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大使館外度第一夜時就被捕的一個跟蘇聯姑娘結婚的年輕美國人(摩利斯·格爾施曼)。或者前西伯利亞遊擊隊員穆拉維約夫，他曾以對白軍的殘酷懲罰聞名(這是為他兄弟報仇)，從一九三o年起就沒有出過國家政治保衛局監獄的大門(是從勒索黃金開始的)，他在那裏麵喪失了健康、牙齒、理智、甚至姓名(變成了福克斯)。或者一個盜竊公物的蘇軍後勤軍官。他因為害怕受刑事處分，逃到了奧地利的西方占領區，但是在那裏—一你看好笑吧!——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他這麽一個渾渾噩噩的官僚想在那裏也撈到一個高位，但是在一個人才競爭的社會怎麽能辦得到?他決定回國。在國內為盜竊公物和間諜嫌疑共得二十五年。他倒很樂意，覺得在這裏可以呼吸到習慣的空氣!
這類例子不勝枚舉。要想把什麽人消滅掉，迅速而徹底地打發走，最簡便的辦法是把他列入五十八條。
放進這一類的，還有的不過是家屬，特別是犯人的妻子(反屬)。現在大家習慣地認為當反屬被抓進去的都是黨內大幹部的夫人，其實這個慣例老早就形成了。貴族家庭成員、著名知識分子家屬、神職人員家屬全都是連窩端的。(甚至在五十年代仍是如此：歷史學家赫·采夫因著作中犯了原則性錯誤，得了二十五年。但他的妻子也得給點才是。十年吧。但是把七十五歲的老媽媽和十六歲的女兒留下來幹什麽?就按不檢舉罪也給她們判點吧。於是四口人分別送進四座勞改營，剝奪互相通信的權利。)
越多的溫馴、安靜、不問政治甚至大字不識的人，越多的在被捕前隻知道過日子的人被投入冤獄和滅亡的旋渦，“五十八條”就變得越發平庸和怯懦，越發失去最後一點點政治含意，變成迷惘的人們組成的迷惘的畜群。
但是光說“五十八條”的組成還不夠，更重要的是他們在營中尋到的格調。
這類人從革命初期就受到四麵圍困：管理製度和法學家的理論。
先拿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全俄肅反委員會第十號命令來看看。我們知道了，沒有可靠材料不能逮捕的隻有工人和農民。如此說來對知識分子，比方說，單憑不順眼就可以逮捕羅。再聽聽一九二四年司法工作者第五屆代表大會上克雷連科的講話。我們又知道了：“對於被判刑的階級敵對分子……改造是無能為力的，是達不到目標的。”到了三十年代之初，人們將會再次提醒我們，縮短階級異己分子的刑期是機會主義的行徑。什麽“獄中人人平等”，什麽“自做出判決之時起階級鬥爭就停止了”，什麽“階級敵人開始改過自新了”之類的提法都是機會主義的言論。
把這些全歸攏在一起，就等於說：抓你們可以平白無故，改造你們是達不到目標的，在勞改營裏必須把你們放在屈辱的地位，接著繼續用階級鬥爭把你們搞個不亦樂乎。
在勞改營裏還搞階級鬥爭——這怎麽理解?說真的，囚犯好像都該是平等的呀。不，別忙，這是資產階級觀點!取消政治犯和刑事犯分別禁監的權利，就是為了讓這些刑事犯騎在他們脖子上!(這是那些以前蹲過沙皇監獄的人發明的，他們在那裏懂得了如果政治犯實行聯合，進行政治抗議，會有多大力量，對於管理當局會有多大危險。)
這時候馬上跳出來一個伊達·阿維爾巴赫，是她向我們做了說明。“再教育的策略是建立在階級區分的基礎上的，”“依靠和無產階級最親近的那些階層。”(什麽人最親近?當然是“前工人”即竊賊羅，正好可以唆使這種人去迫害“五十八條”!)“如果不燃起政治激情，再教育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字不差的引文!)。”
所以，把我們的生命完全交給竊賊們擺布，並不是偏遠的勞改工地上懶惰的長官們的自作主張，這是高級的理論!
“在管理製度方麵採取按階級成份區別對待的方法……對階級敵對分子施加不間斷的行政壓力。”——當你穿著破坎肩、垂頭喪氣地熬過你那沒完沒了的刑期的時候，莫非你能想像出原來有這麽個東西嗎?——不間斷的行政f力n
在上麵援引的這部出色的著作裏，我們甚至能讀到在勞改營裏給“五十八條”們製造種種難以忍受的條件的各種手段的明細表。這裏麵不僅僅包括在探監、送牢飯、通信、申訴權、營內(!)走動權方麵的種種限製，而且還有這樣的辦法：把階級異己分子編成單獨的作業班，把他們置於更困難的條件下。(我替他們解釋一句：這意思是在丈量完成的工作量時欺騙他們!)他們完不成定額，就宣布是階級敵人搗亂。(科雷馬對整個作業班的屠殺就是這樣來的!)。書內還有創造性的頻頻忠告：不可派富農和二富農(即被判勞改的最優秀的農民，他們做夢都夢見農活)去從事農業勞動!還有：不經過預先考核，不能委以有高級專業水平的階級敵對分子(即工程師)任何重要的工作(但是在勞改營裏誰有那麽高的專業水平能考核工程師?顯然是由文教科的盜賊輕騎兵，類似紅衛兵的人物)。這個忠告在運河工地上難以執行，因為閘門不會自己替自己做設計，河道不會自己給自己定線。在這種情況下，阿維爾巴赫隻得退而求其次：專家進勞改營以後起碼要先幹六個月的一般勞動!(想要他的命，六個月也足夠了!)據說隻有不住在知識分子的享受特權的工棚裏，“他才能體驗到集體的壓力”，“反革命分子才會看到群眾是反對他們的，蔑視他們的”。
隻要掌握好了階級的意識形態，什麽事都能倒過來說，十分便當。有人把“以前的……”和知識分子安置到雜役的崗位上嗎?——他這就是“有意叫勞動者出身的勞改犯去幹最繁重的勞動”!如果在保管室工作的是一個以前的軍官而服裝不夠分配，那不用說是他“有意識地扣壓”。如果有人對高產標兵說了一句“別人趕不上你們!”，這表明他一定是階級敵人!如果一個盜竊犯喝醉了，或者企圖逃跑，或者偷了東西，人家便會對他做工作，說這不應該由他負責，這是階級敵人把他灌醉了，或者教唆他逃跑，或教唆他偷竊。(知識分子教唆扒手偷東西!——這話是一九三六年一本正經地寫在書裏的!)而如果“一個階級異己分子創造出良好的生產成績”——這是他“為達到偽裝的目的而去做的”!
一圈都封死了!幹活也罷，不幹也罷，喜歡我們也罷，不喜歡也罷——我們反正要憎恨你，反正要通過盜竊犯的手消滅你!
彼得·尼古拉耶維奇·普季岑(因觸犯五十八條而坐過牢)感嘆地說：“真正的犯罪分子根本沒有能力從事真正的勞動，正是無辜的人才肯把自己全部貢獻出來，直到最後一口氣。戲劇性就在這裏：人民的敵人才真是人民的朋友。”
但是對於你的犧牲，人家並不領情。
“無辜的人”!這就是被大批趕進勞改營的政治犯代用品們主要的自我感覺。這也許是世界監獄史上的空前事件;成百萬的囚犯都覺得自己是清白的，全是清白的，沒有一個人有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服苦役的隻有一個人是無辜的!)
這類例子不勝枚舉。要想把什麽人消滅掉，迅速而徹底地打發走，最簡便的辦法是把他列入五十八條。
放進這一類的，還有的不過是家屬，特別是犯人的妻子(反屬)。現在大家習慣地認為當反屬被抓進去的都是黨內大幹部的夫人，其實這個慣例老早就形成了。貴族家庭成員、著名知識分子家屬、神職人員家屬全都是連窩端的。(甚至在五十年代仍是如此：歷史學家赫·采夫因著作中犯了原則性錯誤，得了二十五年。但他的妻子也得給點才是。十年吧。但是把七十五歲的老媽媽和十六歲的女兒留下來幹什麽?就按不檢舉罪也給她們判點吧。於是四口人分別送進四座勞改營，剝奪互相通信的權利。)
越多的溫馴、安靜、不問政治甚至大字不識的人，越多的在被捕前隻知道過日子的人被投入冤獄和滅亡的旋渦，“五十八條”就變得越發平庸和怯懦，越發失去最後一點點政治含意，變成迷惘的人們組成的迷惘的畜群。
但是光說“五十八條”的組成還不夠，更重要的是他們在營中尋到的格調。
這類人從革命初期就受到四麵圍困：管理製度和法學家的理論。
先拿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全俄肅反委員會第十號命令來看看。我們知道了，沒有可靠材料不能逮捕的隻有工人和農民。如此說來對知識分子，比方說，單憑不順眼就可以逮捕羅。再聽聽一九二四年司法工作者第五屆代表大會上克雷連科的講話。我們又知道了：“對於被判刑的階級敵對分子……改造是無能為力的，是達不到目標的。”到了三十年代之初，人們將會再次提醒我們，縮短階級異己分子的刑期是機會主義的行徑。什麽“獄中人人平等”，什麽“自做出判決之時起階級鬥爭就停止了”，什麽“階級敵人開始改過自新了”之類的提法都是機會主義的言論。
把這些全歸攏在一起，就等於說：抓你們可以平白無故，改造你們是達不到目標的，在勞改營裏必須把你們放在屈辱的地位，接著繼續用階級鬥爭把你們搞個不亦樂乎。
在勞改營裏還搞階級鬥爭——這怎麽理解?說真的，囚犯好像都該是平等的呀。不，別忙，這是資產階級觀點!取消政治犯和刑事犯分別禁監的權利，就是為了讓這些刑事犯騎在他們脖子上!(這是那些以前蹲過沙皇監獄的人發明的，他們在那裏懂得了如果政治犯實行聯合，進行政治抗議，會有多大力量，對於管理當局會有多大危險。)
這時候馬上跳出來一個伊達·阿維爾巴赫，是她向我們做了說明。“再教育的策略是建立在階級區分的基礎上的，”“依靠和無產階級最親近的那些階層。”(什麽人最親近?當然是“前工人”即竊賊羅，正好可以唆使這種人去迫害“五十八條”!)“如果不燃起政治激情，再教育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字不差的引文!)。”
所以，把我們的生命完全交給竊賊們擺布，並不是偏遠的勞改工地上懶惰的長官們的自作主張，這是高級的理論!
“在管理製度方麵採取按階級成份區別對待的方法……對階級敵對分子施加不間斷的行政壓力。”——當你穿著破坎肩、垂頭喪氣地熬過你那沒完沒了的刑期的時候，莫非你能想像出原來有這麽個東西嗎?——不間斷的行政f力n
在上麵援引的這部出色的著作裏，我們甚至能讀到在勞改營裏給“五十八條”們製造種種難以忍受的條件的各種手段的明細表。這裏麵不僅僅包括在探監、送牢飯、通信、申訴權、營內(!)走動權方麵的種種限製，而且還有這樣的辦法：把階級異己分子編成單獨的作業班，把他們置於更困難的條件下。(我替他們解釋一句：這意思是在丈量完成的工作量時欺騙他們!)他們完不成定額，就宣布是階級敵人搗亂。(科雷馬對整個作業班的屠殺就是這樣來的!)。書內還有創造性的頻頻忠告：不可派富農和二富農(即被判勞改的最優秀的農民，他們做夢都夢見農活)去從事農業勞動!還有：不經過預先考核，不能委以有高級專業水平的階級敵對分子(即工程師)任何重要的工作(但是在勞改營裏誰有那麽高的專業水平能考核工程師?顯然是由文教科的盜賊輕騎兵，類似紅衛兵的人物)。這個忠告在運河工地上難以執行，因為閘門不會自己替自己做設計，河道不會自己給自己定線。在這種情況下，阿維爾巴赫隻得退而求其次：專家進勞改營以後起碼要先幹六個月的一般勞動!(想要他的命，六個月也足夠了!)據說隻有不住在知識分子的享受特權的工棚裏，“他才能體驗到集體的壓力”，“反革命分子才會看到群眾是反對他們的，蔑視他們的”。
隻要掌握好了階級的意識形態，什麽事都能倒過來說，十分便當。有人把“以前的……”和知識分子安置到雜役的崗位上嗎?——他這就是“有意叫勞動者出身的勞改犯去幹最繁重的勞動”!如果在保管室工作的是一個以前的軍官而服裝不夠分配，那不用說是他“有意識地扣壓”。如果有人對高產標兵說了一句“別人趕不上你們!”，這表明他一定是階級敵人!如果一個盜竊犯喝醉了，或者企圖逃跑，或者偷了東西，人家便會對他做工作，說這不應該由他負責，這是階級敵人把他灌醉了，或者教唆他逃跑，或教唆他偷竊。(知識分子教唆扒手偷東西!——這話是一九三六年一本正經地寫在書裏的!)而如果“一個階級異己分子創造出良好的生產成績”——這是他“為達到偽裝的目的而去做的”!
一圈都封死了!幹活也罷，不幹也罷，喜歡我們也罷，不喜歡也罷——我們反正要憎恨你，反正要通過盜竊犯的手消滅你!
彼得·尼古拉耶維奇·普季岑(因觸犯五十八條而坐過牢)感嘆地說：“真正的犯罪分子根本沒有能力從事真正的勞動，正是無辜的人才肯把自己全部貢獻出來，直到最後一口氣。戲劇性就在這裏：人民的敵人才真是人民的朋友。”
但是對於你的犧牲，人家並不領情。
“無辜的人”!這就是被大批趕進勞改營的政治犯代用品們主要的自我感覺。這也許是世界監獄史上的空前事件;成百萬的囚犯都覺得自己是清白的，全是清白的，沒有一個人有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服苦役的隻有一個人是無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