活中吸取了整個最不人道的東西，全部發腐的毒汁——可是卻那麽習以為常，好像他們在繈褓時期吃的就不是奶，而是這種毒汁。
他們那麽迅速地長入了勞改營的生活——甚至不是在幾星期內，而是在幾天內!好像對它一點也沒有感到奇怪，好像這種生活對他們一點也不新鮮，而是昨天的自由生活的自然繼續。“他們在外麵也不是穿絲著綢長大的：剃穗頭的、往衣服口袋裏裝土豆的、到工廠上工遲到的和從廠辦學校逃跑的，不是有權有勢的父母的子女。娃娃犯人是勞動人民的子弟。他們在外麵的時候就很清楚，生活是建立在不公正上的。但那裏並不是一切都一絲不掛地暴露在外麵，有的穿著體麵的外衣，有的為母親的好言相勸所軟化。在群島上娃娃犯人所看到的世界則是四足動物眼裏的世界：有力就有理!隻有殘忍的強盜才有生存的權利。我們成年人看到的群島也是這個樣子，但是，我們能用我們的經驗、我們的思考、我們的理想以及在此以前我們所讀到的東西去同它對抗!孩子們則是以童年時代的聖潔的易感性去感受群島。所以幾天內孩子們就成了野獸——而且是沒有道德觀念的最壞的野獸(當你瞧著馬的安詳的大眼睛或愛撫著俯首認罪的狗的耳朵的時候，你怎能說他們沒有道德觀念?)。娃娃犯人掌握了一條規律：如果別人的牙齒不如你的堅固——你就去把他嘴裏的食物奪出來，它就是你的了!
這時發生了一個不大的幹擾。衛國戰爭開始了。但法律就是法律!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在史達林發表驚慌失措的講話後過了四天，在德國坦克正沖向列寧格勒、斯摩棱斯克、基輔的時候，又發布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一個法令，很難說，現在什麽對我們更有意思：表明當局在那些火燒眉毛的日子裏解決某個重大問題時的無動於衷的學院派作風呢，還是法令的內容本身。事情是這樣的，蘇聯檢察長(維辛斯基?)向最高蘇維埃告了最高法院一狀(可見大恩人也是了解這件事的)，說是各法院對一九三五年的法令適用得不正確：他們對蓄意犯罪的兒童才判刑。這種心慈手軟的做法是不能容許的!於是，主席團在戰火中作出說明：上述解釋不符合法律原意!它導入了法律沒有規定的限製!……於是它按照檢察長的意見向最高法院說明：在兒童不是蓄意而是過失犯罪的場合，也可對他們進行審判，適用一切刑罰方法(即“滿打滿算’)!
真了不起!也許在整個世界歷史上誰也沒有接近過這樣根本解決兒童問題的做法。從十二歲起就可以對過失行為判刑——直至槍決!
一九七二年三月，當聽到一個十四歲的英國少年在土耳其因大批販賣麻醉品被判處了六年徒刑的時候，全英國都大為震驚——怎麽能這樣做呢?!可是當閱讀史達林的關於娃娃犯人的法律時，你們的左派領袖的眼睛和心靈都到哪裏去了?
“兒童?!你們為什麽消滅兒童?”一紐倫堡法庭審判席上的偶然對蘇聯國內法律一無所知(忘了自己過去是怎麽審的了)的蘇聯法官尼基琴科震驚於被告們的罪行，表示了天真無邪的驚訝。英國、美國、法國的法官們帶著更加誠實和聰明的神態和他並排坐著。
隻有這樣才能把貪婪的老鼠洞都堵死!隻有這樣才能把集體農莊的穗頭保護好!現在糧倉可以不斷充實起來了，生活可以繁榮昌盛起來了，而那些天生品行不端的兒童將走上漫長的改過自新的道路。
那些同樣有子有女的黨員檢察長們誰也沒哆嗦一下!——他們毫不為難地簽發逮捕證。那些黨員審判員們也誰都沒有哆嗦一下!——他們睜著明亮的眼睛判處兒童三年、五年、八年和十年的一般勞改!
因為“剃”穗頭，判給這些小傢夥的不少於八年!
因為偷了一衣兜土豆——小孩的一個褲子口袋裏裝的土豆——也是八年!
黃瓜不是這樣計價的。薩沙因為從集體農莊的菜園子裏偷了十條黃瓜得到了五年。
十四歲的小姑娘莉達在庫斯坦奈省的欽吉拉烏斯區中心的街上連泥帶土地把從卡車上像一般細水似地漏下來的穀物(反正是要糟蹋的)收集起來。因為她盜竊社會主義財產不是直接從地裏或從倉庫裏，考慮到這個減輕罪責的情節，所以隻判了她三年。使審判員發了善心的可能還有這樣一個情況，在這一(一九四八)年，最高法院作了一個說明：對帶有兒童胡鬧性質的盜竊行為(在花園裏偷幾個蘋果)——不判刑。根據類推，法院認為可以稍稍從輕處理(而我們可以從中推論出，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八年偷蘋果是判過刑的)。
很多人因為從廠辦學校逃跑而被判刑。誠然，對這種行為隻判六個月(在勞改營裏開玩笑地把他們稱作死囚。但不管是不是玩笑，請看看遠東勞改營裏對待“死囚”的情景;派他們從廁所裏運糞。一輛雙輪大車，上麵有一個大木桶，滿滿裝著惡臭的糞水。許多“死囚”有的架轅，有的從旁邊和後麵推——糞桶晃動時糞水濺在他們身上，而穿著嗶嘰衣服的臉色紅潤的“母狗”們哈哈大笑，用棍子驅趕著孩子們。——還在從符拉迪沃斯托克用船押運到薩哈林的途中[一九四九年]，“母狗”們就用刀威脅著“信用討”這些孩子以滿足他們的性慾。——所以，就是六個月有時已經足夠了)。
當十二歲的孩子跨進了成年犯人監室的門檻，作為享受充分權利的公民受到和成年人同樣的待遇，在幾乎與他們不自覺生活的年數一樣多的野蠻透頂的刑期方麵、在口糧、爛菜湯、鋪位方麵和成年犯人受到同樣待遇的時候——“未成年犯”這個共產主義再教育的舊名詞不知怎的便失去了價值，輪廓模糊，含義不清了——於是古拉格自己造出了一個響亮的無恥的字眼“娃娃犯人”!而這些苦命的公民——還不是國家的公民，但已經是群島的公民，自己也開始帶著又自豪又痛苦的表情重複起這個字眼來了。
他們的成年時期就這麽早這麽奇怪地開始了——從跨進監獄門檻的那一瞬間。
一套連沉著穩健的勇敢的人們都支持不住的生活方式，落在十二——十四歲的孩子們頭上。但年輕人依照年輕生命的法則不會被這種生活方式壓扁，而是會生根、適應。好像在幼年時期毫不困難地就可以學會新的語言、習慣一樣——娃娃犯人一進門就學會了群島的語言——這是盜竊犯的語言，掌握了群島的哲學——可這又是誰的哲學呢?
他們從這種生活中吸取了整個最不人道的東西，全部發腐的毒汁——可是卻那麽習以為常，好像他們在繈褓時期吃的就不是奶，而是這種毒汁。
他們那麽迅速地長入了勞改營的生活——甚至不是在幾星期內，而是在幾天內!好像對它一點也沒有感到奇怪，好像這種生活對他們一點也不新鮮，而是昨天的自由生活的自然繼續。“他們在外麵也不是穿絲著綢長大的：剃穗頭的、往衣服口袋裏裝土豆的、到工廠上工遲到的和從廠辦學校逃跑的，不是有權有勢的父母的子女。娃娃犯人是勞動人民的子弟。他們在外麵的時候就很清楚，生活是建立在不公正上的。但那裏並不是一切都一絲不掛地暴露在外麵，有的穿著體麵的外衣，有的為母親的好言相勸所軟化。在群島上娃娃犯人所看到的世界則是四足動物眼裏的世界：有力就有理!隻有殘忍的強盜才有生存的權利。我們成年人看到的群島也是這個樣子，但是，我們能用我們的經驗、我們的思考、我們的理想以及在此以前我們所讀到的東西去同它對抗!孩子們則是以童年時代的聖潔的易感性去感受群島。所以幾天內孩子們就成了野獸——而且是沒有道德觀念的最壞的野獸(當你瞧著馬的安詳的大眼睛或愛撫著俯首認罪的狗的耳朵的時候，你怎能說他們沒有道德觀念?)。娃娃犯人掌握了一條規律：如果別人的牙齒不如你的堅固——你就去把他嘴裏的食物奪出來，它就是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