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人中間是誰——是普拉夫金還是奧拉切夫斯基——更接近於知識分子?
關於普羅霍羅夫現在也不能不說幾句。他是個大塊頭的莊稼人，沉重的腳步，沉重的目光，臉上沒有什麽叫人愉快的地方。他不事先考慮清楚是不露笑臉的。這種人在群島上稱為“灰狼”。他心中毫無犧牲自我、為別人做好事的動機。但馬上引起了我的好感的是：他給季諾維也夫端小鍋，給別利亞耶夫拿麵包的時候一點不帶巴結奉承的神氣、不帶假惺惺的笑臉或者哪怕一句沒用的話。他帶東西的態度莊嚴而矜持，要人看出他服務歸服務，但不是他們的使喚小子。他需要許多食物才能填飽自己勞動者的巨大身軀。他所以忍辱負重全是為了獲得將軍的菜湯和稀粥。他知道這裏人瞧不起他，他不生硬地答話，也不“踮著腳尖”替人跑腿。他把我們每一個人都看得透亮的，隻是沒到把心裏想的講出來的時候。我感覺普羅霍羅夫是建造在石頭地基上的。我國民間的許多東西都是靠這樣的肩膀扛著。他對誰都不急著做笑臉，眼神是陰鬱的，可是他也決不會撲上來咬你的腳後跟。
他不是按五十八條坐牢的，但對我國的生活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在納羅一佛明斯克附近當過不少年村蘇維埃主席。那兒也需要有隨機應變的本領，該狠心的時候就得狠心，該在上級麵前頂住就得頂住。他這樣講起自己當主席時的情況：
“要當愛國者，事事都得走在前頭。不用說，什麽麻煩也是你頭一個碰上。比方在村蘇維埃做報告，盡管在鄉下說話總是歸到實事兒上，可說不定哪個大鬍子冷丁給你出個題：不-斷-革-命是啥意思。鬼知道是啥意思。我就知道城裏娘兒們燙頭髮”。要是不回答，人家就會說：你這老母豬嘴怎麽拱進了麵包房。我對他們說，這就是這麽樣的一種革命，它又卷又滑，用手抓不住——不信你進城去看看娘兒們的彎彎頭髮，要不，去看看綿羊的也行。咱們跟麥克唐納(英國首相)咬架的時候，我在報告裏給政府提了個醒：我說，同誌們，你們少去踩人家的狗尾巴不就行了?”
年頭一多，他摸透了我國生活中全部裝點門麵的把戲，自己也參加去做。他把一個農莊主席叫來，對他說：“你去培養個準備在農展會上得金質獎章的女擠奶員，日產量要六十公升的!”於是全農莊就全力以赴地去培養這麽一個擠奶員了。往她的牛槽裏猛例高蛋白飼料，甚至倒砂糖。全村和全農莊都知道搞這麽個農展會要花多少錢。可是上級硬要演這齣戲，自己哄自己——這說明人家要的就是這個。
戰火快燒到納羅一佛明斯克的時候，普羅霍羅夫接到疏散村蘇維埃的牲畜的任務。可是如果仔細琢磨琢磨，這項措施不是對付德國人的，而是對付莊稼人的：明擺著是要他們一無牲畜二無機器地留在一片空白地上。農民們不肯交出牲畜，動手打起來(他們預料集體農莊會散夥，牲畜就是他們的了)——差點沒把普羅霍羅夫揍死。
戰線移到了他們村莊的背後，整整僵持了一個冬天。普羅霍羅夫早在一九一四年就當過炮兵，現在沒有了牲口，無路可走，自己跑到蘇軍的炮兵陣上去扛炮彈，直到被人家轟走。一九四二年春蘇維埃政權回到了他們區，普羅霍羅夫又當村蘇維埃主席。現在他又有了官報私仇、變成一條比以前更凶的惡狗的全部力量。他本來可以至今一帆風順。但奇怪的是他並沒有成為這樣的人。他的心顫動了。
他們屬於重災區，上級交給村蘇維挨主席一些麵包票：由麵包房對房子被燒的、最缺糧的戶稍稍給些救濟。普羅霍羅夫卻可憐起老百姓來，發放的麵包票超過了規定。結果撈上了一個八七”法令，判了十年。至於麥克唐納的事，看在他文化不高的份上饒恕了，而他對人們的惻隱之心則沒有被饒恕。
在屋裏，普羅霍羅夫也喜歡一連好幾小時一言不發地躺著，也和奧拉切夫斯基一樣把長筒靴搭在床頭欄杆上，呆望著灰皮剝落的天花板。將軍不在場時他才開口。我十分欣賞他的一些想法和說法：
“什麽線難劃——直線還是曲線?劃直線需要工具，曲線——一個醉鬼用腳丫子也能劃出來。生活的線也是這樣。”
“錢——現在是雙層的。”(一針見血!普羅霍羅夫是說到向集體農莊要糧食是一個價，向人們賣糧食又是另一個價時講這個話的。但是他看得更寬，錢的“兩層性”顯示在許多方麵，貫穿於整個生活。國家按第一層付給我們，我們在所有地方都必須按第二層付出去，為了這個，我們非得自己從另外地方按第二層搞點錢才行，否則很快就會坐吃山空。)
“人雖不是魔鬼，可照樣不給你活路。”這是他另一個諺語。
這一類的話還很多，可惜我沒有記下來。
我把這間屋子稱為畸形人之家，但是我不能把普羅霍羅夫和奧拉切夫斯基兩人歸入畸形人之列。然而六人當中畸形人占大多數，因為我自己不是畸形人又是什麽?在我的頭腦裏，混亂的信仰、虛妄的希望、臆造的信念雖然已經打破，撕碎，但它們的碎片仍然在那裏漂浮。我的服刑期雖已進入了第二個年頭，但我仍然沒有理解命運的手指向我這個被甩進群島的人指出了什麽。紅色普列斯納監獄裏那個“專用犯人”灌輸的“千萬不要陷進一般勞動!”的浮淺而有腐蝕性的思想仍然支配著我。轉向“一般勞動”的內心演變過程是很艱難的。
一夜，一輛小汽車開進營門，看守員來到我們的房間，搖搖別利亞耶夫的肩頭，叫他“收拾東西。”被突然叫醒還迷迷糊糊的將軍被帶走了。他從布蒂爾卡還設法給我們傳來一個條子：“不要灰心i(顯然指不要因他的離去而灰心。)隻要我活著，一定給你們寫信。”(他終於沒有寫。我們從側麵聽到了他的消息。看來當局認為把他放在莫斯科的勞改營裏有危險。他被轉解到波奇馬。在那裏已經喝不到從家裏用保溫瓶送來的湯菜;口糧麵包想必也不能削掉六麵才吃了。又過了半年，有消息說，他在波奇馬十分潦倒，為了占幾口便宜，擔任了送菜湯的角色。不知道這是否確實。用勞改營裏的俗話說，這叫“怎麽販進來，怎麽賣出去”。)
這麽一來，我第二天清早就頂替了將軍的職務，當上了助理定額員，到頭也沒有學會油漆工的手藝。但是定額工作我也懶得鑽研，隻是隨便加減乘除就是了。擔任這項新工作期間，有時候我有到工地各處串串的機會，有時候能爬到我們正在蓋的這座建築的第八層上去坐坐，就像站在一座大樓的屋頂上一樣。從這裏朝四麵望去，整個莫斯科的市容一覽無餘地展示在一個因犯的麵前。
一麵是沃羅比約夫山，當時還是空曠的。未來的列寧大街剛剛規劃，還不存在。卡納特奇科夫別墅(精神病院)的外貌還是古樸的原始狀態。另一麵是新處女修道院的圓頂，伏龍芝軍事學院的龐大建築。隔著許多車水馬龍的街道，在正前方遠遠的地方，是籠罩在丁香色的薄霧中的克裏姆林宮，在那裏麵已經準備好了對我們的大赦令，隻剩下簽發了。
關於普羅霍羅夫現在也不能不說幾句。他是個大塊頭的莊稼人，沉重的腳步，沉重的目光，臉上沒有什麽叫人愉快的地方。他不事先考慮清楚是不露笑臉的。這種人在群島上稱為“灰狼”。他心中毫無犧牲自我、為別人做好事的動機。但馬上引起了我的好感的是：他給季諾維也夫端小鍋，給別利亞耶夫拿麵包的時候一點不帶巴結奉承的神氣、不帶假惺惺的笑臉或者哪怕一句沒用的話。他帶東西的態度莊嚴而矜持，要人看出他服務歸服務，但不是他們的使喚小子。他需要許多食物才能填飽自己勞動者的巨大身軀。他所以忍辱負重全是為了獲得將軍的菜湯和稀粥。他知道這裏人瞧不起他，他不生硬地答話，也不“踮著腳尖”替人跑腿。他把我們每一個人都看得透亮的，隻是沒到把心裏想的講出來的時候。我感覺普羅霍羅夫是建造在石頭地基上的。我國民間的許多東西都是靠這樣的肩膀扛著。他對誰都不急著做笑臉，眼神是陰鬱的，可是他也決不會撲上來咬你的腳後跟。
他不是按五十八條坐牢的，但對我國的生活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在納羅一佛明斯克附近當過不少年村蘇維埃主席。那兒也需要有隨機應變的本領，該狠心的時候就得狠心，該在上級麵前頂住就得頂住。他這樣講起自己當主席時的情況：
“要當愛國者，事事都得走在前頭。不用說，什麽麻煩也是你頭一個碰上。比方在村蘇維埃做報告，盡管在鄉下說話總是歸到實事兒上，可說不定哪個大鬍子冷丁給你出個題：不-斷-革-命是啥意思。鬼知道是啥意思。我就知道城裏娘兒們燙頭髮”。要是不回答，人家就會說：你這老母豬嘴怎麽拱進了麵包房。我對他們說，這就是這麽樣的一種革命，它又卷又滑，用手抓不住——不信你進城去看看娘兒們的彎彎頭髮，要不，去看看綿羊的也行。咱們跟麥克唐納(英國首相)咬架的時候，我在報告裏給政府提了個醒：我說，同誌們，你們少去踩人家的狗尾巴不就行了?”
年頭一多，他摸透了我國生活中全部裝點門麵的把戲，自己也參加去做。他把一個農莊主席叫來，對他說：“你去培養個準備在農展會上得金質獎章的女擠奶員，日產量要六十公升的!”於是全農莊就全力以赴地去培養這麽一個擠奶員了。往她的牛槽裏猛例高蛋白飼料，甚至倒砂糖。全村和全農莊都知道搞這麽個農展會要花多少錢。可是上級硬要演這齣戲，自己哄自己——這說明人家要的就是這個。
戰火快燒到納羅一佛明斯克的時候，普羅霍羅夫接到疏散村蘇維埃的牲畜的任務。可是如果仔細琢磨琢磨，這項措施不是對付德國人的，而是對付莊稼人的：明擺著是要他們一無牲畜二無機器地留在一片空白地上。農民們不肯交出牲畜，動手打起來(他們預料集體農莊會散夥，牲畜就是他們的了)——差點沒把普羅霍羅夫揍死。
戰線移到了他們村莊的背後，整整僵持了一個冬天。普羅霍羅夫早在一九一四年就當過炮兵，現在沒有了牲口，無路可走，自己跑到蘇軍的炮兵陣上去扛炮彈，直到被人家轟走。一九四二年春蘇維埃政權回到了他們區，普羅霍羅夫又當村蘇維埃主席。現在他又有了官報私仇、變成一條比以前更凶的惡狗的全部力量。他本來可以至今一帆風順。但奇怪的是他並沒有成為這樣的人。他的心顫動了。
他們屬於重災區，上級交給村蘇維挨主席一些麵包票：由麵包房對房子被燒的、最缺糧的戶稍稍給些救濟。普羅霍羅夫卻可憐起老百姓來，發放的麵包票超過了規定。結果撈上了一個八七”法令，判了十年。至於麥克唐納的事，看在他文化不高的份上饒恕了，而他對人們的惻隱之心則沒有被饒恕。
在屋裏，普羅霍羅夫也喜歡一連好幾小時一言不發地躺著，也和奧拉切夫斯基一樣把長筒靴搭在床頭欄杆上，呆望著灰皮剝落的天花板。將軍不在場時他才開口。我十分欣賞他的一些想法和說法：
“什麽線難劃——直線還是曲線?劃直線需要工具，曲線——一個醉鬼用腳丫子也能劃出來。生活的線也是這樣。”
“錢——現在是雙層的。”(一針見血!普羅霍羅夫是說到向集體農莊要糧食是一個價，向人們賣糧食又是另一個價時講這個話的。但是他看得更寬，錢的“兩層性”顯示在許多方麵，貫穿於整個生活。國家按第一層付給我們，我們在所有地方都必須按第二層付出去，為了這個，我們非得自己從另外地方按第二層搞點錢才行，否則很快就會坐吃山空。)
“人雖不是魔鬼，可照樣不給你活路。”這是他另一個諺語。
這一類的話還很多，可惜我沒有記下來。
我把這間屋子稱為畸形人之家，但是我不能把普羅霍羅夫和奧拉切夫斯基兩人歸入畸形人之列。然而六人當中畸形人占大多數，因為我自己不是畸形人又是什麽?在我的頭腦裏，混亂的信仰、虛妄的希望、臆造的信念雖然已經打破，撕碎，但它們的碎片仍然在那裏漂浮。我的服刑期雖已進入了第二個年頭，但我仍然沒有理解命運的手指向我這個被甩進群島的人指出了什麽。紅色普列斯納監獄裏那個“專用犯人”灌輸的“千萬不要陷進一般勞動!”的浮淺而有腐蝕性的思想仍然支配著我。轉向“一般勞動”的內心演變過程是很艱難的。
一夜，一輛小汽車開進營門，看守員來到我們的房間，搖搖別利亞耶夫的肩頭，叫他“收拾東西。”被突然叫醒還迷迷糊糊的將軍被帶走了。他從布蒂爾卡還設法給我們傳來一個條子：“不要灰心i(顯然指不要因他的離去而灰心。)隻要我活著，一定給你們寫信。”(他終於沒有寫。我們從側麵聽到了他的消息。看來當局認為把他放在莫斯科的勞改營裏有危險。他被轉解到波奇馬。在那裏已經喝不到從家裏用保溫瓶送來的湯菜;口糧麵包想必也不能削掉六麵才吃了。又過了半年，有消息說，他在波奇馬十分潦倒，為了占幾口便宜，擔任了送菜湯的角色。不知道這是否確實。用勞改營裏的俗話說，這叫“怎麽販進來，怎麽賣出去”。)
這麽一來，我第二天清早就頂替了將軍的職務，當上了助理定額員，到頭也沒有學會油漆工的手藝。但是定額工作我也懶得鑽研，隻是隨便加減乘除就是了。擔任這項新工作期間，有時候我有到工地各處串串的機會，有時候能爬到我們正在蓋的這座建築的第八層上去坐坐，就像站在一座大樓的屋頂上一樣。從這裏朝四麵望去，整個莫斯科的市容一覽無餘地展示在一個因犯的麵前。
一麵是沃羅比約夫山，當時還是空曠的。未來的列寧大街剛剛規劃，還不存在。卡納特奇科夫別墅(精神病院)的外貌還是古樸的原始狀態。另一麵是新處女修道院的圓頂，伏龍芝軍事學院的龐大建築。隔著許多車水馬龍的街道，在正前方遠遠的地方，是籠罩在丁香色的薄霧中的克裏姆林宮，在那裏麵已經準備好了對我們的大赦令，隻剩下簽發了。