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連京·費利克索維奇·沃伊諾一亞謝涅茨基(一八七七——一九六一),路加大主教,著名的《化膿外科學》作者。他的命運又如何?他的傳記自然會有人編寫,不須我在這裏多做介紹。這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在革命前,他已經通過了藝術學院的入學競試。但為了更好地為人類服務——當一名醫生,而放棄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醫院裏,他成為了一個著名的眼科醫生。革命後主持馳名整個中亞地區的塔什幹醫院。他的前程暢通無阻,眼前是一條我們當代成就卓著的大名流們走過的道路。但是沃伊諾-亞謝涅茨基感到他的服務還是不夠充分的,因而他接受了神甫的教職。他在手術室裏掛起了聖像,給學生講課時身穿僧袍,胸前佩十字架(一九二一年)。他還趕上了被吉洪總主教任命為塔什幹主教。二十年代沃伊諾一亞謝涅茨基被流放到上魯漢邊疆區。經過許多人的奔走營救,從那裏被放回來。但是他的醫學教研室和主教轄區已有了新的主人。他於是私人行醫(門口掛的牌子是“路加主教”),求醫者盈門(“皮外套們”即契卡人員也混在其中)。有多餘的收入他一概散發給窮人。


    收拾這個人的辦法是頗值得一提的。第二次流放(一九三o年,阿爾漢格爾斯克)不是根據第五十八條,而是為“唆使謀殺罪”(純屬無稽之談。說他對自殺身死的生理學者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妻子和母親施加過什麽影響。米哈伊洛夫斯基在精神已經失常的狀態下曾給屍體注射過防腐溶液,這件事被各報大吹大擂為“蘇維埃科學的重大成就”以及人工“復活”之類)。這樣的行政手段迫使我們更不能從形式上判斷誰是真正的政治犯。如果不是和管理當局正麵鬥爭,也應是在道德和生活上與它對立——這才是主要的標誌。至於身上貼著什麽“條文”,純粹是扯淡。(許多被消滅的富農的兒子得到的是盜竊罪的條文,而他們在勞改營裏卻顯示出真正的政治犯的本色!)、沃伊諾-亞謝涅茨基流放阿爾漢格爾斯克期間發明了治療化膿傷口的新方法。列寧格勒把他叫了去,基洛夫親自勸他解除神職,隻要他這樣做馬上就可以給他一個研究所。但是頑固不化的主教甚至不同意出版他的著作時不在括號裏印出他的神職。因此研究所和出書的事隻得作罷。他於一九三三年服完流放期,回到塔什幹,在那裏又獲得了第三次流放,這次是到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戰爭爆發後,他在西伯利亞各醫院工作,使用了他的治療化膿傷口的方法。為這件事決定發給他史達林獎金。他堅持要穿著全套的主教法衣才同意領取。(今天醫學院的學生們問起他的生平,回答是:“沒有關於他的任何文獻。”)


    工程師們怎麽樣?其中有多少人因為不肯在愚蠢卑鄙的暗害活動供狀上簽名而被放逐和槍殺?在這些人當中,彼得·阿基莫維奇(約阿基莫維奇)·帕爾欽斯基(一八七五——一九二九)像一顆閃閃發光的明星!這是一位興趣驚人廣博的工程師和學者。礦業學院(一九oo年)畢業生。傑出的礦業專家。從他的著作目錄中可以看到他研究過以下各方麵的問題並留有著述:經濟發展的一般問題,工業品價格的波動,煤炭輸出,歐洲港口設備及運營,港口管理的經濟問題,德國的安全技術,德英礦業的集中化,礦山經濟學,蘇聯建材工業的恢復和發展,高等學校培養工程師的一般問題,此外就是關於礦業本身的著作,單個區域和單個礦床的描述(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他的全部著作)。帕爾欽斯基如果搞自己工程師的本行,本來也可以像沃伊諾-亞謝涅茨基如果單搞醫學一樣,不會遇到災禍。但也正如那人之不能不傳布他的信仰,這人也不能不參與政治。還在礦業學院上學的時候,帕爾欽斯基就以“運動首領”的身份上了憲兵隊的黑名單。一九oo年曾主持學生集會。當了工程師以後,引人注目地參與了一九o五年伊爾庫茨克革命騷動,並因“伊爾庫茨克共和國”一案被判處苦役。他越獄赴歐。因原已同情無政府主義,在國外與克魯泡特金交往甚密。他在流亡期間進修數門工程專業,從事歐洲技術和經濟的研究,但同時也沒有放棄“旨在民間傳播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通俗出版物的計劃。一九一三年獲釋。返俄時寫信告訴克魯泡特金:“鑑於我為自己確定的在俄國活動的綱領……在我力所能及的一切地方,我將參加一般地發展國家生產力和開展最廣泛意義上的社會自發活動的工作。”在他首次週遊俄國各中心城市期間,競選礦山實業界代表大會理事會事務長的建議、“頓巴頓顯耀的經理職位”、銀行顧問、礦業學院教授、礦業廳廳長等職務的聘書像雪片似地飛來。具有如此巨大精力和廣博知識的工作者在俄國是少有的。


    他後來的命運如何?前麵(第一部第十章)已經說過。大戰時期成為工商部次長。在懦弱無能的臨時政府裏,帕爾欽斯基顯然是最有魄力的成員:在科爾尼洛夫事件期間他就任彼得格勒總督。十月革命爆發的那幾天他是冬宮防守司令。他隨即被關進了彼得保羅要塞,誠然,四個月以後就放出來了。一九一八年六月,未提出任何罪名,就將他拘捕。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被列入一百二十二名重要人質的名單(“如果……再有一名蘇維埃工作人員遇害,下列人質將一律處決。”彼得格勒肅委。主席博基,秘書約謝列維奇)。然而他卻未被槍斃,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底由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卡爾·摩爾的很不得體的幹預(此人對於我們囚禁這樣的人物感到很吃驚),獲得了釋放。一九二o年後在礦業學院任教授,常去德米特羅夫拜會克魯泡特金。不久後克氏去世,他組織了一個為克氏建碑(未能如願)的委員會。不知是否為這件事,他隨即被關進監獄。在檔案裏保存著一份頗為希罕的文件——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致莫斯科革命軍事法庭的公函;


    茲因國家計委常任顧問帕爾欽斯基工程師


    需於本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三時作為報告人在本委南方局


    就恢復當前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南方冶金工業問題發表


    講話,為此國家計委主席團請求革命法庭於該回三時前


    放出帕爾欽斯基同誌,俾其能以完成交付給他的任務。


    國家計委主席


    克爾日紮諾夫斯基


    請求(而且是越出權限的)。而且隻是因為南方冶金工業“當前具有特別重大意義……”,而且隻是為了“完成任務”,否則的話,愛怎麽辦都行。過後願意再抓回牢裏也請便!


    事實不然,後來還讓帕爾欽斯基為恢復蘇聯的採礦事業很忙乎了一陣子。隻是到了一九二九年,讓他在監獄裏表現過堅忍不拔的英雄氣概之後,才不經審判地把他槍決了。


    必須是對本國完全無動於衷的人,必須是一個異邦人才能夠槍殺民族的驕傲——它的學識、精力和才能的精華!


    十二年以後尼古拉·伊萬諾維奇·瓦維洛夫不是也遭到了相同的命運?難道瓦維洛夫不是一個(被痛苦的必要性逼成的)真正的政治犯?在為期十一個月的偵查期內他經受過四百次審訊。而在法庭上(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仍沒有承認對他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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