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充滿財富和榮華的世界正向我們這些在劫難逃的人們招手。它好像就在我們腳下，但我們永遠夠不到它。
但是，不管我怎樣像一個新犯人似地渴望“回到自由”，這個城市仍引不起我的羨慕和生翅飛向它的街道的願望。束縛著我們的惡勢力全是在這裏締造的。驕橫傲慢的城市，它從未像戰後時期這樣充分地證實了這句諺語：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現在我時而利用一個前犯人難得的機會：到自己的勞改營去遛遛彎!我每次都很激動。把自己重新浸入過去的絕境，重溫一次那種身份的人的感覺——這對於衡量生活的相對尺度是很有益的。原來是食堂、舞台和文教科的地方，現在是“斯巴達克”商店。當時的大門就在現在還保留著的這個無軌電車站旁邊。三樓上那個窗口裏，就是我們的畸形人之家。這兒是出工站隊的地方。納波裏娜娘的塔式起重機就是沿這條線移動的。m·在這裏溜進了貝爾沙德爾的房子。現在人們在柏油地麵的院子裏走路、散步、談論瑣事，他們哪裏知道是走在屍骨堆上，是踩在我們的回憶上。他們不能想像，這個離市中心坐車不過走二十分鍾的大院竟一度不是莫斯科的一部分，而是野蠻的群島中的一個小島。它與諾裏爾斯克及科雷馬比與莫斯科還聯繫得緊密。但是現在連我也不能爬上我們以前曾大搖大擺地來往的屋頂了，不能進入我漆過門窗鋪過地板的住宅了。我像先前一樣背起手在營區內踱來踱去。隻當自己現在仍是不能出去的，隻準從這裏走到這裏，也不知道明天被押解到哪裏去。現在已經沒有界牆隔著的涅斯庫奇內公園裏的那些原來的樹木向我作證說，它們還記得一切，記得我;一切確曾如此。
我按照因犯的直線往返的散步方式來回走著，到盡頭就向後轉。走著走著，今日生活中的一切複雜問題都像蠟似地開始融化了。
我憋不住了，我要了個流氓：沿著樓梯跑上去，在離營長辦公室還有一截樓梯的拐角處的白色窗台上寫了一行黑字：“第十二勞改工段”。
經過的人會讀到，也許會沉思的。
我們雖然也是雜役，但是屬於生產雜役之列。我們的房間不是主要的，在我們頭頂上還有同樣的一間，那裏住的是營區雜役，由會計所羅莫諾夫、倉庫管理員貝爾沙德爾、派工員布爾施泰因組成的三頭執政從那裏掌管著我們的勞改營。此項人事更動就是由他們決定的：撤銷帕夫洛夫的生產主任職務，由k接替。於是這位新總理就於某月某日遷進了我們這個房間(在此以前普拉夫金仍是被提溜到外地的勞改營去了，不管他怎麽巴結討好)。他們對我也沒有容忍多久：轟出了定額室，也轟出了這間臥室。(在勞改營裏的地位降得越低，反之在“小車廂”裏的鋪位升得越高。)但是在我暫時留在這裏的日子，有過對k進行過觀察的時間。此人相當不錯地為我們的小模型補充了革命後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的變種。
亞歷山大·費多羅維奇·庫科斯，三十五歲的會打算盤撈好處的商人(所謂“卓越的組織者”)，專業是建築工程師(但不知道為什麽他在這個專業上很少表現，成天隻是拉拉計算尺)。根據八月七日法令被判十年，已經蹲了三年;完全適應了勞改營的環境，覺得和在外麵一樣地不受拘束。他好像完全沒有被派去做一般勞動的危險。他對於那些命該從事一般勞動的碌碌眾生更沒有任何憐憫的意思。他屬於這樣一類犯人，他們的行為對其他犯人說來比群島的殘忍成癖的主子們的行為更可怕：隻要卡住你的喉嚨，他是不會放手的，不會讓你偷閑的。為了能從犯人身上多榨出東西，他拚命要求減少犯人口糧(加強夥食的等級差別)、取消探監、把不中意的犯人遞解外地。勞改營的和生產的領導都一樣對他很賞識。
但有意思的是：所有這些手段顯然都是他進勞改營以前早已用慣了的。在外麵他就學會了這樣領導，他的領導方法拿到勞改營裏來原來正合適。
相似性有助於我們認識事物。我很快注意到庫科斯很像我見過的什麽人。像誰呢?是了，像列昂尼德·澤-夫，我在盧賓卡的同監室的難友!主要不是外表，那個像野豬，這個身材勻稱，高個，紳士派頭。但是放在一起他們就能讓我們通過他倆看到整整一批人——為了更快地踢開和大批鎮壓舊“專家”，曾經急不可耐地期待著出現的第一批自己的新型的工程技術人員。他們終於到來了——蘇維埃高等技術院校的第一批畢業生!作為工程師，他們連給舊時代培養的工程師提鞋的資格也不夠，無論按技術知識的廣度還是按專業的本領以及對工作的熱愛。(甚至和立即被驅逐出屋的大狗熊奧拉切夫斯基相比，庫科斯馬上就顯出是一個隻會動嘴皮子的傢夥。)當他們在一般的文化方麵冒充內行的時候，總是醜態百出。(庫科斯說：“我喜愛(!)的作品是——斯湯達的《時代的三色》。”盡管對於xdx的積分尚不甚瞭然，他仍勇於赤膊上陣地和我進行有關任何高等數學問題的爭論。他記住了五七句小學課本上的德文，不管是地方不是地方，到處運用。他根本不懂英文，但是關於英語發音問題可以爭論得臉紅脖子粗，其實那句英文隻是他一次在飯館裏聽到的。他還有一個記著各種箴言警句的小本子，常常翻看、暗記，以便瞅機會亮出來炫耀。)
但盡管如此，人們還是可能期望這些從未見過資本主義舊時代、決不可能被它的癰疽感染的人們具有共和國的純潔性和我們蘇維埃的原則性。他們當中許多人一出校門就當上了大官，拿高工資。戰爭期間祖國免除了他們上前線的義務，隻要求他們發揮專長。由於這個原因他們是愛國者，盡管對於入黨並不積極。有一點他們體會不到——他們體會不到對階級指控的恐懼，所以不害怕在自己的決定裏出差錯，有的場合還大喊大叫地為它們辯護。由於同樣的原因他們在工人群眾麵前不覺得自己矮半頭，相反地對他們實行著全麵的殘忍而堅決的管卡。
但也就如此而已了。他們盡可能使自己的工作日限於八小時。下了班才開始真正的生活：女演員、“大都會”飯店、“薩沃依”飯店。在這方麵，庫科斯和澤-夫的情況驚人地一致。下麵是庫科斯講的，(免不了添油加醋，但基本是實話，一聽就覺得可信!)一九四三年夏天的一個普通的星期天。當他回味起當年的賞心樂事，整個臉上發出了光彩：
“星期六傍晚我們乘車去‘布拉格’飯店。晚餐!你懂得晚餐在女人生活中占什麽地位?早餐、午餐以及白天的工作，在女人心中是絕對的無所謂。對於她說來頂要緊的是三件事;衣服、鞋子和晚餐!‘布拉格’飯店裏麵實行燈火管製，但是可以上樓頂。欄杆。芳香的夏天空氣。人們已經入睡的遮住了燈火的阿爾巴特大街。身邊坐著一個穿綢(他每次都強調這一個字)布拉吉的女人!我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個通宵，現在隻是喝喝香檳!絳紅色的太陽在國防人民委員部大樓尖頂後頭慢慢爬出來。光芒、玻璃。窗、屋頂。我們付了帳。打電話叫來我的專車，它已經停在門口。涼風吹進打開的車窗，使人清爽。別墅挨著一片鬆林!你們知道清晨的鬆林是什麽樣子?拉下百葉窗睡上幾小時。十點鍾左右我們就醒了，陽光正透過百葉窗縫射進來。女人的衣裳雜亂無章地扔了一地，光景實在迷人。在涼台上吃一頓清淡的(你懂得什麽叫清淡的嗎?)早餐，喝的是紅酒。然後朋友們陸續來到。小河、日光浴、洗澡。晚上各人坐車回家。如果星期天不休息，那麽吃完早飯以後十一點左右就坐上車到機關去領導領導。”
但是，不管我怎樣像一個新犯人似地渴望“回到自由”，這個城市仍引不起我的羨慕和生翅飛向它的街道的願望。束縛著我們的惡勢力全是在這裏締造的。驕橫傲慢的城市，它從未像戰後時期這樣充分地證實了這句諺語：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現在我時而利用一個前犯人難得的機會：到自己的勞改營去遛遛彎!我每次都很激動。把自己重新浸入過去的絕境，重溫一次那種身份的人的感覺——這對於衡量生活的相對尺度是很有益的。原來是食堂、舞台和文教科的地方，現在是“斯巴達克”商店。當時的大門就在現在還保留著的這個無軌電車站旁邊。三樓上那個窗口裏，就是我們的畸形人之家。這兒是出工站隊的地方。納波裏娜娘的塔式起重機就是沿這條線移動的。m·在這裏溜進了貝爾沙德爾的房子。現在人們在柏油地麵的院子裏走路、散步、談論瑣事，他們哪裏知道是走在屍骨堆上，是踩在我們的回憶上。他們不能想像，這個離市中心坐車不過走二十分鍾的大院竟一度不是莫斯科的一部分，而是野蠻的群島中的一個小島。它與諾裏爾斯克及科雷馬比與莫斯科還聯繫得緊密。但是現在連我也不能爬上我們以前曾大搖大擺地來往的屋頂了，不能進入我漆過門窗鋪過地板的住宅了。我像先前一樣背起手在營區內踱來踱去。隻當自己現在仍是不能出去的，隻準從這裏走到這裏，也不知道明天被押解到哪裏去。現在已經沒有界牆隔著的涅斯庫奇內公園裏的那些原來的樹木向我作證說，它們還記得一切，記得我;一切確曾如此。
我按照因犯的直線往返的散步方式來回走著，到盡頭就向後轉。走著走著，今日生活中的一切複雜問題都像蠟似地開始融化了。
我憋不住了，我要了個流氓：沿著樓梯跑上去，在離營長辦公室還有一截樓梯的拐角處的白色窗台上寫了一行黑字：“第十二勞改工段”。
經過的人會讀到，也許會沉思的。
我們雖然也是雜役，但是屬於生產雜役之列。我們的房間不是主要的，在我們頭頂上還有同樣的一間，那裏住的是營區雜役，由會計所羅莫諾夫、倉庫管理員貝爾沙德爾、派工員布爾施泰因組成的三頭執政從那裏掌管著我們的勞改營。此項人事更動就是由他們決定的：撤銷帕夫洛夫的生產主任職務，由k接替。於是這位新總理就於某月某日遷進了我們這個房間(在此以前普拉夫金仍是被提溜到外地的勞改營去了，不管他怎麽巴結討好)。他們對我也沒有容忍多久：轟出了定額室，也轟出了這間臥室。(在勞改營裏的地位降得越低，反之在“小車廂”裏的鋪位升得越高。)但是在我暫時留在這裏的日子，有過對k進行過觀察的時間。此人相當不錯地為我們的小模型補充了革命後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的變種。
亞歷山大·費多羅維奇·庫科斯，三十五歲的會打算盤撈好處的商人(所謂“卓越的組織者”)，專業是建築工程師(但不知道為什麽他在這個專業上很少表現，成天隻是拉拉計算尺)。根據八月七日法令被判十年，已經蹲了三年;完全適應了勞改營的環境，覺得和在外麵一樣地不受拘束。他好像完全沒有被派去做一般勞動的危險。他對於那些命該從事一般勞動的碌碌眾生更沒有任何憐憫的意思。他屬於這樣一類犯人，他們的行為對其他犯人說來比群島的殘忍成癖的主子們的行為更可怕：隻要卡住你的喉嚨，他是不會放手的，不會讓你偷閑的。為了能從犯人身上多榨出東西，他拚命要求減少犯人口糧(加強夥食的等級差別)、取消探監、把不中意的犯人遞解外地。勞改營的和生產的領導都一樣對他很賞識。
但有意思的是：所有這些手段顯然都是他進勞改營以前早已用慣了的。在外麵他就學會了這樣領導，他的領導方法拿到勞改營裏來原來正合適。
相似性有助於我們認識事物。我很快注意到庫科斯很像我見過的什麽人。像誰呢?是了，像列昂尼德·澤-夫，我在盧賓卡的同監室的難友!主要不是外表，那個像野豬，這個身材勻稱，高個，紳士派頭。但是放在一起他們就能讓我們通過他倆看到整整一批人——為了更快地踢開和大批鎮壓舊“專家”，曾經急不可耐地期待著出現的第一批自己的新型的工程技術人員。他們終於到來了——蘇維埃高等技術院校的第一批畢業生!作為工程師，他們連給舊時代培養的工程師提鞋的資格也不夠，無論按技術知識的廣度還是按專業的本領以及對工作的熱愛。(甚至和立即被驅逐出屋的大狗熊奧拉切夫斯基相比，庫科斯馬上就顯出是一個隻會動嘴皮子的傢夥。)當他們在一般的文化方麵冒充內行的時候，總是醜態百出。(庫科斯說：“我喜愛(!)的作品是——斯湯達的《時代的三色》。”盡管對於xdx的積分尚不甚瞭然，他仍勇於赤膊上陣地和我進行有關任何高等數學問題的爭論。他記住了五七句小學課本上的德文，不管是地方不是地方，到處運用。他根本不懂英文，但是關於英語發音問題可以爭論得臉紅脖子粗，其實那句英文隻是他一次在飯館裏聽到的。他還有一個記著各種箴言警句的小本子，常常翻看、暗記，以便瞅機會亮出來炫耀。)
但盡管如此，人們還是可能期望這些從未見過資本主義舊時代、決不可能被它的癰疽感染的人們具有共和國的純潔性和我們蘇維埃的原則性。他們當中許多人一出校門就當上了大官，拿高工資。戰爭期間祖國免除了他們上前線的義務，隻要求他們發揮專長。由於這個原因他們是愛國者，盡管對於入黨並不積極。有一點他們體會不到——他們體會不到對階級指控的恐懼，所以不害怕在自己的決定裏出差錯，有的場合還大喊大叫地為它們辯護。由於同樣的原因他們在工人群眾麵前不覺得自己矮半頭，相反地對他們實行著全麵的殘忍而堅決的管卡。
但也就如此而已了。他們盡可能使自己的工作日限於八小時。下了班才開始真正的生活：女演員、“大都會”飯店、“薩沃依”飯店。在這方麵，庫科斯和澤-夫的情況驚人地一致。下麵是庫科斯講的，(免不了添油加醋，但基本是實話，一聽就覺得可信!)一九四三年夏天的一個普通的星期天。當他回味起當年的賞心樂事，整個臉上發出了光彩：
“星期六傍晚我們乘車去‘布拉格’飯店。晚餐!你懂得晚餐在女人生活中占什麽地位?早餐、午餐以及白天的工作，在女人心中是絕對的無所謂。對於她說來頂要緊的是三件事;衣服、鞋子和晚餐!‘布拉格’飯店裏麵實行燈火管製，但是可以上樓頂。欄杆。芳香的夏天空氣。人們已經入睡的遮住了燈火的阿爾巴特大街。身邊坐著一個穿綢(他每次都強調這一個字)布拉吉的女人!我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個通宵，現在隻是喝喝香檳!絳紅色的太陽在國防人民委員部大樓尖頂後頭慢慢爬出來。光芒、玻璃。窗、屋頂。我們付了帳。打電話叫來我的專車，它已經停在門口。涼風吹進打開的車窗，使人清爽。別墅挨著一片鬆林!你們知道清晨的鬆林是什麽樣子?拉下百葉窗睡上幾小時。十點鍾左右我們就醒了，陽光正透過百葉窗縫射進來。女人的衣裳雜亂無章地扔了一地，光景實在迷人。在涼台上吃一頓清淡的(你懂得什麽叫清淡的嗎?)早餐，喝的是紅酒。然後朋友們陸續來到。小河、日光浴、洗澡。晚上各人坐車回家。如果星期天不休息，那麽吃完早飯以後十一點左右就坐上車到機關去領導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