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些並非由於信念帶來的必然結果而是由於命運的隨意撥弄而被驅趕進鐵絲網裏麵的偶然聚在一起的人群，絲毫沒有因為意識到自己的清白無辜而變得堅強起來。也許正因為這種意識突出了他們處境的荒謬性，反而使他們感到更沉重的壓抑。他們更多地依戀自己原來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什麽信念，所以絕對表現不出什麽犧牲決心、團結一致和戰鬥精神。還在蹲監獄的時候，整整一監室的他們這類人竟可以任憑兩三個拖鼻涕的小偷對他們劫掠蹂躪。到了勞改營裏，這類人已經完全崩潰，他們隨時準備著在派工員和盜竊犯的棍棒下、在作業班長的拳頭下低頭彎腰，他們尚有能力去做的隻是學會勞改營的哲學(互不聯繫，各顧自己，互相欺騙)以及勞改營的語言。
e·奧利茨卡婭一九三八年進了一座普通勞改營，這個經歷過索洛維茨和隔離所的女社會黨人看到這裏的“五十八條”，感到十分驚訝。在她的記憶裏，政治犯們曾經是一切共享的，而現在每人隻顧自己活，隻顧自己吃，有的“政治犯”甚至拿衣物和口糧做買賣……
政治囚奴——安娜·斯克裏普科娃給他們(我們)取了這樣一個名稱。她自己早在一九二五年就聽過這樣一堂課：她向偵查員控訴盧賓卡的長官抓著她同監室女難友的頭髮在地上拖。偵查員大笑，他問：“他也這樣拖您嗎?”“沒有，但是拖我的同伴!”這時偵查員改用嚴厲的口吻訓誡她說：“你抗議?這可太嚇人了!丟開這一套俄國知識分子的無聊作風吧!這一套過時了!隻操心你自己吧!否則沒你的好下場。”
這也正好是盜賊們的原則：人家沒有“劃拉”你，你別自個兒往裏鑽!一九二五年的盧賓卡偵查員已經學會了盜賊的哲學!
“政治犯能偷竊嗎?”——對這個有教養的人們感到古怪的問題，我們倒要驚訝地反問一句：“為什麽不能?”
“他也能告密嗎?”——“他有什麽不如別人的地方?”
人們對《伊萬·傑尼索維奇》的內容天真地提出異議：“你書裏的政治犯怎麽滿口盜賊的黑話?”我回答說：“如果群島上不存在其他語言呢?難道政治囚權能有什麽和刑事囚奴對立的自己的語言嗎?”
當局晝夜地對他們的耳朵喊;你們是刑事犯，是罪惡滔天的刑事犯;在我們國家裏，不是刑事犯不會蹲監獄!
他們打斷了“五十八條”的脊梁骨——從此再也沒有什麽政治犯了。他們把這些人倒進群島的豬食槽，驅趕他們去工地送命，同時向他們大聲灌輸著勞改營的謊言——人和人是敵人!
有一條諺語說：餓極了就會出聲。但是我們這裏的土著是不出聲的。餓也餓不出聲。
但是他們隻要做出很少很少一點事便可以得救!隻要他們不珍惜那條反正已經喪失了的生命，並且團結起來。
有時候整批在一起的外國人，例如日本人，得到了成功。一九四七年在列伍奇，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勞改營的上個懲戒勞改點，押來了四十名日本軍官，即所謂“戰爭罪犯”(盡管天曉得究竟他們對我國犯了什麽罪)。正是嚴寒季節，又是幹連俄國人都吃不消的伐木工作。“不買帳派”很快就扒掉了其中幾個人的衣服，好幾次打劫了他們的麵包筐。日本人迷惑不解地期待著長官們的幹涉，但長官們自然是隻當沒看見。這時他們的作業班長近藤帶著兩個高級軍官晚上走進勞改點長的辦公室，提出警告說(他們俄語講得很流利)，如果對他們的暴行不停止，明天兩個申明了誌願的軍官將實行切腹，而且這隻是開始。勞改點長(“木腦殼”葉戈羅夫，前團政委)馬上意識到在這事上可能栽跟頭。此後兩天都沒有帶日本人出工，夥食改為正常標準，然後調離了懲戒勞改點。
為了鬥爭和勝利所需要做的原來是多麽少啊——僅僅是不必珍惜生命!而生命反正是早已完蛋了的。
但是我們的“五十八條”經常是和盜竊犯及生活犯攙混起來的，從來沒有機會單獨在一起——以免他們互相看到對方的眼睛，以免他們忽然意識到——我們是什麽人。那些能夠成為獄中和營中的首領，具有清晰的頭腦、熱烈的喉舌、堅定的心的這種人早已根據“案卷”上的特別標記單獨挑出去，用布團塞住了嘴，關進了專門隔離所，在地下室裏槍斃。
然而根據道家學說早已發現的一個生活中的重要特點，我們應當料想，政治犯消失之日正是政治犯出現之時。
我現在敢大膽地說，在蘇維埃時期真正的政治犯不僅有過，而且：
1.比沙皇時期更多，並且
2.他們比先前的革命者表現出更大的堅忍不拔和勇敢的精神。
這與前麵所說的似乎矛盾，但是，非也。政治犯在沙皇俄國處於十分有利的地位，受到公眾的密切注視——在社會和報刊上立即可以引起反響。我們已經看到(第一部，第十二章)，社會黨人在蘇維埃俄國的境遇要困難得不可比擬。
現在能稱為政治犯的也不止是社會黨人。隻不過他們被大桶大桶地沒進了一千五百萬人的刑事犯的海洋，我們看不見他們的形象，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他們成了啞人，比啞人更暗啞。魚便是他們的形象。
魚是古代基督徒的象徵。政治犯的主要隊伍正是基督徒。他們是一些粗拙的、文化不多的、不會發表演說和起草地下號召書的人。(這些事按他們信仰是根本無需做的!)他們走進勞改營去受難和死亡隻是因為不願放棄信仰s他們清楚地知道為什麽坐牢，在信念上是毫不動搖的!他們也許是唯一絲毫沒有染上勞改營哲學甚至語言的人們!這樣的人們難道不是政治犯嗎?不行，可不能把他們也稱做囚奴!
他們當中尤其多地是婦女。道家說：大道廢，有仁義。由於我們對東正教神父們施加的文明的辱弄、共青團員們在復活節之夜的起鬧、遞解站裏盜竊犯們的呼哨，我們忽略了一個事實：罪惡的東正教堂仍然在培育出無愧於公元初年的基督教的女兒們——那些被投畀豺虎的女教徒們的姊妹。
遞解隊和墳場，遞解隊和墳場，到處都有大量的基督徒。成百萬的人流有誰去數?.他們闐然無聲地死去，像蠟燭似地隻能照亮周圍一小片地方。這些人是俄國最優秀的基督徒，差一些的都動搖了，退縮了，躲起來了。
這還不能算“更多”嗎?難道沙俄曾有過這麽多政治犯嗎?它連萬位數都還不會數呢。
但是在我國扼殺政治犯的工作做得這樣幹淨，這樣不留旁證，關於其中什麽人的故事很少能浮上水麵來。
高級僧正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托爾斯泰的麵型，白鬍子)。監獄——流放地——勞改營，監獄——流放地——勞改營(大牌陣)。折騰了多年以後，一九四三年被傳喚到盧賓卡(途中盜竊犯摘掉了他的法冠)，建議他參加宗教事務管理處。經過了那麽多年以後似乎可以允許自己擺脫監獄生活而休息一下了?不，他拒絕了：那不是一個純潔的宗教事務管理處，那不是一個純潔的教會。於是又返回了勞改營。
e·奧利茨卡婭一九三八年進了一座普通勞改營，這個經歷過索洛維茨和隔離所的女社會黨人看到這裏的“五十八條”，感到十分驚訝。在她的記憶裏，政治犯們曾經是一切共享的，而現在每人隻顧自己活，隻顧自己吃，有的“政治犯”甚至拿衣物和口糧做買賣……
政治囚奴——安娜·斯克裏普科娃給他們(我們)取了這樣一個名稱。她自己早在一九二五年就聽過這樣一堂課：她向偵查員控訴盧賓卡的長官抓著她同監室女難友的頭髮在地上拖。偵查員大笑，他問：“他也這樣拖您嗎?”“沒有，但是拖我的同伴!”這時偵查員改用嚴厲的口吻訓誡她說：“你抗議?這可太嚇人了!丟開這一套俄國知識分子的無聊作風吧!這一套過時了!隻操心你自己吧!否則沒你的好下場。”
這也正好是盜賊們的原則：人家沒有“劃拉”你，你別自個兒往裏鑽!一九二五年的盧賓卡偵查員已經學會了盜賊的哲學!
“政治犯能偷竊嗎?”——對這個有教養的人們感到古怪的問題，我們倒要驚訝地反問一句：“為什麽不能?”
“他也能告密嗎?”——“他有什麽不如別人的地方?”
人們對《伊萬·傑尼索維奇》的內容天真地提出異議：“你書裏的政治犯怎麽滿口盜賊的黑話?”我回答說：“如果群島上不存在其他語言呢?難道政治囚權能有什麽和刑事囚奴對立的自己的語言嗎?”
當局晝夜地對他們的耳朵喊;你們是刑事犯，是罪惡滔天的刑事犯;在我們國家裏，不是刑事犯不會蹲監獄!
他們打斷了“五十八條”的脊梁骨——從此再也沒有什麽政治犯了。他們把這些人倒進群島的豬食槽，驅趕他們去工地送命，同時向他們大聲灌輸著勞改營的謊言——人和人是敵人!
有一條諺語說：餓極了就會出聲。但是我們這裏的土著是不出聲的。餓也餓不出聲。
但是他們隻要做出很少很少一點事便可以得救!隻要他們不珍惜那條反正已經喪失了的生命，並且團結起來。
有時候整批在一起的外國人，例如日本人，得到了成功。一九四七年在列伍奇，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勞改營的上個懲戒勞改點，押來了四十名日本軍官，即所謂“戰爭罪犯”(盡管天曉得究竟他們對我國犯了什麽罪)。正是嚴寒季節，又是幹連俄國人都吃不消的伐木工作。“不買帳派”很快就扒掉了其中幾個人的衣服，好幾次打劫了他們的麵包筐。日本人迷惑不解地期待著長官們的幹涉，但長官們自然是隻當沒看見。這時他們的作業班長近藤帶著兩個高級軍官晚上走進勞改點長的辦公室，提出警告說(他們俄語講得很流利)，如果對他們的暴行不停止，明天兩個申明了誌願的軍官將實行切腹，而且這隻是開始。勞改點長(“木腦殼”葉戈羅夫，前團政委)馬上意識到在這事上可能栽跟頭。此後兩天都沒有帶日本人出工，夥食改為正常標準，然後調離了懲戒勞改點。
為了鬥爭和勝利所需要做的原來是多麽少啊——僅僅是不必珍惜生命!而生命反正是早已完蛋了的。
但是我們的“五十八條”經常是和盜竊犯及生活犯攙混起來的，從來沒有機會單獨在一起——以免他們互相看到對方的眼睛，以免他們忽然意識到——我們是什麽人。那些能夠成為獄中和營中的首領，具有清晰的頭腦、熱烈的喉舌、堅定的心的這種人早已根據“案卷”上的特別標記單獨挑出去，用布團塞住了嘴，關進了專門隔離所，在地下室裏槍斃。
然而根據道家學說早已發現的一個生活中的重要特點，我們應當料想，政治犯消失之日正是政治犯出現之時。
我現在敢大膽地說，在蘇維埃時期真正的政治犯不僅有過，而且：
1.比沙皇時期更多，並且
2.他們比先前的革命者表現出更大的堅忍不拔和勇敢的精神。
這與前麵所說的似乎矛盾，但是，非也。政治犯在沙皇俄國處於十分有利的地位，受到公眾的密切注視——在社會和報刊上立即可以引起反響。我們已經看到(第一部，第十二章)，社會黨人在蘇維埃俄國的境遇要困難得不可比擬。
現在能稱為政治犯的也不止是社會黨人。隻不過他們被大桶大桶地沒進了一千五百萬人的刑事犯的海洋，我們看不見他們的形象，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他們成了啞人，比啞人更暗啞。魚便是他們的形象。
魚是古代基督徒的象徵。政治犯的主要隊伍正是基督徒。他們是一些粗拙的、文化不多的、不會發表演說和起草地下號召書的人。(這些事按他們信仰是根本無需做的!)他們走進勞改營去受難和死亡隻是因為不願放棄信仰s他們清楚地知道為什麽坐牢，在信念上是毫不動搖的!他們也許是唯一絲毫沒有染上勞改營哲學甚至語言的人們!這樣的人們難道不是政治犯嗎?不行，可不能把他們也稱做囚奴!
他們當中尤其多地是婦女。道家說：大道廢，有仁義。由於我們對東正教神父們施加的文明的辱弄、共青團員們在復活節之夜的起鬧、遞解站裏盜竊犯們的呼哨，我們忽略了一個事實：罪惡的東正教堂仍然在培育出無愧於公元初年的基督教的女兒們——那些被投畀豺虎的女教徒們的姊妹。
遞解隊和墳場，遞解隊和墳場，到處都有大量的基督徒。成百萬的人流有誰去數?.他們闐然無聲地死去，像蠟燭似地隻能照亮周圍一小片地方。這些人是俄國最優秀的基督徒，差一些的都動搖了，退縮了，躲起來了。
這還不能算“更多”嗎?難道沙俄曾有過這麽多政治犯嗎?它連萬位數都還不會數呢。
但是在我國扼殺政治犯的工作做得這樣幹淨，這樣不留旁證，關於其中什麽人的故事很少能浮上水麵來。
高級僧正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托爾斯泰的麵型，白鬍子)。監獄——流放地——勞改營，監獄——流放地——勞改營(大牌陣)。折騰了多年以後，一九四三年被傳喚到盧賓卡(途中盜竊犯摘掉了他的法冠)，建議他參加宗教事務管理處。經過了那麽多年以後似乎可以允許自己擺脫監獄生活而休息一下了?不，他拒絕了：那不是一個純潔的宗教事務管理處，那不是一個純潔的教會。於是又返回了勞改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