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個並不享有任何世界盛名的人物——水利學家羅季奧諾夫教授。(維持科夫斯基介紹了他的事跡。)被監禁以後，他拒絕從事專業工作，盡管這是一條最輕鬆的道路。於是被分配去縫皮靴。難道這個人不是一個真正的政治犯嗎?他是一個天性平和的水利學家，並沒有進行鬥爭的思想準備，但是既然他能在獄吏麵前堅守自己的信念，難道還不能算一個真正的政治犯?他還需要什麽樣的黨證?
像一顆星星突然變得明亮幾百倍然後猝然熄滅一樣，一個本不想成為政治犯的人也可能在獄中發出短暫的強烈閃光並因此而毀滅。這類事跡我們一般無法知道。有時候某個見證人會說出來。有時候會見到一張褪色的紙片，根據它僅僅可以做出一些大致的推測：
雅科夫，葉菲莫維奇·波奇塔爾，一八八七年生，非黨員，醫生。戰爭一開始就在黑海艦隊空軍基地工作。塞瓦斯托波爾基地軍事法庭第一次的判決是五年勞改。似乎很平安。但這又是怎麽回事?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次判決;槍斃。並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執行。在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之間的這不祥的五天裏究竟發生了什麽事?他是像星星一樣爆發了?或者僅僅是因為審判員忽然發覺判輕了?他前一案的問題現在平了反。這說明，如果沒有後一案就不會……?
而托洛茨基分子呢?純血統的政治犯!這是他們不可剝奪的榮耀。
(人們在向我叫喊!台上在向我搖鈴：站回原位去!說唯一的政治犯!說那些在勞改營裏仍堅持神聖的信念的鐵錚錚的共產黨員!……好吧，下一章我專門談談他們。)
歷史學家們有朝一日會研究我國青年政治犯的小溪是從什麽時候流起的。我覺得是從一九四三——四四年開始的(我指的不是社會黨和托洛茨基派的青年)。這些差不多還是中學生的人(請回憶一九四四年的“民主”)忽然想尋求一個不同於向他們硬性灌輸和偷偷塞到他們腳下的那個立場的立場。那麽，還能把他們稱為什麽人呢?
隻是我們現在和將來都沒法知道他們的任何情況。
如果二十二歲的阿爾卡季·別林科夫為他的當然是沒有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感覺的草稿》進了牢獄，後來在勞改營裏繼續寫作(但在死亡的邊緣把文稿託付給了眼線凱爾邁耶爾，結果獲得了新的刑期)，——對這樣的人我們難道能拒絕給予政治犯的稱號嗎?
一九五o年列寧格勒機械中等專科學校的學生建立了一個有綱領和章程的黨。許多當事人遭槍殺。這件事是阿倫·列文告訴我們的。他本人得到了二十五年。路旁的一根小木柱，如此而已。
我國當代的政治犯必須具有大大超過先前的革命黨人的堅毅和勇敢，這一點用不著論證。先前為了較大的行動隻會被判處輕微的刑罰。革命黨人也並不須非那麽勇敢不可：事情敗露，他們隻有自身(而不是全家!)受禍的危險，甚至並不是掉腦袋，而是不長的刑期。
革命前張貼傳單意味著什麽?遊戲!跟放鴿子一樣。連三個月也判不了。但是弗拉季米爾·格爾舒尼團體中的五少年書寫“我國政府名譽掃地了!”的傳單卻需要下亞歷山大·烏裏揚諾夫團體中的五少年行刺沙皇那麽大的決心。
它是怎樣自己燃燒起來的，它是怎樣在人們內心覺醒的?在列寧斯克-庫茲涅茨克市的一座唯一的男中裏，五個男孩子(共青團小組長米沙·巴克斯特;托利亞·塔蘭京，也是共青團積極分子;維爾維爾·列赫特曼;尼古拉·科涅夫和尤裏·安尼卡諾夫)從九年級起就脫離了無憂無慮的精神狀態。他們既不為姑娘們苦惱，也不在時髦的舞蹈上花腦筋。他們環視著城內的野蠻和酗酒，刻苦地鑽研和經常翻閱自己的歷史教科書，試圖進行聯繫和對比。升入十年級以後，他們在地方蘇維埃選舉(一九五o年)以前用印刷體字母寫出他們第一份幼稚的傳單：
“工人，你辦我們今天過的難道就是我們的祖父、父親、兄長為之奮鬥犧牲的那種生活嗎?我們做工，可是隻得到可憐的幾個小錢，就這點他們還在壓低……精讀讀這些並想想自己的生活吧……”
他們自己也隻是在想，因此沒有提出任何號召。(他們計劃散發一套這樣的傳單，自己動手製造一部膠印機。)
張貼的方法是：五人一起夜間上街，一人把四團濕麵包粘在牆上，另一人貼上傳單。
早春，他們班裏來了一個像是新教師的人，要大家……用印刷字體填寫登記表聲校長懇求不要在學年結束以前逮捕他們。這些孩子們被關進去接受偵訊的時候，最遺憾的仍是未能參加自己的畢業晚會。“誰領導你們的?快招!”(國家安全人員不能相信這些孩子們單純是受良心的驅使。這種事哪能相信?不是說生命隻有一次嗎?幹嘛要去思索呢?)禁閉室、夜審、罰站。省法院的不公開開庭、(審判員——普希金，此人不久後即因受賄而被判刑。)可憐巴巴的辯護律師、不知所措的陪審員、威風凜凜的檢察長特魯特涅夫(!)全體都判了十年或幾年徒刑。把這些十七歲的少年們都送進了特種勞改營。
不錯，老諺語沒有瞎說：“勇士要在監牢裏找，蠢人要在政治指導員裏找!”
我是為無聲的俄國寫作，所以不多談托洛茨基分子：他們都是能寫的人，凡僥倖活下來的必定準備好了詳細的回憶錄。他們會比我更完整更準確地描寫出他們富於戲劇性的史詩。
但是為了照顧全麵，在這裏也略談幾句。
他們在二十年代末期曾利用早先革命黨人的全部經驗進行過係統的地下鬥爭，不過站在他們對麵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可不像沙皇暗探局那樣呆頭呆腦。我不知道他們對於史達林為他們安排的一概消滅的下場是早有準備還是仍以為事情會以幾句玩笑與和解而結束。不管怎麽說，他們都是一些勇敢的人。(不過我擔心一旦他們掌權，給我們帶來的瘋狂行為不見得會比史達林的好。)我們要指出的一點是，直到三十年代，當末日已經臨近時，他們仍認為和社會黨人發生任何接觸都是背叛和恥辱。因此他們在隔離所裏自己抱成一團，連替社會黨人轉遞獄中信件都不肯幹(要知道，他們認為自己是列寧主義者呢)。斯米爾諾夫的妻子(在丈夫已被處決後)總是避免和社會黨人交往，說是“免得被看守員發現”(也可以說是免得被共產黨員的眼睛看見)!
有這樣印象(但我不堅持)，他們在勞改營條件下的政治鬥爭裏有過多的瞎忙成份，因而總帶著悲喜劇的色彩。他們在由莫斯科去科雷馬的悶罐車裏約定著“秘密聯繫辦法、暗語”之類。可是到達目的地後他們都被分別塞進了不同的勞改點和不同的作業班。
比方說一個老老實實地掙得了生產口糧的“反革命托派作業班”突然被改為吃懲戒口糧。怎麽辦?“隱蔽得很好的地下共產黨支部”進行討論。罷工?但這正好是上挑動者的鉤。他們想挑動我們鬧事，而我們——我們偏偏要驕傲地去上工，沒有口糧也要去上工。我們可以去上工，可是勞動要像吃懲戒糧的樣子。(這是在三七年，在作業班裏不僅僅有“純粹的”托洛茨基派，還有被劃為托派的“純粹的”正統派，他們都向中央史達林同誌、向內務人民委員部葉若夫同誌、向中執委加裏寧同誌、向總檢察署呈遞了申訴書。他們極不希望現在和勞改營首長們鬧翻，因為將來隨身攜帶的鑑定書還要靠他們寫。)
像一顆星星突然變得明亮幾百倍然後猝然熄滅一樣，一個本不想成為政治犯的人也可能在獄中發出短暫的強烈閃光並因此而毀滅。這類事跡我們一般無法知道。有時候某個見證人會說出來。有時候會見到一張褪色的紙片，根據它僅僅可以做出一些大致的推測：
雅科夫，葉菲莫維奇·波奇塔爾，一八八七年生，非黨員，醫生。戰爭一開始就在黑海艦隊空軍基地工作。塞瓦斯托波爾基地軍事法庭第一次的判決是五年勞改。似乎很平安。但這又是怎麽回事?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次判決;槍斃。並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執行。在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之間的這不祥的五天裏究竟發生了什麽事?他是像星星一樣爆發了?或者僅僅是因為審判員忽然發覺判輕了?他前一案的問題現在平了反。這說明，如果沒有後一案就不會……?
而托洛茨基分子呢?純血統的政治犯!這是他們不可剝奪的榮耀。
(人們在向我叫喊!台上在向我搖鈴：站回原位去!說唯一的政治犯!說那些在勞改營裏仍堅持神聖的信念的鐵錚錚的共產黨員!……好吧，下一章我專門談談他們。)
歷史學家們有朝一日會研究我國青年政治犯的小溪是從什麽時候流起的。我覺得是從一九四三——四四年開始的(我指的不是社會黨和托洛茨基派的青年)。這些差不多還是中學生的人(請回憶一九四四年的“民主”)忽然想尋求一個不同於向他們硬性灌輸和偷偷塞到他們腳下的那個立場的立場。那麽，還能把他們稱為什麽人呢?
隻是我們現在和將來都沒法知道他們的任何情況。
如果二十二歲的阿爾卡季·別林科夫為他的當然是沒有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感覺的草稿》進了牢獄，後來在勞改營裏繼續寫作(但在死亡的邊緣把文稿託付給了眼線凱爾邁耶爾，結果獲得了新的刑期)，——對這樣的人我們難道能拒絕給予政治犯的稱號嗎?
一九五o年列寧格勒機械中等專科學校的學生建立了一個有綱領和章程的黨。許多當事人遭槍殺。這件事是阿倫·列文告訴我們的。他本人得到了二十五年。路旁的一根小木柱，如此而已。
我國當代的政治犯必須具有大大超過先前的革命黨人的堅毅和勇敢，這一點用不著論證。先前為了較大的行動隻會被判處輕微的刑罰。革命黨人也並不須非那麽勇敢不可：事情敗露，他們隻有自身(而不是全家!)受禍的危險，甚至並不是掉腦袋，而是不長的刑期。
革命前張貼傳單意味著什麽?遊戲!跟放鴿子一樣。連三個月也判不了。但是弗拉季米爾·格爾舒尼團體中的五少年書寫“我國政府名譽掃地了!”的傳單卻需要下亞歷山大·烏裏揚諾夫團體中的五少年行刺沙皇那麽大的決心。
它是怎樣自己燃燒起來的，它是怎樣在人們內心覺醒的?在列寧斯克-庫茲涅茨克市的一座唯一的男中裏，五個男孩子(共青團小組長米沙·巴克斯特;托利亞·塔蘭京，也是共青團積極分子;維爾維爾·列赫特曼;尼古拉·科涅夫和尤裏·安尼卡諾夫)從九年級起就脫離了無憂無慮的精神狀態。他們既不為姑娘們苦惱，也不在時髦的舞蹈上花腦筋。他們環視著城內的野蠻和酗酒，刻苦地鑽研和經常翻閱自己的歷史教科書，試圖進行聯繫和對比。升入十年級以後，他們在地方蘇維埃選舉(一九五o年)以前用印刷體字母寫出他們第一份幼稚的傳單：
“工人，你辦我們今天過的難道就是我們的祖父、父親、兄長為之奮鬥犧牲的那種生活嗎?我們做工，可是隻得到可憐的幾個小錢，就這點他們還在壓低……精讀讀這些並想想自己的生活吧……”
他們自己也隻是在想，因此沒有提出任何號召。(他們計劃散發一套這樣的傳單，自己動手製造一部膠印機。)
張貼的方法是：五人一起夜間上街，一人把四團濕麵包粘在牆上，另一人貼上傳單。
早春，他們班裏來了一個像是新教師的人，要大家……用印刷字體填寫登記表聲校長懇求不要在學年結束以前逮捕他們。這些孩子們被關進去接受偵訊的時候，最遺憾的仍是未能參加自己的畢業晚會。“誰領導你們的?快招!”(國家安全人員不能相信這些孩子們單純是受良心的驅使。這種事哪能相信?不是說生命隻有一次嗎?幹嘛要去思索呢?)禁閉室、夜審、罰站。省法院的不公開開庭、(審判員——普希金，此人不久後即因受賄而被判刑。)可憐巴巴的辯護律師、不知所措的陪審員、威風凜凜的檢察長特魯特涅夫(!)全體都判了十年或幾年徒刑。把這些十七歲的少年們都送進了特種勞改營。
不錯，老諺語沒有瞎說：“勇士要在監牢裏找，蠢人要在政治指導員裏找!”
我是為無聲的俄國寫作，所以不多談托洛茨基分子：他們都是能寫的人，凡僥倖活下來的必定準備好了詳細的回憶錄。他們會比我更完整更準確地描寫出他們富於戲劇性的史詩。
但是為了照顧全麵，在這裏也略談幾句。
他們在二十年代末期曾利用早先革命黨人的全部經驗進行過係統的地下鬥爭，不過站在他們對麵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可不像沙皇暗探局那樣呆頭呆腦。我不知道他們對於史達林為他們安排的一概消滅的下場是早有準備還是仍以為事情會以幾句玩笑與和解而結束。不管怎麽說，他們都是一些勇敢的人。(不過我擔心一旦他們掌權，給我們帶來的瘋狂行為不見得會比史達林的好。)我們要指出的一點是，直到三十年代，當末日已經臨近時，他們仍認為和社會黨人發生任何接觸都是背叛和恥辱。因此他們在隔離所裏自己抱成一團，連替社會黨人轉遞獄中信件都不肯幹(要知道，他們認為自己是列寧主義者呢)。斯米爾諾夫的妻子(在丈夫已被處決後)總是避免和社會黨人交往，說是“免得被看守員發現”(也可以說是免得被共產黨員的眼睛看見)!
有這樣印象(但我不堅持)，他們在勞改營條件下的政治鬥爭裏有過多的瞎忙成份，因而總帶著悲喜劇的色彩。他們在由莫斯科去科雷馬的悶罐車裏約定著“秘密聯繫辦法、暗語”之類。可是到達目的地後他們都被分別塞進了不同的勞改點和不同的作業班。
比方說一個老老實實地掙得了生產口糧的“反革命托派作業班”突然被改為吃懲戒口糧。怎麽辦?“隱蔽得很好的地下共產黨支部”進行討論。罷工?但這正好是上挑動者的鉤。他們想挑動我們鬧事，而我們——我們偏偏要驕傲地去上工，沒有口糧也要去上工。我們可以去上工，可是勞動要像吃懲戒糧的樣子。(這是在三七年，在作業班裏不僅僅有“純粹的”托洛茨基派，還有被劃為托派的“純粹的”正統派，他們都向中央史達林同誌、向內務人民委員部葉若夫同誌、向中執委加裏寧同誌、向總檢察署呈遞了申訴書。他們極不希望現在和勞改營首長們鬧翻，因為將來隨身攜帶的鑑定書還要靠他們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