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要比波戈廷(還有舍伊寧)所塑造的形象聰明得多，用廉價的改造是收買不了他們的，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的世界觀比獄吏們更接近於生活，更完整，不含有任何唯心主義的因素!——而硬要挨餓的人們去勞動並在勞動中死去——這一類咒語純粹是唯心主義。如果說在同長官公民或莫斯科來的記者談話的時候，或者在令人啼笑皆非的群眾大會上，他們熱淚盈眶，聲音發抖，那這隻不過是演員的逢場作戲，旨在得到什麽優待或減掉點刑期——而此時盜竊犯肚子裏卻一直在竊笑!盜竊犯很清楚地懂得(而從首都來的作家卻不懂得)這場逗樂的玩笑。再之，要“母狗”米嘉不帶武器並且不與看守員一起走進強管連的監室，而本地賊頭科斯嘉卻爬到板鋪底下躲開他，這是不可能的!科斯嘉當然藏著刀，如果沒有刀，那也會撲上去掐死米嘉，其中一人必將送命。(和前麵相反，明明不是開玩笑，波戈廷卻炮製了一個卑俗的玩笑：辛尼亞接受“再教育”的情節簡直虛偽到可怕程度。她為什麽要接受再教育?什麽事迫使她非去推小車不可?)還要通過她來改造科斯嘉嗎?!——還有兩名盜賊轉變以後當了衛兵嗎?(普通犯可能這樣做，但不是盜竊犯!)作業班間的競賽，對於頭腦清醒的恬不知恥的盜竊犯也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想拿自由雇員們尋開心)。最刺耳難忍的走調的音符是：盜竊犯們請求發給他們建立公社的規章。
再也不能把盜竊犯們說得更傻了，再也不能把他們誹謗得更厲害了!盜竊犯請求發給規章!盜賊們對自己的規章知道得清清楚楚——從第一次偷東西起直到最後一刀子插進脖子。知道什麽時候可以打已經躺下的人。什麽時候可以五個打一個。什麽時候可以襲擊睡著的人。對於自己的公社——他們比《共產黨宣言》更早就有了自己的規章!
他們的公社，說得準確些——他們的世界，是我們的世界裏的單獨的世界，為了鞏固這個世界，幾百年來在那裏存在著嚴厲的法律，這種法律絲毫也不依賴於我們“福來兒”的法律，甚至不依賴於黨的代表大會。他們有自己的規定尊卑輩分的法律，依照這種法律，他們的賊頭根本不是選出來的，而是在一走進監室或營區時就已經戴著王冠，並且馬上就被承認為頭頭。這些賊頭有時很有點智力，總是清楚地理解盜賊的世界觀，並且背後已經有了相當數量的殺人和搶劫案。盜賊們有自己的法庭(“立規矩的地方”)，這種法庭是以盜賊的“榮譽”和傳統的法典為依據的。法庭的判決是毫不留情、必須堅決執行的，即使被判者目前在另一個營區而無法抓到(刑罰的種類是不尋常的：可以是大家輪流從上層板鋪跳到在地上躺著的人身上，踩碎他的胸腔)。
還有，他們的“福來兒的”這個字眼是什麽意思呢?“福來兒的”——就是指普通人的，就是像大家那樣的正常人的。正是這個普通人的世界。我們的世界。連同其道德、生活習慣和相互交往，最為盜賊們仇視，最受他們嘲笑，最與他們的反社會部族相對立。
不，盜賊世界的脊梁骨開始被折斷不是實行“再教育”的結果(“再教育”隻能幫助他們回去進行新的搶劫)，而是由於五十年代史達林一腳踢開了階級理論和社會親近關係，下令把盜賊們塞進隔離所去，塞進長期單身監室去，甚至為他們建造新的監獄(盜賊們稱之為“保險箱”)。
在這些“保險箱”或“密封箱”裏，盜賊們很快發蔫了，變得瘦弱了，精力消耗光了。因為寄生蟲不能生活在孤獨中，它應當盤繞著寄生在什麽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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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娃娃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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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島長著許許多多獠牙，具有無數麵鬼臉，你無論從哪一方麵去看它，總是難以盡收眼底。但它吞食娃娃犯人的血盆大口的那一麵可能最令人厭惡。
娃娃犯人——這完全不是那些穿著灰暗的破衣爛衫、在街上亂跑、偷東西和在鍋爐旁取暖的流浪兒，沒有這些流浪兒便不能設想二十年代的城市生活。流浪兒不是從家裏而是從街頭抓來送進未成年犯教養院(二十年代在教育人民委員部下就已經有這種機構了;很想知道革命前未成年犯的情況是怎樣的)，未成年犯勞動習藝所(存在於一九二———一九二九年，有柵欄、門閂和看守，所以如果使用破爛的資產階級術語，有可能稱之為監獄)，從一九二四年起還送進“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勞動公社”。國內戰爭、饑饉、秩序混亂、父母被槍殺、父母在前線犧牲，種種原因使他們成為孤兒。當時司法機關確實曾經企圖把這些兒童從街頭的偷竊訓練中拉出來，使他們回到共同生活中去。在勞動公社中開始了工廠技藝的學習，以當時失業年代的條件而論，這是優待的安置，所以許多小夥子都樂意學習。從一九三0年起，在司法人民委員部係統中，為正服刑的未成年犯建立了特種工廠學校。少年犯們每日應當工作四一六小時，按全蘇聯勞動法典取得工資，餘下的時間就學習和娛樂，也許沿著這種途徑事情本會搞好的。
但娃娃犯人是從哪兒來的呢?是從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第十二條來的，這個條文規定，兒童犯偷盜、實施強暴、傷害別人身體致成殘廢和殺人罪的，從十二歲起就可以判刑(五十八條就不言而喻了)，但判刑較輕，不是像對成年人那樣“滿打滿算”。這已經是為未來的娃娃犯人開闢的通向群島的第一個小口，但還不是大門。
我們不會忽略這樣的有趣數字：在一九二七年，十六歲(比這更年幼的就不計算了)到二十四歲的犯人占全部犯人的百分之四十八。對此可以這樣理解：十月革命發生時正是六歲到十四歲的少年幾乎占了一九二七年整個群島居民的半數。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在革命勝利十年後卻置身於監獄中，並且還占了它的一半人口。這同肅清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資產階級思想殘餘的鬥爭不大協調，但數字就是數字嘛。這些數字說明，群島從來也沒有缺少過年輕人。
但它應當年輕到什麽程度——這是在一九三五年決定的。在這一年，在歷史的柔軟粘土上，偉大的兇犯又把自己的手指壓了進去打上了指印。在搞垮列寧格勒、搞垮自己的黨的時候，他沒有忘記兒童——他那麽熱愛的兒童，他是兒童的最好的朋友，所以還同他們一起照過相。這些惡作劇的淘氣孩子，這些廚娘們的子女，在國內越來越多地，越來越肆無忌憚地違反社會主義法製，他沒有別的辦法去製服他們，便想出一條妙計：對這些兒童從十二歲(他的心愛的女兒也已接近這個界線，他已經可以直觀地看到這個年齡)起可以滿打滿算地按法典判刑!就是說，如一九三五年七月四日中執委和人民委員會的決議所解釋的，“適用一切刑罰方法”(意思就是也可以槍決)。
再也不能把盜竊犯們說得更傻了，再也不能把他們誹謗得更厲害了!盜竊犯請求發給規章!盜賊們對自己的規章知道得清清楚楚——從第一次偷東西起直到最後一刀子插進脖子。知道什麽時候可以打已經躺下的人。什麽時候可以五個打一個。什麽時候可以襲擊睡著的人。對於自己的公社——他們比《共產黨宣言》更早就有了自己的規章!
他們的公社，說得準確些——他們的世界，是我們的世界裏的單獨的世界，為了鞏固這個世界，幾百年來在那裏存在著嚴厲的法律，這種法律絲毫也不依賴於我們“福來兒”的法律，甚至不依賴於黨的代表大會。他們有自己的規定尊卑輩分的法律，依照這種法律，他們的賊頭根本不是選出來的，而是在一走進監室或營區時就已經戴著王冠，並且馬上就被承認為頭頭。這些賊頭有時很有點智力，總是清楚地理解盜賊的世界觀，並且背後已經有了相當數量的殺人和搶劫案。盜賊們有自己的法庭(“立規矩的地方”)，這種法庭是以盜賊的“榮譽”和傳統的法典為依據的。法庭的判決是毫不留情、必須堅決執行的，即使被判者目前在另一個營區而無法抓到(刑罰的種類是不尋常的：可以是大家輪流從上層板鋪跳到在地上躺著的人身上，踩碎他的胸腔)。
還有，他們的“福來兒的”這個字眼是什麽意思呢?“福來兒的”——就是指普通人的，就是像大家那樣的正常人的。正是這個普通人的世界。我們的世界。連同其道德、生活習慣和相互交往，最為盜賊們仇視，最受他們嘲笑，最與他們的反社會部族相對立。
不，盜賊世界的脊梁骨開始被折斷不是實行“再教育”的結果(“再教育”隻能幫助他們回去進行新的搶劫)，而是由於五十年代史達林一腳踢開了階級理論和社會親近關係，下令把盜賊們塞進隔離所去，塞進長期單身監室去，甚至為他們建造新的監獄(盜賊們稱之為“保險箱”)。
在這些“保險箱”或“密封箱”裏，盜賊們很快發蔫了，變得瘦弱了，精力消耗光了。因為寄生蟲不能生活在孤獨中，它應當盤繞著寄生在什麽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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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島長著許許多多獠牙，具有無數麵鬼臉，你無論從哪一方麵去看它，總是難以盡收眼底。但它吞食娃娃犯人的血盆大口的那一麵可能最令人厭惡。
娃娃犯人——這完全不是那些穿著灰暗的破衣爛衫、在街上亂跑、偷東西和在鍋爐旁取暖的流浪兒，沒有這些流浪兒便不能設想二十年代的城市生活。流浪兒不是從家裏而是從街頭抓來送進未成年犯教養院(二十年代在教育人民委員部下就已經有這種機構了;很想知道革命前未成年犯的情況是怎樣的)，未成年犯勞動習藝所(存在於一九二———一九二九年，有柵欄、門閂和看守，所以如果使用破爛的資產階級術語，有可能稱之為監獄)，從一九二四年起還送進“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勞動公社”。國內戰爭、饑饉、秩序混亂、父母被槍殺、父母在前線犧牲，種種原因使他們成為孤兒。當時司法機關確實曾經企圖把這些兒童從街頭的偷竊訓練中拉出來，使他們回到共同生活中去。在勞動公社中開始了工廠技藝的學習，以當時失業年代的條件而論，這是優待的安置，所以許多小夥子都樂意學習。從一九三0年起，在司法人民委員部係統中，為正服刑的未成年犯建立了特種工廠學校。少年犯們每日應當工作四一六小時，按全蘇聯勞動法典取得工資，餘下的時間就學習和娛樂，也許沿著這種途徑事情本會搞好的。
但娃娃犯人是從哪兒來的呢?是從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第十二條來的，這個條文規定，兒童犯偷盜、實施強暴、傷害別人身體致成殘廢和殺人罪的，從十二歲起就可以判刑(五十八條就不言而喻了)，但判刑較輕，不是像對成年人那樣“滿打滿算”。這已經是為未來的娃娃犯人開闢的通向群島的第一個小口，但還不是大門。
我們不會忽略這樣的有趣數字：在一九二七年，十六歲(比這更年幼的就不計算了)到二十四歲的犯人占全部犯人的百分之四十八。對此可以這樣理解：十月革命發生時正是六歲到十四歲的少年幾乎占了一九二七年整個群島居民的半數。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在革命勝利十年後卻置身於監獄中，並且還占了它的一半人口。這同肅清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資產階級思想殘餘的鬥爭不大協調，但數字就是數字嘛。這些數字說明，群島從來也沒有缺少過年輕人。
但它應當年輕到什麽程度——這是在一九三五年決定的。在這一年，在歷史的柔軟粘土上，偉大的兇犯又把自己的手指壓了進去打上了指印。在搞垮列寧格勒、搞垮自己的黨的時候，他沒有忘記兒童——他那麽熱愛的兒童，他是兒童的最好的朋友，所以還同他們一起照過相。這些惡作劇的淘氣孩子，這些廚娘們的子女，在國內越來越多地，越來越肆無忌憚地違反社會主義法製，他沒有別的辦法去製服他們，便想出一條妙計：對這些兒童從十二歲(他的心愛的女兒也已接近這個界線，他已經可以直觀地看到這個年齡)起可以滿打滿算地按法典判刑!就是說，如一九三五年七月四日中執委和人民委員會的決議所解釋的，“適用一切刑罰方法”(意思就是也可以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