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普蘭特草，普蘭特草，你是神藥仙草，
你使全體施爾馬赤快樂逍遙。
不惜，他們在大地上不承認私有製，這點確實和資產階級以及那些擁有別墅和小汽車的共產黨人格格不入。他們在生活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他們都當作自己的東西去取來(如果這不太危險)。甚至當他們豐衣足食的時候，他們也總是想去拿別人的東西，因為一個小偷看到一件沒有偷到手的東西心裏就難受。搶來的衣服，他們隻穿個新，一穿厭了，很快就玩牌輸掉。通宵不斷地玩牌賭博，帶給他們最強烈的感官刺激，在這方麵他們遠遠超過了以往時代的俄國貴族。他們可以賭眼睛(輸了的當即就被挖掉眼睛)，拿自己當賭注，就是說輸掉時把自己交出去供違反自然的使用。他們一賭輸，就在駁船上或工棚裏宣布搜查，再在“福來兒”身上找出點什麽東西，繼續進行賭博。
其次，盜賊們不愛勞動，但是，如果吃、喝、穿都不勞而獲，他們為什麽要愛勞動呢?當然，這妨礙他們同工人階級接近(然而工人階級當真那麽愛勞動嗎?他們難道不是因為沒有其他掙錢的途徑而為了幾個苦錢去拚死拚活嗎?)。他們不僅不能“忘我勞動”，而且厭惡勞動，並善於把這點戲劇性地表現出來。舉例說，他們有一次落入了農業派出點，不得不到營區以外去耙和燕麥套種的箭笞豌豆作飼草，他們不光是坐著休息，而且把所有的耙子、大叉集成一堆，點著燒起來，並在這堆篝火旁取暖(社會異己成份的領班!——快來做決定吧……)。
曾經試圖讓他們去為祖國作戰，但徒勞無功，因為他們的祖國是整個大地。動員入伍的盜賊們坐在軍用列車上，搖晃著身子唱起歌來：“我們的事業是右的!”我們的事業是左的!——為什麽大家要逃跑?——哎喲喲為什麽?”然後就是偷東西、被抓、沿著熟悉的遞解路線押回後方的監獄。甚至當倖存下來的托洛茨基分子都從勞改營申請到前線去的時候，盜竊犯們也沒有提出申請。但當作戰軍開始向歐洲推進，散發出戰利品的氣息來的時候，——他們也穿上了軍裝，隨著大軍前去搶劫(他們把這德稱為“第五烏克蘭方麵軍”)。
但是，就是在這方麵他們也要比五十八條犯人有原則得多!——無論哪個翻卷著靴筒、用半邊臉做著怪相恭敬地說出“賊”這個神聖字眼的“葉尼卡·若戈理”或“瓦西卡·基什肯亞”——從來也不會去為加強監獄而出力的：埋杆子，架鐵絲網，挖營區隔離溝，修繕崗室，修理區內照明。這是盜竊犯的榮譽。監獄是造出來剝奪他的自由的，所以他就不能去為監獄工作!(然而，他並不會因這種拒絕而有得到五十八條的危險，可是，可憐的人民敵人要是這樣做就會馬上被戴上反革命怠工的帽子。由於不受懲罰，盜竊犯們也就敢作敢為，而誰一旦被熊咬過，那就見了樹墩也會害怕。)
不過有的地方，有的時候，首長生了氣，賊骨頭們也有倒黴的。下麵就是美籍義大利人托馬斯·斯戈維奧講的一件事情。(斯戈維奧一九一六年生在布法羅，趕上了參加美國的共青團。一九三三年他的父親因共產主義活動被美國驅逐出境，全家來到蘇聯。在這裏作為政治流亡者由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供養，他們這樣的人在蘇聯有好幾千，等著在奪取他們的國家時能派上用場。但是從一九三七年起史達林開始徹底打掃他們。父親被關起來，一九三八年在獵市大街把托馬斯也抓進去了——戴上了個“社危”(社會危險分子)帽子，五年——行動迅速，同年八月就已經來到了科雷馬。)在“偵察員”獨勞點呆過一陣，身體不行了，俄語說不好，也聽不大懂，他不明白在食堂裏一個年輕強壯的盜竊犯為什麽揍他。斯戈維奧躺在地上，鼻子流著血，看見那個盜竊犯從靴筒裏抽出一把長刀——說話就要捅他。他仍躺在地上，心裏難過，渾身無力，哇哇地哭了好久。那個盜竊犯幹的是盜竊犯的活兒——運水。但是過了幾個月，大冬天，不讓他運水了，派去幹一般勞動。他不幹(盜竊犯一貫的脾氣)。他被關了禁閉。出工時把他拖到門崗邊，叫他站到大隊前頭。盜竊犯朝獨勞點長臉上吐了口吐沫，對看守，對警衛破口大罵：“母狗!畜牲!法西斯!”警衛扒了他的衣裳(那是個嚴寒天氣)，隻剩一條襯褲，把他捆在雪橇上——就這樣拖出了大門。他一直在掙紮，嘴裏還不住地罵點長和警衛。再拖了一會——凍死了。(可是你聽斯戈維奧怎麽說：“他差點沒宰了我——這倒算不了什麽。我覺得他是個英雄，我愛他——因為他罵了當官的。”)
要看到盜竊犯拿著報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們死死認定，政治是耍嘴皮子，與真正的生活毫不相幹。盜竊犯也不看書，或者很少看。但他們喜歡口頭文學。在熄燈後無窮無盡地給他們胡謅故事的人永遠能足吃他們搶來的食物並受他們尊敬，好像講故事者和歌手在原始民族中受到的待遇。這些故事是取材於上流社會(一定要是上流社會的!)生活的異想天開而又相當單調的廉價粗俗讀物的大雜燴。在這些故事裏不時閃現出男爵、伯爵、侯爵的封號，夾雜著盜賊們自己的傳奇、自我吹捧、江湖黑話、盜賊們關於豪華生活的觀念，故事的主人公結尾時得到的總是：伯爵夫人躺到他的“單人鐵床”上，他隻抽“卡茲別克牌香菸”，戴著“蔥頭”(手錶)，他的“大皮鞋”擦得鋥亮。
尼古拉·波戈廷曾經到白海運河工地去體驗生活，想必在那裏花掉了不少公家錢，——可是在盜竊犯們身上什麽也沒看清，什麽也沒有懂得，說的都是謊話。由於在我國四十年來的文學中，除了他的一個劇本(後來拍成電影)外，沒有任何描寫勞改營的作品，所以不得不在這裏對它評論幾句。
那些瞧著他們教育員的嘴巴並這樣來學習怎樣生活的反革命工程師形象的單薄，甚至無須加以評論。但是，關於他的那些“貴族們”，即關於盜竊犯們，卻要說一說，波戈廷在他們身上竟然連那個簡單的特點也沒有看到，即他們是按弱肉強食的法則來奪人東西的，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掏人家的口袋。他把他們一個個都描寫成小扒手，令人厭煩地、多次反覆地在劇中著意發揮這一點，在他筆下，盜竊犯們甚至彼此間都你摸我偷(完全是胡說八道!——他們隻偷“福來兒”的，並且把偷來的東西都交給賊頭)。波戈廷同樣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在勞改營幹活的真實動力是飢餓、挨打、作業班的聯保共坐。他甚至沒有弄清楚，在勞改營裏誰是“同誌”，，誰是“公民”。他隻抓住了一點：盜竊犯的“社會親近性質”(這是他在麥德維日的運河管理局聽到的提示，或者還要早些，是在莫斯科時高爾基向他提示的)——便急急忙忙地去表現盜竊犯的改造。結果卻成了對盜竊犯們的誹謗，我甚至想去駁斥這種誹謗來為他們辯解。
你使全體施爾馬赤快樂逍遙。
不惜，他們在大地上不承認私有製，這點確實和資產階級以及那些擁有別墅和小汽車的共產黨人格格不入。他們在生活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他們都當作自己的東西去取來(如果這不太危險)。甚至當他們豐衣足食的時候，他們也總是想去拿別人的東西，因為一個小偷看到一件沒有偷到手的東西心裏就難受。搶來的衣服，他們隻穿個新，一穿厭了，很快就玩牌輸掉。通宵不斷地玩牌賭博，帶給他們最強烈的感官刺激，在這方麵他們遠遠超過了以往時代的俄國貴族。他們可以賭眼睛(輸了的當即就被挖掉眼睛)，拿自己當賭注，就是說輸掉時把自己交出去供違反自然的使用。他們一賭輸，就在駁船上或工棚裏宣布搜查，再在“福來兒”身上找出點什麽東西，繼續進行賭博。
其次，盜賊們不愛勞動，但是，如果吃、喝、穿都不勞而獲，他們為什麽要愛勞動呢?當然，這妨礙他們同工人階級接近(然而工人階級當真那麽愛勞動嗎?他們難道不是因為沒有其他掙錢的途徑而為了幾個苦錢去拚死拚活嗎?)。他們不僅不能“忘我勞動”，而且厭惡勞動，並善於把這點戲劇性地表現出來。舉例說，他們有一次落入了農業派出點，不得不到營區以外去耙和燕麥套種的箭笞豌豆作飼草，他們不光是坐著休息，而且把所有的耙子、大叉集成一堆，點著燒起來，並在這堆篝火旁取暖(社會異己成份的領班!——快來做決定吧……)。
曾經試圖讓他們去為祖國作戰，但徒勞無功，因為他們的祖國是整個大地。動員入伍的盜賊們坐在軍用列車上，搖晃著身子唱起歌來：“我們的事業是右的!”我們的事業是左的!——為什麽大家要逃跑?——哎喲喲為什麽?”然後就是偷東西、被抓、沿著熟悉的遞解路線押回後方的監獄。甚至當倖存下來的托洛茨基分子都從勞改營申請到前線去的時候，盜竊犯們也沒有提出申請。但當作戰軍開始向歐洲推進，散發出戰利品的氣息來的時候，——他們也穿上了軍裝，隨著大軍前去搶劫(他們把這德稱為“第五烏克蘭方麵軍”)。
但是，就是在這方麵他們也要比五十八條犯人有原則得多!——無論哪個翻卷著靴筒、用半邊臉做著怪相恭敬地說出“賊”這個神聖字眼的“葉尼卡·若戈理”或“瓦西卡·基什肯亞”——從來也不會去為加強監獄而出力的：埋杆子，架鐵絲網，挖營區隔離溝，修繕崗室，修理區內照明。這是盜竊犯的榮譽。監獄是造出來剝奪他的自由的，所以他就不能去為監獄工作!(然而，他並不會因這種拒絕而有得到五十八條的危險，可是，可憐的人民敵人要是這樣做就會馬上被戴上反革命怠工的帽子。由於不受懲罰，盜竊犯們也就敢作敢為，而誰一旦被熊咬過，那就見了樹墩也會害怕。)
不過有的地方，有的時候，首長生了氣，賊骨頭們也有倒黴的。下麵就是美籍義大利人托馬斯·斯戈維奧講的一件事情。(斯戈維奧一九一六年生在布法羅，趕上了參加美國的共青團。一九三三年他的父親因共產主義活動被美國驅逐出境，全家來到蘇聯。在這裏作為政治流亡者由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供養，他們這樣的人在蘇聯有好幾千，等著在奪取他們的國家時能派上用場。但是從一九三七年起史達林開始徹底打掃他們。父親被關起來，一九三八年在獵市大街把托馬斯也抓進去了——戴上了個“社危”(社會危險分子)帽子，五年——行動迅速，同年八月就已經來到了科雷馬。)在“偵察員”獨勞點呆過一陣，身體不行了，俄語說不好，也聽不大懂，他不明白在食堂裏一個年輕強壯的盜竊犯為什麽揍他。斯戈維奧躺在地上，鼻子流著血，看見那個盜竊犯從靴筒裏抽出一把長刀——說話就要捅他。他仍躺在地上，心裏難過，渾身無力，哇哇地哭了好久。那個盜竊犯幹的是盜竊犯的活兒——運水。但是過了幾個月，大冬天，不讓他運水了，派去幹一般勞動。他不幹(盜竊犯一貫的脾氣)。他被關了禁閉。出工時把他拖到門崗邊，叫他站到大隊前頭。盜竊犯朝獨勞點長臉上吐了口吐沫，對看守，對警衛破口大罵：“母狗!畜牲!法西斯!”警衛扒了他的衣裳(那是個嚴寒天氣)，隻剩一條襯褲，把他捆在雪橇上——就這樣拖出了大門。他一直在掙紮，嘴裏還不住地罵點長和警衛。再拖了一會——凍死了。(可是你聽斯戈維奧怎麽說：“他差點沒宰了我——這倒算不了什麽。我覺得他是個英雄，我愛他——因為他罵了當官的。”)
要看到盜竊犯拿著報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們死死認定，政治是耍嘴皮子，與真正的生活毫不相幹。盜竊犯也不看書，或者很少看。但他們喜歡口頭文學。在熄燈後無窮無盡地給他們胡謅故事的人永遠能足吃他們搶來的食物並受他們尊敬，好像講故事者和歌手在原始民族中受到的待遇。這些故事是取材於上流社會(一定要是上流社會的!)生活的異想天開而又相當單調的廉價粗俗讀物的大雜燴。在這些故事裏不時閃現出男爵、伯爵、侯爵的封號，夾雜著盜賊們自己的傳奇、自我吹捧、江湖黑話、盜賊們關於豪華生活的觀念，故事的主人公結尾時得到的總是：伯爵夫人躺到他的“單人鐵床”上，他隻抽“卡茲別克牌香菸”，戴著“蔥頭”(手錶)，他的“大皮鞋”擦得鋥亮。
尼古拉·波戈廷曾經到白海運河工地去體驗生活，想必在那裏花掉了不少公家錢，——可是在盜竊犯們身上什麽也沒看清，什麽也沒有懂得，說的都是謊話。由於在我國四十年來的文學中，除了他的一個劇本(後來拍成電影)外，沒有任何描寫勞改營的作品，所以不得不在這裏對它評論幾句。
那些瞧著他們教育員的嘴巴並這樣來學習怎樣生活的反革命工程師形象的單薄，甚至無須加以評論。但是，關於他的那些“貴族們”，即關於盜竊犯們，卻要說一說，波戈廷在他們身上竟然連那個簡單的特點也沒有看到，即他們是按弱肉強食的法則來奪人東西的，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掏人家的口袋。他把他們一個個都描寫成小扒手，令人厭煩地、多次反覆地在劇中著意發揮這一點，在他筆下，盜竊犯們甚至彼此間都你摸我偷(完全是胡說八道!——他們隻偷“福來兒”的，並且把偷來的東西都交給賊頭)。波戈廷同樣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在勞改營幹活的真實動力是飢餓、挨打、作業班的聯保共坐。他甚至沒有弄清楚，在勞改營裏誰是“同誌”，，誰是“公民”。他隻抓住了一點：盜竊犯的“社會親近性質”(這是他在麥德維日的運河管理局聽到的提示，或者還要早些，是在莫斯科時高爾基向他提示的)——便急急忙忙地去表現盜竊犯的改造。結果卻成了對盜竊犯們的誹謗，我甚至想去駁斥這種誹謗來為他們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